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和屈辱中，他如何看到一個“可愛的中國”？_風聞

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發現，要爭得中國的解放，必須啓發中國普通大眾的覺悟，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要動員民眾的主人翁意識，知識分子自己就不能再是一個傳統士大夫，也不能是一個到羊羣裏啓蒙的先知，只有打掉自己高高在上的東西，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祖國母親的孩子，為兄弟姐妹的悲歡感同身受，才能跟民眾真正結合起來。所以這百年來許許多多英雄人物，都把自己視作沒有姓名的野花野草，他們不準備做享有者，而準備做奉獻者，他們貼近大地，生於大地，死後又歸於大地，這是一種大地的品性。

【“朋友，我相信，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病，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恨，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憂傷，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這時，我們民族就可以無愧色的立在人類的面前，而生育我們的母親，也會最美麗地裝飾起來，與世界上各位母親平等的攜手了”。】

這段話寫於1935年5月2日，方誌敏的《可愛的中國》。

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按方誌敏所説，自己已經是一個“待決之囚”，“沒有機會為中國民族盡力了”，3個月後的8月6日，他被處以“叛國罪”，槍殺於江西南昌下沙窩，年僅36歲。

方誌敏帶着他對新中國無限美好的希冀與遺憾離去，已經有84年了。今天，我們仍能夠被他所打動的原因，除了文中充盈的赤子之心，還有站在84年時光的端點，回首歲月，讓中國人心中生起的感慨。

1935年的中國並不可愛。雖然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尚未爆發，“九·一八”事變已經撕去了中國五分之一的土地。頭腦稍有點靈活的人，第一等的去處是到洋學堂唸書，討得洋人的歡心，找到一個翻譯員或者洋行公司的僱員到手，如果“攪”得更好的話，還可以在洋人幫助下留學，從此便逃脱昇天了。

如果不是對國家愛之深痛之切、可以豁出性命救國的人，是不會走上像方誌敏一樣道路的。因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而不被當時一些人所理解，覺得他“不是熱心愛中國愛民族的人”，認為他“只顧到工農階級的利益，忽視了民族的利益”，這是方誌敏的痛苦所在，所以他要表明自己的心跡，這是他為什麼要寫下《可愛的中國》的原因之一。

難道連個畜生都不如

在《可愛的中國》裏，方誌敏回憶了四幕讓他刻骨銘心的悲劇。

他很小的時候在鄉村私塾中讀書，不知道愛國為何事。等到進了高等小學，正逢巴黎和會，“一個青年教師跑上講堂，將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一條一條地邊念邊講”，“拳頭在講桌上捶得碰碰響”，“聽講的我們，在這位教師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動之下，那一個不是鼓起嘴巴，睜大着眼睛，有幾個學生竟流淚哭起來了”。

學生們當場決定要抵制日貨，先把各人身邊的日貨銷燬。方誌敏本是一個苦學生，好不容易弄到幾個錢來買了日本牙刷、牙粉、臉盆和一牀蓆子。明知銷燬這些東西，以後就難得錢再買，但為愛國心所激動，也就毫無顧惜地銷燬了，並向同學們宣言，以後生病，就是會病死了，也決不買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今天那些挑剔的精英看到這裏可能要想，方誌敏也是拿着U型鎖的義和團愛國主義了吧。

到民國時，日本已是中國第一大進口國，倒不是因為日貨物美價廉，而是窮困的中國人，只買得起質量比英美次一等的日本貨，日本的絲織品、棉織品、煤、糖、火柴、大小五金件，當時幾乎壟斷了中國市場。

拿紙張來説，中國本是造紙術的發明地，到晚晴民國時期，中國每年要進口洋紙2500餘萬兩，自己只能生產965萬兩，由於工藝落後，其中一半還是隻能用於祭祀燒香的黃表白紙。

尤其悲哀的是，當時國人宣傳抵制日貨的傳單，用的是日本紙，印刷紙張的機器是日本機器，造紙工廠是日本人投資、日本人設計、日本人經營，甚至連造紙用的原料，中國都產不了，是日本產的。

**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國防，會積弱；沒有強大的工業能力，會積貧，積貧與積弱一脈相承。**時人譏諷中國人愛國只能撐百天，不是中國人不愛國，離了日本貨，工廠要歇業，報館要關門，中國人無法生活。

今天，中國已是全球生產中的重要一環，世界第一工業製造大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全球第一。不是中國離不開“日貨”，而是世界離不開“中國製造”了，方誌敏的遺憾，可以告慰了吧。

高小畢業後，方誌敏到南昌讀書，遇到了許多“難堪的事情”：傳教的洋人總是昂頭闊步，帶着一種不屑與中國人為伍的神氣，“好像他們是優種，中國人是劣種”。

又轉到上海，在“國中之國”的租界，“到處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黃包車伕和苦力的身上飛舞；到處可以看到飲得爛醉的水兵，沿街尋人毆打；到處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喪棒，不時在那些不幸的人們身上亂揍；

假若你再走到所謂‘西牢’旁邊聽一聽，你定可以聽到從裏面傳出來的包探捕頭拳打腳踢毒刑畢用之下的同胞們一聲聲呼痛的哀音，這是他們利用治外法權來懲治反抗他們的志士”。

有一次，幾個窮朋友邀方誌敏去法國公園散散悶。一走到公園門口就看到一塊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寫着“華人與狗不準進園”幾個字。

方誌敏説，這幾個字射入他眼中時，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這是他感覺着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

這塊牌子，不但成為方誌敏，也成為壓在所有中國人精神上一塊必須打碎的巨石。魯迅説，“哀我華人與犬為伍。園之四周皆鐵柵，環而窺者甚多，無甚一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郭沫若説，“印度人都可以進出自由，只有我們華人是狗！”，“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在上海呆了一段時間以後，方誌敏又折回九江，當時，中國的內河航運權與經營權已經完全讓與外人，很多外國兵艦和輪船在長江內行駛和停泊。當時窮人坐不起外國船的，想辦法混上船去，一旦被抓住，就要面臨無法可想的命運。

方誌敏在所搭乘的外國船上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士兵，一個四十多歲生了病的工人和一個婦人，不幸被抓住了，捱了藤條竹片的毒打不算，還要把他們用繩子捆住雙腳，縛在船沿的鐵欄干上，然後抬過欄干向江內吊下去。人不浸入水內，離水面還有一尺多高，只是仰吊在那裏，被輪船激起的江水濺沫，急雨般地打。

任憑那士兵和工人，被吊得徹心徹骨的痛、大聲哀叫。吊他們的管事人和打手，只是“好玩！好玩”的叫着跳着作樂。

只有那婦人沒有被吊，而是被打手摁住，用死力將手伸進她腿胯裏摸，引得其他打手鬨然大笑。

方誌敏看到這一幕，“頭像發熱病似的脹痛，幾乎要放聲痛哭出來”。

他説，這是他永不能忘記的一幕悲劇！那鞭子不僅是在鞭打那三個同胞，而是鞭打中國民族，痛在他們身上，恥在自己臉上！

中國人難道真比一個畜生都不如了嗎？

對中國普通老百姓來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不是“黃金時代”，是血淚時代，要救中國，就要救勞苦大眾，這是方誌敏的心志。

哪個孩子能忍受母親受辱

我們的祖國母親是什麼樣的？

方誌敏説，我們的母親是**“蠻可愛蠻可愛”**的：

【中國處於温帶，不十分熱，也不十分冷，好像母親的體温，不高不低。

中國土地廣大，是一個身體魁大、胸寬背闊的婦人。

中國無地不美，到處皆景，是一個天姿玉質的美人。】

但是這個美麗的母親，可愛的母親，已經貧窮已極。

方誌敏借母親的話問中國人，

【“難道我四萬萬七千萬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嗎？難道他們真象着了魔的獅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嗎？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偉大的團結力量，去與殘害母親、剝削母親的敵人鬥爭嗎？難道他們不想將母親從敵人手裏救出來，把母親也裝飾起來，成為世界上一個最出色、最美麗、最令人尊敬的母親嗎？”】

母親快要死去了，孩子要去救母親，怎麼救呢，是“選出幾個最會做文章的人，寫上一篇十分娓娓動聽的文告或書信，去勸告那些惡魔停止侵略呢？還是挑選幾個最會演説、最長於外交辭令的人，去向他們遊説，説動他們的良心，自動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國呢？抑或挑選一些頂善哭泣的人，組成哭泣團，到他們面前去，長跪不起，哭個七日七夜，哭動他們的慈心，從中國撒手回去呢？”

哀求列強不侵略，就像哀求老虎不吃肉，要救母親的唯一辦法，是喚起民眾起來鬥爭，把列強打出去。

中國的民眾具備這種力量嗎？

當時悲觀泄氣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與方誌敏辯論的一位“先生”，就覺得中國遲早要亡掉的，因為帝國主義多厲害啊，幾百幾千架飛機，炸彈和人一樣高；還有毒瓦斯，一放起來，無論多少人，都要死光。

魯迅筆下經常出現一種典型的中國人，假洋鬼子的手杖打來的時候，他不跑也不躲，是**“一縮脖子”**。近代以來的屢戰屢敗，把許多中國人的精神打趴下了。就像方誌敏遇到的先生，他太害怕帝國主義的手杖，反正躲不掉，也不敢躲，不如整個中華民族一起“一縮脖子”。

所以，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改變中國人屈辱的現實，首先要在精神層面站起來。在精神面貌上來個煥然一新，只有主動能動性變了，遇事不縮脖子了，強大的困難才不能把中國人打倒。

在精神上站起來的中國人“是不可誨的”，“誰要想將有四千年曆史與四萬萬人口的中國民族吞噬下去，我們是會與他們拼命戰鬥到最後的一人”。

這是方誌敏對他的民族和國家抱有不會亡的信心所在。

去做一朵花吧

“我們相信，中國一定有個可讚美的光明前途……”

在為中國的未來做了那番暢想之後，方誌敏想起了他自己的命運：

“假如我還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為中國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這朵花你們就看作是我的精誠的寄託吧！

“在微風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點頭，那就可視為我對於為中國民族解放奮鬥的愛國志士們在致以熱誠的敬禮；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搖擺，那就可視為我在提勁兒唱着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

在這裏，以及在全文中所有的地方，方誌敏都沒有把自己擺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他很果斷地説，如果能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他“又何惜於這一條蟻命！”

近代以來，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許多仁人志士，都不把自己擺到一個很高的位置。方誌敏自比野花，魯迅自比野草，沒有人認為他們真的就是野草野花，但他們首先把自己放到了那樣一種位置，這種深厚的普通人意識，貫穿於共產黨人爭取民族獨立與國家強盛的過程中。

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發現，要爭得中國的解放，必須啓發中國普通大眾的覺悟，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身上的力量。

要動員民眾的主人翁意識，知識分子自己就不能再是一個傳統士大夫，也不能是一個到羊羣裏啓蒙的先知，只有打掉自己高高在上的東西，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個祖國母親的孩子，為兄弟姐妹的悲歡感同身受，才能跟民眾真正結合起來。

所以這百年來許許多多英雄人物，都把自己視作沒有姓名的野花野草，他們不準備做享有者，而準備做奉獻者，他們貼近大地，生於大地，死後又歸於大地，這是一種大地的品性。

這種奉獻而偉大而有意義的，化作培養中國人家國意識的土壤，今天我們想到我和我的祖國，每一個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是祖國曆史中的一份子，這就是一種深切的主人翁意識與無我精神。

“親愛的朋友們，不要悲觀，不要畏餒，要奮鬥！”這是方誌敏在生命的最後，想要留給後人的東西。

文章的落款上，方誌敏別有深意地寫上：寄送不知其名的朋友們均啓。

這是給所有看到《可愛的中國》的人的一種託付。

84年過去，我們不但回覆了青春容顏，而且將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美麗的祖國母親，能讓英雄回眸笑慰否？

我們是否可以握住英雄的手説，我們沒有辜負託付，我們做得很好。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它不是一個完成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