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勝與漢武帝功罪之爭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19-10-07 12:30
文:葛劍雄
西漢本始二年(公元前七二年)五月,即位不足兩年的漢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頌揚他的曾祖父漢武帝的沼書,要求丞相、御史與列侯(世襲的侯襲,一般為功臣或外戚及嫡系後裔)、二千石(年俸二千石的高級官員)、博士討論武帝的“尊號”和“廟樂”: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甫平氏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平 、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寶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 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其悼焉。
(孝武皇帝親身實踐仁義,加強軍事威力,北征匈奴,使它的首領單于逃往遠方,甫平氏羌、昆明、甄駱、甫越、東越,東平蔑、貉、朝鮮,開疆拓土,建立新的郡縣,眾多的蠻族紛紛降服,自己來到邊塞請求歸順,繳獲和貢獻的珍寶陳列在宗廟之中。他統一音律,指導創作了樂曲歌曲,祭祀上帝,到泰山封禪,建立祭禮天帝的明堂,改變了曆法年號,更新了衣冠服飾。繼承了聖人的遺產,尊重賢能,封賞功臣,讓已斷絕的聖賢后代得到續封,表彰了周朝的後裔。崇把天地的禮儀都已齊備,擴大了繼承傳統和研究學術的途徑。他的功績得到上天的報答,各種吉祥的徵兆紛紛湧現,寶鼎出土,白麟被捕獲,大海奉獻了巨魚,神仙到處顯現,高山歡呼萬歲。他的功德無量,不能用言語來表達,可是他的廟中還沒有與他的功績相稱的音樂,使膚感到非常傷心和不安。)
會集在朝廷的羣臣自然理解這道詔書的偉大政治意義,立即表示衷心擁護,紛紛論證詔書的必要性和及時性,提出崇尊先帝的稱號和方案。唯有長信少府(皇太后師傅)夏候勝發表了驚人的反對意見: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用,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四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武帝雖然有驅逐四夷開疆拓土的功績,但造成大批士兵和民眾死士,弄得民窮財盡,生活奢侈,揮霍無度,以至國家財力耗盡,國庫空虛,百姓流離失所,半數人口死士。到處發生蝗災,赤地數千裏,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元氣。武帝對百姓沒有什麼功德恩澤,不應該給他制定廟樂。)
這自然引起羣臣一片譁然,儘管他們舉不出反駁夏侯勝的理由,卻一致反對:“這可是詔書!”“難道你敢反對詔書?”也有好心人勸他不要冒違抗最高指示和否定偉大先帝的風險,可夏侯勝不為所動:“這道詔書不應該執行。當臣子的職責,必須堅持真理,直言無諱,而不是為了討好皇帝而順從他的旨意。我的話己出口,絕不收回,就是死了也不後悔。”
為了堅決維護皇帝的權威,不折不扣地落實詔書,丞相蔡義和御史大夫田廣明帶頭聲討夏侯勝“非議招書,毀先帝”的罪行,定性為“大逆不道”;又揭發丞相長史(丞相府秘書長)黃霸事先知道夏侯勝的觀點而沒有舉報,犯有包庇慫恿之罪;兩人都被捕入獄,面臨死刑。
經歷了這場風波,大臣們以更大的積極性落實詔書,很快擬定方案:尊武帝的廟號為世宗,在太廟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過的四十九個郡國(約佔全國郡國的一半)都建立世宗廟。在宣帝前的西漢六位皇帝中,武帝是第三位死後擁有了廟號的皇帝(前兩位是太祖高皇帝和太宗文皇帝)。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國實行。為慶祝這一重大決定,特地給全國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級爵位,並賜給首都軍民酒肉,以示普天同慶。
不過漢宣帝並沒有按慣例將夏侯勝和黃霸按“大逆不道”罪處死並“夷三族”,而是一直關押,夏侯勝與黃霸也絲毫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夏侯勝是經學名家,黃霸要求在獄中接受傳授,夏侯勝推辭,説我們都是死刑犯,黃霸卻引用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夏侯勝深受感動,就一直給他講授自己的經學見解,漢宣帝知道後也不加阻攔。兩年後,關東四十九個郡同時發生地震,造成山崩地裂,城牆房屋倒塌,死了六千多人。宣帝在賑災的同時宣佈大赦,夏侯勝與黃霸隨即獲釋,分別被任命為給事中(皇帝親近諫官、內廷秘書)和揚州刺史(揚州大區的監察官)。這就透露出了漢宣帝的微妙態度,也説明了武帝廟樂之議的背景並不是那麼簡單。
電視劇中的漢宣帝

武帝是宣帝的曾祖父,但宣帝的祖父母、父母都死於武帝之手,宣帝自己也差一點被殺於襁褓之中。
宣帝的祖父劉據是武帝的長子。武帝雖然少年即位,後紀眾多,但直到二十九歲時衞夫人才生下劉據,所以喜出望外,衞夫人立即被立為壘後,劉據七歲就被立為皇太子。劉據十六歲時納史良娣,不久即生下皇太孫劉進(史皇孫),到徵和二年(前九一年)史皇孫的王夫人生下宣帝,稱為皇曾孫。六十六歲的武帝已經四代同堂,在西漢諸帝中實屬異數,就是在歷代帝王中也不多見。
可是就在宣帝生下的幾個月,一場震驚朝野的事變發生了。由於寵臣江充的挑撥離間,多病又多疑的武帝竟相信他騙造的離奇謠言——從朝廷到後宮存在着一個龐大的“巫蠱”陰謀集團,企圖通過巫術咒詛來謀害他。在使武帝殺了巫梢公孫賀父子、兩位公主、衞皇后的外甥後,江充把清查的範圍擴大到宮中,據説在太子宮中掘到了用於咒詛的桐木人。當時武帝正在離長安數百里的甘泉宮避暑養病,連皇后也無法與他聯繫,太子驚慌失措,深恐無法向武帝辯白,決定先發制人,假傳武帝旨意捕殺江充一夥。太子以鎮壓江充謀反的名義發兵,與丞相劉屈氂調動的軍隊交戰,兵敗後逃出長安,衞皇后自殺。太子在湖縣被圍捕時自殺,史良娣、史皇孫和太子的其他子女全部被殺,只留下宣帝這個嬰兒,也被關在監獄。武帝臨死前不久,看風水的人對他説,長安的監獄中有天子氣,武帝派使者去各監獄將男性犯人全部殺光。使者在半夜到達,負責管理監獄的邴吉緊閉大門,不讓他進入,才使宣帝保全性命。以後宣帝一直流落民間,十八歲時才被大將軍霍光立為皇帝。
儘管這位從未見過面的曾祖父實際上是殺了他全家的仇人,卻是宣帝的皇位和權力的來源。武帝六個兒子中,除長子(太子)據、昭帝、齊王閎、燕王旦、昌邑王髆已死外,還有廣陵王胥在世。昭帝死時,羣臣一度主張立廣陵王,被霍光以他行為“失道”而否決,立了武帝孫子輩的昌邑王賀(劉髆之子)。昌邑王被廢時,武帝的孫輩、曾孫輩的人還不少,如果將挑選的範圍擴大到武帝一系之外,劉氏宗室中稱得上合適的人選就更多,並無非立宣帝不可的理由。至於説到“賢”,一直生活在民間的宣帝並沒有什麼可稱道的地方,即使在後世為他修的本紀中,也只能舉出曾經學過《詩經》,“高材好學”這一條,卻不得不承認他“亦喜遊俠,鬥雞走馬”,並曾在蓮勺縣受人困辱,看來至少有些市井小流氓習氣。所以他唯一的優勢是武帝的嫡長曾孫,一切都離不開武帝影響力的存在,如果否定了武帝,他自己的合法性也就蕩然無存了。所以宣帝不僅不能批評武帝、還要大力頌揚他的功績,給予最大的尊崇,維持他的絕對權威。
宣帝即位後,照例要追尊自己的父祖。但當他讓有關部門確定“故皇太子”的溢號時,得到的結果仍是一個“戾”字。根據《史記正義·諡法解》:“不悔前過曰戾。”“戾太子”的意思就是“死不改悔的太子”。這是由於漢武帝生前雖然已經知道太子的無辜,卻從來沒有給他作過平反,大臣們不敢貿然改變,宣帝也只能接受先帝留下的冤案,因為他要維持武帝這面旗幟,就不能另立是非標準,儘管事關自己的祖父和父親。
對宣帝另一項重要的制約因素是大將軍霍光。武帝臨終時,與霍光同時奉遺記輔佐少主的大臣還有金日磾、上官桀和桑弘羊,但金日躥不久就去世,上官桀和桑弘羊都因謀反罪被殺,霍光成為唯一的顧命大臣。昭帝死後立昌邑王劉賀,不久廢呂邑王,再立宣帝,最後決定權都操於霍光之手。到宣帝繼位,霍光執掌大權已長達十五年。在這樣一位權傾朝野,實際據有最高權力,甚至可以對皇帝生殺予奪的“大將軍”的庇護下,從平民直接登上帝位、毫無政治資本和人事基礎的宣帝的處境和心態是可想而知的。宣帝即位之初,要去拜遏高祖廟,站在他車上作為護衞的就是霍光,宣帝內心既緊張又害怕,“若有芒刺在背”。宣帝此前已娶許廣漢之女,並生了一個兒子(元帝),但霍光想將小女兒嫁給他,大臣們已經開始造立皇后的輿論。宣帝不敢公開對抗,就下了一道詔書尋找他原來用過的一把劍。大臣們明白他的真意,建議立許氏為皇后。許廣漢照例應被封為侯,霍光藉口他是受過宮刑的人、不宜當侯國之主,拖了一年多才封他為昌成君。待許後再次分娩時。霍光的太太指使女醫將她毒死,霍光的女兒還是當了皇后。宣帝即位後,霍光曾表示要交回執政權,宣帝當然不敢接受,經過一番謙讓,還是下令凡事先稟告霍光,然後再上奏。霍光每次朝見時、宣帝都戰戰兢兢,謙卑到了極點。宣帝自然不會忘記昌邑王的下場,自己是否“賢”實際都是由霍光説了算,而霍光唯一無法否定的就是武帝嫡長曾孫的身分,而霍光的權力也是由武帝臨終所授,所以武帝這面旗幟舉得越高,自己的地位就越安全。
其實在武帝晚年時,臣民的不滿已相當嚴重。武帝不得不下《輪台詔》罪己,以緩和矛盾。在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年)舉行的鹽鐵會議上,由全國各地推舉出來的六十多位賢良、文學歷數民間疾苦,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賢良、文學對武帶的鹽鐵官營、賦税徭役、對匈奴用兵、開疆拓土等政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且不説他們大量罵秦始皇的話實際都是指漢武帝、就是直接指責漢武帝的話也非常尖鋭。賢良和文學如此大服,當然得到了執政的大將軍霍光的默許或支持。這倒不是霍光有意背叛武帝,實在是國家急需休養生息,已經到了非改變武帝的政策不可的地步了。來自民間、接近下層的宣帝,不會不知道武帝留下的惡果,所以他重新稱頌武帝,上尊號,定廟樂,只是一種不得已的倒退。

夏侯勝雖然激烈地批評武帝,但也沒有否定他“攘四夷、廣土斥境”的功績,不過他所列舉的武帝的罪過也是鐵的事實,以至滿朝承奉詔書的大臣也無能為武帝辯護。他列出的事實中。“多殺士眾,竭民財用,奢泰亡度”,還可以説是一般性的問題,再説哪一個皇帝不殺人,不奢侈?“蝗蟲四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可以解釋是“連續自然災害”所造成的;但最難推卸責任的卻是“物故者半”。一個社會如果死了一半人,統治者還有什麼英明偉大可言?
夏侯勝講的究竟是否事實,二千多年來沒有人認真作過考證,要麼輕易相信,要麼一口否定,當代也有人不以為然。我在撰寫《西漢人口地理》時作了一番研究,發現漢武帝時的人口損失雖然遠沒有達到一半,但已經極其嚴重。
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間,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長(約每年千分之七)的只有七年,低於正常增長的二十一年,而人口減少或毫無增長的有二十六年。而且,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武帝發動的一系列戰爭中,當然有一部分是必要的,不得已的,例如反擊匈奴的入侵,進而主動出擊,消滅匈奴的有生力量;但一部分是毫無必要,對國力的壯大沒有什麼作用,甚至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私慾,例如對遠在中亞的大宛的用兵,並不是為了開疆拓土,而是出於掠奪當地的名馬、並趁機讓寵妃李夫人的兄弟李廣利立功封侯的目的。但不管哪一類戰爭,都會造成人口大量損耗,更何況規模過大、過於頻繁?戰爭的影響不僅是人口的直接傷亡,還使用於農業生產的人力和畜力大量減少。當時的戰場大多在遙遠的邊疆,甚至遠達中亞的費爾幹納盆地,需要的糧食和物資卻要從太行山以東地區運去,有時運輸人員或牲畜隊亡消耗了絕大多數,運到目的地的糧食只有數十分之一。戰爭徵用的牲口往往數以十萬計,結果損失殆盡,如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年)衞青、霍去病徵匈奴。隨同出塞的馬有十四萬隊但返回的不到三萬匹;又如太初三年(前一○二年)李廣利出兵西域時,出動的人員有數十萬,牛十萬頭馬三萬匹,其他大牲口數萬頭,次年能回到玉門關的只有萬餘人和千餘匹馬。由於喪失了這些勞動力和牲畜,又有多少人會捱餓而死亡?多少婦女會成為寡婦或中止生育?
電視劇中的李廣利

武帝的奢侈揮霍也不亞於秦始皇。他在長安一帶大建宮殿,各地遍築離官,備極豪華,勞師動眾,巡遊全國。武帝的陵墓修了五十多年,每年要耗費國庫三分之一的收入,這雖是漢朝的慣例,但數他歷年最長、耗費最大。到他死時,茂陵(武帝陵名)已經放不下陪葬品了。近百年後赤眉軍打開茂陵,搬走的東西不到一半。直到近三百年後的西晉,陵中腐朽了的帛還堆積如山,珠寶玉器還沒有盜盡。關中耕地本來就不足,但武帝建上林苑就佔了幾個縣的良田。
武帝長期任用酷吏,制定嚴酷的法律,發明了很多原來沒有的罪名,如“腹誹”(肚子裏説壞話),實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法”?用以定死罪的案例增加到了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件,但法外施刑的現象比比皆是,由此而冤死的百姓不計其數。武帝時大案迭興,每個“謀反大逆”集團或每次鎮壓運動至少殺掉數萬人。不僅平民百姓,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高官也人人自危。元狩二年,李廣之弟李蔡出任遠相,三年後有罪自殺;換上莊青翟,又三年後自殺;繼任的趙週三年後被處死;下一位遠相石慶以小心謹慎著稱,雖毫無建樹。總算保全性命,但繼任的公孫賀、劉屈髦無一善終。所以公孫賀拜相時,頓首痛哭,不願接受,連武帝都掉了眼淚,公孫賀伏在地上,武帝讓人扶他也不肯起來,直到武帝走了。才不得不接受相印,最後還是免不了滅族之禍。
根據我的計算,武帝前期的最高人口數(約在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約為三千六百萬,四十多年間總人口減少了約四百萬。如果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長率千分之七計,四十年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三點一八、應該從三千六百萬增加到四千七百五十九萬,而實際反而降低到了三千二百萬,損失了一千五百五十九萬。如果這一千五百五十九萬人中一半是非正常死亡,一半是由於出生率降低,那麼死亡人數也有七百多萬。相對十一個三千多萬的總人口,死亡數超過百分之二十。對一個統治者來説,造成自己的國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損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髮指的暴政和不可饒恕的罪行。
至於“物故者半”或“户口減半”的説法雖然過於誇大。也是事出有因。主要是由於武帝好大喜功,晚年又制定了一項“沈命法”,規定地方上發生反叛或暴動,如果地方官不發覺,或者發覺了沒有及時鎮壓,就全部處死。所以一方面是百姓不斷逃亡、反叛和死亡,另一方面是地方官繼續校正常增長率虛報户口,使實際人口與官方的户口統計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到昭帝、宣帝重新登記户口時,又有不少人漏登,所以就出現了“户口減半”的不正常現象。但由於武帝時的人口損失非常嚴重,所以當時人並不覺得這一説法不對,對夏侯勝的批評無法提出反駁。

宣帝不失為明智的皇帝,儘管他不得不作出尊崇武帝的姿態,但實際上一直在糾正武帝的錯誤政策,任用良吏,下馬各種奢靡工程,減輕百姓負擔,緩解社會矛盾。在霍光死後,他終於親自執政,並最終清除了霍氏勢力。
宣帝深知夏侯勝的忠直,每當朝廷討論大事,總是鼓勵他:“先生放心直言,不要受上次那件事的影響。”夏侯勝不僅官復原職,還升為太子太傅,擔當輔導太子的重任,奉沼著書立説,直到九十歲死在任上。
黃霸在揚州刺史任上三年後調任潁川太守,並受到宣帝的特別表彰。他在穎川八年,治績顯著,被調為太子太傅,又提升為御史大夫,以後又當了五年丞相,是西漢一朝文官的典型。《漢書·循吏傳》有這樣的評價:“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事實證明,宣帝只是利用了武帝這面旗幟,並沒有堅持武帝的錯誤政策。正因為如此,他才實現了西漢的中興。
在茂陵的地宮被關閉的一百多年後,由班固編纂、並得到東漢明帝肯定的《漢書》在《武帝紀》的《贊》(評價)中作了這樣意味深長的結論:“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像武帝這樣的雄才大略,要是還能夠像文帝和景帝那樣親自實行節儉以施惠於百姓,那麼就是《詩經》和《尚書》中所稱道的人也不見得比他強了。)儘管這裏説得十分委婉,但在《漢書》的其他紀傳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武帝如何不“恭儉以濟斯民”的事實,而在《昭帝紀·贊》中更明確作出了武帝的統治造成“海內虛耗,户口減半”的結論。
這正是當年夏侯勝揭露的事實,至此可算是蓋棺論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