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康,一個“文商”的矛盾體質_風聞
武陵炸鱼人-2019-10-02 17:00
來源: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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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資和房地產領域大名鼎鼎的戴志康,今年8月29日被浦東新區公安機關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過去這幾年,戴志康進軍互聯網金融,重點開展P2P網貸,在大環境的風雲變化中把控不好,終於折翅。
據上海警方最新通報,檢察機關已於9月27日對戴某康等20餘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批准逮捕。
戴志康的企業多以“證大”為名,他也是這次涉事的上海證大文化創意發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年前,他給證大確立了“三證四大”的文化,即:證明、實證、親證,大道、大同、大美、大我。他説,“證”是證明,做給大家看,證明給世界看;“證”是探索、是進取、是創新,無論得失成敗,不斷努力去實現它;“證”也是一種人生態度,用自己的身、心、靈,全身心地去投入。
為什麼選擇P2P小額借貸作為證大的一個產業方向?戴志康説,“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做普惠金融,為人民服務,為那些從銀行借錢有困難甚至完全借不到錢、但的確有需求的普通民眾服務!……我們的價值初心是沒有問題的,是經得起推敲的,是正的,這是我們‘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根本底氣,風雨之後必有我們的彩虹!”
現在看,證大風雨交加,離彩虹已越來越遠。
對於證大的“大”,戴志康曾解釋,“凡合大道的無不為,凡不合大道的無為或不為。我們提倡大道,反對小道。”
戴志康一貫自信,但這一次,傷得如此之深,還能“證”明其“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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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康198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之後從商32年。如果以1992年組建中國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富島基金,出任總經理算起,獨當一面已有27年,歷經多個週期,算是久經考驗。
戴志康生於1964年,50歲那年,證大旗下的“撈財寶”線上理財平台上線,孰料這個“撈財寶”竟成命中大劫。
互聯網金融是2014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當時的説法是,“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回顧過去一年工作時説“互聯網金融異軍突起”,談到2015年工作時口徑仍是“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但2016年口徑變為“規範發展互聯網金融”,2017年又變為“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2018年更是“健全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監管”,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沒有互聯網金融的字眼。
對照上述政策循環,可以看到,2014年“撈財寶”P2P推出時剛好趕上了風口,但五年間,“順風口”又變為“逆風口”,全行業都在潰散,戴志康跌倒也是大概率事件,只是何時跌、怎麼跌的問題。由於金融活動外部性強,涉眾性強,問題一旦爆發就會成為熱點難點,靠一己之力難以收拾。
站在政府立場,為維穩計,在出現兑付危機後,肯定希望戴志康“兜底”,承諾自己拿錢償付給出借人,然後再向借款人追索。而戴志康堅持先向借款人催收,之後自己再補償一部分。
戴志康是8月29日自首的,此前三天他在給出借人的信中表示,“過去你們的出借資金到了封閉期能很快全額回款,是因為有債權轉讓的二級市場,現在債轉功能停止,錢需要從借款人那裏按信貸合同分期還回來。”但出借人覺得分期還款時間太長,同時擔心平台方會按每個出借人名下的借款人的實際還款額度回款,等於平台“甩鍋”給借款人。戴志康表示,他不會“甩鍋”,但確實也拿不出幾十億現金替借款人兑付。於是雙方矛盾爆發,經偵介入,僵持不下,戴志康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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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康自首幾天後,上海新滬商聯合會(戴志康為創始輪值主席)致信上海市工商聯,請求政府對戴志康採取保釋措施,一旦其出來主持證大集團工作,商會全體會員企業願意發起5-10億元援助基金,支持證大集團渡過難關。
看起來,這確實是一個富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如果戴志康能出來主持工作,證大集團正常運轉,會更有條件地為P2P平台的良性退出提供保障。反之,他自己窩在裏面,集團也會陷入動盪,證大的資產會像陽光下的冰棍一樣,這對解決出借人的問題毫無益處。
但法本無情,一旦走上刑事路線,很難再有回頭路。
客觀來説,和那些初心不良、肆意挪用甚至揮霍出借人資金的P2P平台不一樣的是,戴志康發展P2P的初心是做普惠金融,為人民服務。現在還不了出借人的錢,不是把錢拿去搞歪門邪道或揮霍掉了,主要是因為借款人沒有按期還錢。當然,不能排除他也挪用過部分資金,這也是行業普遍情況,而“撈財寶”的問題並不突出。
戴志康在給出借人的信中説:“平台所有出借人手裏都有着真實、合法的債權,原本只要借款人正常還款了,大家是能夠收到對應的回款的,但是今天很多借款人有了僥倖心理,出現了逃債行為,我們不希望縱容這樣的行為。……我們對於借款人資格審批嚴格,平均每筆借款七八萬,對於借款人設有本科學歷、有房、有車、有保單、有消費能力且信用良好等條件,判斷他們具有還款能力,所以現在很多有逾期的人,不是壞賬,是賴賬。”
曾任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秘書長的郭大剛最近指出,網貸中加入主觀惡意逾期行列的約有800萬人。今年以來出現的一個現象是“前期崩盤的平台上最終套牢的出借人,頻繁地在一息尚存的網貸平台上申貸,試圖從投資人轉化為融資人,甚至出現逾期違約、加入逃廢債現象”。
借債還錢天經地義。警方也反覆申明,上海證大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及“撈財寶”平台對外出借的資金均屬涉案資金,所涉借款人應依法履行還款義務。
戴志康已被批捕,如果借款人積極還款,證大P2P問題能平穩解決,對戴志康將來的命運會有好處,如果相反,矛盾不斷惡化,戴志康的責任也會加重。
上海新滬商聯合會願意發起援助基金,這是一種善意,但就當下而言,能還款的借款人儘快還款,才是對解決戴案的最直接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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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眾視野中,戴志康是知名的投資人,是有情懷和文化追求的房地產開發商,是收藏家和藝術領域策展人。
而在我心目中,戴志康還是一個在現實和理想間,經常陷入矛盾的痛苦的思想者。
2010年,戴志康參加第一財經與滙豐銀行合辦的理財論壇,談房地產。他説市場經濟解決不了住房問題,房子從1998年開始走徹底市場化的路子,導致今天的結果就是房子成了財富的一部分,造成兩極分化,大部分人買不起房。
怎麼辦?他建議採取雙軌制,允許作為資產的房價上漲,同時加強平價保障住房建設、租房等措施,讓百姓住得起房。他預測30年後,各個省市的城投公司(代表政府)將取代目前的房地產開發商成為中國最大的供房商,由他們去建工人新村、青年公寓,解決進城的年輕人、白領的住房問題。
當時聽了戴志康的言論有些詫異,他是個開發商,但沒有開發商的本位思想,反而主張加強平價保障住房和租房。
最晚從2010年起,戴志康就主張“用社會主義方法應對房價過高”,講過多次,也發過文章。他説:“政府為什麼非得把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去做呢?政府為什麼不能自己造了房子分給大家?市場原則大家以為公平,實際上我是市場經濟的人,我最清楚市場經濟可不是温情脈脈田園詩歌,而是赤裸裸的叢林原則,贏家通吃,我們就是這麼殘酷。這也不是我們心壞,因為資本的原則告訴我們只能這樣。你們買了我的股票,或者委託我來理財,我不把你的錢掙回百分之幾十,你們馬上就拋棄我了。我只能做好你們資本利益的代表,去幫你們掙錢。我要贏錢,就得讓大家輸錢。贏錢輸錢的原則,投資界就是1個人贏,9個人輸,或者1個人贏99個人輸,這就是叢林原則,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不知道作為一個商人、資本家的戴志康,從何時起在思想上開始“背叛”自己,讓自己陷入了一種精神上的矛盾體質。他是市場經濟的弄潮兒,但又對市場經濟抱有懷疑。他把資本市場的“零和博弈”視作市場經濟的常態,卻忘了市場經濟最大的好處是通過社會化分工做大蛋糕,讓更多人受益。而讓政府代替開發商建設平價房,過去已經搞過幾十年,真的是可靠的路徑嗎?
戴志康對市場經濟的反思是真誠的,但這也註定了他的商業悲劇。他越來越“去房地產化”,對業務增長也失去了興趣,甚至認為經濟增長帶來的物質財富只能讓人腐朽、不健康、不幸福。他投建的證大喜馬拉雅中心在商業上遠不如附近的浦東嘉裏城成功,但他説:“我可以造一個和對面一樣的,但我不要那樣的東西。一下子造完是不對的,西班牙巴塞羅那的大教堂100年還沒造完。我想要什麼,一直還沒有想清楚,不清楚就還要琢磨。”他越來越痴迷於文化、藝術、中醫等等,但靠這些業務去維繫一個集團的發展是很難的。
大概2013年前後,我參加一個證大集團的新聞發佈會。戴志康發佈,要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建一個像上海陸家嘴那樣的現代化城市,他説已經買了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預計投資幾百億,要打造南非未來的生態之城、活力之城、智能之城,打造非洲的金融貿易中心,也是中國人經營世界、進軍非洲的橋頭堡。
坦白説,我並不覺得這樣的項目很靠譜,因為房地產非常本地化,牽扯到政策、關係等方方面面,而且約翰內斯堡不是上海,有沒有陸家嘴這麼大的市場也是問題。但看到戴志康又回到房地產本行,而且是以如此進取甚至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內心還是有幾分驚喜。他終於又要做大事了!
戴志康究竟還是企業家、投資家出身,其文化抱負和情懷終究還是要有商業化的大的載體。他發現了非洲。他説,還是毛主席看得遠,幾十年前就看到了非洲。而南非的土地是永久產權,沒有開發時間的限制和閒置土地收回的問題,並沒有特別大的資金支出壓力。
不過,這個項目推進了沒多久,就沒有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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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開始自己創業後,戴志康約我聊天,主要是談對資本主義的反思。當時我還在手機上錄了音,可惜後來手機出了問題,沒有整理出來。
戴志康對於資本主義的反思,始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
他按着《資本論》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的貪婪本性和不斷追求利潤的衝動,總希望無窮無盡的利益增長,但資本家所付的工錢跟生產的貨物之間無法匹配。美國靠華爾街天才式的創造力,用金融創新為沒錢的人創造了購買力,但這種通過貨幣信用創造出來的購買力,最終仍無法掩蓋過剩危機。同樣面對危機,中國的情況要好得多。首先,中國老百姓存款多於借款,另外,中國政府本身財政赤字也不算太厲害,政府有擴大投資、擴大消費的能力,解決生產過剩所積累的問題。在中國你修多少路,馬上就會跑滿各式各樣的人和車,產生持續的推動力。
戴志康的反思,有些我是認同的,但有些方面,我覺得他走得太遠了。比如,他從紐約飛古巴,覺得美國人愁眉苦臉,而古巴人民很開心,南美都很開心,“他們就像我們在70年代的供給制生活,雖然物質不豐富,但是人們不需要這麼拼命,非常悠閒、幸福。”這些看法有些先入為主,南美有多國的危機讓人民朝不保夕,很難説開心。
在反思國際金融危機後,戴志康把2008年當作“中華文化元年”。他頗有詩意地寫道:“重要歷史時刻的到來都是地動山搖,釋迦牟尼曾經説過一句話:‘災難當中隱含着吉祥’,汶川大地震除了讓我看到巨大的災難,同時讓我感受到了一種噴薄而出的力量。春天要來的時候,新苗要破土出來的時候,新生兒從母親身體裏出來的時候,都伴隨着巨大的痛苦,痛苦孕育着新生。同樣是經濟危機,對美國和對中國來説它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我深信中國的冬天不會長。”
在戴志康自首後,我在網上看了這幾年他的文章和講話,覺得其思想脈絡是一致的,就是反思資本主義,反思西方,反思市場經濟,越來越以中學為體,越來越回到社會主義。
戴志康是南通人,和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是同鄉。他認為,時代需要“張謇精神”,“雖然身在江湖,但國家和天下是他心中最重的分量所在,有能力的時候就是忠心為公的時候,做實實在在的事,做為社會有益的事,這就是張謇精神。”
戴志康也越來越重視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和意義。
在2017年的“張謇論壇”上,他説,“我公司大樓裏有一幅畫,我坐在張謇老先生邊上向他請教,背景放的是他先前做的偉大的事情,右邊是我做的和我將要、想要做的一些事。在我從上大學開始就是青年學生黨員,追求進步,那時候想要學習的就是一心為公,我們讀書不只是為了個人揚一口氣,為了升官發財,也要為人民服務。所以在20歲的時候,我加入共產黨。……學習張謇精神,就覺得要做實業,不要去追求做寡頭做泡沫,炒作。……我起步是做證券投資出身的,但最後我做普惠金融小額貸款,也是張謇精神給我的啓發和引導。……我過去十五年的時間做房地產,實際上我知道,房地產行業已經非常泡沫化,五年前我就想着要轉換,就轉到金融,同時還做文化產業。最近一兩年開始思考做中醫,現代中醫。”
2018年2月4日,農曆立春,證大集團總支委進行換屆改選,戴志康當選書記。看起來他非常珍惜“入黨30多年來第一次擔任黨職,也是集團總支委成立10年來第一次擔任書記”的機會,滔滔不絕做了一個長篇講話,共分五個話題:黨建要努力為公司發展把握價值方向;黨建要努力為公司人資推進大我修行;黨建要努力為公司營造良好文化氛圍;黨建要努力為公司經營打造戰鬥堡壘;黨建要努力為公司生態植入“小康社會主義”。
在這篇講話的開頭,戴志康回憶説:“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求學,期間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光榮的一分子。後來從五道口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畢業後,我原本也在體制內工作,但在鄧小平南巡講話所掀起的改革開放大潮中下了海。這並非簡單因為我個人要下海經商,而首先是響應黨的號召。與大多數後來被稱為‘92派’的企業家一樣,我們實質上一開始就是為黨創業,走上經濟建設一線,為國家中心工作服務。……在今天的中國,一個人的社會價值追求無疑需要更多地與唯一併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聯繫在一起。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我們的宗旨也是為人民服務,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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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歲的思考者戴志康,在看守所裏,又會想些什麼呢?
他這幾十年,下海衝浪,有峯有谷,無論做什麼,都要找尋一些意義。早期是“三證四大”,後來是文化價值,最後是黨和社會主義。
如果他就是一個商人,一個投資者,沒有什麼對意義的追求,沒有什麼思想上的矛盾,就一門心思踏踏實實賺錢,他的命運也許不會如此。
但反過來想,人生的意義不就是要活出天造地設所給予你的那份差異嗎?和別人一樣思考,一樣蓋樓,蓋一模一樣的樓,縱使千金在懷,太太平平,卻從來沒有過別樣的思考和嘗試,又有何價值?
我尊重那個穿長袍、認認真真縱論古今中外、對社會主義抱着真誠信仰的思考者戴志康,雖然商海浮沉,他的命運如此悲催。
在我記憶中,關於戴志康,印象最深的一個鏡頭是他説過的這樣一段話:
“我們家在海門,特別窮,幾代都是貧農,我兄弟六個,只有我考了大學出來了。後來我做房地產,海門出的建築工人特別多,他們在上海建了特別多的房子,可是他們一輩子買不起這裏的房。我是海門出來的,但面對他們我也毫無辦法,我也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
説這話時,我能感受到戴志康深深的嘆息和誠意。
有一些東西,我們已經遺忘,他沒有。有一些東西,我們熱衷追捧,他視為敝履。
“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台。”
既然人生處處都是道場,那麼此時此地,也是花月樓台,而作為一個思考者的戴志康,自有其安身立命之道,也無需我等紅塵中人為其氾濫悲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