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內蒙古邪教暴亂：清末變亂的標本性事件_風聞

文；班布爾汗

清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

對於內憂外患不斷的大清帝國來説，這是一個相對平靜的年份。“同光中興”的光輝還沒有徹底黯淡下去。北洋水師仍是亞洲第一的艦隊，這一年以傲人之姿再次訪問日本，其軍容被日方稱為“艦體巨大、機器完備、士兵熟練，值得一觀之處頗多”，全然不會想到三年之後會在甲午之戰中全軍覆沒。揚州、丹陽、蕪湖等地有一些教案，但規模不大，處理較易，最多不過賠償洋人十幾萬兩銀子便可息事寧人。南海狂生康有為在廣州設立的“萬木草堂”才剛剛開學，學生不過二十餘人，沒人會把這裏看做日後“戊戌變法”的策源地。

而在平靜當中也有不和諧的事情發生，在這一年年末，一場被後世稱為“金丹道暴動”或“金丹道起義”的事件在緊鄰清帝國心臟地帶的熱河爆發。

事件持續了一個月，傷亡人數有十餘萬，雖然殘破地方，震動京師，但對於經歷了白蓮教起義、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及中法戰爭的清廷來説，還算不上太大的事情，與將要發生的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乃至辛丑國變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如果重新翻看事件的來龍去脈，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這不僅是之前太平天國的餘波，日後義和團事件的預演，也是內蒙古地區諸多歷史事件發生的濫觴，更是展現當時中國諸多矛盾的一個標本性事件。官民之間、民族之間、宗教之間的種種衝突都在這一事件中有着突出的展現，而各種衝突不僅困擾着當時，也困擾着將來。

【一】

清代的熱河地區在民國時被設置為熱河省。其主體位於內蒙古東部，大致相當於今日之內蒙古自治區赤峯市全境、通遼市西部，河北省承德地區以及遼寧省西南一隅。因為緊鄰京師，又是清廷行宮承德避暑山莊所在地，因此專門設有熱河都統管轄，並由直隸總督直屬。這裏是蒙漢雜居之地，既有實行自治的蒙古盟旗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各旗，也有實行漢制的一府（承德府）、一州（平泉州）、五縣（建昌、朝陽、灤平、豐寧、赤峯）。

清初至乾隆朝初期，熱河一代還都是單一蒙古聚居區。康熙時，山東、河北人口滋生，大量貧民無以為生，便湧入熱河墾荒，清廷雖一向禁止漢民向口外移民，但為了避免出現民變，便制定了“雁行”的政策。所謂“雁行”，就是允許漢民墾荒，但不可常駐，要春天耕地，冬天收穫後返回，這種春去冬來的漢民便被稱為“雁行客”或“雁民”。而到乾隆時期，承平日久，人口呈幾何數增長，“雁行”也已無法滿足山東、河北等地無地農民的生計，於是清廷只得默認移民常駐，設置府縣予以管理，使得熱河成為蒙漢雜居之地，但雜居不同法，蒙隨蒙俗，漢隨漢法，分而治之。

因為內地移民的村落有整體規劃，而是自然形成，所以漢制府縣與蒙古盟旗並非各居其地，涇渭分明，而是犬牙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管理蒙民的王府附近有漢人村莊，而縣城周邊也有蒙古人牧場。

蒙漢兩族語言、習俗、生產方式均有不同，雜居一處難免會有問題。例如，蒙古人以放牧為生，需要大量牧場，保護森林草原是維持生計的根本。而漢人以耕種為生，森林草原對他們來説是荒地，燒草墾荒是天經地義。這就使得兩族衝突不斷，漢民“因砍伐山林而早已與蒙古積怨”，“墾種日多,有礙蒙古牧場”，蒙民則有將“旗內佃種之百姓均逐，不準居住”的作為。在這樣大局之下，兩族之中還有很多地痞趁機作惡，蒙民中的“黠驁者，時復出而相擾，糾合三五，持刀騎馬，闖入漢族人家，坐索酒肉錢財，笞辱婦男，搶掠牲畜，盡而後已”，而漢人中的流氓“素行強橫，鄉里側目，蒙古受其欺凌，私相怨諺”。

這種民間衝突，有了官方參與，則更為激化。很多蒙古王公為了謀取暴利，私自將盟旗公有牧場租給漢民耕種，收取地租。而一旦受到旗下百姓抵制，便甩手不管，聽任漢民被驅逐。漢民交了租地銀，卻又失去土地，怨憤極大。更有一些王公依仗特權，肆意欺凌漢民，“橫行霸道，欺壓民人”，甚至濫施私刑，草菅人命，欺男霸女。而一些漢族豪強勾結官府，強行霸佔蒙民牧場墾荒，不交地租，“交租之時，故意刁難，或稱年景欠收，或稱錢項不便，以致缺欠原額”，又使得大量蒙民無以為生，怨聲載道。

雖然問題眾多，但在清朝強盛之時，對地方管控有力，衝突一旦有激化趨勢，總能用強力予以壓制。矛盾無法解決，仇恨日積月累，但總還能避免總爆發。而到同光時期，飽受內憂外患的清廷對地方，尤其是看似無關緊要的蒙古地區已不甚注意。而地方上貪瀆成風，“歷任熱河都統多以賣官為生財之道，各縣官貪財尤甚”，官員們“婪索相竟”，對於百姓各種盤剝“變本加厲，上下相沿，不以為怪”。民族之間的矛盾經過時間疊加，已經無從緩解，而官民之間又已近似寇仇，而基督教的傳入和民間會道門的出現，為動亂的火種上又添加了兩捆薪柴。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得被清廷歷來禁止的基督教終於可以自由進入中國內地，大大小小的“主教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熱河也不例外。早在光緒九年（1883年），天主教會便把熱河劃為一個獨立的教區。當時，內蒙古有三個天主教教區，共有外國傳教士十三人，中國籍的傳教士三人，教民一萬五千多人，而熱河教區的教民便佔了三分之一強，有六千餘人。

正如全國各地的“民教衝突”一樣，熱河地區普通百姓與教民也水火不容。 “凡入洋教者良莠本自不齊，平日恃洋人為護符，所行所為率多橫恣，一遇民教涉訟，該教師士必再四囑託地方官，自顧考成，每每偏護，人心積怨，亦非一朝”，這使得“該處民教仇恨已深”，種種衝突不斷。

蒙民有冤屈，還有王公提供庇護，漢民豪強可勾結官府，教民有洋人保護，而普通漢人百姓就處於絕對的劣勢地位，他們也必須抱團取暖，形成自己的組織。於是，不同名稱的會道門興盛起來，如金丹道、在理教、武聖教等等，而金丹道是傳播最廣、勢力最大的一支。

這些會道門在清朝一律被稱為“邪教”。從有“邪教”一詞出現的唐朝以來，清朝是對“邪教”管控鎮壓最為用心的朝代，但正如陸賈所云“事愈煩而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清朝又是各種秘密宗教種類最為繁多，傳播最為廣泛的朝代，僅官方檔案記載的便有一百零七種，著名的如白蓮教、天理教等等更是發動多次起義。

金丹道教是青蓮教的一支，而青蓮教可算是中國眾多會道門的始祖，起源於明末。在清朝道光年間，青蓮教分為三支，即貴州龍里的青蓮教本支，楊守一的報恩會以及呂文炳、周位掄的金丹道。而無論怎麼分支，其核心教義卻並未改變，都提倡“反清復明”，以達摩為初祖，內脩金丹，外練運氣。這自然不能為清廷所容，因此屢遭搜殺，可每被“破獲”一次，便又有分支產生，乃至出現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先天道、一貫道、歸根道等教派。

光緒初年，金丹道由一個姓郭的道士傳入熱河地區，以“無非勸人學好”為口號招徠教眾，凡入教者要行醫施藥、吃齋行善、戒煙戒酒，因此很快風靡開來，入教者甚眾，並形成了以楊悦春為“總教師”的核心領導層。而隨着勢力漸大，便隨之成為對抗蒙古王公和官府的組織，開始有了“學習法術、反抗大清、匡扶真主”的教義。並與講究“入教習術能躲避刀兵劫數，槍炮不入”的武聖教，以及反對吸食鴉片的在理教聯合，形成了足以動搖地方的一大勢力。

到光緒十七年，大動亂的各種因素已經齊備。而偏偏這一年七八月間，熱河“淫雨為災，田畝顆粒無收”，而承德知府啓紹卻慫恿熱河都統德福“諱匿不報”，並“橫徵暴斂敲骨吸髓者如故”，百姓“無衣無食，僵仆道途”。而建昌縣等地，又發生百姓搶奪教堂糧食，而被教堂武裝打死多人，並“任意指控某為金丹道匪，被官府捉去多人”的事件。

如此局面，除非出現奇蹟，出現變亂是不可避免的了。

於是，是年十月，金丹道總教師楊悦春召集教眾，揭竿而起。

圖中粉紅色的東四盟是晚清金丹道的活躍區域

（二）

光緒十七年十月初十，數千金丹道眾在大教師楊悦春以及李國珍、王增等頭領的帶領下，以“替天行道，掃胡滅清”為口號掀起反旗，周邊各地教眾紛紛響應，人數達到數萬之眾，形成野火燎原之勢。

其實，按照楊悦春的籌劃，原本並不是要在這一天起事，但他是建昌縣設裏虎南溝楊家灣子（今敖漢旗金廠溝梁鎮設裏虎村楊家灣子）人，其地與昭烏達盟盟長、敖漢旗貝子達克沁的府邸毗鄰。而這位達克沁是出了名的荒淫暴虐，私刑拷打致人死命，以及霸人妻女等罪行累累，因此格外注意金丹道教眾的動向。楊悦春等人聚眾謀劃，自然事不機密，被他所偵知。達克沁下令從各旗徵調蒙古旗兵一千人前來，打算搶先下手。而他的動向也被楊悦春等人獲悉，為了避免損失，決定提前舉事。

於是，敖漢旗貝子府遭到圍攻，成為“金丹道暴動”的開局祭旗之戰。

金丹道人數眾多，將貝子府圍的水泄不通，但武器落後，被貝子府衞隊的洋槍所阻，圍攻至傍晚也未成功。正在暴動軍幾乎喪失士氣之時，一個偶然卻讓戰局出現逆轉：王府衞隊向外開槍之時，一發子彈擊中了暴動隊伍的火藥車，“立時烘着，轟的一聲，將看火藥車人轟在半空之中”，甚至有屍體從空中落入王府。而王府衞隊平常總聽説金丹道修習法術，忽見火光沖天，有人從天而將，以為是法術顯靈，“遂皆驚慌失措，槍不能放，均委而棄之，各逃生命”，貝子府終於被暴動者攻陷。

惡貫滿盈的敖漢旗貝子達克沁被亂刃分屍，連帶着全家二十三口被全部斬殺。而集聚多年的怨恨一旦釋放，便如決口洪水一般難以遏制。屠殺並沒有止於達克沁一家，附近蒙古百姓一千餘人為躲避戰亂也逃入貝子府，反而成為貝子一家的殉葬品。暴動者“凡遇蒙人，無論男女，一刀一個進行屠戳”，貝子府內外蒙古百姓“其存者僅數十人”。

攻佔貝子府後，楊悦春將之改名為“開國府”，自立為“開國府總大教師”，李國珍被封為“掃北武聖人”，王增被封為右丞相。其他各首領依次被封為王、侯、軍師、元帥、副帥、先鋒等，並立即開始了擴大戰果的軍事行動：“派令王增、王福等招集四五千人到東路土默特旗一帶沿途來找蒙古營子抄殺。李青山等到西路平泉州、喀喇沁等旗一帶抄殺，北路王增告知馮善政，轉囑李國珍帶領七八千人往北路扎薩王旗、奈曼王旗、海林王旗一帶抄殺，南路由平南王徐立等率領，攻打朝陽。”

與此同時，朝陽縣在理教首領郭萬昌也率領教徒起事呼應，“持槍架炮雜以順刀木棍，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將縣城團團圍住”，守城清軍寡不敵眾，在縣令廖倫明帶領下逃走，暴動軍攻入縣城，燒燬縣衙，並“劫獄搶商，焚燒大商號數家”。三天後，另一位在理教首領林玉山聯合金丹道首領傅連信、佟傑以“受命於天，王我華夏”為口號起事，進攻平泉州與建昌縣，殲滅本地官軍，並擊斃平泉州州判。

熱河因為是傳統蒙古盟旗之地，因此並無大規模官軍駐紮，駐兵以蒙古旗兵為主。而自從僧格林沁戰死於剿捻之戰後，蒙古旗兵已經完全邊緣化，再加上熱河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已無所謂兵矣”，不但久不操練，武器劣鄙不堪，而且分散居住，倉促之間根本召集不起來。例如喀喇沁旗扎薩克旺都特那木吉勒聞變，下令召集旗下兵丁，可“蒙兵已多攜帶妻小逃避，一時徵調難齊”。

如此局面之下，暴動軍所向披靡，從十月初十日開始，不過十餘天，東土默特、翁牛特、奈曼等旗王府均被佔領，所遭遇的抵抗，如東土默特扎薩克貝勒達爾罕、翁牛特旗札薩克達木楚蘇克爾隆等率領的旗兵要麼是一觸即潰，要麼是全軍覆沒，都是不堪一擊。

而隨着暴動軍蔓延至熱河全境，一場場慘絕人寰的屠殺也隨之開始。

日積月累的仇恨在戰亂之中爆發，必然會出現無限制無差別的屠殺。清帝國的疆域內，凡是民族雜居之地，一旦發生戰亂，緊隨其後的便是殘酷的仇殺。西南地區的“苗變”，因為“客民之侵佔日見其多，則苗疆之田畝日見其少，是以積忿相仇，猝然燒殺起事”，戰亂中苗民要“焚殺客民，奪回田地”，而官兵則旨在“以搗苗巢，火燎其居”，到處都是火光與血泊。西北的“回亂”，因為“漢回雜處，宗教既異，回之防漢，恆虞待以異族；而漢之視回，尤輕蔑而獸畜之”，結果回民武裝“焚殺漢民殆盡”，而漢民團練則“見回即殺”,竟造成千萬人口的毀滅。

熱河的情形大同小異，平泉、建昌等地，屠殺的目標有很多教民，“數日內，教民附近村落俱被搶劫一空，且有全行殲滅者……教民之遇害者，統計八百餘人”。但這與對蒙民的屠戮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暴動軍張貼告示，雲：“每到一村，只取軍械馬匹，只要人家備飯，專殺蒙古，不準擾害民人”，並嚴格執行。各路部隊分頭行動，在敖漢旗的暴動者，分殺敖漢、奈曼；在朝陽縣的，分殺東西兩土默特；在建昌縣,分殺大城子、賽音台、哈巴齊爾、熱水塘一帶(即今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和凌源縣一帶)；在平泉州的，則分殺寧城、八里罕一帶。

一時間，暴動軍所到之處，“將蒙古不論老幼，盡行殺害,並將闔旗房屋及廟宇盡行放火燒燬”，各地“所有蒙古村落、喇嘛廟、天主教堂焚燒無餘”。

屠殺範圍遍及熱河，而過程的殘忍也讓人咋舌，例如在喀喇沁旗老河西山咀子村，“合村所有蒙古兩千餘口，皆被殺盡，有鍘刀鍘者，有牽到石槽砍之者，厥後數十石槽皆滿人血。賊眾每殺一人，拋在一旁，再燃高粱秸一束，綁其屍上。而其婦女尤慘，既經姦淫，復於私處以刀割之。其幼孩則挑在槍頭，令其掙扎為樂。時值嚴寒，婦女屍身仰卧伸腿，凍作不堪之形，言之痛心。”而在事後訪問內蒙古的俄國學者阿·馬·波茲德涅耶夫，在他的《蒙古與蒙古人》一書中，也記載了其訪問當地人時得到的故事：“北部地方的匪幫首領李國珍在敖漢王的王府裏吃飯時，叫一個台吉的妻子來伺候。這個女人有着身孕，引起了正在大吃大喝的這幫人的注意。李國珍和一個談話的人對這個女人是生男孩還是生女孩發生了爭論，他們打了賭。為了立即見分曉，他們剖開這個可憐的女人的肚子，取出了腹中的胎兒。另外一個懷孕的婦女被他們燒了煤油以後活活燒死”。

無論是輕鬆擊敗蒙古旗兵還是盡情屠戮蒙古百姓，都不可能讓暴動軍獲得最後的勝利，因為他們的口號是“掃胡滅清”，終極目標是大清朝廷。他們的起事已經讓“京師為之震動”，而清廷已經派出自己賴以平滅太平天國，對抗侵越法軍的部隊來對付他們了。

在起事後的第六天，清廷便命直隸總督李鴻章統籌全局，佈置剿撲事宜。而李鴻章則立即派出各支部隊挺進熱河。其中作為主力的有兩位將領，一位是時任直隸提督，日後在甲午戰爭中以逃跑聞名的葉志超，另一位是時任統領蘆台練軍各營記名提督，日後在辛丑國變中成為殉國英雄的聶士成。

清末克什克騰旗（在今赤峯）的蒙古人

（三）

葉志超和聶士成，無論日後在對外戰爭中表現如何，但在此時，卻都是難得的驍將。葉志超早年追隨淮軍名將劉銘傳，作戰英勇，能受傷後“仍奮擊”，因此屢屢升遷，從士兵升到總兵，並被賜號“額圖渾巴圖魯”。而聶士成則是淮軍大將袁甲三的舊部，以勇武著稱，曾赴台參加過抗法之戰，被賜號“力勇巴圖魯”。

雖然兩位將領都是有着巴圖魯的尊號，但他們率領的部隊卻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候。此時距平滅太平軍、捻軍已經有近三十年，距抗法之戰也有近十年了。淮軍已經失去了曾經的鋭氣，“散漫無紀”之類的弊端已經暴露無遺，也沒有如後來的北洋新軍一般進行徹底的近代化軍事改革。要對付被信仰、仇恨和一連串勝利鼓舞而士氣正盛的暴動軍，似乎並不容易。

可雙方一接戰，卻全是一面倒的局面——暴動軍毫無還手之力。

十月十八日，葉志超所部攻打建昌縣的暴動軍，兵鋒所過之處，先是“聚殲五百餘名，騾馬百餘匹”，然後又徹底擊潰暴動軍主力，“即墜崖跌死者三百餘名，遍野橫屍，血污滿地，生擒數十名”，自封為“平清王”的傅連信僅以身免，逃亡哈爾濱。

葉志超

十月二十日，官軍在八角山地方擊敗暴動軍，擊斃暴動軍“二百餘名，生擒十數名，其餘逃竄”。

十月二十二日，暴動軍聚集兩千多人，列隊迎敵，但在官軍進攻下“大敗奔竄”，戰死者“四十多名，生擒首匪郭萬昌等二十九名，燒死百餘名，奪獲旗械甚多”。

十月二十四日，暴動軍“聚約一千四百多人，各持器械迎拒”，被再次擊潰。

十月二十九日，官軍圍攻榆樹林子，“血戰兩小時之久”，暴動軍慘敗，僅被擊斃的大頭領，就有“偽王李妖師、偽領兵侯孫惠、楊升、張惠、王永元等五名”。

十一月十五日，官軍進抵翁牛特旗，暴動軍大頭領梁貴成聚眾在北大寺負隅抵抗，“該處北大寺重垣高厚，十分堅固”。而在官軍的進攻下，“槍炮外出，官軍以車代梯，奮勇齊上，立將寺院攻破，又擊斃多名，生擒梁貴成父子二人及夥黨，奪獲大炮四尊，抬炮十五軒，鳥槍刀矛器械五百餘件，賊馬二百餘匹”。

十一月十三日，聶士成所部攻陷暴動軍大本營“開國府”。

聶士成

十一月十六日，官軍乘勝進擊，在那林溝遭遇暴動軍將帥張雙、副帥周寬所部，雙方交戰。暴動軍將帥張雙、副帥周寬相繼陣亡，所部戰死五百餘人。而各地暴動軍聞訊前來增援，又被官軍“共斃賊六百多名，奪獲槍炮刀矛不計其數，賊馬二百餘匹”。

在此之後，“掃北武聖人”李國珍率部前來救援，但傷亡慘重，在撤退過程中又遭到官軍截擊，李國珍“右脅已受洋槍重傷”，無力逃走，被俘殺。而“開國府總大教師”楊悦春在聽聞李國珍兵敗後，便“逃赴色力虎金廠溝山洞之內潛藏”，聶士成下令嚴加緝拿，“將金廠溝土山四面圍嚴，按洞搜查，經官兵等在洞內將逆首楊悦春父子叔侄六名一併擒獲”。

從起事到被弭平，“金丹道暴動”僅堅持了一個月。

之所以敗得如此之速，並不是暴動軍不夠勇敢，日後官軍的彙報中，暴動軍的表現都是“勢甚猖獗”、“抵死抗拒”、“勢甚兇悍”。而其敗亡之因，是戰法與日後的義和團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堅信，只要燒符、唸咒、吃金丹便可刀槍不入，在作戰時，常常有如同戲台上的表現：

“他們為了‘恐嚇’官軍，上陣時臉上抹着油煙，鼻子上塗着墨，還貼上紅線做的鬍鬚，總之，看上去就象‘凶神惡煞’。他們去打仗時，口中總是念着咒，不時地把他們的法師們抬起來，而法師們則伸出手保護他們打仗。”

“有一個首魁名叫魏老道的，平日以妖術出名，他給他的部下一種符咒，據説可以保命不死。每天早晨，要他們吞服能使人增添勇氣的具有魔力的丸藥。在他們的旗幟上寫有‘興大明’，‘滅大清’和‘榮華富貴在人’等字樣。”

“在作戰期間，石明坤將他的女徒弟張美榮、趙美榮兩個人的頭髮散開，並且在她們的頭頂貼了一道符，教給她們一個咒語，叫她倆右手持七星封，左手持羽扇，站在府門東南方，囑咐她們：‘站到我們回來，要閉上眼睛，一邊唸咒一邊用扇子扇，不許中斷。’説完後七個道人手持兵器，邁着小方步子向前走去，在他們的後邊有二百人緊緊跟隨。”

這樣的戰法，對付人數少且不懂作戰章法的蒙古旗兵尚可，但面對配備有大口徑毛瑟步槍、哈奇開斯步槍、加特林機槍和克虜伯火炮，並有着實際作戰經驗的淮軍時，能夠堅持一個月，已經是奇蹟了。

暴動平息了，但熱河的亂局仍在持續，因為新一輪的屠殺又開始了。

在暴動期間，蒙民遭到了殘酷的屠戮，而官軍到來後，劫後餘生的人們又開始了瘋狂報復，“蒙民於賊匪剿平之處聲言搜拿餘匪，殘殺老幼客民甚多”。一些人尾隨官兵，“到處蒐括學好親族，指為叛逆，遭殺戮傾家敗產者不計其數”。甚至有地方“周圍二、三十里內漢人，多有被搶、被剿者，甚有閤家滿門鹹被殺盡者”。而一些暴徒趁機搶劫財物，無所不為，闖入村莊“搶奪器具，少有理論，即以匪黨問罪”，以至於“所有使用物件，除焚燬者外，一淨如洗。”

這樣的報復讓一向軍紀不好的淮軍將領都無法坐視，葉志超上書清廷，要求對這種報復行為“請飭禁止”。清廷也隨之下令：“倘有私行仇殺，無論蒙民，均按軍法從事”。並在凌遲處死楊悦春父子等幾名金丹道首腦後，發佈了對金丹道徒眾的赦令，表示凡屬“被脅之民，經鄉社保釋及自行解散回家各安生業者，皆屬情有可原”，“既往不咎”，以此希望能夠“務修和睦，以期久遠相安”。

終於，報復停止了，熱河在付出了死亡十餘萬人，三十餘萬人淪為難民的代價後，恢復了平靜。

但“以期久遠相安”卻是不現實的幻想。

國鈞的《蒙古紀聞》寫出了在大亂之後，熱河地區民間的暗流：“自此以後，直至民國初年，或謂漢人預備殺蒙古，或蒙古籌劃殺漢人，互相勾牽之詞時聞於耳矣。”很自然的，這暗流催生了分離與獨立的結果。時任卓素圖盟喀喇沁右翼旗梅勒章京的海山，在金丹道暴動後，“因犯案逃赴外洋”，而所謂“犯案”，便是從事了對金丹道教民的報復行動。之後，他在哈爾濱編輯《蒙古新聞》，鼓吹蒙古獨立。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更是前往外蒙古，成為外蒙古籌劃獨立的核心人物，在1911年促成了外蒙古第一次獨立運動。而內蒙古東部各旗王公，如喀喇沁右翼旗郡王貢桑諾爾布、科爾沁左翼前旗郡王棍楚克蘇隆、巴林右翼旗郡王扎噶爾這些在金丹道暴動之時還是少年，而在暴動之後繼任王位的年輕人，被這場暴動所刺激，痛感蒙旗的衰弱不振，在自己的領地內實行近代化改革，併成為日後內蒙古蒙旗響應外蒙古獨立的主力。

不過，這一切，大清朝廷並沒有再投注過多的精力，這場類似於天平天國，類似於義和團，也類似於陝甘回亂的動亂很快被拋諸腦後，成為了塵封的檔案。三年後，中日甲午之戰爆發，日本強勢崛起，並通過隨後的日俄戰爭劃定了雙方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其中“北滿”、“外蒙古”歸俄國，“南滿”、“朝鮮”屬日本。

俄日兩國開始縱橫捭闔，外蒙古獨立建國、內蒙古蒙旗獨立風潮、呼倫貝爾自治等等事件迭次爆發，從此再無寧日。而考察這些事件的背景，光緒十七年的那場血腥的暴動一直在隱隱起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