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人識寶”到“徽州朝奉來取寶”_風聞

來源：文匯報 作者：王振忠

原帖：http://dis.cssn.cn/zm/zm_rwkxzm/201909/t20190906_4968549.shtml

　　在明代以及之前，“回回識寶”的故事流傳很廣，但在此後，相關的傳説逐漸消失。而與此同時，在江南一帶，有關“徽州朝奉識寶”或“徽州朝奉來取寶”的故事則廣為流傳，這一點，應當與明代中葉以後徽商之崛起密切相關。有關“徽州朝奉來取寶”的故事，從其內容、結構上看，應當是江南人利用傳統歷史記憶中固有的“識寶”主題，稍加變換而逐漸形成的。

　　在傳統中國，“識寶”和“取寶”是個歷久彌新的古老話題，一些故事可以上溯至六朝甚至先秦，而在唐宋以後則出現了諸多變形。不過，儘管歲月流逝，但不少故事的基本類型與框架並未有太大的變化。及至晚近，“徽州朝奉來取寶”的故事在江南各地廣泛流傳，這與明代中葉以後徽商之崛起密切相關。此類“識寶”和 “取寶”的故事，與“無徽不成典”局面之形成以及徽州典當的經營特性亦息息相關。

　　中國人久遠的尋寶夢想

　　在中國傳統的民間故事中，有不少 “識寶”和 “取寶”的傳説，這在學術界已有相當多的研究。例如，程薔所著《中國識寶傳説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民俗學界相關成果的專書。

　　簡單説來，所謂識寶傳説，其故事的基本模式是：某人家中有一種物品，他自己並不知道這是價值連城的寶物，後來，被偶然經過、善於識寶的胡人看到，後者請求購買此物，此一買賣有的成交，有的則並未成功，但最後無一例外都是由胡人説出寶物的價值及其用途。此類傳説隨着時代變遷，出現了很多變形。唐宋以後的“回回識寶”、“江西人覓寶”、“南蠻子憋寶”乃至近代以後“洋人盜寶”之類的傳説，都與此一母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淵源關係。其中，以“回回識寶”的傳説流傳最為廣泛。

　　“回回”主要是指來自西域的那些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亞各國人以及後來的回族人（按：“回回”雖是歷史書寫中常見的稱謂，但今天不宜用“回回”指稱回族），他們攜來異域的珠寶，而且通常都擅長於珠寶經營。在明代以及之前，“回回識寶”的故事流傳很廣，但在此後，相關的傳説逐漸消失。而與此同時，在江南一帶，有關“徽州朝奉識寶”或“徽州朝奉來取寶”的故事則廣為流傳，這一點，應當與明代中葉以後徽商之崛起密切相關。

　　在江南，有關“徽州朝奉識寶”的故事相當不少，我這裏先舉一個涉及西湖龍井茶由來的傳説：

　　龍井茶聞名天下，但真正的龍井茶發源地其實不在龍井，而是在西湖西南面的獅子峯一帶。相傳，山峯上有一座寺廟，每天前來燒香的人很多。寺旁有一片茶園。某日，有位徽州朝奉前來燒香，他看到牆邊有隻破缸，裏面盛有半缸污水，上面長滿青苔。朝奉先生一看就知道是寶貝，他找來和尚，希望買下這隻破缸。雙方約定，明天朝奉再來抬走破缸。當天，朝奉走後，寺裏和尚覺得破缸太髒，抬起來不方便，就動手將缸洗刷乾淨，並將其中的污水連同青苔，一起倒在茶園裏作為肥料，最後，將缸抬回寺裏，倒扣在牆角邊。翌日，徽州朝奉帶人前來抬缸。到寺裏一看，缸已倒扣在地，急得驚呼：“哎呀，寶貝呢？寶貝呢？”他連忙找到和尚，詢問缸中的污水和青苔究竟倒到什麼地方去了。和尚遂帶着朝奉來到寺邊的茶園裏，朝奉一看果真在那，他數了數，被污水澆着的茶樹共有十八棵。朝奉告訴和尚:“這十八棵茶樹，長大以後一定會產出上等的茶葉。”果真，到了採茶時節，獅子峯上的那十八棵茶樹與其他茶樹不同，用它們炒出的茶葉，香氣濃郁，開水一泡，顏色碧綠，當地人遂將之取名為“獅峯茶”。後來，周圍的龍井、楊梅嶺、茅家埠的茶農都用獅峯山上的茶種培育新茶，所以，獅峯茶實際上是龍井茶的祖宗……

　　上述的故事，見厲劍飛編著的《西湖龍井茶採摘和製作技藝》一書 （浙江攝影出版社，2012年版，頁139。因避免冗長與拖沓，筆者在不影響原意的前提下對引文作了精簡、縮寫）。這個故事還有不同的版本，如臨安北鄉徑山雲霧茶之來歷，也有頗相類似的故事（臨安市茶葉局、臨安茶葉協會編《臨安市茶葉史》，2005年版）。

　　前引故事之真偽無從考證，但其內容與唐宋以來“回回識寶”或“回回取寶”的結構基本相同，只是將故事的主角從“回回”改換成“徽州朝奉”而已。

　　在江南民間傳説中，有關徽州朝奉 “識寶”、 “取寶”的故事相當之多，所以“徽州朝奉來取寶”的俗諺，為一般民眾耳熟能詳。在杭州，就流傳着不少類似的故事。例如，杭州平津橋東堍有個鞋匠，收養了一隻奄奄一息的邋遢貓，經他精心調理，很快恢復了元氣。某日，來了位文縐縐的朝奉先生，開口便出高價要買這隻貓。被斷然拒絕後，他婉言説家裏老鼠造反，咬壞米囤、撕破衣衫，希望能借該貓一用，並約定一段時間後歸還。果然，屆時朝奉如約前來歸還，還拿出銀子酬謝，並道出實情：原來，上天一神仙羨慕人間煙火，擅自下凡，化為一隻玉老鼠，藏身於錢塘江畔的六和塔中，而這隻貓則是玉帝派出的天將之化身。此次，朝奉先生是奉旨前來收回這兩個活寶……於是，“平津橋畔癩皮貓，徽州朝奉來取寶”之傳説，就在武林的街衢坊巷間流傳，人們亦遂將平津橋稱作“貓兒橋”。

　　類似的故事情節，在江南各地都相當普遍。例如，浙江湖州有句民諺稱：“徽州人識寶，湖州人識天。船上人會看潮，種田人會看天。”這句俗諺意思是説湖州當地人主要以種田為生，故而看雲識天氣十分在行；而徽州人則以商賈為業，見多識廣，也非常精明，能夠很好地估量各種商品的價值，及時找到發財致富的門道。另外，在浙江蘭溪市諸葛村，因在傳統時代有不少遊方郎中，所以當地一句俗諺稱：“徽州人識寶，諸葛人識草。”“草”也就是中草藥的意思。在這裏，“識草”與徽州人之“識寶”亦對舉並稱。

　　上述諺語中的“徽州人”，有時也寫作“徽州朝奉”。所謂朝奉，通常説來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是指典當鋪中的職員，廣義的則泛指所有的徽商以及徽州的紳士。浙江越劇《九斤姑娘》（又名《箍桶記》）中，有財主石二佬與九斤姑娘鬥嘴的片斷：

　　[九斤唱]觀音竹來無價寶，

　　獨一無二世間少。

　　觀音竹，箍面桶，

　　洗洗面，醜臉會變好相貌；

　　觀音竹，箍腳桶，

　　洗洗腳，蹺腳會得打虎跳；

　　觀音竹，箍蒸桶，

　　蒸蒸年糕會得變金條；

　　觀音竹，箍米桶，

　　滿桶白米會變珠寶。

　　[石]喔唷!

　　[九斤唱]徽州朝奉來取寶。

　　[石]還過多少銅鈿?

　　[九斤唱]銅鈿還過六萬吊。

　　……

　　上揭對話引自 《越劇戲考》 （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頁246），故事是反映九斤姑娘之機智大膽，口才過人。在《箍桶記》中，財主石二佬以張箍桶吃了他家的“元寶雞”為由，要挾後者將新生女兒嫁給他愚蠢的小兒子。九斤姑娘見狀，針鋒相對地要石二佬賠償被他媳婦拿去燒火的“觀音竹”（竹篾）。在上引對話中，她列舉了“觀音竹”的諸多神奇之處。見此情狀，石二佬計拙，只得無奈作罷。在這一段唇槍舌劍中，就提到“徽州朝奉來取寶”的俗諺。在江南的諸多民間故事中，“徽州朝奉來取寶，還過…… （錢）”的説法，成了人們討價還價的口頭禪，意思是説 “識寶”的徽商早已出過某一高價格了，從而藉此自抬身份。

　　有關“徽州朝奉來取寶”的故事，從其內容、結構上看，應當是江南人利用傳統歷史記憶中固有的“識寶”主題，稍加變換而逐漸形成的。在這裏，還可以舉出杭州湧金門的傳説：

　　杭州西湖原名金牛湖。當時，城內有家大當鋪，裏面有個徽州朝奉，人稱“識寶太師”。有一天，識寶太師在拱宸橋一家豆腐作坊裏發現一把破蒲扇，他看出這是件寶物。就向作坊主購買。後者詢問其用途，識寶太師説： “這把破蒲扇是金牛愛吃的好飼料，有了它，就能將金牛湖裏的金牛引上岸來。”雙方約定次日成交。不過到了晚上，作坊主決定先行下手，他悄悄拿着破蒲扇，來到金牛湖邊，用破蒲扇變成的金色蘭花草，真將金牛引上了岸。正當他想拖走金牛時，卻差點被後者拖落水中，只能鎩羽而歸。翌日，識寶太師帶了銀子前來取扇，作坊主只好將實情説出。識寶太師在嘆息之餘解釋説：“光有蘭花草，沒有牛鼻栓，怎麼能拉得住金牛呢？”從此，金牛再也沒有出現過，但金牛湧現之處，後人遂稱之為“湧金門”。

　　此外，杭州“三潭印月”風景之形成，也有類似的金牛傳説（上述二例，見杭州圖書館編《西湖傳説故事集成》名勝古蹟卷，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頁115-116、頁59）。如果我們參照民俗學界的研究，此一故事應源自六朝的“金牛”型傳説（參見顧希佳撰《世紀尋寶夢——“石門開”型故事解析》一文，《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反映了中國人久遠的尋寶夢想。

　徽州朝奉挾其巨資，在江南各地頻繁“識寶”

　　程薔教授在《中國識寶傳説研究》中曾指出，晚近江浙一帶流傳的“識寶”故事中，識寶者又往往被稱為 “徽州人”或“徽州朝奉”，她也對此一轉變之原因略有申説（見該書頁141—146）。不過，對於此一問題，顯然仍有進一步探討及詮釋的空間。

　　由於 “識寶”、 “取寶”之類的故事，皆是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説，它們雖然流傳很廣，但要找到此類傳説出現的源頭顯然是相當困難的。不過，關於這一點，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蹤跡可以追尋。

　　17世紀初的明萬曆晚期，松江府華亭縣李紹文編撰的《雲間雜識》，是一部反映江南社會生活的筆記。在這部書裏，他講了一個故事：

　　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者，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官駭問故，對曰：“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今賴君返之，敢不稱謝。”宦慚不能答。

　　此一故事，明顯是個諷刺性的寓言，故事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那位老人所説的——我們松江百姓的財產，多被徽商搬去。根據筆者此前的研究，《雲間雜識》中的該段記載實際上源自更早的一部筆記——嘉靖九年（1530年）五月之前成書的《淞故述》。在這部由另一華亭人楊樞所撰的筆記中，搬走“松民之財”的主角也並非 “徽商”，而是 “官府”。而此一主角置換的背後，實際上反映了明代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徽商在江南活動的日趨頻繁（參見拙文《明清文獻中“徽商”一詞的初步考察》，載《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揆諸史實，《雲間雜識》中的那個故事除了諷刺貪髒枉法的本地官員之外，更主要的還是流露出對於江南地區的外來者——徽商的強烈不滿：這些人來自異地他鄉，但卻將江南的寶物——許多財富席捲一空。據此似可推斷，江南各地出現大批“徽州朝奉識寶”或 “徽州朝奉來取寶”之類的故事，應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它所反映的，既是一種既成的客觀現實，又折射出江南人基於大批徽商活躍的現實而產生的嚴重焦慮情緒。

　　清初紹興人張岱在所著《陶庵夢憶》中有一篇“齊景公墓花樽”，其中提及：“霞頭沈僉事宦遊時，有發掘齊景公墓者，跡之，得銅豆三，大花樽二。豆樸素無奇。花樽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紋獸面，粗細得款，自是三代法物。……後為駔儈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聞在歙縣某氏家廟。”從最後提及的徽州某姓家廟來看，文中的“駔儈”大概便是識寶朝奉之流。此一個案，便是江南人眼中徽商搬走當地寶物的典型例子。

　　從明代中葉以來，在江南的鹽業、木材、典當、布業等的經營中，有相當多的徽商活躍其間。在當時，一些席豐履厚的徽商財富多達數百萬兩白銀。及至清代，更高至千萬以上，他們位居中國財富排行榜的最頂端。這些徽商，對於江南而言是囊豐篋盈的外來者，他們與六朝時代的“胡人”以及唐宋元時期財大氣粗之“回回”商人也頗相類似。所以，江南民間傳説中以“徽州朝奉”取代先前的 “胡人”及 “回回”，顯然亦順理成章。

　　明人沈德符在 《萬曆野獲編》中指出：“比來則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資，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在這種背景下，“鍾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嶽之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吳門、新都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是如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貴公子、大富人者，日飲蒙汗藥，而甘之若飴矣”。此處的“鍾家兄弟之偽書”，典出《世説新語》，説的是鍾繇之子鍾會擅長模仿他人筆跡；“米海嶽之假帖”，則是指北宋書法家米芾的傳世偽帖，如 《捕蝗帖》 《離騷經》《天馬賦》《鶴林甘露帖》和《評紙帖》等。此外，還提及宋朝王闢之所撰的《澠水燕談錄》，該書所記皆為紹聖二年（1095年）以前的北宋雜事，其中提及唐琴軼事。沈德符所舉的這三個典故，意在烘托徽商對於江南鑑藏之風的推波助瀾。當時，在徽州朝奉“珍為異寶”的過程中，文物真贗可謂魚目混珠。在晚明時期，“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沈氏筆下的“吳門”，亦即位於江南核心地帶的蘇州，而“新都”則是皖南徽州之古稱。這兩個地方，都是古董鑑藏及文物買賣最為發達的地區。板橋三娘子的故事出自《太平廣記》，它與“幻人之化黃龍”及 “改換人肢體面目”之傳説，皆反映了其時古玩市場的波譎雲詭。在16世紀的東南文化市場上，徽商儼然成了操執牛耳的盟主。而在萬曆前後，江南一帶的西漢玉章紛紛被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儘管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極盡諷刺之能事，他們認為這是“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甚至還刻薄地喻之為官印墮於毛廁。不過，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徽州朝奉挾其巨資，在江南各地頻繁“識寶”和大規模“取寶”的過程。

　　除了文人雅玩之外，自明代中葉以還，徽州典當商與普通民眾（特別是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關係最為密切。這是因為：在“無徽不成鎮”的江南，民間素有“無徽不成典”或“無典不徽”的説法，此一説法是指江南一帶的典當鋪多是徽州人所開，即使不是徽州人所開的典當鋪，其中的職員也大多是徽州人。狹義的徽州朝奉，就是指徽州典當鋪裏的職員。在江南，儘管典當鋪中的徽州朝奉一向為人所詬病，但在另一方面，江南一帶又素有“典當是窮人的後門”的説法。當地人進出典當鋪，認為是 “上孃舅家”。如在上海，人們暱稱大當鋪為“大娘舅”，小當鋪為“小娘舅”，而當鋪亦稱其顧客為“外甥”。這些，都説明典當業與日用民生關係極為密切。而在傳統時代，一般民眾掙扎於貧困線上下，他們於青黃不接之時，總要進出典當鋪，以典押財物暫渡難關。久而久之，許多人就將自己的窮困潦倒，與徽商之財聚力厚比照而觀，由此認為自己的苦難皆是徽商之重利盤剝所促成——這就是“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之類寓言出現的原因，也是“徽州朝奉來取寶”故事大批湧現的背景。

　“腰上生了眼睛”

　　中國的典當業源遠流長，一般認為，典當業起源於南北朝時期佛教寺廟的質貸。到了明代，隨着商品經濟的繁榮，典當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時，出現了以福建、山西、徽州為代表的地域性典當業行幫。其中，徽州典當鋪以其薄利經營而得以迅速擴充，成為全國最為重要的典當業行幫。根據《明實錄》的記載，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前後，河南巡撫沈季文就曾透露：“今徽商開當遍於江北，……見在河南者，計汪充等二百三十家。”可見，在十七世紀初，僅在河南省境內就有汪充等典當商所開的典當鋪多達二百三十家。這是個相當驚人的數字，從中可以窺見徽州典當在江北的活躍程度。

　　在明代，徽州典當商在北方的廣泛分佈，與徽商在北中國頻繁的經濟活動息息相關。因為在明代，南方的棉布、茶葉等物產大批北運，而北方的棉花也源源不斷地運往江南，為江南的棉布製造業提供充足的原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徽商（包括典當商）在北方的活動極為頻繁。到了清代，隨着南北經濟格局的變化，徽州典當商的活動開始主要集中在江南各地。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西學政幕僚李燧就指出：當時全國各地的典當鋪經營者，“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這説明，在長江以南的典當鋪經營者，基本上都是徽州人。另外，民國時期的徽商書信抄本，記錄了一位典當業者的評論：“愚思典業，吾鄉之人勝在江南，不利於江北。”也就是説，徽州人在江南一帶從事典當業經營如魚得水，但在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則並沒有充分的優勢。這雖然是民國年間典當中人的看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晚清以來的社會現實。

　　其實，所謂的“識寶”或“取寶”，與徽州朝奉的職業密切相關。近數十年來，各地陸續發現不少民間抄本，其中有一些是徽州典當商的商業秘籍。從這些昔日的秘本可以看出，典當職業的技能涉及之面極廣。以驗看綢絹為例，據《典務必要》稱：凡是綢絹衣服，先看份量輕重，再看顏色之深淺，以及樣式的新舊。如果份量重的，雖然舊些也可拆改它用；顏色淺的，雖然舊了也可以加染。緞以南京的為佳，蘇、廣次之。綾綢以濮院鎮的為上等，盛澤鎮出產的其次。……而從《當行雜記》的記載中，更可瞭解當時作為典當鋪從業人員的知識結構。該書依次是看衣規則、西藏土產、看珠規則類、看寶石規則、看磁器規則和看字畫譜等。“看字畫譜”中，不僅要記住“天下馳名寫畫名人”，而且還必須將自唐代以迄清代近百位著名畫家的籍貫、特長等一一牢記。書中還時常夾雜着幾句作為經驗之談的口訣，如朝衣蟒袍類的“武補職”，就有如下的文字：“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裘。一二繡獅子，三四虎豹優。五六熊羆俊，七品定為彪。八九是海馬，花樣有犀牛。”“武補”是指明清武官所着的補服（因胸前和背後綴有補子而得名），補子（亦作黼子、繡胸等，即紋樣標識）上織繡有野獸的紋樣，以區別於織繡禽紋的文補（文官補服）。具體説來，不同的補子代表着文武職別及品級高低。當鋪學徒只有通過掌握這些基本常識，再經過對當物長期的察顏觀色，以及臨場的隨機應變等，方能成為典當業的行家裏手。因此，在傳統時代一般民眾的眼中，典當鋪裏的朝奉是很有學問的，江南民間廣泛流傳着“徽州朝奉來取寶”的故事，顯然並非空穴來風，它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典當鋪從業人員的專業特點。

　　嚴格説來，典當鋪有典、當、質、押等不同的等級，但籠統地皆可稱之為典當鋪。與“典”相關的“質”字，近代有一個字謎這樣刻畫：

　　頭上只有兩斤，腳下稱來半斤，人都説道奇怪，腰間一目眼精。

　　這裏的“腰間一目眼精”，從字體上看是“質”字繁體中部的那個“目”字，意思是指徽州朝奉除了頭上所長的兩個眼睛外，櫃枱之下的腰間還暗藏着一個一目瞭然的眼睛，言外之意就是徽州朝奉為人特別精於算計，他們通過櫃枱後的暗箱操作，想方設法低估出典人的寶物，並進而尋找機會據為己有。

　　另外，舊時度量衡為一斤十六兩，所以“質”字也被拆作：“頭戴三十二兩，腳下只有半斤，這個東西古怪，腰上生了眼睛。”——這同樣是説典業中人的眼界往往很高，眼光獨到乃至刁鑽。在當時人眼中，“徽州朝奉”都是些見多識廣、智力超羣的人物，所以説“腰間一目眼精”或“腰上生了眼睛”。由於有了“第三隻眼”，他們能看得出別人所看不到的寶物。

　　在傳統時代，“第三隻眼”被稱為“內在眼”或“天眼”（慧眼），這在佛教、道教中都有類似的描述，頗具神秘意味。在民間宗教中，具備“第三隻眼”的人，往往具有透視事物本質、預言未來的本領。另外，典當業者在登記典當品時，往往以“當字”書寫，通常冠以“破爛”、“碎廢”等惡劣字眼，殫精竭慮地將典當品描繪成不值錢的物品，藉以避免日後因典當品損壞而引發的糾紛。書寫此類的當字（亦稱“當草”）需經過專門的訓練，在一般人看來則猶如符籙天書，這就更增加了徽州朝奉的神秘色彩。在高高的櫃枱前，出典者總是認為自己吃虧不淺，在他們看來，神秘當字的背後，典當品的價值被精明的“識寶”朝奉大大地低估了。大概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徽州朝奉來取寶”的故事，在江南各地得到了廣泛的流傳。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