1991年中日聯合登山隊葬身梅里雪山：還原那個生死之夜_風聞

文：摩登啓示錄

1991年1月3日夜，中日聯合登山隊17名隊員在睡夢中遭遇雪崩。這是迄今為止，人類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難。

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本營出奇得安靜：“失聯發生得沒有什麼徵兆，大本營離他們太遠了，聽不到雪崩的聲音。聲音能傳到山對面去，但是不可能傳到我們這裏，我們在山下面。要有，也只有震動，但是連震動感也沒有。大本營一點感覺都沒有。” 倖存者回憶説。

海拔6470米，是中日聯合登山隊在那次攀登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峯過程中所達到的最高高度，距頂峯垂直距離僅240米。當時，不管是正在向山頂發起衝鋒的隊員，還是留守在大本營的工作人員，都覺得勝利在望。

“井上隊長聽宋志義報告説，山上一片漆黑，根本分不清東南西北，他們下了一半，找不到下山的路，因為新雪把上山時的繩子全埋住了。宋志義希望能派人上去接他們一下。井上隊長讓宋志義別急着下撤，先搭起帳篷避雪，待天氣稍好點再説。” 劉文彪事後回憶。

誰也沒有想到，災難會在一週後降臨。1991年1月3日夜，中日聯合登山隊17名隊員在睡夢中被雪崩吞沒。

迄今為止，梅里雪山還沒有任何人能夠登頂。

1，大本營內災難來臨前的平靜

1998年7月18日，中國雲南，德欽縣明永村。牧人桑才和同伴去明永冰川右側高處埡口附近的牛場照看耕牛，從牛場返回村子的途中，冰川上露出的一點紅顏色讓牧人們停步分辨。當他們向着紅色前行，只見冰面上到處是衣服和睡袋，還有人的屍體，有的在睡袋裏，有的在睡袋外，三四具全身還在，其他的缺頭斷腳，還有不少骨頭……

“當時發現了10個人的遺體，能確認身份的只有5人。有些人只有一隻手、一條腿。我看到遺體的時候，竟然感到十分懷念，畢竟，7年未見了。”1998年夏天，日本京都大學登山社接到來自中國雲南的消息：在梅里雪山明永冰川發現疑似登山隊員的遺體與遺物。和遇難者同為日本京都大學登山社成員的小林尚禮報名參加了由京都大學發起的收容隊，和另外3人從京都來到雲南昆明，輾轉進山。

小林尚禮，1969年出生，曾在日本京都大學環境工學部就讀，從前的登山運動愛好者，現今的專業攝影師。為找到逝去的17位友人的遺體，他辭去工作，每年到中國雲南省德欽縣梅里雪山腳下的村莊，在當地村民的幫助下先後進山30餘次。

當時得到消息後立刻趕往明永村的還有在1991年梅里雪山山難中倖存的登山隊員、雲南省體委幹部、時任中方聯絡官的張俊。這7年中，張俊每每想起這場山難，總有一種不真切感，“山難發生得很突然，我這些隊友，那麼好的朋友、同事，一夜之間沒在了。我總有一種幻想，可能是星外的什麼物體把他們接走了，幻想着總有一天會再見面，而且他們比我還年輕。”直到親眼看到遇難者的遺體，“當我上到冰川，看到兩三個足球場大的冰川上，花花綠綠，又是帳篷，又是骨骸，又是服裝……那時候才相信，他們真的是不在了。”

“第一次給他們做飯是在奔子欄。”和登山隊員初次見面的情景，在活動中擔任後勤人員的段建新記憶猶新。1990年春節，日本先遣隊在雲南省體委工作人員李之雲的陪伴下到德欽探路，與段建新偶遇，“我要去飛來寺看雪山，遇到白馬雪山大雪封山，當地的道班正在推雪，我是搭他們的車。大夥兒在奔子欄小館子裏點菜，我就説，那我就幫一把手，來做菜吧，想吃什麼點了以後，讓老鄉把原料給我，我來做。”正是因為路上的偶遇和奔子欄一頓好吃的晚餐結下的緣分，雲南省體委從昆明飯店借調了段建新作為中日聯合登山隊的廚師。

段建新回憶，1990年冬天，中日聯合登山隊決定正式向梅里雪山頂峯發起衝擊，“11月15日，先到的3個日本隊員米穀佳晃、世倉俊一、船原尚武，中登協的孫維琦、雲南省體委的李之雲、另外兩個廚師和我，還有兩個駕駛員一同從昆明出發，去德欽。”

先期到達的小分隊負責接收物資和培訓來自德欽的藏族協作員共8人。協作員主要負責登山過程中運送物資、修路、建營地等工作。

擔任培訓老師的孫維琦來自北京，聽不太懂雲南話，於是要求段建新擔任他的助理，既當翻譯，還擔任裝備使用和動作示範，“白天，孫維琪培訓協作員，李之雲協調物資。日方也有他們的工作，分類物資：打箱子，做分類，做標記。我們住在德欽縣招待所，晚上一起打牌，教他們（日本隊員）玩拱豬，輸家貼紙條。” 段建新指着照片上的自己，“我都沒有輸過，為了拍照才現貼的紙條。”

等大部隊到達，所有人進駐大本營，中日雙方隊員相處得十分融洽。“當時在大本營，我工作很勤奮，一個星期每天做不重味的飯菜，他們吃得也很高興。登山隊的秘書長佐佐木就説，要給段先生一把瑞士軍刀。笹倉是管後勤物資的，他就翻出本子來，立刻進去找到那箱，立刻拿出一把刀。”日本方面使用台賬進行物資管理，每當隊員的消耗品、衣服、裝備需要替換，很快就能找到。

“近藤還給了我幾個高感光度400D膠捲，照夜景或者弱光景象。他帶來7台膠片機，瑪米亞相機是專門拍夜空的，機械的，就放在户外。”據張俊和段建新分別描述，日方登山隊員構成複雜，有的是上班的職員，有的是大學生，“近藤是攝影師，中森是記者，清水是醫生，米穀是軟件工程師。”

登山前的合照，攝於1990年春季雲南，左下二金俊喜，左上二為中方聯絡官陳尚仁。（金俊喜供圖）

2，在距離峯頂240米處，情況忽然轉入危急

上世紀80年代，國家層面召開外事會議，希望有日程地將中國的非開放地區逐步對外開放。雲南省委、省政府也召開了省級的外事工作會議，“分析了形式，決定讓體育活動衝在最前面。”當時的做法是邀請國外優秀的體育團隊，用登山、漂流、重大賽事等體育活動讓世界瞭解中國、瞭解雲南。“地點選擇了麗江和德欽。國家體委採納了我們的建議。”

1984年，張俊帶領第一支外國隊伍美國隊攀登玉龍雪山，彼時麗江還沒有一個標準化星級酒店，“當時的接待條件是比較差的，後來逐步成為旅遊勝地，建起五星級酒店。”

待到有意向攀登梅里雪山，當時美國、英國、日本的登山隊都想來試試，“國際上通行的登山規則以高度論英雄，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峯是價值峯。梅里雪山如果以通行標準來衡量，在線下。為什麼依舊有這麼多國際登山隊對這座山感興趣呢？衝着風土人情、民族地區、二戰歷史等。當時美國和日本兩個國家都報名來登，美國隊力量很強，又是二戰的勝利者，他們來看過以後，覺得山峯的高度、難度很簡單，於是很淡化地對待。但日本隊很重視。”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正步入繁榮的頂峯。“工作中領導就指示，最好由對方付費，我們出最少的錢。日方表示，所有的經費包括中國隊員的經費都由他們承擔。既然又重視經費又充足，就選擇和日方合作。經充分協商後，確定聯合登山：技術方面由日本負責，後勤保障由中方負責。”願意贊助梅里雪山登山活動的日本企業多達上百家。

作為中日聯合登山隊中的聯絡官和登山隊員，張俊曾到過海拔5100米的3號營地，彼處正是17名隊員遭遇雪崩毀滅的地點。這17人中，中日方隊員12人，中方隊員6人。

1990年12月28日下午，5名突擊隊員攀登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據段建新回憶，“當時4號營地建起來。地形很陡，挖了雪槽，搭了兩個小帳篷，每個帳篷住3個人。有個十多米高的冰壁，他們帶着金屬軟梯翻上去，翻到4號營地上面的小平台上。”

就在離頂峯還有240米高差處，天氣開始變壞，考慮到登頂還需要一兩個小時，於是決定返回。在返回4號營地過程中，遭遇暴風雪，來時的繩索和痕跡都無法分辨，隊員們不能下撤，情況十分危急。

張俊和段建新分別回憶了遇險時由登山隊長親自指揮的救援行動：

“井上隊長要求遇險隊員重新分配路糧。日本隊員每個人口袋裏都有食品，小香腸、糖果、餅乾，中國隊員已經完全沒有路糧，連水都沒有了，都吃光了。在對講機裏，每個隊員報有什麼食品：三顆糖、兩個小香腸……然後由在大本營指揮救援的井上隊長重新分配，從日本隊員省下的路糧裏給中國隊員分出份額。我在旁邊聽翻譯，很感動。”

“通訊暢通。清水隊醫指導他們進行自救，挖雪洞，把登山包騰空，把實心的衞生紙抖散，點火，在登山包裏燒，取暖。5個人輪流休息，每個人睡半小時。

大約在夜裏11點，天氣轉晴，焦急等候在4號營地的林文森爬上小平台用頭燈給遇險隊員打信號，5個人在信號指引下脱困，終於回到4號營地。

此次遭逢天氣突變雖然情況危急，總算有驚無險。對頂峯的進一步靠近，也讓大家對接下來的行動更有把握。隊長井上治郎甚至擬好了一份成功登頂的電報，交給中方隊員張俊，讓他待登頂成功後將電報立刻發出。

正是這份電報讓張俊成為梅里山難的倖存者。

“12月29日開始飄雪，我在那天離開3號營地。”時隔26年，張俊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時下山的細節，“3號營地到2號營地之間是很平緩的，下撤很輕鬆，都可以站在運送物資的設備上滑雪一樣滑行。經過2號營地，走到1號營地，實在走不動了，就在1號營地住了一夜，和王建華住同一個帳篷在他衣服下面發現兩個膠捲。王建華喜歡照相，帶了反轉相機，我還跟他説，我給你帶下去啦。他説，好啊，防止受潮，膠片很珍貴的，得專門去沖洗。”這是張俊最後一次和這位自學日文成才的聰慧隊友面對面親密交談。

就在張俊下撤的同時，原本留在大本營的日方聯絡官、登山隊秘書長佐佐木哲男出發上山。

“佐佐木哲男體力很不好，原本應該留在大本營。隊長井上通過對講機告訴他，我登了十七八年的山，從沒見過這麼美的雪山！你也上來看看，近距離觀賞一下主峯，然後再派人把你送下去。”佐佐木在其他隊員的陪伴下從大本營出發，在1號營地住了一夜，第二天到達3號營地。“剛好趕上黃昏景色的拍攝，原計劃是當天晚上就下來——在卡瓦格博，夜晚只要天晴，月光照在雪上特別特別地亮，是完全可以下來的。佐佐木覺得山太美了，想要在第二天一早看看雪山日出是何等景象，於是就住下了。”

佐佐木哲男再也沒能下山。

北京登山隊員出發前和妻子的合影，左起：宋志義（遇難），孫維琦（遇難），陳尚仁（倖存），金俊喜（倖存）。

3，生死之夜，失聯發生得毫無徵兆

1991年1月2日夜裏10點半，留守在大本營的張俊與3號營地通話。關於這次通話的細節，很多媒體的報道中都曾提到，因為這是活下來的人們最後一次聽到隊友聲音。

“我問今天值班是誰？李之雲説是我。”李之雲是當時雲南省體委行政科的公務員，被張俊借調到外事科來幫忙，“他是個大塊頭，有90公斤，個子很高，登山過程中消耗挺大的。”李之雲告訴張俊雪下得太大了，帳篷都快被埋了，雪積到1米2的位置，隊員們每過幾個小時就出去掃一次雪。

另一位隊員孫維琦開玩笑説，“現在我的帳篷變成毒氣室了。”帳篷外實在太冷，有人在屁股上套了個塑料袋方便……孫維琦當年只有31歲，和中日聯合登山隊中的宋志義（遇難）、金俊喜（留在大本營）、陳尚仁（留在大本營）都來自北京。行前，4位登山界的“老手”曾攜妻子到京郊野三坡一日遊，説好攀登卡瓦格博峯結束後，大夥兒再去野三坡。

陳尚仁是當時中國登山協會辦公室主任，是登山活動邀請過來的聯絡官之一，據他回憶，自己曾問3號營地對大本營有什麼要求，孫維琦説，“多給我準備點荷包蛋，登頂成功後我要吃個痛快。”

張俊和李之雲結束通話後，並沒有感到有何異常，“他們那邊就關機了，上面用的是蓄電池，得省電。大本營倒是24小時開機，有發電機。”

1月4日清晨，對講機那頭靜悄悄。

“往常每天早上5點半，就嘰嘰喳喳開玩笑了，對講機就開講了，起來啦，這些懶漢們！1月4日早上一直到8點鐘都還沒聲音，很奇怪。”張俊有點發慌，趕緊跟留守在大本營的人員商量，老同志陳尚仁説，“很正常，登山失聯很正常。”以前曾發生過珠峯大本營整整一夜呼叫西藏登山家仁青平措的事件，人們都以為遇難了，直到第二天他登頂成功歸來。

“8點半、9點、9點半，我説，10點必須報！從來沒法生過這種情況！陳尚仁是支部書記，當時還成立了黨支部，他説，開支部會！金俊喜、陳尚仁、我開了個支部會，決定等到10點鐘，必須把情況報給雲南省體委。”

大本營12位留守人員不停用對講機呼喊3號營地，大家都驚慌萬分，“每個人用繩子掛了3樣東西是不能離身的：對講機、指北針、瑞士軍刀——刀主要是為了防意外，帳篷裏刷刷兩刀，帳篷就開了；指北針辨別方向；對講機用來保持聯繫。失聯的17個人，每個人都有這3樣東西。”張俊覺得很可能是出事了，因為不可能17個人的對講機同時都壞了。

“失聯發生得沒有什麼徵兆，大本營離他們太遠了，聽不到雪崩的聲音。聲音能傳到山對面去，但是不可能傳到我們這裏，我們在山下面。要有，也只有震動，但是連震動感也沒有。大本營一點感覺都沒有。”

1月3日，時間在一分一秒中流淌，每個人都備受煎熬。

1月4日，陳尚仁從大本營發出的電報送達中國登山協會。

1月8日晚10點，中登協救援隊趕到了德欽縣，這期間曾努力協調直升機運送救援隊，由當時的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親自與總參聯繫，得到的答覆是，梅里雪山地區沒有開闢航線，又無地面導航，不能飛。張俊回憶起救援過程，也提到希望軍用飛機參與救援，“在接受集體採訪時，我還説了很激烈的話，責備了政府——當時軍方有兩架獵鷹飛機，一架在成都，一架在西藏。成都這台能不能來救援？雲南省政府求助總參，成都方面説我們這邊的氣象資料為0，不具備起降條件……後來，我才理解，獵鷹直升機需要中途加油，而且起飛時耗氧量很大。”

中登協北京方面來的救援人員經過努力後收效甚微，於是致電西藏登山隊，希望當時中國最強悍的登山隊趕來支援——於是，在著名登山家仁青平措的帶領下，藏隊12日從拉薩出發，16日趕到大本營，19日上到4900米處的1號營地，挖出兩頂帳篷，發現了失蹤隊員王建華留下的一部相機和一個膠捲；再往2號營地拼力前進途中，遭遇大雪，被迫撤回1號營地。

21號，隊員們在隊長仁青平措的帶領下再次直撲2號營地，為了能快速到達，他們輕裝前進，沒帶帳篷，在積雪深厚的路段上以鐵鏟開路，身高只有1.67米的仁青平措在齊額深的雪中挖一步走一步，一小時只能前進十幾米，而且隨時可能被積雪埋沒……但仁青平措還是帶領隊員到達了2號營地，此時是下午5點多，大雪紛飛，能見度特別差。本來，如果天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3號營地，可是現在什麼都看不見，只能儘快紮營，第二天再上3好營地。

此時，輕裝前進的藏隊才意識到帳篷的重要。原本他們以為，2號營地會有中日聯合登山隊留下的帳篷，但積雪已將營地完全覆蓋，無法判斷營地原來的準確位置，只能揮動鐵鍬挖帳篷。挖了兩個小時，天完全黑了，人也實在沒力氣了，挖了籃球場那麼大一塊地方，連帳篷角也沒看到。

後來發生的事情説明，這是救援隊伍到達3號營地的唯一機會。

或許這並不是一個機會。

帳篷到底去哪兒了？“可能聯合登山隊上到3號營地上的人太多了，於是把2號營地的帳篷也調上去用了。”在本次登山活動中擔任廚師並留在大本營的後勤人員段建新説。

遍挖帳篷不得的藏隊只好下撤到1號營地，深夜到達。大家精疲力竭，鑽進睡袋倒頭就睡，還沒等睡穩，便聽到震天動地的雪崩聲。從聲音判斷，雪崩發生在2號營地方向。再膽大的登山者也不敢再睡，穿戴整齊坐在帳篷裏，等待天亮。

1991年1月23號，在17名隊員失聯以後的第20天，救援、取證總指揮部向新聞界宣佈，救援和取證已失敗。“最後用一架美國產高空偵察機，進行偵查對比，用紅外線拍照。照片顯示3號營地有大量積雪，發生了雪崩。”張俊説。

登山事故幾天後飛機航拍的照片

4，剩下小林尚禮，尋找着逝去的17位友人

梅里山難發生9年後，由官方組織的紀念活動終止，但遇難者家屬們還是會繼續來到雲南進行祭奠。張俊曾多次陪同遇難者家屬前往德欽，“我撿了這條命，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山難家屬很能理解我，見面有親切感，我們把自己稱為梅里家族。每次去日本，每個家屬都來看我，大家在一起聊聊。我到京都和大阪比較多，他們從名古屋、北海道、神户，帶着家裏的老人、孩子過來看我。有的孩子都大學畢業了，還有的孩子考取了京都大學，有些也跟父輩一樣熱愛登山。”

山難發生後，中日雙方都舉行了公祭活動。之後的第五年、七年、九年，日方家屬也會專程來雲南進行祭奠，“（山難發生）9年以後，官方組織的紀念活動沒有了，梅里山難家屬的紀念活動是以私人身份進行的。”張俊説。

他們沒有找到原本在飛來寺觀景台附近的梅里山難紀念碑。

1991年4月30日，由日本遇難隊員的18位家屬和中國遇難隊員的12位家屬組成的梅里家族訪問團，在面對卡瓦格博峯的德欽縣飛來寺燒香台舉行紀念活動，併為梅里山難紀念碑揭幕。這塊用黑色大理石打製的紀念碑高80釐米、寬120釐米，上面鐫刻着17位隊員的名字，中間有登山隊徽標，四周書寫：“日中友好 第二次合同登山 首次向梅里雪山挑戰的勇士在此長眠。”

如今，這塊紀念碑已不在原來的位置上。

德欽縣由於經濟發展做了新規劃，“我們建起的紀念梅里山難的紀念碑被拆除了。原來紀念碑位置很好，也很壯觀。現在那個平台建了很多酒店，紀念碑被移到酒店後面很閉塞的一個地方。這個事情對家屬們還是有刺痛感的，事前也沒和家屬溝通。”張俊説。

遇難的日方隊員中，有兩位是小林尚禮的好朋友，一位是笹倉俊一，另一位是兒玉裕介。從1999年起，小林尚禮開始往返梅里山腳下的明永村，希望親自找到好朋友的遺體。一年復一年、一次復一次的找尋，爬上冰川，再揹負着遺物返回村中，既痛苦又不知疲倦。是因為有“一定要把他們送回到親人身邊”的想法支撐。

小林尚禮回憶起當時的狀況：”脱離了危險地帶，平坦的冰川開始顯露，在冰上來回走着，繞着冰裂縫的同時搜尋登山者遺體。這一天，發現了很多登山者的遺物——帆布揹包的一角、登山用安全帽的斷片，其中還有被折斷的冰爪。雪崩發生時，冰抓一定承受了相當大的力。

在一條冰裂縫底部發現了類似遺體的東西，於是我下到冰裂縫裏。那確實是登山者遺體，一部分睡在睡袋裏，另一部分被埋在冰雪裏。為證實身份，我想辦法除掉睡袋，脱去衣服，仔細辨別，他損傷得非常嚴重……我再也承受不住如此寒冷、如此令人感覺不舒服的場景，終於忍不住 “ 哇——” 地大叫起來！

“小林，你在幹什麼？危險！”在冰裂縫上端看到這一幕的扎西（明永村村長）喊道。

突然，冰川的一角崩塌了，發出令人膽顫心驚的破碎聲。我被想要立刻逃開、走掉、再也不回來的想法驅動着，而這個工作卻有着不得不繼續下去的理由：遺體到底有多重要？從遇難登山者家人的話語中便能深深體會。”

“小林吶，才40幾歲頭髮就花白了。他的生命軌跡完全被梅里雪山改變了。”張俊感慨。

到目前為止，一共找到了16位登山隊員的遺體與遺物。“大部分隊員的遺體都被冰川移動過程中產生的巨大力量磨得破碎不堪，保存最完整的是李之雲。”張俊説，“17個人中，只有清水久信的遺骸沒找到。他是當時登山隊的隊醫，有個很好的女朋友。”

“最後一個人，也應該是能夠找到的吧。”小林説。

山難遺體發現現場示意圖

5，這場山難為何發生，以及是否可以避免？

這場震驚世界的山難能不能避免呢？

“計劃是周密的，失敗的原因也很多。遇到雪崩是沒辦法，無法抗拒。但能不能躲過？完全可以，從現在來看能夠總結經驗教訓。”張俊説。

在總結經驗教訓過程中，參與了此次聯合攀登的幾位見證者都曾提到，關於3號營地究竟該設置在哪兒，中日雙方曾發生矛盾，日本隊希望建在前面，更靠近頂峯，以節省體力；而中方認為，山峯下面滾石多、風大、有流雪，會給營地帶來危險，希望退後幾公里。最後雙方開會討論後採取了折中方案，把3號營地放在兩個地點的中間，“沒有完全尊重中國登協宋志義和孫維琦的意見，他們是很有經驗的。”

張俊認為，營地選擇失誤只是造成山難發生的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技術失誤是“整個登山計劃耗時太長，白白浪費了好天氣。”“日本隊是從0海拔來到雲南的，體力消耗大，於是做了個時間段很長的登山計劃。1990年11月、12月那段時間，晴天週期太長了，給我們的機會太多了，沒把握住。好天氣時間長，但計劃得死板。”

根據參與此次登山活動的多位見證者表述，井上治郎隊長對梅里雪山極其欣賞，“登了17年的山，從來沒見過這麼漂亮的雪山啊，我們就來享受一下吧，多在這裏停留一段時間。”按照這種指導思想，隊員和協作每天修路，經常修到計劃米數，即便還有時間繼續前行，也收工回營，“晚上日方隊員和中國隊員一起打麻將、打撲克，交流氣氛很融洽。”

事後有專家總結，當時的登山者對攀登卡瓦格博的困難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慄田靖之教授上世紀80年代曾帶隊在雲南科考，他認為梅里雪山的地質條件和冰川特徵有與眾不同之處：“這座山很難對付，緯度和海拔都很低，冰雪松軟，極容易崩塌，由此造成了攀登的困難。若攀登喜瑪拉雅山的珠峯，在季風季節前後都可以，直到冬天以前都可以爬。而梅里雪山只能在冬天爬，這是很特別的。”

中國登山協會技術部部長王振華先生對卡瓦格博和珠峯的攀登特點做過比較：“首先，卡瓦格博登山路線長，珠穆朗瑪峯海拔8848米，大本營設在5200米左右，犛牛馱東西可以上升到6400米高度。而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峯，因山勢太陡峭，大本營只能建在海拔3600米至3800米處，往上全靠人背運輸，登山線路長度與珠峯差不多。其次是氣候變化莫測，大雪和濃霧威脅極大，冰壁就在陡峭的懸崖上，地温一升高，冰崩隨時發生。再次，地形和地質結構複雜，山體切割厲害，破冰冰川多，冰爆區多，冰裂縫多，極其危險。就綜合難度上講，上卡瓦格博的路比登珠穆朗瑪峯的幾條路還險。”

“梅里雪山、玉龍雪山、四姑娘山、珠峯每年都發生雪崩，可以説不計其數，這是很自然的現象。現代人應該用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解釋這次山難。不能用一種神話的觀點來解釋，我對這點是非常不贊成的。應該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下結論。”張俊説。

張俊所言“不能用神話的觀點來解釋”，指的是民間非常流行的一種説法，即山難的發生是因為“神山發怒”。這一説法，基於在當地藏民心目中，梅里雪山是一座神山，藏區八大神山之首。它的主峯卡瓦博格，已經被神化了。

網上流傳的多篇山難紀念文章稱，山難發生前，登山活動就遭遇了當地村民的普遍抵制。一部記載這次山難的報告文學如此描述：“……翌日清晨，中日7名隊員組成的第二梯隊，配合第一梯隊向主峯發起最後的衝擊。 就在這一天，昇平鎮及其附近村鎮的藏民獲悉即將登頂的消息，幾乎傾城出動，聚集在飛來寺一帶的滇藏公路上，齊聲向神山祈禱：不要讓登山者爬上去！煨桑濃煙直衝雲霄！大概在世界登山史上尚未記載過當地居民如此不歡迎不合作的登山活動。”

但親歷者段建新不認同這樣的説法。他説，當地人並沒有阻攔登山，“登山過程為老鄉帶來收入，日本人出錢。運進去的物資大約有4噸，為了爭奪分配運送物資的多少，西當村和雨崩村的人差點打起來，經過協調，把所有的能幹活的勞動力、犛牛、馬匹都用上，平均分配。”

張俊回憶，1990年中日聯合登山隊首度來到德欽，並沒有和當地人發生矛盾，“當時德欽縣裏的中小學生停課，組成歡迎團隊到虎跳峽來迎接我們。當時德欽還是很閉塞的，村子裏缺醫少藥，日本隊醫帶了很多藥，給村民看病，村民吃了很見效。當時關係很好。”

兩名藏族協作主動請纓參加最後的衝頂行動，似乎也印證了“當地人反對攀登神山”未必是實情，至少一開始不是這樣。

據段建新回憶，林文生是個樣子瀟灑的藏族青年，山難前一個月剛剛舉行結婚典禮，最早到達德欽的先遣隊員興致高昂地趕去參加了婚宴。

另一位遇難的藏族協作斯那次裏是電影放映員，雖説以前從銀幕上領略過很多名山大川，但都不及眼前的這座美得讓人驚歎，他在山上通過對講機興奮地對大本營説：“這裏太漂亮了！我真不想下去了。”事後陳尚仁回憶這個情景，覺得斯那次裏此言頗為不祥，“怎麼能説不想下來了呢！”

1991年1月3日夜，和其他15位隊員一同在3號營地帳篷裏躲避風雪的林文生和斯那次裏也正期待着壞天氣快過去，好去衝擊頂峯。此前，他們還專門就希望加入登頂隊伍進行了申請，張俊回憶，“他們覺得自己代表了本地人的力量，具備條件。我當時是請示了當時德欽縣縣長曲扎，曲扎專門到山對面，他們拿對講機用藏語嘰裏呱啦地講了一通，最後告訴我，同意了。”

事故後趕到的西藏救援搜索隊和日本救援隊的隊員在德欽的留影 （段建新供圖）

張俊説，“1996年以前，都是一路綠燈”，到1996年，中日雙方又一次成立聯合登山隊，重新衝擊卡瓦格博峯，正是從這一年開始，攀登卡瓦格博峯活動遭到了德欽藏族同胞的強烈抵制，“要過村子，來攔車，不讓我們過，留下買路錢。現場談判，談妥費用，讓日本人給。”

在張俊看來，登山隊後來之所以和村民有了衝突，主要是因為利益，“每次登山結束，都給德欽縣20～50萬元不等的人民幣，讓他們建體育設施。這個錢，迪慶州、德欽縣和當地的村民沒有協調好，村民沒有實惠。”

但這樣的利益之爭，在藏民口中成了神山“所有權”之爭，“當地村民會説，我們這個山和你有什麼關係？和省裏有什麼關係？我們祖祖輩輩在這裏生活，山是我們的，和縣裏沒關係，和州里、國家都沒關係，和你們雲南省體委更沒關係。縣裏和州里都做不通工作。”

“當初我和村民的關係很好很好的，很多家庭都有我的照片。1996年登山結束時，我都曾經覺得，自己是最後一次來梅里雪山了，不會再來了。對我的刺傷太厲害了，有的村民來偷東西，其實就是來阻止，不讓我們登山。”

“可是，現在村長的女兒都嫁到日本去了。”張俊無奈苦笑。

而在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雲南大學民族史博士郭淨看來，當地藏民對登山隊的矛盾衝突，可能與雙方對山名的理解差異有關，“此山”非“彼山”。他曾前後花費五六年時間在雪山腳下的村莊進行民族學和人類學調查，對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態和文化信仰有細緻觀察。

雖然，我們現在通常把卡瓦格博當作是梅里雪山的最高峯來理解，但是住在山腳下的居民並不認為兩者是一體，它們分屬兩座不同的雪山。

上世紀50年代，由德欽進藏時的解放軍，在軍用地圖上將卡瓦格博旁邊的一座山標註為“梅里雪山”，“梅里”是藥草的意思，藏民常去採藥；1957年，雲南省交通廳下屬繪測大隊將德欽縣境內瀾滄江西岸的怒山山脈均標為“梅里雪山”，甚至把海拔6740米的主峯卡瓦格博也標為“梅里雪山”，這種用法沿襲至今。

對山的名稱的認知不同，導致人們看待它的心態完全不同——登山者認為梅里雪山是一座自然山，屬於公共資源；而本土藏族居民把這座山稱為卡瓦格博，“在當地人的語彙裏，這座山具有神山的文化屬性。”郭淨説，“在西藏整個神山譜系中，卡瓦格博是很重要的一座雪山，地處西藏和雲南交界，是藏區神山譜系南部最重要的一座神山，地位非常重要。在橫斷山系區域裏，也是最大的一座神山。”

德欽縣卡瓦格博文化社社長斯朗倫布説：“在我們這些當地人的眼裏，登神山是犯忌的。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本地人還不怎麼會用網絡，那時候本土的聲音比較弱，很多對登山的看法，是無法發出去的，也不被主流媒體聽到。”

按照這樣的邏輯，攀登“梅里雪山”當地人也許並不在意，但觸碰神山聖境卡瓦格博，就是在觸碰禁忌。

6，禁登卡瓦格博峯，大自然從不曾被人類征服

山難接下來的幾年裏，中國登山協會接到了來自美國、新西蘭、瑞士、中國台灣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登山申請。

雲南省為日本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權。1996年，第二支登山隊再次抵達。這支登山隊，還是以京都大學的學生和校友為主。一切費用、裝備、車輛，還是日本方面出的。

這一次，中國登山協會沒有派人來，雲南體委在當地招募了四個隊員，代表中國。兩個是退役的運動員（非登山），兩個是社會上招募的，其中一個就是當時36歲的當地人金飛彪——當時中國第一個民間登山協會“昆明登山探險協會”的成員。“我們沒有技術，就是體力好、膽子大。”

“我感覺他們（日本人）有一種恐懼。祭拜那座梅里山難紀念碑的時候，全體人都跪下去了，非常虔誠的。一是祭拜前輩，二是祭拜這座山。”中方的隊員站在一旁，很是驚訝。

日本隊員向中國隊員傳授了很多冰鎬、冰錐等裝備的使用方法。但云南隊員們當時見都沒有見過這些先進的裝備，也不可能在幾天內學會，只能是見識一下。這樣，登頂也只能是日本人的活兒。中方隊員最多隻上到二號營地運送物資。

“我感覺這一批日本人對高海拔的適應很慢，體力很差。我們向上面的一號營地運送物資，我們兩趟，他們只能一趟。而且我們中國隊員的負重都是他們的1.5倍以上。日本人的這個節奏也太慢了。”金飛彪總結：他們在體力和技術上都比上次那一隊日本人差。而且心裏有一種恐懼感。“這次跟上次走的路線一模一樣，結果他們幾次都沒有把冰錐搭上一面冰壁去，上一支隊伍是一下子就搭上去的。”

一路上，一點兒上次那支登山隊的痕跡都沒有發現。這更加深了大家心底的恐懼。1996年2月1日，登山隊終於到達了1991年所建的四號營地的同樣高度。此時，收到中日兩國電視台的天氣預報，説三天以後，印度洋的強降雨要來到這個地區，引發雪崩的強度不低於1991年那次。大本營命令：馬上撤退。

日本人撤的決心，超過了所有人的想象。

“冰錐、雪錐、繩子、帳篷裏用的炊具、套鍋……”這些東西，衝頂的時候都要用到。結果他們都帶下來了。金飛彪説，他們去接日本隊員的時候，發現他們連這些東西都帶下來了，就明白了：他們放棄了。

兩天以後，突然變成了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兩國的天氣預報説：印度洋的暖濕氣流把雲層吹走了。但此時，無論是從心態上、體力上和實際準備上，隊員們都已經不可能再來一遍了。一直到撤走，日本隊員個個表情陰沉，晚上能聽到他們在帳篷裏哭。

“那次讓我感覺，這座山確實是有靈性的。”金飛彪説，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在登山，但從來沒有想過挑戰山。“每座山都有它的靈性。我們更多的是要挑戰自己。”

1999年，搜狐網與中國最有實力的西藏登山隊合作，準備再次發起對卡瓦格博峯的攀登，也由此引發了各界人士關於登山運動的重大討論。

在這場大討論中，奚志農、梁從誡、呂植、楊福泉等環保人士和知識分子都提出了反對登山的呼籲。德欽縣人民政府發出文件，向省政府請示要求勸止梅里雪山千僖年登頂活動。

著名野生動物攝影家奚志農在BBS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請留住她的聖潔》的帖子，講述自己反對攀登梅里雪山的理由：

“新千年到來之際，環顧我們這個星球，可謂滿目瘡痍，還能見到幾處淨土？如果連梅里雪山這樣的僅存之地都不放過，那地球上還有什麼地方人類不能去踐踏？過去的一百年中，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人和自然和諧共處應當成為人類的共識，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早已結束了。”

“過去的一千年已經證明：大自然不曾、也永遠不會被人類所征服。”

在1999年最後一個工作日下午，有關部門指示：不予批准任何國家的人攀登卡瓦格博峯的申請。一直到今天，卡瓦格博都是一座沒有被任何人登頂的處女峯。

中國最大的這場山難成就了卡瓦格博。多少年來，不斷有人企圖偷爬這座山。2004年，四川登山家王天漢以攝影的名義偷爬，被當地人發現制止。更轟動的是2011年1月，雲南登山家高家虎在此失蹤。

高家虎人稱“獨行俠”，有多次傳奇經歷。為了登上這座山，高家虎想盡了一切辦法。有人偶爾贊助他幾千塊錢，他就拿着這麼一點錢去。實在沒錢就跟父母要，把父母的退休工資都花光了，還去信用社貸款了三萬塊，為了買攝像機，記錄自己一旦登頂的壯舉。他對父母説：“如果我一旦登上去了，就什麼都有了。”

這次失蹤前，他發過短信給昆明的朋友，説他在卡瓦格博海拔五千多米高的地方，出現了明顯的肺水腫症狀。此後，再無音訊至今。

高家虎失蹤後，孔雲峯等幾個朋友去拜訪他的父母，才知道他已經偷偷去了好多次卡瓦格博，2003年還曾在山上發現了1991年那次探險隊的一部分遺骨、遺物，將其帶下交還家屬。

金俊喜偶爾提到這件事的時，仍唏噓不已。除了傷感，還有一種感慨：如果那天他不是因為胳膊突然疼痛，不得不留在大本營，那麼肯定也一起遇難了。

德欽山難紀念碑

梅里山難遇難者名單

日本登山隊員11人：

井上治郎（45歲，隊長，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研究員）

佐佐木哲男（38歲，公務員）

清水永信（36歲，醫生）

近滕裕史（33歲，攝影師）

米穀佳晃（32歲，軟件工程師）

宗森行生（32歲，記者）

船原尚武（32歲，博士研究生）

廣瀨顯（27歲，碩士研究生）

兒玉裕介（33歲，大學生）

笹倉俊一（21歲，大學生）

工藤俊二（21歲，大學生）

中國登山隊員6人：

宋志義（40歲，中國登山協會教練）

孫維琦（31歲，中國登山協會教練）

李之雲（34歲，雲南省體委幹部）

王建華（37歲，醫生）

林文生（22歲，藏族，德欽縣體委幹部）

斯那次裏（26歲，藏族，德欽縣體委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