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教育，教出了瑞典氣候女孩？_風聞

最近幾個月，每週五早上途徑斯德哥爾摩瑞典國家議會大樓的時候，總能看到集中在大樓門前示威的中學生，有時只有零零星星的一小羣，也有時會有老師帶着學生一起出現。這是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那位十六歲瑞典“氣候少女”的響應者和追隨者們。去年八月正是在這裏，格蕾塔·通貝里發起了她的第一次罷課抗議，要求政府為氣候變化採取更多行動。

她在第二天就吸引到了同伴，在第二週則贏得了社交媒體上的網友關注，但在當時，無論是瑞典國內輿論，還是旁觀者如我，都沒有預料到她的倡議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展成一場全球運動。

上個週五，隨着格蕾塔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了她的演講，議會大樓門前的抗議人數也達到了我所見的最高峯。

如果不是發生在瑞典，不知道像格蕾塔這樣“一個人的抗議”還會不會有“然後”。今年5月，格蕾塔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國王花園的演講中曾喊出“Vi måste offra vår utbildning”（我們必須犧牲我們的教育）的口號，如今站在議會大樓門前的學生們，大概正是在身體力行她當時的號召了。

被犧牲的瑞典教育，還好嗎？

格蕾塔曾在許多場合回憶起她投身於環保運動的開始：那是在她11歲時的學校課堂上，她在那裏第一次瞭解到了全球變暖與氣候變化，隨即被巨大的恐懼所籠罩。接下來的那段時間，她開始頻繁閲讀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佈的全球氣候報告，這最終促使她決定走向國會大樓門前。

● 格蕾塔今年5月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國王花園的演講中稱“必須犧牲我們自己的教育去做那些大人不敢做的所有事” / 瑞典快報電視截圖

對於瑞典孩子來説，這不是什麼特殊體驗：瑞典是全世界環境教育最受重視、也最為先進的國家之一，環境教育理念自1969年即寫入中小學課程大綱，相關的課程內容貫穿了自然科學導向（NO，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和技術）和社會科學導向（SO，包括地理、歷史、宗教和公民）兩大板塊，在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共6605小時的總課程設計當中，自然科學導向佔了800小時，社會科學導向則佔到885小時，除此之外，許多學校還會開設就環境議題展開的理解性研究和/或“特殊活動”，二者通常要在每週的學習時間中佔到6-7小時之多。2011年的一份研究指出，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已經在瑞典整體教育系統中成為了許多科目的核心關注問題。

除此之外，瑞典還擁有廣為國際讚譽的户外教育傳統，孩子們自學齡前階段開始，就被鼓勵參與到森林探險的小組活動中去，在瑞典的小學階段，就連數學和歷史的許多課程，也有老師會選擇帶領班級在户外完成。

這樣的共同成長背景，或許就是格蕾塔能夠迅速吸引到同伴和同齡人支持的原因之一。

而在如我這樣的局外人看來，瑞典教育帶給格蕾塔的影響或許比她公開提及的這些更加深遠。瑞典教育系統素以寬鬆自由、尊重學生個性著稱，學生們幾乎沒有任何升學壓力，只需修滿學分即可升入下一階段，從小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徵、強迫症和選擇性緘默等病症的格蕾塔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她五年級時，老師安妮塔·馮·貝倫斯（Anita von Berens）還曾每週利用休息時間在圖書館幫她補課兩小時，使格蕾塔順利通過了五年級的課程。

安妮塔老師至今仍被媒體描述為格蕾塔“最好的朋友”，在媒體新近發表的採訪當中，對於格蕾塔目前的社會活動安妮塔老師也持讚許和支持的態度：儘管作為教師，她認為格蕾塔應在學校學習，但與此同時，由於相信格蕾塔正在做的是自己擅長的事業，安妮塔老師表示，教師的任務應當是“幫助支持她的學業”。包括上週五在內，安妮塔老師多次參與過格蕾塔發起的罷課抗議行動。

● 格蕾塔與老師安妮塔在瑞典國家議會大樓前罷課的照片 / 瑞典《斯德哥爾摩報》

在瑞典教育工作者中，安妮塔老師的態度頗具代表性：在校上課很重要，不過格蕾塔也是在做正確的事情。斯德哥爾摩的一位小學校長Lee Orberson認為，“這場學生運動的主題很好，學生關心重要問題是好事”；瑞典南部哥特蘭島一位名叫託斯滕·弗萊明（Torsten Flemming）的校長稱，“這也是學校教育的一部分，和民主教育和可持續發展教育一樣，我們應該教導學生對地球負責，為環境抗議就是在社會中實踐這些知識的一種方法。”

這也是瑞典教育的特色之一。近年來，由於“參與式”教育越來越受推崇，包括環境教育在內的整體教育模式越來越多地從傳授某種理念或知識，逐漸轉向在交流中獲得觀點與思考的過程。

● 今年6月，格蕾塔在Instagram上發帖感謝學校的同學和老師 / 網頁截圖

今年6月畢業時，格蕾塔曾在Instagram發帖感謝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並對媒體表示自己將休學一段時間。瑞典國家電視台SVT在報道中稱“高中教育需稍微等等氣候活動家”。她就讀的Kringlaskolan學校的副校長馬格努斯·安德森（Magnus Andersson）對SVT表示：“很開心格蕾塔喜歡我們的學校，和其他學生一樣，學生喜歡，我們開心。對於我們而言，她不是世界名人，而是學生。”

“格蕾塔現象”，是福是禍？

瑞典的教育體系植根於這個國家的政治氣候和社會傳統：從1972年召集斯德哥爾摩峯會開始，在其他議題上存在感並不高的北歐國家瑞典一直被視為全球環境保護運動的領導者，這使得環境保護與其後續概念可持續發展，比其他國家更早地在瑞典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共識，被視為瑞典致力於打造的“福利社會”的一個當然組成部分，而在斯德哥爾摩峯會上獲得高度重視的教育問題，又反過來成為塑造瑞典教育形態的關鍵作用力。

長達半個世紀的環境教育，讓瑞典社會在許多環境相關理念上似乎都比大部分國家走得更遠：瑞典的有機食品消費量為全歐洲最高，廢品回收率也居世界前列，2011年秋，帶有生態標籤的住宅在斯德哥爾摩正式啓用，居住其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為普通住宅的一半左右——根據一項當時進行的市場調查，高達70%的瑞典人願意為此買單。

格蕾塔的家庭亦是其中一員。一些國際媒體已經注意到，格蕾塔的媽媽、瑞典著名歌劇女高音歌唱家瑪蓮娜·恩曼出於“不搭乘飛機”的環保承諾放棄了自己拓展海外事業的可能性，但事實上，同樣的“飛機羞恥症”已經導致瑞典國內十大最繁忙機場客流量在2019年下降了2.8%，8月瑞典國內航班客流量和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10%，而選擇火車出行的人數從20%上升到了37%。“飛機羞恥症”正在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後成為瑞典的另一心理文化輸出。

● 格蕾塔搭乘帆船橫渡大西洋 / 視覺中國

今年秋天，格蕾塔和她身為舞台劇演員的父親斯萬特·通貝里帆船橫渡大西洋的舉動引起全球矚目（和不小爭議），也只是這種理念的又一次實踐而已。

有這樣的輿論土壤，格蕾塔的行動迅速獲得廣泛支持似乎並不值得意外。瑞典左翼陣營的環境黨發言人伊莎貝拉·洛文（Isabella Lövin）在今年3月曾在媒體上對格蕾塔表示祝賀，“如果格蕾塔的祖國可以成為第一個改變的國家，那麼我們已經取得了歷史上偉大的成就。”左翼社會民主黨（也是瑞典最大政黨）則在其官網稱在對抗氣候變化上，格蕾塔是“全球的榜樣”。

但格蕾塔的意外走紅，也在瑞典國內引起了不小爭議，這不是圍繞她的觀點，而是她罷課抗議並呼籲其他人效仿的“格蕾塔現象”。

格蕾塔本人不能算是瑞典教育系統的失敗案例：在九年級的畢業考試當中，格蕾塔無疑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十七門課程中的十四門都拿到了“A”，其中五門還獲得了班級最高分。

但這樣的例外是否值得被鼓勵為“榜樣”？目前為止，大部分人對格蕾塔帶來的罷課風潮都持擔憂態度。

過去十年，由於與國際教育水平相比瑞典學生的學業水平出現持續下滑，教育質量問題受到社會熱議，也成為左右翼政黨爭辯的重要議題之一，2015年5月的研究證實，提高教育質量已成為瑞典的當務之急，尤其是提高學生的閲讀、數學和科學的學業水平，而與此同時，一些傳統上被認為學業高壓的東亞、東南亞地區學生卻在同類測試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 2015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排名，前三位分別為新加坡、香港和日本，瑞典排名第25 / factsmaps

從2000年到2015年，瑞典學生的PISA得分從512.7下降到了495.7，下滑幅度是所有接受測試的國家和地區當中最大。是教育模式出了問題，投入還不夠大，還是移民羣體造成的衝擊，抑或只是這樣的測試體系不適合瑞典人？造成學生表現下滑的原因為何，迄今眾説紛紜。

但無論如何，保證上課時間總沒錯。瑞典全國教育局（Skolverket）局長彼得·弗雷德裏克森（Peter Fredriksson）曾在近月接受瑞典《晚報》採訪時表示學生應履行義務教育的義務，這意味着學生應該在學校上課，氣候環保運動應該在課餘時間去做。根據學校規定，如果學生未經准假參與抗議活動，將被視為曠課。

今年3月，《晚報》還在讀者羣中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題為“是否應該准假讓學生參與氣候運動？”結果顯示，66%的民眾持反對意見。

● 民意調查結果柱形圖，共有74522人蔘與了投票 / 瑞典《晚報》

而隨着近月來格蕾塔成為國際知名人物，甚至被調侃為“最有名氣的瑞典人”，她身後的瑞典教育系統面臨的選擇困境也日益凸顯出來：對於更多的普通瑞典學生，這樣的舉動該不該鼓勵？

在解釋自己為什麼要發起罷課行動的時候，格蕾塔曾經説：“氣候罷課的象徵性意義在於，如果你們成年人不關心我的未來，那我也不關心。”

截至發稿，又是一個週五來臨，格蕾塔仍在北美，而國會大樓前的中學生們，又要發起新一輪抗議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