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社會工作實踐：挑戰與對策_風聞

編者按

本期推送學者Fernando H. Serra等人在期刊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上發表的文章Social Work Practices for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in Portugal: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本期主要探討葡萄牙對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保護和干預制度，藉此力求突出社會工作者和其他專業人員的研究和創新實踐。

背景

在1910年葡萄牙制定了第一項旨在保護兒童的立法，儘管有良好的意願，易受傷害的兒童仍被送往庇護所和“教養所”。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這種模式以較小的變化盛行，特別是在獨裁政權時期（1926-1974）。1974年4月的革命終於建立了現代民主制度，並由此開始了建立真正的兒童保護制度的緩慢過程（Ferreira，2011）。但是，重點仍然放在兒童的制度化上，而不是社區和預防方法上。

挑戰

與其他國家一樣，對兒童，年輕人及其家庭進行干預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是一個複雜而又充滿挑戰的領域（Magalhães，2002；Melo＆Alarcão，2010；Carvalho，2015）。從業者在多學科框架和機構網絡中干預這些委員會，評估風險並確定應根據其最大利益保護兒童的策略（Melo＆Alarcão，2011）。他們還必須具備與兒童、家庭和收容這些兒童的家庭和機構打交道的能力和復原力。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敏感性是至關重要的專業能力（Ferreira，2011）；社會工作者對社會和他們所幹預的人民負有社會責任；在倡導中，他們必須挑戰不公正的政策。例如，批評安置和保護兒童但將兒童作為服務人質的政策和組織，使兒童無法體驗寄養家庭或收養家庭的環境。這一級別的許多幹預措施賦予了家庭以基本權利，破壞了兒童是家庭權利的基本原則，這對社會工作者來説是一個挑戰。

兒童和青少年的社會工作最近受到了2000年之後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挑戰。葡萄牙受到2008年危機和隨後採取的對策措施的嚴重打擊，並接受了國際金融和監管機構強加的緊縮政策（Governo daRepúblicaPortuguesa，2011）。葡萄牙國家服務機構和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必須尋找解決社會問題和需求的新方法（González＆Figueiredo，2015）。

針對性研究和成果

Campos等人（2019）在文章“評估住宿青少年的身心問題以及心理技能”中強調了心理健康問題，該文章將葡萄牙住宿護理的青少年與有關心理健康問題及其心理社會問題發生率的規範性數據進行了比較。結果表明，住宿護理中的青少年出現了較高水平的精神健康問題，學習成績較低，社會支持網絡也較差。此外，他們的社會心理技能與心理健康問題呈負相關。這些發現與需要儘早評估青少年在寄宿家庭中的心理健康問題的必要性一致，以防止進一步的脆弱性以及支持復原力。心理健康和幸福也是Rodrigues等人（2019）文章“青少年在住宿照料中的心理調節：青年自我報告/優勢和困難問卷的比較分析”關注的重點。由於YSR和SDQ是最常用的自我報告工具，用於篩查問題和評估青少年的心理適應能力，因此本文專門分析了其在居家照護中的比較效用。結果確實表明，與標準的同齡人相比，住宿照料的年輕人表現出更多的適應不良跡象。發現這兩種自我報告測量之間存在顯着的相關性，並且還與某些情境和年輕人的變量相關，這支持了同時使用這兩種工具的效用。Soares等人（2018）在文章“與收養相關的收益，損失和困難：被收養孩子的觀點”中探討了兒童視角。結果表明，被領養兒童確定了被領養經驗固有的四個主要收穫。最頻繁的是與成為家庭成員並體驗家庭生活。被收養者確定了與其收養前生活有關的損失，特別是出生家庭的損失（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先前的人際關係損失（尤其是同齡人）。大多數被收養人報告説，他們在收養後的生活中面臨家庭和社會關係方面的困難，例如與收養父母和同伴公開就收養問題進行溝通。研究結果表明，兒童對收養的適應是複雜的，矛盾的和具有個人經驗的。總而言之，這些文章表明，住宿護理是葡萄牙的主要模式，在提供除護理和養育之外的服務方面遇到了挑戰。

Nata和Cadima（2019）描述了“葡萄牙以父母和家庭為中心的支持：從公平的角度服務/計劃的背景和分析”。本文對目前在葡萄牙實施的以證據為基礎並承諾的以父母和家庭為重點的支持計劃進行了全面的概述。幾個審查程序以及專家諮詢可以確定11個家庭和育兒支持計劃。然後對這些計劃的有效性進行實證分析，並仔細研究有助於解決社會和教育不平等現象的關鍵特徵和原則。

以家庭為中心的實踐也是Dias和Cadime（2019）文章的重點，“以兒童和家庭為中心的幼兒教育和護理服務實踐：葡萄牙家庭和從業者的實證研究”。這項工作旨在探討家庭和從業者對以兒童/家庭為中心的行為及相關變量的看法。總體而言，雖然觀察到一些差異是由於從業者的培訓或專業經驗所致，但實踐更多地以兒童為中心，而不是以家庭為中心。從家庭收集的數據表明，以兒童為中心的做法最為普遍，因為家庭干預主要在於提供有關兒童可預測的發展以及服務功能的信息。Relva等人（2019）的研究重點是與衝突有關的家庭功能，“兄弟姐妹衝突和父母紀律：家庭溝通在葡萄牙青少年中的中介作用”。該研究發現了不同的家長紀律維度、家庭溝通和同級衝突解決之間的聯繫。這三篇文章共同強調了在整個家庭生命週期中以有目的的方式與父母互動的重要性。

Silva和Teles（2019）在其文章“促進兒童和青少年的健康：葡萄牙在建立學校合作網絡中社會工作的貢獻”中提出了一項名為“學校健康平台”的學校社會工作干預措施，卡斯凱什市政府在此平台上開展工作。該項目基於合作伙伴關係網絡，在該網絡中，社會工作發展了集體干預措施，以促進兒童和青年的健康。作者強調了與兒童和青年進行社會工作的集體行動維度，以增強個人和結構層面的能力。

最後，Real和Vieira（2019）在他們的文章“學校青少年和社會工作中的精神活性物質濫用：葡萄牙Castelo Branco的專業人士和學生的觀點”中描述了對社會工作學校干預的研究，強調了預防性社會干預計劃對解決青少年濫用藥物的重要性。他們使用定性方法來探索青少年的濫用毒品生活經歷，以及他們對參加學校預防性社會計劃的看法。作者得出結論，必須在生命的早期階段，不僅通過關注毒品和消費行為的實踐，而且尋求青少年的整體心理社會發展和賦權的干預措施，開展非特定用途的毒品預防活動。

文獻來源：

Alves, R. T., Jr., Nelson-Gardell, D., Tavares, M., & Young, T. L. (2019). Developing a functional code system to analyse forensic interviews with suspected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doi:10.1007/ s10560-019-00612-z.

文獻整理：張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