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奧秘：不在創造力，而在剋制力_風聞

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個階段可能產生許多弊端，這時候就要考慮到價值觀念，需要節制和可控的創造。

    任何時候，讀《史記》都會有收穫，認真地讀一讀其中的《留侯世家》更是會有大收穫。留侯，是輔佐劉邦完成建漢大業的功臣——張良的封號。

    據載，年輕的張良曾漫步在下邳（今江蘇睢寧縣古邳鎮）的一座橋上，遇到一位神秘老人。老人故意把鞋甩到橋下，毫不客氣地叫張良撿回來給他穿上。張良非常吃驚，當時想要打他的心都有了，但念及他年歲已大，竭力忍住氣照辦了。

    張良的舉動讓老人面露滿意之色，於是説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話：“孺子可教矣。”

    老人為何説張良“可教”。只要瞭解一下張良此前都幹了些什麼足可明白。按現在的標準來看，生活在秦朝末年的張良簡直是一位敢於反對統治者的悍匪頭目。他為報秦滅韓之仇，在秦始皇東巡至博浪沙時，派刺客用鐵椎擊殺始皇，未獲成功。張良匿名逃亡下邳，因此接着發生了橋上遇見神秘老人的故事。一位叱吒風雲的悍匪，居然能在手無縛雞之力而脾氣如此怪異的老人面前表現地忍氣吞聲，這樣的年輕人無論如何可稱得上是“可教”“可造”之材。

    然而，更為精彩的還在後面。老人在橋上與張良約定，説：“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接下來，發生的張良與老人三次約會，堪稱震爍古今。

    五日後的平明時分，張良赴約。“平明”的語義相當含糊，大概指天朦朦亮，天亮到什麼程度才算平明，本難確定，按理説未到日出之後，就算準時。張良平明時分赴約，見老人已在那兒了，卻遭老人大發一通脾氣，怒曰：“你跟老人見面，怎麼能遲到呢？”説罷，老人拂袖而去，丟下一句：“五天之後，早點再到這裏來見我。”張良與老人的第一次見面無果而終。

    第二次約會，時間更不確定，老人只説早一點去。張良在雞鳴時分去了，算是天亮以前，事實上比“平明”提早了很多，可是老人又先一步在那裏了，又對着張良大怒：“你怎麼又這麼遲來？”又拂袖而去，丟下一句：“五天之後，你再早點到這裏見我。”

    第三次，張良“夜未半往”，即午夜以前。過了好一會兒，老人才到。老人高興地説：“就該這樣啊。”説罷，送了張良一部《太公兵法》，告訴他：“讀此則為王者師矣。”

    這就是圯上老人授書張良，一個十分著名的典故。後世之人讀此典故，意見卻千差萬別。特別是在“五四”（1919年）之後，不少受了西方所謂民主意識影響的中國新知識分子對老人頗有微詞，認為那位老人明顯是在倚老賣老，既然是主動邀約年輕人，在約會的具體時間要求上為什麼不早明説；雖然這是老人有意測驗年輕人的耐性，但也不必這樣蠻不講理地折磨人。在我讀中學那時，我是很傾向於“五四干將”們的看法，時至今日，持相同觀點者也大有人在。

    然而，直到拜讀了大文豪蘇軾的《留侯論》，我才覺得算是真正搞懂了老人授書張良的深意。蘇軾指出，圯上老人可能是秦朝隱居的高士，出來試探張良的，而且老人的用意也不在授予兵書這件事上。老人認為張良憑着蓋世的才華，不去策劃伊尹、姜太公之類安邦定國的謀略，而只想出荊軻、聶政這種行刺的計謀，僥倖脱險沒死。所以老人為他感到深深的痛惜，於是用傲慢無禮來狠狠挫辱張良，張良如果能夠忍耐的話，日後才能成就大事。結果，張良不負老人所望。

    日後，經受住了老人考驗的張良，果然不同凡響，以至於“秦皇之所不能驚，項籍之所不能怒”，輔佐劉邦經營建漢大業。而劉邦正是採納了張良的建議，在項羽鋒芒畢露之時忍耐和剋制，保存了實力，靜等對方身疲力竭，最後一舉奪得了天下。

    這裏説的是忍耐在一個人取得成功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類似的歷史典故數不勝數，再如，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承受胯下之辱，卧薪嚐膽，三年不倦，終滅吳國。而缺乏忍耐，一事無成的故事，在現實中也多到數不清，比方近在眼前的年輕人就業創業問題。

    現在大學生就業是個老大難的問題，很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大學生就業難，固然有經濟社會方面的原因，隨着高校擴招，大學生的數量逐年增多，而社會卻提供不出來那麼多的崗位。但是，最不容忽視的仍是大學生自身原因。一些大學生心浮氣躁，眼高手低，這山望着那山高。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卻不知珍惜。要麼嫌工資低了，要麼嫌太苦太累，要麼嫌乾的活沒有技術含金量，要麼嫌管理太嚴壓制創新，等等。在崗位上熬不了幾個月，公司的業務還未熟悉就拍屁股走人。這樣，在社會上撲騰個三年五年，路子不是越走越寬，反而弄得走投無路，乾脆回家開個網店、送趟外賣，三天打魚兩天晃盪，因為還有一個墊底的選項：“啃老”。

    我深深地感到，現在這個時代，本就稀缺的忍耐精神幾近真空！我們不能忍耐勞累，不能忍耐寂寞，不能忍耐呵責，不能忍耐鄙夷，也不能忍耐失敗。在世俗的價值判斷之中，忍耐似乎等於弱懦，等於逃避，等於無能，等於消極的坐以待斃，等於永遠的一蹶不振。

    可是，試想：一個人在力量薄弱、羽翼未豐之時遭遇強敵壓境，除了忍耐又能做什麼呢？如果這時意氣用事，逞匹夫之勇，只能落得個粉身碎骨。是不是應該為了實現遠大目標而做出的暫時退讓，積蓄力量，壯大自己，這樣的忍耐絕對是一種積極的忍耐。這樣的積極之忍，是為知進退的剋制。

    是不是自“五四”以來我不得而知，但很明顯是在這一百年來，中國社會自上而下日漸崇尚創造力，而有意無意地貶低了剋制力。

    創造力崇拜的輸入源自近代的歐洲和現代的美國，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以達爾文、盧梭、柏格森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的精神領袖們，持之以恆地灌輸和進化着他們的創造力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説，強大的創造力的確造就了西方現代無以倫比、傲視羣雄的物質文明。然而，創造力在當今的西方社會已經顯現出了驚人的破壞力，在物慾功利與無節制消費的刺激下，導致整個社會瀰漫着金錢至上，精神沒落，人性異化的蕭殺氣息，釀成了許多社會的和經濟的巨大危機，比如，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二十一世紀初始而影響至今的空前的金融危機。

    在過去的一百年來，西方社會一大批有識之士看到了自身文化的死結，於是他們前赴後繼、求知若渴地面向東方尋求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來自德國的哲學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1880—1936）和美國哈弗大學教授歐文·白璧德（1865—1933）就是他們中的兩位代表。

    一戰方過，創痛巨深，尤其是歐洲經此浩劫，滿目瘡痍，斯賓格勒寫下一部驚世之作《西方的沒落》（出版於1918年），深刻地揭示出過度宣揚物質創造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出的問題。

    斯賓格勒清晰地告訴世人，解決西方社會問題應向東方文化取經。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個階段可能產生許多弊端，這時候需要考慮到價值觀念，需要節制，東方的倫理哲學思想以及西方的歷史悠久的人本主義都是匡濟的妙方。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有日耳曼種族優越論傾向的斯賓格勒在對待東方文化的言論方面，和孟德斯鳩、黑格爾、馬克思等他的先人們一比，明顯是他的立場更為客觀，而後三者有些罔顧歷史事實、一廂情願地矮化東方文化。

    在西方傳統的文化意識裏，文藝復興之後，幾百年來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人物非法國思想家、文學家盧梭（1712－1778）莫屬。但是，歐文·白璧德卻認為西方走錯了路，就是盲目信從盧梭自然主義、放縱自我的結果。他一生不遺餘力地批評盧梭。

    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與古典的人文主義相呼應的新人文主義，他堅信，亞里士多德之後有孔子。他強調，人之所以為人在於有內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橫決。這便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論。《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孔子所説的“克己復禮”，都是白璧德所樂於引證的道理。他重視的不是elan vital（創造力，柏格森在《創造進化論》中提出的概念），而是elan frein（剋制力）。

    今日，白璧德所掀起的新人文主義思潮持續不斷引發歐美反思革命，以及對功利的狹隘的科學主義的批判。我們可從近幾年轟動西方社會的兩部文藝作品《紙牌屋》和《權力的遊戲》中，間接感受到西方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力度。這也讓我深陷於一種焦慮，西方哪裏是在沒落，它們正在不斷進步，或將變得更加強大。

    西方在悄悄轉向東方偷師精神文化的“解藥”。然而，我們卻仍執着於拾西人牙慧，大力宣揚低版本的“創造力”，似已有步西方沒落之塵的跡象，這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我們深慮的事！

    我不否認，物質財富，科技進步，這些都有賴於無窮盡的創造。我所強調的關鍵在於，創造力是否可控！

    如果我們所擁有的創造力在環境保護上失控，無節制得向自然索取，又還以自然界有毒廢物，這樣的創造力是否值得擁有；如果我們所擁有的創造力在房地產市場失控，泡沫房價持續暴漲，掏空了錢包刷白了希望，這樣的創造力是否值得擁有；如果我們所擁有的創造力在教育領域失控，一味強調自我價值的追求，而目空一切，不擇手段，這樣的創造力是否值得擁有；如果我們所擁有的創造力在足可毀滅地球的核武競備上失控，一再升級威懾的質與量，這樣的創造力是否值得擁有……

    積極的剋制力，才是可控的創造力！

    我們國家的最高領袖正向世人敲響警鐘，他説“要加強研究五四運動及五四精神”。也就是説，需要重新認識深受“五四”影響的今天和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盲目崇拜和照搬的西方文化。

    “五四”以來，被打倒的“孔儒”雖已恢復站立的權力，但在物慾橫流的當世立錐之地恐怕已名存實亡。西方文化的糟粕反而成為了拿來主義者們的饕餮大餐，這些“拿來主義者”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羣眼中，正是一羣“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幾年前，錢教授如是説：“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更懂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完全贊同錢教授的觀點。我只強調一點，在新的時代，取得新的更大成功，我們更需要積極的剋制力，或者説是積極的忍耐力。

    積極的剋制力到底為何，如何做到？這方面，先賢古人早已為我們備下充足的精神食糧。我以為，在數千年的諸多先賢之中，孔子“克己復禮”之道尤為精闢而易懂。

    “仁”，是儒家學説的核心，用今天的大白話來説，仁即人生正途。“克己復禮”一語出自《論語》顏淵問仁一篇。原文如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致翻譯一下：顏淵請教如何行仁。孔子説：“能夠戰勝（剋制）自己的私慾，讓自己的行為回覆到禮的要求上，就是仁（的做法）。不論任何時候，只要能夠自己作主去實踐禮的要求，天下人都會歸復到禮的要求上。做仁義的事情是完全靠自己的，難道還能靠別人嗎？”顏淵説：“希望指點一些具體做法。”孔子説：“不合乎禮的不去看，不合乎禮的不去聽，不合乎禮的不去説，不合乎禮的不去做。”顏淵説：“我雖然不夠聰明，也要努力做到這些話。”

    顯而易見，孔子所説的“克己復禮，為仁由己”是充分尊重人性的哲理，與後世妄自臆測而大言“滅人慾，存天理”的偽儒學，完全是兩碼事。“克己復禮”的哲學本質是樸素的唯物辯證法，而“滅人慾”是宋明理學唯心主義的土特產，由“滅人慾”之説直接推導出的“靜修無為”主張，那是一種扭曲的消極的剋制法門。

    很可惜，我們曾經就是在賣力批判這些道德神學、愚民工具的同時，也將光輝燦爛的至理哲思一併打倒。説到底，根子在於我們沒有學深、沒有學透，研究和認知的遠遠不夠，沒有學到先人的智慧！這教我們的事業如何能夠一帆風順，萬年長青？

    還是回到大學生就業的話題談一談。

    積極的剋制力或忍耐力，首先要求我們抱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即要有一個明確的職業規劃。想清楚自己想從事什麼，想達到一個什麼樣的高度。如果沒有目標，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那就會像無頭的蒼蠅一樣亂撞，不管撲騰多長時間，損耗多少精力，終歸徒勞，職業生涯不會有任何進展和改觀。

    然後，在忍耐的過程中，注重不斷學習。既要積極的實踐，又要不斷豐富自己的理論知識。向帶自己的師傅學習，向上司學習，向優秀的同事學習，向合作伙伴學習，向競爭對手學習，哪怕是單位裏的一個清潔工，都有值得學習之處。把自己的身姿放低一點，既要向他們學習業務上的能力，又要向他們學習做人做事的方式和道理。不斷的吸取教訓，積累經驗。這樣才會從一個在很多事務上一無所知、束手無策的人成長為一個在各方面都胸有成竹、獨擋一面的人。等到有一天自身強大了，羽翼豐滿了，可供翱翔的天空也就廣闊了。

    一言以蔽之，人類文明發展至今，不論是個人，還是國家社會，創造輝煌，鞏固成果，再進一步，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大的創造力，而在於我們擁有多少的剋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