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澤東回答的幾個大問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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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再遠，也要記住來時的路，不忘初心！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重温毛澤東在1949年回答的一些重大問題，會給我們許多關於初心和使命方面的啓示。

1949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經過28年艱難探索和浴血奮戰，迎來了一個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全新的歷史新紀元。這年9月3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閉幕式上，通過了一份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言》，其中明確寫道：“中國的歷史，從此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作為引領時代的偉大人物，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毛澤東關注、思考並回答了一系列關係新中國全局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裏，我們不可能一一複述這些問題的全部，僅就1949年的一些片斷作些簡述。

一、回應經濟悲觀論調：“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打破一箇舊世界不容易，而建設一個新中國更不容易。自1948年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迅速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籌建新中國的歷史大劇，就此拉開了序幕。

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着手籌建新中國的時候，社會上出現了一種經濟悲觀論，這種論調也在一定程度上傳播到了黨內，就像毛澤東指出的：“在理論和原則性的問題上，黨內是存在着許多糊塗思想。”這種“糊塗思想”，將從根基上嚴重影響即將來臨的新中國建設。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問題，並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重點作了解答。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用了9天時間，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新中國成立前最後一次中央全會。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分別在開幕時的報告和閉幕時的結論中，對我們黨和即將成立的新中國進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概括起來主要包括：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指出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後，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着重分析了當時中國各種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等等。這次會議還為我們黨留下了一份至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即後來無論在任何國際國內形勢複雜變化中，無論我們黨面臨何種複雜環境和偉大斗爭，全黨都必須保持清醒頭腦，保持堅定信念和精神狀態，“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也恰恰是這個時候，黨內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驕傲自滿、功成名就的思想狀態，一種是本領恐慌、畏懼悲觀的“糊塗思想”。這兩種思想狀態都不利於我們黨去引領即將到來的偉大時代。

對前一種錯誤傾向，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毛澤東這裏特別提醒大家：“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這就是毛澤東給全黨的回答，因此才有“兩個務必”的告誡和提醒。

後一種錯誤傾向，主要反映在即將接管城市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上，從而引發了經濟上的悲觀論調。對此，毛澤東在講話中用了較大的篇幅專門回答這個問題，概括起來，是以“一總七分”的方式回答的：

一總，即總體上的回答，主要針對的是那種認為中國工業現代性不足的顧慮。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説，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佔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明確的認識和解決，是我黨當前的重要任務。”由此可見，我們黨正是基於對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的正確認識，才作出後來一系列政策上的正確決斷。

明確了我們黨在經濟戰略和策略上的重要任務以後，毛澤東分別從七個方面，批評了“左”和右的觀點，闡明瞭我們黨領導新中國經濟向“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

第一個方面，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產生和發揮領導作用，有堅實的經濟基礎。中國已經具有的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具有進步性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資格。

第二個方面，毛澤東指出，我們黨領導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正在進一步鞏固我們的基礎。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具有落後性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但是，我們黨領導進行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着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

第三個方面，毛澤東判斷，國營經濟將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在當時，中國的現代性工業的產值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官僚資產階級的手裏，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使人民共和國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

第四個方面，毛澤東提出，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但必須有限制，不能任其氾濫，要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佔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氾濫的。”它將被限制地發展，“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

第五個方面，毛澤東提出，對佔絕大多數比例的個體農業和手工業，必須加以引導，組織合作社，不能放任自流。“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着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羣眾的集體經濟組織。中國人民的文化落後和沒有合作社傳統，可能使得我們遇到困難；但是可以組織，必須組織，必須推廣和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第六個方面，毛澤東提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在內外貿方面要分別採取節制和統制的基本政策。“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沒有對外貿易的統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

第七個方面，毛澤東進一步批駁經濟悲觀論，明確指出，不能只看到中國經濟的落後一面，更要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人民的奮鬥精神。“中國的經濟遺產是落後的，但是中國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加上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蘇聯的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

詳盡地説清了上述總體任務和七個方面的依據以後，毛澤東最後肯定地回答説：“對於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

有了上述科學、求實的分析，毛澤東提出，只要我們黨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團結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那麼在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就能夠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自信地説：“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毛澤東的上述分析，既看到了我們存在的不足，又找到我們的優勢和長處，指明瞭發展的方向。這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在駁斥經濟悲觀論時的自信和堅定，也從另一個角度對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種“共產黨軍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經濟上打0分”的錯誤論調進行了有力駁斥。

二、講清政治制度構架：“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1949年6月，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基本構架已見雛形，建立新中國的日程也日益緊促。站在歷史新的起點上，中國共產黨在即將建立新政權、走向全國執政的時候，必須清楚地回答我們將要建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為了全面系統地回答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曾經對秘書胡喬木提出：“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他本想讓胡喬木來承擔這個任務，但胡喬木的初稿起草出來後，沒有達到毛澤東的要求。據胡喬木回憶：“稿子寫出以後，結果沒有用。毛主席自己寫了紀念七一的文章，這就是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親眼看到毛澤東寫作《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胡喬木，後來在回憶毛澤東的時候這樣説：“在政治方面，國體政體是建立新中國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在1949年1月會議上，毛主席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含義作了進一步的解釋。”“這是基本問題，必須講清。講清就有主動權，否則就沒有主動權，沒有道理好講。半年以後，毛主席自己動筆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把這個道理講給全國人民聽。”“關於政體問題，毛主席一直堅持《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的主張，認為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應該採取民主集體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應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之所以要親自“把這個道理講給全國人民聽”，就因為這些基本問題涉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安身立命的基礎，這些問題如果不從政治高度和理論深度上講清楚，就會出現混亂。毛澤東從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角度出發，把這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講清楚了。

1949年6月30日，新華社全文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7月1日，這篇文章由《人民日報》頭版整版刊出。這篇論文，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民主革命的基本經驗，闡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思想。文中明確指出：“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文章特別強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毛澤東在寫作這篇重要論文的時候，始終保持問題意識，許多內容是從回應和回答問題的角度着眼的。比如，在回應那些“外國反動派”誣稱中共所要建立的制度為“你們獨裁”時，毛澤東干脆利落地説：“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他坦言，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人民民主獨裁”，“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這一回答，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在制度設計上的高度自信。他明確指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説亂動”。他特別強調了這種制度對反動派“實行專政，實行獨裁”，而“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的內容；強調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這樣的制度，與那些“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的制度恰恰相反，“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製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這種在制度選擇上的堅定性，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的深刻把握和創新發展，是毛澤東在制度設計上高度自信的表現。

對為什麼要叫“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毛澤東在1949年初會見來華瞭解中國革命進展和即將建立新政權情況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時，作過這樣的解釋：“這個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説，稱為人民民主專政更為合適、更為合情合理。”毛澤東還説明，這個政權的組成必須是個聯合政府，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在中國共產黨手裏的，中國共產黨是核心、是骨幹。這樣的新政權建立後，需要不斷加強和擴展統戰工作。

除了在理論上講清楚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外，毛澤東還特別注重實踐的發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毛澤東隨時注意地方各級人民政權的建設，他親自發現並總結推廣了一些地方的民主建設經驗。比如，他推廣過華東地區的經驗，1949年10月13日，為轉發上海附近松江縣創造的召開全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毛澤東起草了給各中共中央局負責人的電報，提出：“請即通令所屬一律仿照辦理。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大會（應為代表會議）來，並能開得好，那就會對於我黨聯繫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於使黨內外廣大幹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務望仿照辦理，抓緊去做。並請你們選擇一個縣，親自出席，取得經驗，指導所屬。”他還要求華東各地省委、區黨委、地委負責同志“親自出席若干縣，取得經驗，以利推廣”。再比如，10月30日，他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效仿華北各城市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的主要經驗，即強調各地召開城市各界代表會議，一般都以當前生產上的重要問題為議題；推選代表既要有嚴肅性，又要有廣泛的代表性；每次會議，應抓緊解決為廣大羣眾所迫切要求解決的一兩個問題；決議後一定要貫徹執行，不能執行的不要決定；決定了但行不通的，應向代表和羣眾説明道理，加以解釋，以示信於人民；使每個代表都有發言的機會，是開好代表會議的關鍵；各界代表會議一定要和當前實際工作密切結合。又比如，他還推廣過華南地區經驗。11月27日，他要求把廣東的經驗推廣到華中局、華東局、西北局等地，提出：必須將這種市的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看成是團結各界人民，動員羣眾完成剿匪反霸，肅清特務，減租減息，徵税徵糧，恢復與發展生產，恢復與發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極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個月召開一次。並要求各級領導機關，必須充分注意給予指導，按時召開，總結經驗，交流經驗。

總之，回答新中國的制度問題，毛澤東既有頂層設計上的系統思考，又有關於基層探索的深刻總結。這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高度的制度自信，向世人昭告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制度上的堅定選擇。

三、應對外國勢力干涉：搞清楚反動派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如何認清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本質，如何在西方侵略者慣用的謊言手段面前教育人民搞清真相、分清敵友，這是當時我們黨面臨的又一個重大問題。在重大歷史關頭，會出現有模糊認識的人，甚至“有錯誤思想的人”。對這樣一些人，需要“進行説服工作”。

正如毛澤東在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候指出的：“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這種“破壞和搗亂”，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就沒有停止過，為此，毛澤東告誡那些干涉中國內政者要“從中國事變中吸取教訓”，“應當着手改變他們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政策，採取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的政策”。

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國務院於1949年8月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為發表白皮書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白皮書詳細敍述了抗日戰爭末期至1949年的5年間，美國實行扶蔣反共政策，千方百計反對中國人民革命，最後遭到失敗的經過，公佈了若干反對中國人民革命的真實材料，但卻把美國侵略中國的政策説成是“對中國的關切”，“對中國的友誼”。還公開聲稱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再顯身手”，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擺脱“蘇聯的控制”。

這份白皮書，實際上是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真實記錄，從另一方面展示了美帝國主義者侵華的罪行。為了幫助黨內外人士提高警惕，並説服一些思想糊塗的人甚至“有錯誤思想的人”，毛澤東通過修改或起草新華社社論等方式，親自做工作，並號召：“先進的人們應當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進行説服工作。”

經毛澤東安排部署，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連續以新華社社論形式，發表了《無可奈何的供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六篇評論。這六篇評論中，後五篇是毛澤東親自撰寫的。這些重要社論文章，揭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真正面目，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侵略實質及其對中國革命的仇視，批評了國內一部分知識分子對美國不切實際的幻想。

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這篇社論中，毛澤東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警告説：“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並提醒人們：“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在《別了，司徒雷登》這篇社論中，毛澤東揭露了美國試圖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明確表示：“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並指出：“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説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

在《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這篇社論中，毛澤東針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説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指出：“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説，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乾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説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説，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於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在《“友誼”，還是侵略？》這篇社論中，毛澤東回應美國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友誼”還是侵略的問題時，尖鋭地指出：“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毛澤東列舉了1840年以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指出：“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一八四〇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這篇社論中，毛澤東回答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原因在哪裏的問題。毛澤東深刻指出：自1840年到1919年間的70多年中，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引起的反抗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毛澤東明確告訴人們，是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在回答“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大的作用”問題時，毛澤東認為，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因此，他提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羣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毛澤東還批評説：“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説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毛澤東在文章中用大量的事實説明：“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通過這些回答，毛澤東清楚地告訴世人：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要有清醒的認識；對帝國主義者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我們要建立的新中國，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是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中華民族被壓迫和被侮辱的日子，將永遠成為過去，我們已經站起來了；由於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中國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動轉入主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有了可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個全新的中國，已經翻開了“從此站起來了”的時代篇章。

四、回應黨和政府與人民羣眾的關係：“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人民萬歲”

新中國與舊中國最本質的區別，在於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人民”兩個字，赫然寫在這個國家的國名上。那麼，什麼是“人民”呢？這個國家的領導力量與人民有着什麼樣的關係呢？這也是建立新中國需要回答清楚的重要問題。

對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羣眾關係的問題，毛澤東早在革命時期的理論論述和實踐探索中，就作過明確回答。在這些回答中，人民立場是我們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真正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完全徹底地反映人民羣眾的呼聲，是我們黨人民性的體現，也是這個黨建立政權的根基和出發點。毛澤東還特別強調過，除了“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外，“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脱離羣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建立一個與舊中國完全不同的新中國，毛澤東認為，更應該把“人民是什麼”這個問題講清楚，把領導力量與人民的關係搞清楚。因此，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深刻闡釋了“人民”概念，回答了“人民是什麼”的問題。他説：“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他特別強調了人民民主政權對待人民和對待反動派截然不同的態度：“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對於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説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章中，毛澤東在解釋清楚了“人民是什麼”的概念後，還反覆提到“中國平民”“一般平民”的問題。在談到中國人民特別是“一般平民”長期以來所受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等的專政工具壓迫的情形時，他指出：“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毛澤東所表達的這種人民立場，以及人民意識、平民意識，恰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和宗旨。

在中國共產黨這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即將走上全國執政的政治舞台的時候，站在歷史的新起點上，毛澤東更加堅定地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進一步清晰地表達自己執政的根本立場和根本宗旨。因此，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還特別講清楚了這樣一個道理：我們要建立的是人民的國家，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也就是説，我們這個黨主張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和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始終貫穿着人民立場和人民情懷；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的時候，更要明確而深刻地回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人民的問題。毛澤東明確指出：“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有了這樣的理論宗旨和思想基礎，當真正面對人民的時候，特別是得到人民由衷地歡呼擁護的時候，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沒有被勝利和擁護衝昏頭腦。1949年10月1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上，當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後，人民羣眾在遊行時歡欣雀躍地高喊出“毛主席萬歲”的響亮口號。面對這一場景，毛澤東始終保持着思想冷靜，他高聲連呼：“同志們萬歲！”“人民萬歲！”這句“人民萬歲”，恰恰體現了他的人民立場。

在迎來新中國70週年華誕之際，重温毛澤東當年對新中國一些重大問題的回答，對我們今天應對一些重大現實問題，依然有方法論上的啓示。同時，回望來時的路，也會進一步增強我們的初心意識和使命感，增加我們在新時代鋭意進取、埋頭苦幹的精神動力，增強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的堅定意志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