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會在這個時候成長嗎？_風聞

編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Shelby Jane Seyburn, Leah LaLonde 和 Kanako Taku在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發表的A Sense of Growth Among Teenagers After Hurting Others: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ory一文。本文研究旨在運用創傷後成長理論模型，瞭解青少年因傷害他人而產生的成長感覺。結果表明，與模型一致的是，青少年對事件的關注度越高，他們對事件的思考越多，他們展現的成長性越強。

這是社論前沿第S1420期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背景

個人成長是指遭受痛苦之後有所收穫（Joseph&Linley，2006）。創傷後成長是一種理論，它解釋了導致個人從痛苦中成長的機制，並將這種成長定義為積極的心理變化，這種變化是由於與高壓力和創傷生活事件的鬥爭而產生的（PTG；Tedeschi&Calhoun，1996）。這種理論模型解釋説，生活危機會挑戰一個人對世界的信念（Cann，Calhoun，Tedeschi，Triplett&Vishnevsky，2010）。Kilmer等人（2014）在成人和青少年中發現了類似的PTG過程。

研究表明，PTG可能發生在與各種生活事件的認知鬥爭之後，包括喪親，醫療問題，事故，自然災害和關係問題（Tedeschi&Calhoun，2004）。PTG理論模型強調，觸發有利於PTG的過程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對事件的個人理解（Tedeschi、Shakespeare

Finch、Taku&Calhoun，2018）。例如，Howells和Fletcher（2016）發現，奧運會游泳運動員在經歷了導致挫折或表現不佳的逆境後展現了個人成長。因為游泳運動員的身份是他們的核心，即使他們所經歷的逆境似乎對非運動員沒有影響，它也觸發了導致PTG的機制。

Pugh，Taylor和Berry（2015）發現PTSD症狀與感知過的不當行為和自責之間存在關聯。對他人造成意外傷害可能是抑鬱症，PTSD和藥物濫用的風險因素（Connorton，Miller，Perry&Hemenway，2011）。儘管有這些結果，社會傾向於依靠懲罰來“治療”傷害他人的個人，因此研究集中在他們有問題的行為上，而不是他們的痛苦上。Macnair（2015）將此描述為持續性創傷應激，在文獻中較少受到關注。

本研究的目的是應用PTG理論模型的概念來了解傷害他人的青少年的經歷。我們假設，以傷害他人為自己身份認證的核心、感知到更高水平的社會支持都與更高水平的個人成長聯繫在一起。

方法

參與者和步驟

從美國中西部的五所中學招募了431名青少年（158名男孩，273名女孩），平均年齡為16.911 (SD=73)。在機構審查委員會批准該研究後，研究人員向學生分發了同意書。

在提供了數據之後，參與者得到了如下指示：“接下來，我們想聽聽你在過去五年中可能經歷過的有影響力的生活事件。這些事件是指你可能直接或間接傷害他人的行為。記住，答案沒有對錯，沒有好壞之分。”參與者使用事件列表解釋了他們經歷的事件以及他們認為最具影響力的事件（表1）。為了關注那些在當前研究中直接或間接傷害他人的人，那些説明工作道德低下，讓他人失望是最具影響力事件的參與者被排除在研究之外（n=84）。此外，有23人被排除在外，因為他們沒有展現任何直接或間接傷害他人事件。最後，因為使用了社區樣本，那些報告他們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並沒有極大地改變或“動搖”他們對自己能力、強項和弱項的信念，對自己對未來的期望，或對人際關係和其他人的信念。因此，經過認真的挑選之後，在431名青少年中，289名參與者被納入以下的分析研究。雖然符合排除標準的男生較多，但在年齡、種族和宗教信仰方面，被納入研究和排除在外的男生之間沒有其他顯著差異（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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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傷害的壓力事件

參與者指出了他們在過去五年中是否經歷了10次不同的事件，造成了的傷害。如果參與者經歷了兩次或更多次事件，則要求他們選擇對自己的生活影響最大的事件，並回答後續問題。

感受到的壓力

參與者回顧性地評估了他們認為最具影響力的事件的壓力程度，無論是在事件發生時還是在調查時（1=完全沒有壓力，到10=非常有壓力）。這一單一項目的測量已經被用於研究，並揭示了與侵入性反芻的正相關（Cann，Calhoun，Tedeschi&Solomon，2010）。

遺憾和責任感

參與者通過表示他們對這段經歷的後悔程度來表達他們的遺憾（1=不是非常後悔，到10=完全沒有）。參與者也會選擇他們是否負有主要責任，或者他們認為其他人負有主要責任。

中心事件

事件中心量表（CES；bernsten&rubin，2006）被用來衡量事件對個人生活的重要性。參與者從1分（完全不同意）到5分（完全同意）分為7個陳述，α值為0.86。

事件相關的思考

事件相關反芻清單（ERRI；Cann等人，2011）用於評估事件後的侵入性和故意反芻。ERRI包含10個評估侵入性反芻的項目（例如，我無意中想到了這個事件）和10個評估故意反芻的項目（例如，我考慮是否可以從我的經驗中找到意義）。參與者的評分從0（完全沒有）到3（經常）。該量表中的項目已用於6歲以下的樣本，以評估應激事件後的反芻（Cryder等人，2006）。α值是0.93用於侵入式反芻，0.80用於故意反芻。

個人成長

用創傷後成長量表（PTGI;

Tedeschi＆Calhoun，1996）中的10個選定項目（例如，我有更大的自立感）來衡量由影響事件導致的感知積極變化，分數越高表明對個人成長的認識越大。PTGI的變化已在青少年樣本中使用（Clay，Knibbs&Joseph，2009）。參與者對陳述的評分是從0（根本沒有）到5（非常高）的6分制。α值為0.86。

數據分析

通過描述性統計分析研究變量之間的關係（表3）。採用層次迴歸分析對假設進行檢驗。首先輸入概念相關的人口統計數據。假設的預測因素，如壓力、事件中心性、侵入性和故意反芻，以及社會支持，在第2個步驟中輸入，以檢驗模型擬合（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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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描述統計

傷害他人的事件最具影響力（表1）。感知壓力為中度（M=5.65，SD=2.77），低於事件發生時的應激狀態（M=8.40，SD=2.14），T（140）=-9.94，P<0.001。那些有責任感的人更有可能展現出更強的後悔感，t=-2.13，p<0.05。然而，遺憾感與沉思、事件中心性、社會支持或成長感無關。

迴歸分析

層次迴歸分析的結果部分支持我們的假設（表4）。事件中心性和深思熟慮是顯著的預測因子，這意味着較高的事件中心性和深思熟慮與較高的自我成長相關。然而，與PTG模型不一致的是，事件發生時的壓力感、侵入性反芻和社會支持與較高的成長感無關。

討論

目前的研究檢驗了PTG理論模型（Tedeschi&Calhoun，2004）是否可以應用於傷害他人的青少年樣本，該模型已經通過在受害者和倖存者中經歷高度緊張和潛在創傷生活事件的各種樣本進行驗證。青少年中有害行為帶來的心理後果和這種越軌經歷的敍述主要是在發展心理學和道德心理學的背景下研究的。儘管一些研究表明，在諸如欺騙等有害行為之後，積極的結果（例如，與合作伙伴的關係更牢固）是可能（Blow&Hartnett，2005），但很少有研究是在PTG的背景下進行的，因為大多數的PTG研究都集中在那些受逆境傷害的人身上(Tedeschi & Calhoun, 2004)。鑑於PTG可能與重要的健康行為有關，例如青少年中減少藥物使用 (Milam,Ritt-Olson&Unger, 2004)可能導致心理和身體上的痛苦，因此研究通過傷害他人來審視個人成長的可能性是至關重要的。

結果顯示，很大一部分青少年承認傷害過他人。在那些將自己的行為描述為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和未來信念產生動搖的人中，青少年表現出中等程度的後悔和壓力感。通過使用相同規模的PTGI，當前樣本中的青少年展現的成長感與受害前的研究相當（Milam等人，2004）。與PTG文獻中的研究一致（Cann等人，2010），當青少年將自己的經歷視為其身份認同的核心，並刻意思考自己的所作所為時，他們展現了自己的成長。儘管青少年總體上不太可能經歷傷害他人的深層情感、財務和社會方面的事情，因此與成年人相比可能會輕描淡寫（Williams＆Hickle，2011），但當前的研究表明，一些青少年確實認真地思考並反省了他們的不當行為。

有趣的是，即使承認自己做錯了什麼、傷害了別人等，人們的悔恨和責任感也大不相同。這與道德發展研究一致，該研究發現青少年側重於傷害他人的原因和觀點（Recchia、Wainryb、Bourne&Pasupathi，2015）。此外，後悔和責任感與個人成長無關。然而，Lgou、Van

Tilburg、Kinsella和Buckley（2018）發現，後悔感與尋找生活意義相關。這可能是因為這些研究人員關注的是一般的後悔感，而不是特定於傷害另一個人的遺憾感。此外，其他因素，如內疚和羞恥感，也發現與PTSD和PTG有關（Dekel、Mamon、Solomon、Lanman&Disy，2016；Pugh等人，2015）。

由於樣本是一個社區樣本，與臨牀樣本相比，報告的一些事件是“輕微”的，然而，這些傷害他人的經歷可能反映了從欺凌到青少年暴力的各種青少年經歷（Costanza、Farrington&Sorrentino，2017）。瞭解促使成長感產生的因素可以為旨在減少青少年暴力的校本干預措施提供支撐。

這項研究有幾個侷限性。首先，參與者被要求回憶他們知道的最有影響力的自己犯錯的生活事件，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承認自己有責任，即使他們經歷的事件涉及傷害他人。此外，參與者被要求回憶過去五年發生的事件，而其他研究使用了較短的時間框架，如三年（Cann等人，2010）。回憶偏差也應該考慮在內。在目前的研究中，75.2%的青少年説他們有傷害他人的經歷，但是，不清楚這些青少年在個性等方面與其他青少年有什麼不同。此外，我們無法確定社會期望如何影響結果，特別是因為數據是在學校環境中收集的。最後，未來的研究應該檢查與那些在錯誤行為接受端的人的關係的質量，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

總而言之，這項研究表明，在傷害他人後自我展現的成長可以通過PTG理論模型中概述的兩個認知因素來解釋（Tedeschi&Calhoun，2004）。重要的是要考慮到，與受害者相比，作惡者可能會描述更積極的結局，併為他們的不當行為提供更多的理由（Cameron，Ross&Homes，2002）。很有必要將積極的個人變化的經驗和對這種變化的自我報告結合起來，既包括受傷害的人，也包括造成傷害的人。對於那些傷害他人的人來説，過去也曾作為受害者經歷過高度創傷的生活事件，這並不罕見。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理解那些選擇不重新審視自己核心信仰或拒絕這樣做的人的機制。如果一個人的身份或核心價值觀沒有動搖，那麼隨後的情緒和認知過程（如反芻）就不太可能發生，而這反過來又使得對個人成長的認識變得不太可能。

文獻來源：

Shelby Jane Seyburn, Leah LaLonde & Kanako Taku.（2019）.A Sense of Growth Among Teenagers After Hurting Others: A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ory.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DOI: 10.1080/15325024.2019.1645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