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活着就是生命的滿漲_風聞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9月17日簽署主席令，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決定，授予42人國家勳章、國家榮譽稱號。其中，王蒙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國家榮譽稱號。

王蒙是誰？這位有着複合身份的作家、學者、前官員，似乎很難被草草歸於一類。他在為自己作品的英、德文譯本所寫的序言中，也以“我就像一個大蝴蝶，你扣住我的頭，卻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卻抓不住翅膀。你永遠不會像我一樣地知道王蒙是誰”來形容自己複雜而活躍的身份構成。

但無論是看“頭”還是看“尾”，這始終是一隻隨着共和國頻率振翅的蝴蝶。

王蒙1934年10月生於北京，1953年開始文學寫作，創作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青春萬歲》等具有時代特徵、膾炙人口的小説作品。1963年起，他在新疆生活16年，記述新疆生活的《這邊風景》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1979年返京後，他先後擔任文學雜誌編輯、中國作協副主席、文化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務。

王蒙的創作幾乎與新中國同齡，被譽為“共和國的文學旗幟”。作為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作家，王蒙以自己的視角與獨特的經歷建構文學世界，觸摸時代的脈搏。

從一鳴驚人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自我反思的新疆歲月，從廣開風氣的文化部部長到卸任後的筆耕不輟，王蒙的創作人生始終關心國家發展、政治進步，其非凡的個人經歷也成為共和國成長史的一道縮影。

01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在成為一名作家之前，王蒙首先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王蒙始終記得那個被共產黨的光芒點燃的時刻。1945年8月的一天，父親帶來一位客人，是在葉劍英將軍身邊工作的李新同志。彼時，王蒙正與姐姐鬧彆扭，兩人互不相讓地僵持着。

李新拉開他們，要他們停止無謂的爭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李新自信而雄辯，思路清晰，與王蒙平素在學校接觸的那些語言含混的國民黨校長、幹部有天壤之別。他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與表達方式，新穎而邏輯嚴密的思路，使王蒙感到醍醐灌頂。

這位後來主要從事黨史研究與著述的專家，成為王蒙認識共產黨、共產黨人的一扇窗。少年王蒙透過他，看到了作為新生力量的共產黨的朝氣與活力，並深深為之着迷。

李新

1948年10月10日，年僅14歲的王蒙被吸收成為中共地下黨員，並在當天就接到了組織分配的任務：秘密發展外圍組織。這份信任與認同感，令他激情澎湃。

在回家的路上，他流着淚唱着冼星海的一首尚未流行的歌曲《路是我們開》：“路是我們開喲，樹是我們栽喲，摩天樓是我們親手造起來喲。好漢子當大無畏，運着鐵腕去創造新世界喲！”

這首歌恰切地概括了此後作為“少共”的王蒙不斷參與革命事業、誓將開闢“新世界”的澎湃熱忱。他在團市委先後擔任中學部、組織部的負責人，與諸多熱血沸騰的青年志士一道，向新的歷史時期邁進。

1953年，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對於這個渾身充滿幹勁的年輕人來説，開會、寫報告的生活着實無趣，親臨前線鍊鋼鐵、採石油，才能身體力行地建設社會主義。年輕的王蒙覺得“沒有比在工地上、在腳手架上、在高層建築上更幸福、更完滿的感覺了”。他打算報考大學去學建築，但組織上不同意。

20世紀50年代，辦公室裏的公務員（圖/Ergy Landau）

如何釋放這無處安放的熱情？王蒙想到了拿起筆來，寫一部小説。他自幼文筆出色，更重要的是，他擁有獨一無二的少年革命生活，有着對於青年人精神世界少有的敏感與嚮往。在他這個年齡的人當中，沒有人會像他一樣對革命事業充滿經驗與記憶、熱愛與激情，也沒有同齡人能像他一樣看得高遠了。

1955年，恰逢團中央發出號召，要全國青年和團員學習蘇聯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説《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這部小説寫了一個剛剛走入社會的女農業技術人員娜斯嘉不妥協地與陰暗現象做鬥爭，並最終改變了集體農莊舊面貌的故事。

王蒙憑藉自身的基層工作經驗，感到小説對娜斯嘉的描寫過於理想化，如果將同樣的方式照搬到中國來解決生活中的鬥爭，往往不會成功。

他於1956年4月寫成了短篇小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以主人公林震的心理體驗為視角，在事業功勳和愛情體驗兩條線索上，通過麻袋廠事件的始末，展開對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敍述。

短篇小説《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這並非僅是普通作家寫就的單純文學作品，更是一個久在革命中浸潤的青年幹部的聲音。通過小説的敍述方式，王蒙着力塑造了幾個有缺點的人物，揭露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極現象，又深刻地提出問題，探討像林震這樣積極反對官僚主義卻又常在鬥爭中焦頭爛額的青年該何去何從。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剛剛施展拳腳，土改鎮反、整頓財經、平抑物價、解放海南島、進軍西藏、抗美援朝、第一次全國人代會……無數新舉措、新章程與新嘗試撲面而來，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便是王蒙獻給這嶄新開始的詩句，也是獻給生活的“一朵小花”，是對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機遇與偉大的世界，對大地和江河山嶺，對日月和星辰，對萬物與生命的一種感恩，是一首“一個自以為是天之驕子的年輕人、一個被歷史所嬌寵的天選人才、一個少年意氣的共產黨員，才會傾吐的詩篇”。

革命需要文學，需要文學的理想與批判、情緒與表達；文學心儀革命，心儀革命的理想主義與批判鋒芒。在文學與革命之間，王蒙始終與共和國的呼吸一道起伏，散發着年輕人的光與熱。

02

所有的日子都來吧

年少時，王蒙在《青春萬歲》中寫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

他是這樣書寫的，便也是這樣迎接生命中的跌宕。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他帶來了無上榮光和在領導人面前被提起與討論的機會，也在文壇上不斷引起爭論，被上綱上線為“只要年輕人、不要領導、不要老革命”。因為這篇小説，他被錯劃為“右派”。

澎湃的革命道路，忽然顯出它的茫然無措，政治氛圍日益嚴酷。待到被“摘帽”，王蒙意識到，無論是革命事業，還是文學寫作，重要的依舊是真實的體悟。而要體會真實，就要撲進真正的生活中去。

1957年初冬，北京東來順餐廳一角。東來順是北京著名的涮羊肉餐館

在北京和高校中繼續安逸的日子，就等於脱離生活，而脱離了火熱的生產一線，就不會有深刻的反思，更不會有優秀的創作了。王蒙篤信毛澤東所説的要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眾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眾鬥爭的大世面。”

對豐富人生經歷與腳踏實地生活的追求，讓王蒙停下了匆忙、虛浮的腳步。他選擇遠遁新疆，去尋找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主義。“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單大街的燈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峯冰河、天山崑崙山、綠洲草原、胡楊駱駝刺、烽火邊關。”在祖國最遼遠的土地、最踏實的邊疆，王蒙一邊深入基層工作，一邊進行自我反思。

這也是整個國家在反思與自我學習的時刻。革命的浪潮翻湧而過，年輕的中國也在修正中不斷前行。在政策偏頗、民生艱難的歲月，王蒙注意到，維吾爾族人依舊注意美化生活，在庭院中植樹種花，房屋裏擺設裝飾小物，穿着盡力整潔美觀，即使是日常打饢、包包子，也要在簡單的食物上精心做出美妙的花紋圖案。

在這背後，是各族人民頑強面對生活的光亮與勇氣，更是令深入基層的王蒙難以忘懷的、真實而激動人心的青年和壯年，也是共和國成長中遒勁邊疆的一個縮影。

1979年，中國正轉向新的發展軌道。在新疆沉澱了16年的王蒙也回到了北京，與嶄新的時代一起開始新的征程。褪去少年人的衝動與熱血，豐富的革命經歷與厚重的基層經驗令他不再像旁人一般渴求地位和名聲，更將諸多機遇視為“重在體味”的人生經歷。

1986年起，王蒙開始當文化部部長。他自認這也是一個豐富人生經驗的契機——作為部長所觀察到的事情，是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而好的經驗，與挫折、狼狽、懊悔的經驗，對一個熱愛寫作的人來説，同樣重要。

但這一回，經歷不再只是一個人的豐盈。彼時追逐時代浪花的少年，有了更廣闊的視野，也能夠身體力行地為文化做更多的事。

從1986年4月到1989年9月，在王蒙做文化部部長的三年零五個月裏，國家圖書館新址完工並投入使用，歌唱家帕瓦羅蒂與多明戈訪華演出，營業性歌舞廳合法化，中國藝術節與元宵晚會開始舉辦，一批文物保護措施開始實施……

1986年6月，王蒙（右）代表文化部宴請帕瓦羅蒂

在改革開放的宏圖裏，王蒙用革命的激情與基層實踐的經驗，刻畫出一幅文化領域的拼圖，與健康開放的社會風貌緊密連結在一起。

03

活着就是生命的滿張

1988年國慶前後，上任文化部部長兩年多的王蒙，首次給中央領導寫了辭職信。縱然文化部部長的經歷令他大展宏圖，但他自認與純粹的政治家相比，還擁有文學癖好，也從來沒有追求過哪怕一星半點的“仕途”。在政治和文學之間，王蒙最終選擇以更“文學”的方式度過餘生。

經歷了少共、右派、歸來的作家、文化部部長等多重身份，王蒙常常在作品與生活中自問“我究竟是誰”。

直到開始拿出經典、細讀儒道，嘗試註解，王蒙這匹“雜色”的老馬，才在文人身份中找到了傳統認同和精神故鄉。

他稱自己為“老王”，褪去一切頭銜與職位，以“初學乍練的筆者”自居，先後寫作並出版了《老子的幫助》《莊子的快活》《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説〈孟子〉》等八部關於孔孟老莊的研究著作。

這並不是簡單的解説，更是王蒙在渡盡劫波後的晚年為自己尋找人生的註腳。“與其説我是在注什麼經，不如説是我在認真閲讀的同時找材料注我。”

回望自己的一生，王蒙自認“我有的是不止一種文體的文學寫作實踐，是人生經驗，包括在順境中，特別是逆境中生活與思考的經驗，是想象力與溝通的願望與能力，是不無己意心意創意的閲讀的生髮”。

藉由對傳統文化的解讀，擁有豐富人生經歷的“老王”既可以尋找自己人生經驗中與傳統契合的部分聊以慰己，又能通過這些中華文化的經典與讀者大眾談論文學思想，像從未涉足官場的傳統文人一般坐而論道。

但王蒙又無法真正成為單純的“老王”，刻骨銘心的政治生涯亦不會輕易淡去它的痕跡。政治的本質不是別的，是生活，是命運，也是故事。選擇解甲歸田，也並不會真的脱離政治，在標榜“註解自己”的字裏行間，依然能夠窺見王蒙慣性的入世主張和全局視角的思考。

在以個人的“70多年生活的經驗、人生的經驗、政治的經驗、社會的經驗、走紅的經驗、倒黴的經驗”來闡釋莊子時，他強調：“當官差也要注意息事寧人，別拿自己太當回事，別越位，別將自己往君王的戰車上綁得太緊，進要進得聰明，退要退得瀟灑。即使在公務是非種種不得已之中，還要維持自己的超脱與逍遙。”論道的書生“老王”退場，一生被詬病“圓滑”“雜色”的入世王蒙言之鑿鑿。

而在另一處談起莊子的“無情”，他又解讀道：“從中國歷史來看，過多的情面、人情、私情的講究甚至有害於廉政建設。絕對的無情難以做到，警惕濫情、警惕因私情而壞政務，也許我們有可能從莊子的這一説法中得到一些啓示。”此處的王蒙，儼然又是憤世嫉俗、心懷天下的“王部長”了。

耄耋之年，回溯與解讀自身的文化根基，王蒙作品中跳躍着的複雜與激昂，有規訓後的反思沉寂，亦有仿若不諳世事的激昂，恍惚間又是當年被共產主義與革命精神深深震撼的少年。

85歲的王蒙在《朗讀者》舞台上對觀眾説：“我還活着，我還遊着，想着，動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滿漲。”

85歲的王蒙在節目《朗讀者》上

少年內核猶在。近年來，在解讀傳統文化之外，王蒙亦從未停下創作與嘗試時代新生事物的腳步。“圓桌派”等新鋭節目上，他神采奕奕地出現，與觀點鮮明的年輕人一同討論兩性責任，談論新時代背景下的愛情與冒險。今年年初，他還與北京朝陽醫院睡眠呼吸中心主任郭兮恆合著《睡不着覺？》，嘗試踏入更為專業的領域。

年齡不是限制，成長也不只是指向蒼老。時間本身具有一種改變的力量，使激越走向成熟，使格格不入變得能被接受，使大驚小怪變成不過如此，也使先入為主化為實事求是。

“活着就是生命的滿漲”，這是王蒙的姿態，更是成立70週年的新中國的時代縮影。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尤丹娜

編輯 | 謝奕秋

排版 |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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