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超級工程背後的人才戰略_風聞

本文轉自：公眾號“亂翻書”

大國超級工程的背後，都有大規模的人才戰略推動，人才戰略帶來技術突破，技術突破再形成一個行業的黃金時代。

四月份亂翻書發過一篇梳理中國科研人才戰略的文章，《1955-2019：從錢學森之問到AI突圍》：

錢學森跟“兩彈計劃“、”581計劃“；

施一公們與”千人計劃“；

陳立傑、ACM班和姚班對應的“珠峯計劃”。

寫的是前人如何栽樹後人怎樣乘涼，以及個人命運與歷史行程的關係。1955年是錢學森歸國那一年，1999年李彥宏們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國慶閲兵然後25人全部回國創業，這一次次的海歸精英大批發是如何發生的。

今天再看覺得挺應景的。但嘗試了幾次發現文章已經無法再次編輯發佈或是轉載了，所以就把刪減結構和原文鏈接放在這裏。

（一）人才戰爭

1936年錢學森來到馮·卡門旗下，很快脱穎而出成為卡門最欣賞的學生，逐漸從學生成為助手，再到後來成為空氣動力領域密切的合作者，共同發表了被學界稱為”錢-卡門公式的“壓力修正公式。

馮·卡門正是受到納粹影響赴美的猶太裔科學家，赴美后在加州理工開創了空氣動力學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蘇同時盯上了德國的火箭、原子能等應用技術人才。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期間，斯大林斷然否決了朱可夫進軍柏林的建議，要求改變進軍路線，希望先將德國導彈研究基地佩明內德收入囊中。

美國也不甘示弱，派出了馮·卡門和錢學森為代表的美國頂級導彈專家組成調查組飛赴德國，調研德國的火箭技術發展情況。在羅斯福總統的批准下，引進德國專家的“曲別針計劃(Operation Paperclip)”落地實施，搜尋、拘禁德國科學家的速度開始加快，並暗中同V-2導彈研發的核心人物馮·布勞恩建立了聯繫。

1945年2月，馮·布勞恩率設計團隊525人和積累13年的導彈研究重要研究資料投奔美佔區，美軍將能帶走的設備運往美國，不能帶走的就地搗毀。5月27日，蘇軍到來後失望的發現滿地的垃圾，斯大林得知消息後極度失望、大發雷霆：“是我們擊敗了納粹，佔領了柏林和佩內明德，但是美國人確在這裏帶走了德國火箭專家，還有什麼比這更丟臉和不可饒恕的？”

此時的錢學森領了美國空軍上校的軍銜，在德國親自參與詢問德國火箭專家馮·布勞恩，視察了隱蔽在松林中絕密的戈林空氣動力學研究所和其他地方的風洞並撰寫報告，還同導師馮·卡門一同審問了空氣動力學的祖師爺路德維希·普朗特。

左起：普朗特、錢學森和馮·卡門

戰爭結束後，美國“曲別針”人才輸入計劃共引入642名德國專家。不同於猶太知識難民在基礎科學研究的聚焦，德國的火箭科學家在應用科學上的專注，有效補充了前輩們在科研領域中的缺失部分，也填補了美國的空白。馮·布勞恩後來在美國發明瞭“土星”系列運載火箭，在阿波羅計劃中送了12個人踏足月球。

美國是移民國家，通過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吸引着全世界的優秀人才，但在二戰期間美國的人才供給鏈被切斷。一方面，二戰的隆隆炮火使持續百年的移民潮跌至谷底，是1820年以來美國外來移民的最少的時期。另一方面，美軍人數的暴漲26倍，嚴重消耗了大學入學生源。

針對“人才赤字”問題，美國政府開始加快人才培養：

頒佈《1944軍人權利法》，為退伍軍人提供大學教育，先後有400萬退伍軍人完成本科或研究生教育；

設立獎學金制度，吸引大學生學習理工科專業，“把國家安全與物理學家的培養等同起來”，理工科專業畢業人數達到新高；

艾森豪威爾政府推動國會頒佈《1958年國防教育法》，明確了國防和教育的關係，將教育確立為國防重點，大量資金流入美國高等院校，高校規模迅速擴充。

受益於德國人才的湧入以及戰後人才短缺的問題，美國在1952年通過調整移民法建立“雙軌制”人才吸引制度：

永久移民：每年限額，第一優先原則是限額的50%用於吸引外來人才，其他三項原則中規定另外50%用於美國公民和合法外僑與其外籍親屬團聚。申請第一優先原則者，必須“受過高等教育、有技術培訓的經歷、專業化經驗或特殊才能，其服務為美國之亟需”；

非移民簽證：設立臨時勞工（H類簽證）計劃，其中H-1簽證發放給有突出才能的專業技術人士，H-2發放給美國短缺的熟練和非熟練勞工，H-3簽證發放給到美國接收技術培訓的外籍勞工。

吸引外來人才成為美國移民政策的戰略目標，而以H簽證為標誌的臨時科技勞工計劃“短平快”，政府可以根據經濟和政治形勢增減人數，無數工程師趨之若鶩的H-1B簽證從此發端。

至此，美國形成了內部基於高等院校的教育和科研的培養體系，外部建立雙軌制人才吸引結構。形成了完善人才體系的美國，對圍繞冷戰爆發的人才戰爭做好了充足的制度準備。

……

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抵達深圳羅湖橋，一同迴歸的還有核物理學家李正武、孫湘教授一家。在這之前，1424名在海外學習、工作的華人歸國，他們成為這個古老又年輕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1955年中國科學院首屆172名院士中，有158名為歸國人才，在中國的工業體系建設和基礎科研體系搭建工作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錢學森自此投身我國“兩彈”的研發，兩彈的內涵也從一開始的導彈和原子彈，變成了後來的原子彈和氫彈。1957年10月，蘇聯發射首顆衞星後，錢學森又先後領導了中國衞星的“581計劃”、“651計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整，中國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核訛詐成為歷史上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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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強國和人才引進計劃

1966-1977年，中國的人才體制崩潰，高考停滯10年。1977年，剛剛復出的總設計師主持座談，做出當年恢復高考的決定，570萬名考生走進高考考場，27萬人的命運從此改變。

在有留法經歷的總設計師的大力支持下，留學制度開始恢復，1978年首批52名公費留學生派遣出國，1981年自費留學的大門也正式打開，首屆托福考試在大陸舉辦。“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留學方針被定下，第二年自費留學的人數便突破10萬人。總設計師指出：“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

1986年，清華的張朝陽考取李政道獎學金，從700名尖子生中脱穎而出，成為100個被選中的幸運兒之一，同年閻焱、熊曉鴿、張亞勤去了美國。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

1993年，《北京人在紐約》火爆全國：“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地獄。”

《北京人在紐約》海報

這一時期的中國，高層次科研人才規模不足且年齡失衡，1992年中科院研究院平均年齡為53歲，全國56歲以上的高校教授佔比達到了驚人的80%，亟需新鮮血液的補充。中科院、人事和教育部委先後牽頭了“國家傑青基金”“百千萬工程”和“長江學者”計劃，然而基礎環境的匱乏，調動力量和成果十分有限。“長江學者滿足門檻的候選人都不到10個，跟海外大學一個教職上百人搶的對比非常明顯。”

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後，中國人才流失的問題更加突出。從2000年起，我國留學生的回國數量就逐漸走低，至2004年僅有20.9%留學生選擇歸國。留學英語培訓機構新東方成為青年人心中的聖地，俞敏洪被比喻成新時代的“摩西”。

1999年10月，作為在美國的華人傑出青年專家，李彥宏應邀回國參加建國50週年國慶觀禮，大街小巷的網站廣告給他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此時國外技術一統天下的格局讓他感受到了創業的機會。2000年1月1日，百度開始在北大資源賓館辦公。

“歷史劇變正在祖國發生”。2007年，已經在西北大學擔任終身講席教授的饒毅回國，經過應聘擔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他決定“與其在海外批評，不如回中國實踐”。

在饒毅的激勵下，施一公也辭去普林斯頓終身講席教授，回到清華大學生物系任教：“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回來至少為祖國健康工作30年。”

中國的人才戰略進入頂層設計的快車道。

（三）ACM班、姚班和AI突圍

2002年3月美國夏威夷，林晨曦帶隊如願以償捧回了ACM總決賽冠軍，成為首個贏得冠軍的亞洲隊伍。他們贏得了最高規格的獎賞，歸國的飛機落地時，交大校長謝繩武親自在機場抱着鮮花迎接他們，林晨曦回憶“當時被嚇壞了”。

2002年上海交大獲得ACM世界冠軍

ACM班和姚班在培養方式上十分相似：

在方向上增強對學生從事計算機研究的引導；

在師資上，突破學校藩籬，大比例引入客座教授授課，誰課講得好就盡力找誰過來；

大一大二特別強調基礎課程，如數學分析、線性代數；

大三以後很早進入實驗室，從事科學研究；

重視雙語教育，姚班的所有課程全部為英語教學；

重視實習和交流，首屆ACM班大三集體去微軟研究院實習，姚班一半同學有機會出國交流。

隨着千人計劃、青年千人計劃等人才計劃的實施，優秀的青年人才開始迴流，傑出的本科生們能夠有機會接觸到頂級的研究，擁有頂級的見識。

戴文淵、樓天城、唐文斌、印奇、楊沐…這些佔據了世界AI獨角獸半壁江山的企業創始人皆出身於ACM班和姚班，而鬲融、陳丹琦、趙爽、周源、貝小輝等人在計算機的前沿科研領域，也開始取得突破和成就，將人類認知的邊界向未知的神秘拓展。

2009年，教育、中組、財政等部委組織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又稱“珠峯計劃”，旨在吸引最優秀的學生投身基礎科學研究，探索多種模式培養頂尖人才。ACM班、姚班成為“珠峯計劃”的先驅和模範，為後來的變革指明瞭道路。

“珠峯計劃”在高校的落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