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中國的大戰略，美國觀察家的看法_風聞

前言：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各種智庫組織了不少關於中國的講座，有些講座，例如艾裏克森教授關於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述影響廣泛。

下面介紹的講座，“什麼是中國的大戰略？”由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組織。傳統基金會是美國最大，影響最為廣泛的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自1973年成立以來一直是美國保守派運動的堡壘。繳費會員超過50萬。

主講人是大衞 戈德曼（David Paul Goldman），美國經濟學家，音樂評論家和作家。他以發表在《亞洲時報》（Asia Times）上一系列評論而聞名。是美國著名的中國觀察家之一。戈德曼這篇講話在網上廣為流傳。

這篇講話有獨到之處：第一，對中國的情況非常瞭解，是典型的知華派作品。第二，講話的思路和西方媒體上的一般敍述不同，例如，指出中國的技術進步主要動力是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在研發和教育上的巨大投入；美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主要是美國資本和公司的主動轉移，是為了資本增值。

主講人是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他的觀點和對美國的獻策，對我們瞭解“為什麼美國是要我們的命而不是要我們的錢”的觀點（近來黃奇帆和閻學通都有詳細論述）有所幫助。

下面是大衞 戈德曼的演講： 

中國想幹什麼？美國如何應對

David Paul Goldman

2019年5月24日

今天講兩個問題：1，中國想幹什麼？2，美國如何應對。

在今年5月19日對Fox電視的採訪節目中，當主持人問及中國是否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國家時，特朗普總統回答到：他們為什麼不呢？中國人雄心勃勃，聰明，中華民族是偉大的人民，中國文化是偉大的文明。但只要我是總統，這就不可能發生。

Kiran Skinner博士在本月初國務院一次會議中的提到：幾十年前沒有人預料中國會成為我們全球性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競爭對手，同樣震驚的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高加索人種（白人）的強大對手。

Victories David 認為日本在1905年至1940年曾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但日本的GDP在1940年時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有美國的一半。

中國的GDP總量和美國差不多，按照IMF的購買力算法，中國超過美國25%，按照美元匯率計算，美國比中國大三分之一，所以兩國經濟總量差不多。

中國人口是美國的五倍，中國在科技前沿的投資遠超美國，中美兩國的經濟規模相當，但中國發展速度是美國的兩倍。中國本科畢業生比美國多四倍，博士生多2倍，這個差距還在擴大。中國三分之一新增勞動力有本科學歷，其中三分之一學理工科。

特朗普總統經常表述美國當下經濟良好，而中國經濟遭遇困境，他被誤導了。華盛頓錯誤地認為中國虛弱是導致貿易戰談判破裂的因素之一，這將產生後果。

美國開發高新技術的能力正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衰減。我同意 Kiran Skinner博士的判斷，美國從未與對手展開需要如此巨大資源支持的戰略競爭。

中美相爭清晰體現了兩國國家原則的對立。美國是從承認人性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最成功國家，來自18世紀的英國清教奠定了美國的基督教文化基礎，對人性和基督教信仰的追求而形成的政治文化，使美國產生出巨大的國家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超越了以民族為紐帶的舊式國家凝聚力。

中國，儘管不斷的改朝換代，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最成功的王朝國家。和美國不同，歷史上中國未能同化各民族的宗教文化，而是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精英行政體制和科舉考試官僚行政文化。國家代表大眾利益而不是個體的集和，個人利益需要服從國家利益。

中國歷史上王朝的興衰帶來巨大的苦難，但中國王朝體制總能修復自己，因為中國社會不能忍受軍閥統治和無政府狀態，那會導致自相殘殺。

中國曆朝歷代面臨的兩大噩夢之一是地方勢力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造反，推翻中央政府，分裂國家。因此，中國在南海上會因為“小事”而出戰，因為中國要“殺雞給猴看”，例如防止台獨。

中共推翻了家族王朝帝制，建立了精英管理體制，中共執政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1978以來中國人均GDP以現在的美元匯率計算，增加了50倍。

中國的模式和日本20世紀初的模式明顯不同。日本是單一民族，中國是多民族國家。這是中國的強項也是弱項。

華為公司，處於當前中美相爭的風暴中心，是中國模式的典型體現。作為中國公司僱傭的投資銀行家，我在2013-2016年有機會對華為進行第一手的觀察，和華為的若干高管有直接接觸。

華為不僅僅是一家中國公司，而是“帝國”的戰略後備。華為19萬員工中有五萬是主要來自西方的研發工程師。華為在全球建立了20個研發中心，僱傭了大量最好的研發人員，華為研發的投資二倍於諾基亞和愛立信的研發投資總和，這兩個公司是世界通訊行業裏和華為距離最近的對手。

中國這個悠久歷史的國家在21世紀的基本戰略是什麼？中國肯定不想在特朗普的反擊下謀求取代美國，中國沒有能力擔負起主導型超級強權的責任，這些責任包括應對恐怖主義，保護世界海上貿易路線，應對俄國在歐洲和中東擴張等等。

中國希望在美國大傘下，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次序。暗地裏中國領導人計劃在2035年把中國建成最強國家，恢復中國歷史上的輝煌。

中國的GDP在1700年時佔世界的三分之一，而當時英國，法國和德國三國的總和只有15%。腐敗的清王朝導致了中國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的百年恥辱和戰爭，中國領導人決心避免這種恥辱。

中國政府制定了經濟和軍事戰略確保中國的復興。中國的經濟戰略有兩方面：第一，爭取高科技優勢；第二，爭取把中國的發展模式，通過一帶一路項目向世界南方國家擴展，把這些人口總和達到20億的國家納入中國的經濟範疇，從而改造世界經濟格局。

中國向一系列關鍵技術投入大量資源。這些技術包括5G通訊，量子計算和量子通訊，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等等。中國認識到半導體產業是21世紀軍事力量的基礎，如同鋼鐵對於19世紀。中國國務院在2014年號召中國半導體產業在2030年達到世界領先地位，未來5年對半導體的投資達到1118億美元。

2018年的中興事件推動中國政府向半導體產業加倍投資，特別是支持華為。中國在高端半導體上的成就令人驚訝，中國在芯片設計上和高通，英偉達和英特爾不差上下。就我看來，中國在芯片設計和製造方面的進步是過去幾年經濟發展的最大奇觀。

中國的軍事戰略核心是建立戰場阻隔能力，用岸對艦導彈系統迫使美國的航母遠離中國的近海，削弱美國的航母優勢和空中優勢。中國的激光和導彈有破壞美國衞星的能力，中國已發展出難以攔截的高超音速飛行器，可以安裝核彈頭攻擊美國航母和本土。中國已採購可以控制枱灣上空的俄國S-500導彈系統。

中國還有一些潛伏的優勢。我曾拜訪一位中國深圳科技公司的CEO；我的朋友幫助這家公司上市。這位CEO拿出手機給我看一個手機應用：手機熒屏上的南海地圖標有上百個閃亮的小點，那是用氣球拴在中國在南海過往船隻上的傳感器，一旦戰爭爆發，衞星被摧毀，這些傳感器仍然能夠替代衞星提供監控。

中國軍隊大約有一百萬軍人，每名士兵的裝備費是1500美元， 美國士兵的人均裝備費是17000美元。中國沒有A10攻擊機也沒有俄國的蘇-25攻擊機。中國軍隊海外部署的能力有限。這不奇怪，中國國境的邊遠地區大多在1300年前的唐朝時期奠定，中國並不打算入侵鄰國。中國有3萬海軍陸戰隊，還有5萬訓練有素的高度機械化步兵，足以應對台灣問題。中國有運送這些部隊跨越台灣海峽的能力。中國軍艦數量超過美國，但噸位要低好多。

中國海軍不想和美國海軍在大洋上打常規海戰，而是要保護中國海外資產，保護中國國際貿易運輸，在中國近海建立優勢。中國軍事投資的目的是保護中國在海外不斷擴大的利益。有些美國觀察家的分析是錯誤的，他們認為中國想在全球建立壟斷地位，控制全球海洋運輸路線和重要海港。

中國海外戰略的中心是按照中國模式改造世界南方國家的經濟，與東南亞，東歐，拉丁美洲國家建立密切聯繫。中國意識到移動通信對“舊式經濟”的破壞力可以改變這些國家的日常生活方式。（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是科技發展對原有生活生產方式的破壞）

中國經濟的崛起是當代世界的最重大的事件，中國想把自己的模式向世界推廣。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基本不交税，沒有税收國家拿不出資金建立必要的基礎設施，這形成惡性循環。這些國家的非正式就業在墨西哥佔到55%，在印度佔到85%。

中國試圖用中國技術，中國工業企業和中國金融把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從無所事事狀態中解脱出來，和世界市場聯繫起來，這種變化的前景令人吃驚。西方主持的全球化和中國倡導的全球化相形見拙，中國倡導的全球化並非壞事，但我不願看到中國從這全球化中脱穎而出，成為主導世界的國家。

倡導中國式全球化是中國一帶一路的核心。華為作為中國走向世界的箭頭，也為中國提供了走向世界的組織形式。中國模式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發展模式的極化，韓國和台灣也翻版了明治維新後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將大量農民遷到城市，建造大量工廠提供他們就業。

中國改革以來的人均GDP增長了35倍，遷徙了5億5千萬農民進入城市，為了容納這巨大的遷徙人口，中國這段時期的城市擴張相當於建造了所有的歐洲城市，中國大地上出現了"新利物浦，新格拉斯哥，新那不勒斯，新斯德哥爾摩"等等。中國造了8萬英里高速公路，1.8萬英里高鐵線路。

中國現代化不是發展中國家常見的為有限的中產階級造幾塊飛地，而是通過移動通信把社會的毛細血管和國際市場聯繫起來。電商平台提供金融支持和信息支持，大量企業通過阿里巴巴賣出他們的產品，購買原材料和配件，移動通信顛覆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礎。中國有機會的話準備在世界各地複製這個過程。

中國和美國的國家關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在1979年到2009年期間依靠美國消費市場。2009年中國出口佔GDP的36%，2008金融危機後，中國意識到美國消費不可能再成為世界需求的主要支柱，中國開始大規模經濟轉型，減少對出口依賴。目前，出口佔中國GDP的18%。對美出口只佔中國製造業的5%，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產品，其中一半是用從台灣和其他地區進口的元器件組裝的電子產品。

過去十年，中國出現把低附加值產業向越南等國家轉移的趨勢，美國對中國的關税戰只會加速這種轉型。中國人經常問我，為什麼特朗普要保護那些我們準備放棄的產業。

中國出口的突然減少，迫使中國政府為幾百萬半技能勞工提供新工作，這是經濟管理方面的難題，但不是決定性的威脅。過去20年來，美國社會一直有中國崩潰論的説法。這沒有發生，將來也不會發生。我們嚴重低估了中國，如同1904年時俄國低估了日本（1905年日俄戰爭，俄國慘敗），珍珠港襲擊前美國低估日本，英國低估日本會佔領新加坡。

另一種流傳的看法是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必定導致中國政治改變，這是一廂情願，我們不能從外部壓倒中國，也不要想象中國一定從內部自我毀滅。另外，中國的債務GDP比例和我們差不多，都是250%，但有一點關鍵的區別，中國的債務主要是政府欠下中國金融機構的內部債務，這些債務主要用來支撐基礎設施建設。

美國現在的立場是什麼？ 兩週前我到紐約參加一箇中國觀察家會議討論美國當前面臨的種種威脅，史蒂夫 班農也參加了會議。班農説美國企業是中國未登記的內線，華爾街是中國投資部門的公共關係部。這有點誇大，但有真實的成分，大家對此都不舒服。

我們談論中國對美國經濟的損害，但來自中國的便宜電子產品幫助美國的科技公司提高股市市值。過去10年裏這些美國科技公司的市值擴大了13萬億美元。美國科技公司放棄資本密集型產品製造，轉向軟件和應用程序，這使得硅谷公司賺得盆滿缽滿。我們抗議中國逼迫技術轉讓，但實際上更應擔心的是美國公司的主動技術轉讓，大部分美國公司迫不及待地向中國轉移技術，以便進入中國市場。

引用俄國革命家托洛斯基一段話：你也許對工業產業政策不感興趣，但產業政策會對你感興趣。亞洲經濟模型把資本密集型工業歸類於基礎設施。亞洲模型對芯片工廠的投資如同我們對體育場的投資。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對資本密集型工業的大量投資，導致美國發明的專利技術都在亞洲生產製造，例如，集成電路，顯示屏幕，傳感器，激光和互聯網。這些美國發明大多由美國政府，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其他政府機構資助。

美國基本放棄了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製造，美國的風險投資基本和資本密集型生產製造無關。結果是災難性的，2011年美國佔全球半導體制造的25%，2018年下降至不到10%，再過5年相關工業機構預測下降到5%。

在當今“靈巧武器smart weapon”時代，一個國家不能生產集成電路（芯片）就不能保衞自已。我支持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但不涉及國家安全領域，國家安全有否決權。

中國在量子計算方面的投資超過美國，量子計算也許是21世紀最重要的技術，中國在合肥投入110億美元進行量子技術研究，而美國政府的量子計算投資在未來5年只有12億美元。

中國在許多關鍵領域落後於美國，但快速追趕。幾年來，中國實現了月揹着陸，發射了全球第一個量子通訊衞星，北京和上海之間設立了2000公里的量子通訊設施，造出了運算極快的超級計算機和取得了5G通訊的領先地位。

中國對教育的投資和對高科技投資相互平行。中國本科畢業生比美國多4倍，博士多兩倍，三分之一的大學生讀理工科，美國只有7%，而且這裏面有不少是中國留學生。更為可怕的是在計算機工程和電子工程領域，80%的博士學位申請者是海外留學生，其中中國學生佔多數。他們的大部分將回到中國。過去20年來，我們最好的大學培育了中國大學的一些最好的系科，美國教授教出來的中國教授正在教授中國學生。近年來中國留學生申請顯著下降。

相對中國壓迫美國企業轉讓技術的説法，我們更應該關注中國自我研發新技術的能力。自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衞星以來，中國是第一個在5G通訊方面超越美國的國家。中國在量子技術上的投資比美國多很多，我們的反應太遲緩。

美國脅迫盟友不要使用華為5G技術，但盟友的反應令人不快。我的亞洲時報同事最近採訪了一位歐洲最大國家的政府部長，這位部長説：美國沒有能和華為競爭的公司，你們不生產5G通訊設備，你們叫我們買斯堪的納維亞的諾基亞和愛立信產品，這些產品是二流貨，這兩家公司能夠存在是因為華為讓他們存在。我們沒有選擇，我們不知道美國要我們幹什麼。

前面我已經説過，中國取得了超級計算機芯片自給自足的輝煌進步。最近，一家日本分析機構提出報告，指出華為手機的芯片和蘋果的相當甚至超過。最近針對美國政府對華為的禁運令，我們採訪了相關的業內人士，他們認為，包括華為自己的公開反應，華為通過逆向工程，或者其他渠道，取代美國芯片的努力並非十分困難。

中國正在向世界的南方國家推廣自己的發展模式，這是一個遠超西方媒體描述的複雜過程。西方媒體強調中國對南方國家的投資是搞債務陷阱，要達到金融控制的目的，這實際上是誇大其詞。例如斯里蘭卡把漢班港租用權賣給中國以償還債務（在西方廣為宣傳，譯註），但實際上斯里蘭卡欠中國的債務只佔其債務總和的10%，中國對斯里蘭卡的貸款條件優惠，斯里蘭卡的債務問題是在在中國人來之前已經欠下的。

中國並不尋求金融控制權，中國希望的是把世界南方國家的20億人口納入中國經濟圈。中國領導人考慮問題超前一代人的跨度，就將來的世界而言， 最缺乏的經濟要素無疑是勞動力，是那些能夠看懂説明書，按時上班，能夠掌握前沿技能的勞動力。21世紀的人口增長基本上只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和巴基斯坦，而人口老化現象發生在所有的生產發達國家，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在幾年前達到頂峯，已經下降。

南方國家人口增長最快，但教育缺乏，政局不穩，基礎設施落後使得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一直靠邊站。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在本國勞動力供應下降的情況下，獲得其他地區的勞動力資源。

中國對南方國家的建議非常有説服力。我自己有個故事，作為一個投資銀行家，我幾年前帶墨西哥駐華大使到華為深圳總部，華為的產品展覽廳比華盛頓的空天展覽館（Air and Space Museum）大三倍，三小時參觀後，華為的主人把我們帶到一個圓形劇場，向我們展示PPT。他説，墨西哥經濟體量很大，但缺乏寬帶通訊，拖累了墨西哥經濟。如果華為幫助你們建立寬帶通信網，墨西哥就能壯大自己的經濟，華為可以幫助建立電子商務，網絡支付和網絡金融，可以帶入阿里巴巴和百度，墨西哥就會象中國一樣發達富裕。當時華為未獲得回應，現在華為正在為墨西哥和巴西建寬帶通信網，百度有意願支持當地的電商小企業。

這種發展令人高興，但不利的是中國將在這種生產力發展中獲取很大的利益，中國希望成為主要供應方，投資方的技術提供者。 相對應的是，美國趨向於巴西化，強於出口農產品和能源，弱於出口高技術製造。

在歐洲，和中國緊密合作的國家是民族主義當權的國家，意大利，波蘭，匈牙利，捷克，這些國家尋求和中國的合作用來和布魯塞爾的歐盟博弈。 意大利的民粹政府是G7國家中第一個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協定的國家。波蘭是美國在歐洲的堅定盟友，但波蘭準備把其關鍵的財產，距離華沙40公里的大型機場，用作一帶一路在歐洲的樞紐。小國總是要圍繞大國轉，美國國力的下降，意味着小國，不少是我們的盟友，不可避免的被中國吸引。

十年前，美國可以通過關税讓中國經濟停頓，但今天不行，5年前，美國可以通過斷供使華為停頓，但今天不行。對華為的禁運不會（徹底）阻止華為在歐洲佈局5G，前幾天，德國，法國和荷蘭對此都有公開的表態。

不能提供更好的技術，我們就不能阻止中國，甚至不能遲滯中國的腳步。美國以一種異常的立場，試圖用美國的影響力去阻止競爭對手從事某些事情，而美國本身又不準備從事這些事情，就我的瞭解，這種戰略在全球任何地區和任何時間段上都沒有成功的記錄。

我們應該回顧我們戰勝蘇聯的歷史， 1970年時我們面臨挑戰時，把GDP的1.3%，相當於今天的2600億美元投入基礎研究。今天美國聯邦政府基礎研究的投資只有那時的一半，而且不少用於無關緊要的環保方面。

我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我們要推動關鍵性的高科技產業，特別是半導體制造返回美國本土。一個不能生產高端半導體產品的國家不可能保衞自己，不可能成為全球性強國。

我們要控制高科技的出口，我不太擔心被動性的技術轉讓，而更擔心的是美國公司（為了爭奪國外市場）的主動型技術轉讓。

我們要把國防研究的重點放在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不是延續過去的技術和裝備，我們不需要太多的航母和F-35隱形飛機，我們需要無人機羣。我們需要新的國防教育立法，正像艾森豪威爾在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衞星以後做的那樣，培育整整一代工程師。

我們要和日本，韓國，印度一起，提出一帶一路的替代方案。

我們需要吸引大批中國優秀科技人才。

中國可以研發創新，我們應該做得更好，美國國防系統和私人企業合作創造了當今的數字時代，其他國家都不能完成如此重任。我們可以讓世界再次驚奇，但前提是必須召集，投入舉國力量，這是長期戰略。

短期戰略是什麼？我們可以升級當下和中國的貿易和科技戰，對當今世界經濟造成一定的損害。不能擔保一定勝利，中國在過去10年裏一直準備這樣的對抗。貿易戰可能有損特朗普總統的2020大選，我必須澄清我歷來支持特朗普，我希望特朗普能在2020年再次當選。

或者我們可以尋求暫時停戰，然後投入長期的對抗，恢復過去那些奠定我們勝利的政策。

我們曾低估了中國人，現在是時候讓他們發現他們低估了我們。

任澤鋼根據YouTube**上的講話視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