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也害怕，但我不能走”_風聞

攝影： 郭稔可  

記者的性格很難捕捉，因為他們總在經驗他人的生活。

就像袁凌脖子上那道淡紅色的疤，是甲狀腺瘤切除手術留下的痕跡。那是寫作《寂靜的孩子》期間，壓力特別大導致的，還住了半個月醫院。

與此同時，他還得了胃炎、高血壓，以及一次肺結核病發的誤診。

他之前就得過肺結核。2002年前後在地方報做夜編時病發。治了一年才恢復，再次復發的話，治療難度更大。

這次採訪期間，他和塵肺病患者一起，而塵肺病往往伴隨肺結核。“一屋子人，又抽煙又咳嗽，晚上還要睡在一個大炕上，那時候特別想逃，就覺得太害怕了，胸疼得不行。”

“長年累月做記者養成一個職業習慣，覺得好像這麼臨陣脱逃，實在不是回事兒。既然都來了，就先這麼待下去。”

眼前這個生於1973年的46歲男人，穿着不起眼的秋衣，頭上光光的，卻也能找到頑強冒出來的青絲。身上透露出一股孩子氣，又可以在眼角找到盪漾開來的魚尾紋。天真，卻也敏感。走路的時候有些駝背。摔壞的手機用創可貼黏住。

袁凌出生於陝南秦巴山區，父親是知識分子，母親是農民。用他自己的話説，他從農村走出來，進到小鎮，又去了縣城，再漂入大城市。

1996年袁凌從復旦大學碩士畢業後進入《重慶晚報》，2003年考入清華大學博士班（後退學），同年參與《新京報》創刊，並寫了創刊號的第一篇核心報道《北京非典患者骨壞死調查》，此後發表了多篇有影響力的報道。

他寫礦難、寫地震、寫非典後遺症，他書寫那些像青苔般卑微又偉大的生命。“青苔不會消失，只要世上還有最後一個窮人。

他的作品《守夜人高華》《走出馬三家》分別獲得2012年、2013年騰訊網年度特稿和調查報道獎；2015年獲騰訊書院文學獎年度非虛構作家；已出版《青苔不會消失》《世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等多部著作。

如今他是非虛構作家。歷時4年，袁凌穿越大半個中國，行走於城市和鄉村，寫下《寂靜的孩子》。

01

安靜下來的瀑布

《寂靜的孩子》是一部描寫當下中國兒童生存和心靈狀態的非虛構作品，袁凌跑遍中國21個省份和自治區，每一個半月左右就要去一次，每次去20多天。他探訪了140來個孩子，有城市留守、隨遷、大病、單親、失學、邊境等各種各樣的兒童。涵蓋類型之廣，讓人很難去定義這是本什麼樣的書。

袁凌認為，中國各種各樣孩子的面向、生活狀態，還缺乏一個全面的展示 。所以這本書的作用就是把各個階層、各個地域、各種狀態下，孩子的生存和日常生活狀態，做一個第一感的展示，而非只是一個話題或樣本。

“我是刻意迴避社會主題的，迴避可能會導向一個社會議題。我更願意就是寫孩子本身，你可以説這36個故事寫了36種生命經驗，也夠了。”

袁凌自己沒有孩子，在城市裏也鮮少和孩子玩。若真要説出他和孩子的關聯，一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個“老頑童”，二是他自己也曾是鄉村留守兒童，這讓他天生和這些孩子們有親近感。

2015年，袁凌跟着公益組織去做項目，他的搭檔是個攝影師，當時主要探訪一些生病的孩子，幫他們寫文章，宣傳募款。很多事情開始後就很難放下了，更確切地説，與人一旦產生關聯便很難斷開。袁凌始終放不下他採訪的第一個孩子可樂，這個孩子的故事沒被寫進書裏，因為“很難受，一直想着下一個再寫，結果寫完36個孩子還沒寫他”。

16歲的可樂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比白血病還難治，臨牀以貧血、出血和感染為主要症狀。可樂的父親常年在外打工，母親很嫌棄他，常常罵他。家人不太有決心給他治療，可樂的內心也能感受到這種放棄。

可能因為使用激素，袁凌見到可樂的時候，他身體浮腫，躺在沙發上動不了，也因此失學，家裏氣氛壓抑。

“在最喧鬧的年齡，他失去了聲音，像一條忽然安靜下來的瀑布。”《寂靜的孩子》就是以可樂的故事命名的。

遼寧葫蘆島一個因矽肺病去世礦工的男孩

袁凌説前兩天在火車上偶然看到可樂發了條朋友圈，擔心他會去世，就發消息聯繫他。得知他病情好轉了一些，一個人從家裏出來打工，在杭州的一個酒店後台做幫廚，每天工作13個小時，因為想學點廚藝，下班之後還在顛鍋，身上濺了很多油傷。

袁凌問他為什麼生重病還出來工作，孩子説沒辦法，在家裏母親説話特別難聽。兜裏揣了400元就出來了，雖然酒店包吃包住，但第一個月水電費就繳了200元，而第一月的工資被扣着第二月發。人才出來半個月，還不知道怎麼熬下去。

“炙手可熱，心可寒。”這是可樂的朋友圈簽名。

最後的聊天記錄停留在可樂的短信。“回也不知道怎麼回，但我過後還會問他。”

在採訪期間，袁凌又收到可樂的短信。可樂發來一張照片，又出血了，止不住。袁凌給他轉了200元，讓他趕緊去醫院。

“遇到這種事情最麻煩，基本上是幫不上，但他又就在你面前。你説這種問題怎麼辦？他出血了，如果能止住還好，止不住怎麼辦？”

袁凌臉上有擔心。

而他書裏的每一個孩子，都在面臨着這樣那樣的命運，就像被人用網子網住了人生。

02

貼身的危險

這樣一本對全中國孩子“掃面式”書寫的書，過去沒有過，也許也只能由袁凌來寫。他除了既能做一個安靜的觀察者，又能很自然地和孩子們玩在一起，身上還有一股“野生”的味道。

 海南島腹地，跟隨大人上山為檳榔樹除草的孩子，在大人砍下的芭蕉葉上小憩

野生，但不野蠻。也許是從故鄉長進身體裏的東西。

除了生病，袁凌還要面對艱困的生活條件，以及惡劣的自然環境。

“吃的比較差，住的經常沒有牀，就各種各樣的，草堆、硬板、和豬靠着頭的，還有那種特別髒的，本來是白的，全都是黑的了。還有漏雨的、油煙的，又是雨又是油煙淋在你臉上。”

有一次在內蒙古人家裏，他們殺了一隻羊款待，但連續吃了幾天羊肉沒有蔬菜後，袁凌啃起了羊吃的玉米稈子。

而惡劣的自然環境，讓他往往要面臨真正攸關生命的危險。

在新疆，袁凌和當地人一起走羊道，趕羊上山。羊道特別窄，掛在光溜溜的懸崖上。走着走着袁凌迷路了，而前面的路也消失了，變成一條線，往前走不下去，往後退又很難。下面一百多米處，是一條大河。

“我當時進退兩難，哪怕沙土稍微鬆脱一點，我就完了。後來就極其小心翼翼地一點點往後退，也不能轉身，就這樣走回去的。一直到很久以後，夢裏還經常出現這個場景，醒來後一身冷汗。”

在大涼山的時候，袁凌跟艾滋病家庭生活在一起。雖説艾滋病不會在日常生活中傳染，但孩子都沒做過檢測，玩起來又很用力，難免會有些擔心。在塵肺病患者家庭，他和七八個人睡在一張大炕上，有人甚至在咳血。

在緊鄰中越邊境線的“地雷村”，袁凌跟着農民去排雷。一條茫茫的小路，約莫只有一本書那麼寬，兩邊全是地雷，有的埋在下面沒露出來，有的露出來一半，有的全露出來了。

農民跳到一塊石頭上，就開始排，但如果排炸了，袁凌和同行的攝影師也會跟着受傷。但排雷的農民更麻煩，很可能一條腿，甚至人都沒了。

後來袁凌還跟着部隊去排雷。部隊先用炮炸，炸過一遍後再用探雷器去探。本來青山綠水的森林，全部被炸成了廢墟。而袁凌和指揮員就走在這樣的廢墟上。

“那個雷場還沒徹底排乾淨。所以經常有一段時間，就有戰士受傷或死亡。”

在那個村子，大人不會讓小孩上山去玩，村裏總能見到缺胳膊斷腿的大人。有個孩子的奶奶就少了一個腳掌，從前是腳掌的地方，只剩一個疙瘩，包着厚厚的老繭，老繭包不住的地方就露出骨頭。還有一個孩子的父親，總共被炸了3次，一次在腿，一次在臉，一次在腹部。

“那個真的蠻危險的，但到了現場，也會產生出一種勇氣來，覺得要把這個事情完成。人類就是這樣，克服很多危險。”

翟龍萍翟星萍姐妹

“做了第三、第四次探訪的時候，這時是我特別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我覺得高尚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是最低的那個念頭，就是我來都來了，我不能走。”

也正是袁凌這種“最低的念頭”，我們才看到了這些本該活潑，卻過早“失語”的孩子：北京五環外被驅趕的翟龍萍和他們家的菜地，“自殺寶寶”天天，患有肛門閉鎖症、先天性心臟病、隱睾、肺結核等無權長大的少年鄧暉，中越邊境沒有户籍也上不了學的“聯合國”兒童。

03

沒有“鄉愁”的鄉愁

袁凌始終認定寫作為他的終身職業，而記者是次優選擇。

記者這個身份可以讓袁凌保持寫作的習慣、體驗不同的生活場域，這是優勢。而劣勢在於，無法長久地浸在某一個職業裏，往往採訪完了就走了，無法和對方發生實際的深切聯繫。即便經歷了上百種生活，但沒有一種生活是他的。而一次性寫作也無法把別人完整的生命狀態保存下來。

大學畢業後袁凌在重慶做了4年記者，選擇重慶，是因為那裏有農村。在一個內陸城市待夠後，袁凌想去核心城市，就考入清華博士班。到京報到第一天就恰逢《新京報》創刊籌備，袁凌就去那應聘，這再次開啓了他的記者生涯。

原本可以就着藤蔓順利往上爬，也差一點就功成名就了。但袁凌卻沒有選擇那條康莊大道，按照主流的路徑完成一個在大城市“生根發芽”的勵志故事。他此後輾轉於多家媒體，放棄高薪工作折返於北京和故鄉。

“那陣子對鄉土的負擔特別大，就覺得老是有一個壓在自己身上的東西沒有完成。那段時間也真切地感受到我們和鄉土之間的斷裂和痛苦。”

袁凌原本想要回鄉種地，同時在自己的故鄉書寫故鄉。但回去之後，他發現沒有身份可以供他確認，他在家鄉已經失去了位置。“我是出去過的，再回去。人家不知道你回來幹嗎。”

回鄉寫作的嘗試是失敗的，生活和工作合一的完美狀態終究無法實現，來來回回折騰了幾年，袁凌覺得很失敗。但在寫了兩本小説和一些散文後，心裏對鄉土的負疚感才逐漸放下，也讓他可以再去書寫外面的東西。

袁凌始終處於一種漂泊的狀態，最近才剛打算在西安穩定下來。

一方面是因為西安離家鄉比較近，另一方面，無論在哪裏，袁凌始終覺得自己是外人，但故鄉，卻又是一個回不去的地方。

“我們中國人都是這樣的，我們這種從鄉村走出來的人是沒有歸屬感的。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在城市裏買房，是要把它打造成一個生活根基。我沒有走這條路，所以這種感覺一直存在。”

“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甚至從寫作上來説，都處於一個強烈的劣勢。”

比如東北作家雙雪濤、班宇，他們寫原生記憶中成長的工業區，雖然工業區的衰落是一個悲劇，但作為寫作者，他的記憶是有價值的。人們願意看老東北工業區的衰落，因為這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

但袁凌覺得，他書寫的家鄉的衰落，是沒人要看的。

當然，也有人書寫鄉村，但那種鄉村往往是詩和遠方，是人們可以寄託鄉愁的地方。又或者是一種奇觀，骯髒、飢餓、亂倫、蠅營狗苟、傳奇土匪那樣的奇觀。“你真正寫碾壓鄉村的那種衰落，心裏面的那種痛苦和呻吟，沒有人要看。所以我們這種人不僅歸屬感成問題，連我們的原生記憶都是不值錢的。”

還有個很現實的問題，户籍。

袁凌的户口也是幾經輾轉，重慶、北京、家鄉，如今到西安。當年離開重慶的時候，他還特意去找了登記在集體户口上的那個地址。結果發現，那個地方根本不存在。地址是假的，一個地址可能掛了幾千人。袁凌受不了那種“虛構”的狀態。

西安還是個發展中的城市，作為一個“無根之人”，袁凌接受了這種真實的分離和斷裂，也希望將這種狀態記錄下來：變動中的中國。“整個中國的人，都處於一個巨大的鄉愁中、一個現代性的斷裂途中。”

我問他為什麼不寫北漂，袁凌覺得不是那個地方的人，就把握不住整個北京。北京是屬於老北京人的，可以寫幾個故事，但背景永遠單薄。“你能寫海里面的幾條魚，但你寫不出來海。身份弱勢造成文化弱勢。”

西安對袁凌來説，就像記者職業，也是個次優選擇。而這個選擇更是袁凌的一次人生轉折，從排斥日常到進入日常，他既要防止自己被規訓，也要理解普通生活本身又同時保持生活的張力。

“但肯定不是孤絕的、把自己封閉起來的，要保持敞開。”

採訪結束後，袁凌又給可樂轉了400元，然後急着趕赴下一個生活現場。

相對於被採訪，他還是更適合做一個“採訪者”，以筆為槍，向着自己，也向着人間，發出鏗鏘又温柔的炮火。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姜雯

編輯 | 李少威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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