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中國為何有如此強烈的趕超情結？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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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錦清 | 華東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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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值此國慶70週年之際，如何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進程？曹錦清將此放入自鴉片戰爭以來的長時段脈絡，考察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在壓力之下如何謀求趕超式發展。文章指出，中國與其它後發國家一樣，都面臨民族振興的歷史任務。但中國始終處於文明傳統與近代遭遇的持續張力之中，以至於沒有一個後發國家像中國這樣有着極為強烈的民族復興與趕超情結。本文由曹錦清先生在2019年8月首屆“重新發現中國：研究方法與理論創新”高級研修班上的演講部分內容整理而成，特此編髮，供讀者思考，與諸君共慶祖國華誕。

民族復興與話語重建

▍中國的近代使命

建國前期，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建國以後的兩大重任：第一個任務是把中國從農業國轉變成工業國。第二個任務是要把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我把第二個任務，叫做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獨有的，從建黨開始，就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通過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最後要達到共產主義。

第一個任務是把農業國轉變成工業國，我認為是中國近代的使命。這個使命，也叫復興，也叫趕超，也叫與先進的民族並駕齊驅，這些提法都是近代提法。這是近代使命，所以共產黨是承接了近代使命，並且以實現這個近代使命為己任，因而它獲得了統治權。因為這個民族要實現近代使命，誰能夠承擔和實現這個使命，它可以執掌中國的大權。

▍中國工業化的幾個特點

在建國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一般都認為，實現工業化，實現趕超和民族復興，這個任務和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有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説法。中國所謂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工業化的技術和裝備主要來源於西方。

近代中國現代化或者工業化的特點有三：

第一是由外而內的。沒有鴉片戰爭，沒有西方工業化國家對中國的入侵，中國自身能不能走上資本主義工業化? 我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不可能。中國如果沒有外部入侵，沒有工業化國家的入侵事件，沒有把中國納入以西方工業化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體系，中國不可能走上工業化道路，也不可能自發地形成資本主義工業化。因而也不可能形成以工業化為標誌的各種相適應的知識體系，西方現代科技知識也不可能在中國形成。同樣，我們也應該問，為什麼英格蘭有而所有其它地區都沒有?

第二個特點：自上而下。它首先是個政府行為，因為民間主要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輔助以必要的市場供給。這是宋以來的經濟狀況。在這種經濟狀況裏面，不可能通過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把整個農業生產捲入到市場裏面來，逐步地吞噬原來自給自足的經濟。這一個過程，只有在英國發生，在法國和德國的某些區域發生，在其他地方概沒有發生。

第三個工業化特點是由軍事而民用，就是軍事工業再到民用工業。建國初，我們從蘇聯引進156個工業項目，它的重點以軍事工業為主。以重工業為主的，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的自我認識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對自身的認識，既完美，又高度的自傲和自負。它站在亞洲的制高點來俯視周邊。唐代杜佑的《通典》中記有：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賚，實在於斯。……（蠻夷）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御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

傳統文化裏面，杜佑這段對中華的描述，最為簡要。這是第一幅自畫像。這幅自畫像，由於晚清的五戰五敗而跌倒摧毀。在這個過程中，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都提出趕超和復興的問題。

▍中國為何有如此強烈的趕超情結

我比較過中國、印度、土耳其、埃及及其他一些國家，就是這個擺脱殖民、獨立以後，它們的建國綱領；尤其我們和印度比，都沒有像中國這樣有着強烈的民族復興的情結，有強烈的趕超情結。我概括為兩個理由：

第一，我們民族曾經有過的輝煌記憶。這點，印度不及我們。因為印度歷史上當然有輝煌，但是他們從來不記憶，不記錄。印度人關於政治經濟、關於具體事件的記錄，一般都是由外國人所做，我們不僅有古代的輝煌，還有強烈的輝煌記憶。從公元前841年，中國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記載的歷史。而後有《春秋》，有《史記》；明有《二十四史》。加清的《清史考》那就有二十五史。這是正史。還有其他各類史。所有大的文明裏，沒有一個文明對史的重視和記錄像中國這樣的辛勤和詳細。這樣，近代的貧弱和捱打，不能讓古代的輝煌記憶有所忘記。

第二，對近代的捱打割地而引起的民族屈辱，深深地刺痛了中國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靈魂。正是有這樣的一正一反，所以激起了要復興要趕超的近代使命。

看印度，尼赫魯還有一點趕超的意識；甘地作為他的最重要的精神領袖，（思想）裏面根本沒有趕超的意識。甘地的意思就是説，印度不能也不可能發展工業。他的理由是：英國發展了工業化了以後，就已經摧毀了印度這樣一個國家的手工業。如果印度這樣擁有巨大人口的國家實現工業化以後，要把所有的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方式徹底摧毀。他説印度不能走這條路，印度要走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的那條道路。那叫追趕嗎？那叫趕超嗎？所以甘地，作為印度民族的偉大精神領袖，他死在他恰好該死的那個年份。如果他一直活着，怎麼辦？他不要發展了嗎？他肯定要和尼赫魯有衝突了啊。他一死，尼赫魯就把他抬高成精神領袖。尼赫魯也搞五年計劃也搞工業化，他也搞進口替代，但是沒有我們那麼強烈。

▍鴉片戰爭以來的趕超論

第一次鴉片戰爭，“打出了一部書，打出來兩個人”。所謂打出來一部書，就是魏源的《海國圖志》；所謂打出來兩個人，我這裏引用的是范文瀾《通史簡編》講的：兩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一個是林則徐，一個是魏源。而且是受林則徐委託，魏源他開始作了第一部開始瞭解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的《海國圖志》。這本書序裏的一句話，人人都知道，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這句話就揭開了東西方關係的一個內在矛盾，持續至今。師夷就是要向西方學習，那為什麼要向西方學習呢？問題很清楚就能感覺到了，我們的長矛大刀是打不過堅船利炮的。不學習肯定是死路一條的，所以必須要學習西方的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其二是軍事工業，後來還有其他一般的技術和工業。“師夷長技以制夷”最先發出要向夷學習，這個口號在那個時代是振聾發聵的。

歷史上我們一直有爭論，就是夏和夷的關係。在傳統的觀念裏面，只能夷學夏，不能夏學夷，要沿夷夏之辯。夏向夷學習是那個時代最新最強烈的一種聲音，這個聲音一直流傳到當代。當代的中心，我們在以國際接軌的名義下，事實上是在向西方學習。它的目的在於以制夷。這是説西方實際上有另外一個面孔，是自古的敵人。

所以西方在整個近代和當代，在中國人的眼裏面，有兩副面孔。一：老師，二：敵人。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就是發出了要向西方學習，並且通過向西方學習而戰勝西方。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最早的趕超論。

第二次鴉片戰爭又打出一部書，這部書就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

“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衝冠發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

不是奇恥大辱嗎？他説：

“五洲之內，日用百需，無求於他國而自足者，獨有一中華。”

他説這樣的國家地球上只有一個。他是洋務運動的一個精神領袖，他當時對中國的看法還是地大物博，經濟自給，無需外貿。

但是中國確實有幾個方面確實不如西方，他説：

“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

因此開始倡導洋務運動。他指出，如果可以製造（軍事工業）自修自用：

“夫而後內可以蕩平區宇，外可以雄長瀛實，夫而後可以複本有之強，夫而後可以雪從前之恥，夫而後完然為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長治之規，可以容議也。”

他提出了慢慢趕超的方法。而且他當時還堅持向西方學習主要是學習富國強兵之術；而綱常明教還是中國的好，後來概括為中體西用。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就是出於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至於如何趕超，他提出分三步走，“始之師而法之，既者彼而齊之，既者架而上之”。當時晚清已經貧弱而沒有能力了。

甲午戰爭又打出來一個人一本書，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產生於甲午戰爭。《盛世危言》裏講到趕超的問題。他講：

“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才之眾，集齊聰明財力，不能駕西人而上哉?”

這就是趕超。他的理由是幅員廣、人才眾；他還講，核心是要培養人才。

“誠使設大小學館，以育英才，開上下議院，以集眾益，精理農商，藉植富國之本，簡練水陸，用伐強敵之謀，由強企霸，由霸圖王，四海歸仁，萬物得所，於以拓車書大-統之宏規而無難矣。”

他還講，就按照他的這套方法，來進行洋務運動，革除弊端。數十年之後，中國一定能與歐西並駕。首次給出了趕超的時間，數十年。

甲午戰爭，當然也震醒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嚴復，甲午戰敗的消息傳來，在天津教書的嚴復在《直報》上發表了最激進的文章，就是：《原強》、《闢韓》、《救亡決論》、《論世變之亟》等。“救亡”這個詞就出在這裏，從此就成為近代中國的主詞。他藉助批韓（批判韓愈），批判傳統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提出要開民智、養民、培民德，就是毛澤東所講的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勞動者。教育的提法來源於嚴復，嚴復的説法來源於他仰慕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這也是外來的，後來就成為中國化的東西。

那場戰爭被日本打敗並沒有激起中國整個知識界對日本的仇恨，相反，中國人開始檢查自己，開始搞戊戌變法。官方派人向日本學習；後來戊戌變法失敗後，大量的變法人士也東渡日本，興起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他們要探明一個秘密，日本何以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把大清打敗了，那個秘訣在哪裏？嚴復在戰敗以後提出他的救國方案，認為三十年再三十年，就是到1955年可以與西方並駕齊驅，要和西方一樣富強。

嚴復是中國第一個以西方的標準來觀察批判中國現實的人，看他天津《直報》上的幾篇文章，他是用西方標準裁量中國事物的第一人。到了晚期，他越來越轉向保守。他觀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了1918年，戰爭結束，他下了一個判斷；而且對中華民國也給出了他的觀察和判斷。他給學生的一封信的裏面説，我是垂垂老矣，我親眼看到中國與歐洲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西方揹負三百年來的進化，只做到了：利己殺人，寡廉鮮恥。他説孔孟之道是量同天道，恩澤寰宇。

我們現在看康有為的趕超論。他在1898年前期，專門寫了一本書。叫《日本變政考》，主要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制度建設以及軍事各方面的變動。他在序言中説，日本效歐美以三十而模成那樣的富強國家，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矢。他講十年。大躍進的近代祖先大概是康有為。

▍孫中山的趕超論

孫中山在《民權初步》中也講了趕超，這部書集孫中山的政治建樹為一體。他講，我四萬萬優秀之民族，有世界上最美麗的土地，最博大的幅員，如一心一德以圖富強，我認為十年以後必能駕歐美而上焉。他在1905年建立同盟會，同盟會和保皇黨在日本開展論戰。

康梁認為，中國的政治只能循序漸進，尤其是政體。中國的政體只能從君主專制過渡到君主立憲，經過這個過程，再過渡到民主共和。這是康有為建立的第一個近代史觀。這是政治演進。他又提到社會演進：據亂世，是君主專制；昇平世是君主立憲；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相應的社會狀態，君主立憲是小康社會，民主共和是大同社會。

孫中山反駁：要越過君主立憲直接採取民主共和，西方已經到了民主共和了，應該迎頭趕上。他講要跨過某一個階段直接躍過去。在民國元年9月3日，在五族聯合會西北促進會上有個講演。孫中山那些革命黨人在現在看來，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們造了一個詞叫“中華民族”，但是他們那個中華民族主要指的是華夏民族，所以推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直到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他才想到繼承大清的版圖和大清的民族。

孫中山的趕超論特別多。他講，從前衰落實因專制引危所致，今後國體改變之後。以前落後是因為滿清的封建專制，以後國體改變了，成為民主共和了；人民在良治以下，文化進步是非常迅速的。不出十年八年，必成文化富強之國家。他認為政體的改變，是富強的核心原因。

他指出，嚴復翻譯《天演論》在戊戌變法前期非常重要。在沒有進化論引入中國以前，中國歷史觀是循環論和歷史倒退論。前者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後者則是言必稱三代，或稱堯舜。像宋儒的議論，王安石改革的那一批人的議論；包括王安石和宋文宗的議論，説要改革，不必學漢和唐，要學學三代。三代裏面最輝煌的改革時期，就是周官了，學周官的一套制度安排。嚴復翻譯了進化論之後，在民族亡種滅族的危機之下，中國知識界很快地接受了進化論，這是危機的產物。從此，一個面對着過去，背對着未來，而所有現實問題都要從古代經典中尋找答案民族，它一百八十度轉彎。就是從那年開始，中華民族變成了一個面向未來的民族，一直到現在，面向未來。

自從戊戌變法以後的那個未來，在整個近代中國的含義是什麼？一，我們心目中的未來，指的是西方的當下，指未來要像西方一樣富強。它講的未來，是有範圍的。我們把當下的西方，設置成未來要趕超的對象。這是第一個未來，至今這個含義還在。第二，這個未來不是無限延伸，而是有時間節點的。這個未來在康有為那裏，就是10年。就是以趕超為目標。我講的是戊戌變法以後，在中國知識界使用的未來，都儼然有這兩個含義，它不只是一個時間概念。

▍共產黨如何承擔起趕超的使命

中國的核心命題是救亡、趕超、民族復興。共產黨自覺地承擔了這個使命，而且有效地推進這個使命的落實。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毛澤東的趕超論。

最著名的一段就是1956年8月30日，就是中共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生產改造完成以後，再花五十到六十年，完成趕上美國的設想：

我們再有五十到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上了，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又有那麼大的一塊地方；資源又那麼豐富，又搞了社會主義，據説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沒有超過美國，你像什麼樣子呢？那就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完全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1956年生產資料改造完成後，主要目標就是向自然宣戰，發展生產力，實現趕超。當然當時趕超的指標和現在認識不一樣。我們現在一般用GDP。那時候叫鋼，後來加了糧；就是以鋼為綱，以糧為綱，以鋼鐵產量為趕超目標。1958年，毛澤東在工作方法草案裏就講了，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要在15年或者在更多一點時間內趕上超過英國。

毛澤東在建國後的整個的二十多年當中關心兩個產量，一個是糧食產量，一個是鋼鐵產量。所以1958年提出大躍進叫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然後就興起了大躍進裏面叫“大鍊鋼鐵”。客觀地講，動機沒錯，方法失敗，造成的後果也極為嚴重。但是他急迫地想要趕超的那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1963年，因為經過了經濟調整鞏固提高，國民經濟的恢復情況還是不錯的。1963年8月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一個工業發展問題的決議草案委員會，由鄧小平主持。由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等參加，後來就形成了關於工業發展決議的文件。這個文件沒有正式下達，但是在這個文件裏面形成了一個新的趕超的思想。文件裏面説，在三年過渡階段後，1965年開始，第三個五年計劃。從三年過渡以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兩步走的思想。第一步搞15年，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大體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15年，使我國的工業水平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從1965年算起，用三十年，分兩步走趕上。

1963年9月6號，他在這個稿子裏面加了一段話。他説：我們從19世紀四十年代起，到20世紀四十年代中，總共105年的時間；世界上大小帝國主義國家幾乎都打過我們，侵略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而告終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因為我們的失敗而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的腐敗，二是經濟制度的落後。現在我們的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變了，但還沒有完全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上還存在着階級鬥爭。第二個原因也開始有了改變，但要徹底改變，還要幾十年的時間。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的時間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們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的狀態，捱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將有可能捱打作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改變我們社會經濟基礎落後的狀態。否則我們還是會犯錯誤。（見《毛澤東文集》的第八卷，340頁）

到1964年，隨着國民經濟形勢全面好轉，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毛澤東在周恩來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裏面加了兩段，其中一段是，也很著名：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他最後講，必須在幾十年內要實現，後來我們稱之為四個現代化。周恩來在演講稿裏面講，“我們應該更有信心，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內趕上科技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毛澤東改為“我們應當更有信心，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簡單地講，必須用幾十年的時間，趕上和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幾百年的時間才能達到的水平。

周恩來在1964年末第三屆全國人大政府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提出分兩步走：1965年開始到2000年，本世紀末，分兩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用15年時間；第二步從1980年到2000年，總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實現戰略趕超。這是三屆人大的趕超任務。到四屆人大，1975年重申這個任務。所以文革結束以後，中國大陸又重新響起這個聲音，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技術、國防四個現代化，到2000年實現。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講對原來趕超的框架進行反思，他吸取了原來欲速不達、急於求成的教訓，很謹慎。鄧小平時期沒有提出趕超的任務，而是以GDP為目標的發展速度，到2000年小康水平，人均1000美金。到2030-2050年就是4000美金。結果這些年發展要比原來預期好的多，然後就比原來有自信了。

中國從2001年加入WTO以後，經濟增長形勢完全超出我們的預料。2001年到2008年，基本是每年10%左右增長，而且很平穩，沒有什麼大的失誤。2008年，美國出事了，傳導到中國，我們也採取大水漫灌的措施，四萬億砸下去，所以2009年2010年經濟繼續高速增長。

十八大以來根據這麼多年以來增長的情況作出了樂觀的估計。十九大提出新的兩步走，就是“兩個百年”，重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重提趕超復興。到2020年，第一個百年，小康。到第二個百年，就是偉大復興。2020到2050年又分兩步或者三步，中間具體的工業化，2015年，中央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叫中國製造2025，分三步走，然後趕超西方。而且明確地提出：2015-2025進入製造強國的行列，2025-2035達到製造業強國陣營的中等水平，2035-2045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的前列。

現在，相當一部分中低端製造業是集中在中國，而且完成了這個，我們要從中低端轉型到中高端，即提升。西方之所以稱之為西方，就是因為它盤踞在全球價值鏈的高端，那是高利潤的一個場所。所以西方開始緊張。世界雜誌2014年9月發表了中國與經濟合作組織工業基礎差距的比較，按照2009年來比較。它講58.8%的中國工業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前沿水平。這是西方的數據。還有29.4%的產業雖有提高，但是與世界前沿仍有一段距離。還有11.8%的高端技術製造業與發達國家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這是比較客觀的評論，和我們中國製造2025的評價基本上是接近的。

它後來有一句話：中國進入21世紀以後，研發強度逐漸上升，技術差距明顯縮小；整個西方陣營就感到焦慮起來。到了十九大報告就提的更加明確，中國社會進入新時代，中國對新時代的定義，它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經歷了從近代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因為我們的近代史每一頁翻起來都特別沉重。要把近代史翻完，那是需要勇氣的，要承受多少屈辱。

這意味着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着強大的生機，在21世紀的中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第三個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制度、文化不斷地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渴望不斷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就是説我們要和西方爭奪話語權，就是發展的定義權。這引起了西方的焦慮和高度的掛慮。

把中國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那是共產黨的初心，把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是共產黨人的使命，這個使命淵源於近代。而這個使命，通過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和我們七十年的努力，我們尚未完成。但是可以指望在未來二三十年代完成。

也就是説，你們年輕人這一代，將親見完成的那一天。

本文由曹錦清****先生於2019年8月1日**在首屆“重新發現中國：****研究方法與理論創新”高級研修班上的演講部分內容初步整理而成，未經本人審閲。**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