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公立醫院特需醫療是該取消了嗎？_風聞

特需醫療的出現，讓普通人有了花高價看上專家、接受更好公立醫院服務的機會，但同時它也在擠壓民營醫療發展的空間。

來源：界面新聞

記者：任悠悠

這麼多年過去了，曾諾還是忘記不了那517元。

6年前懷孕時，因為胎兒心臟不好看過一次特需門診，曾諾就對那次經歷念念不忘：乘電梯到達醫院門診部頂層，與下面的嘈雜截然不同，這裏一切看上去安靜乾淨，患者臉上似乎少了疾病留下的猙獰苦痛。

走進一間寬敞而獨立的診室，裏面擺放着一張電腦桌，桌子前面有一老一少像師徒的兩位白衣大夫，年長的醫生輕聲細語得對曾諾説：“請坐”。“我當時急得至少問了20個以上的問題，他都耐心得一一作答。”

  “那時500多元就能掛上黃牛幾千的專家號，還不用等，這筆買賣不虧啊！”這是大部分人對公立醫院特需醫療的感觸。 

在外界人看來性價比高的特需醫療卻面臨着“去”與“留”的探討。

特需醫療，顧名思義為特殊需要/需求醫療，最早用於高級別幹部病房，內容包括點名手術、家庭病牀、正高專家出診等個性化高級醫療服務項目。   

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特需醫療始於1980年代初，1992年衞生部《關於深化衞生改革的幾點意見》中明確提出，“為滿足社會不同層次的醫療保健需求，在確保提供基本服務的前提下開展特殊服務”。

據公開資料顯示，特需醫療分為三大類：一是特需單元，即提供全套特需服務的特需病房、高幹病房、國際部等；二是特需技術，包括專家門診、點名手術、加班手術、特別會診等；三是特需服務，包括導醫服務、全程護理、特殊病房等。

繆曉輝曾擔任第二軍醫大學長征醫院業務副院長、參與籌建上海國際醫學中心，他目前是上海圓和醫療首席醫療官。“在20年前的上海，當時中國沒有私立醫療機構，也沒有所謂‘高端醫療’。為了滿足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羣需要，衞生局批准設置‘特需病房’，以後才慢慢地有了現在的‘特需門診’，國內很多省份至今都還沒有‘特需門診’。”繆曉輝對界面新聞説。

上海和北京是特需醫療的先行者。二十年過去了，特需醫療已經發展成為普通百姓也可以接觸到的服務。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特需醫療同樣在發達省份遍地開花。

早在7年前，劉佳等學者就發表了《大型公立醫院開展特需醫療服務的思考》，裏面記錄着幾家公立醫院特需醫療的營收狀況：

南京醫科大學附屬無錫婦幼保健院從2000年開展特需醫療服務，到2003年，業務總收入從6130.4萬元增長到10229.85萬元，增幅達到66.87％。

北京協和醫院成立特需醫療部5年間，經濟收入平均每年增加20％。

廣州南方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創辦了“港澳華僑”病房，截止到2004年，直接經濟收入達到1500萬元。

除了巨大的利潤引誘之外，特需醫療的發展還有着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條件。

從外部來看，對高端醫療需求日益膨脹的市場基礎是人均收入的增多和個人醫療消費意願的高漲。每年衞生年報上個人醫療費用支出的逐年上漲，200元-500元的掛號費對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而言能消費得起。

以高收入人羣為例，根據2012年發佈的《2012中國高淨增人羣消費需求白皮書》顯示，彼時中國個人資產在600萬元以上的人羣為270萬人，億萬資產以上的人羣數量是6.7萬人。而最新數據顯示，中國高淨值人羣（定義為可投資資產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數量達到197萬人，其中超高淨值人羣（定義為可投資億萬資產以上）規模約17萬人。

特需醫療的發展不僅有外部的需求，更有內部的自發性，即政府給予醫療機構的財政補償普遍不足。

界面新聞查閲到的多篇文獻顯示，中國財政補助佔公立醫療機構收入的比重在10%以下。 根據《安徽省屬公立醫院補償機制研究》的數據顯示，安徽省省屬醫院的財政補助收入佔醫院總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市級醫院的財政收入佔比則有所上升， 但依舊在10%以下。

也正因此，醫療機構由以前的 “吃飯靠自己，發展靠國家”變成 “吃飯 、發展都要靠自己”。

特需醫療發展有了動力，各地紛紛颳起“特需風”。

據上海市衞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介紹，雖然目前沒有全國統計的總體特需醫療數目，但目光所及之處是幾乎三甲醫院都有特需醫療。以上海為例，2011年-2013年，上海市開設特需服務的公立三級醫院數量在35家，且35家均開設了特需門診，2011年開設特需病房的三級醫院有28家，其後每年增加1家，2013年達到30家。在上海市39家三級醫院中，開設特需服務的醫療機構佔89.7%。

特需醫療之所以成了“香餑餑”，在曾任某沿海三甲醫院護士長的王蕾（化名）看來，是有多重好處的。“比如公立醫院醫生工資（非收入）低，特需醫療的高診費可以彌補醫生收入的不足，提高醫生看診的動力。”

此外，除了部分地區特需醫療可以使用部分醫保報銷外，大部分特需醫療只接受商業保險和自費患者，王蕾所在的單位就是如此。“在國家醫保控費趨緊的情況下，特需醫療患者可以減輕公立醫院承受的醫保管控之苦。”

有市場需求就有存在的理由，這似乎沒什麼不合理的。

但是 ，在保底人民健康需求、彰顯公益性的公立醫院出現私人性質商品——特需醫療的存在始終是尷尬的。

有關特需醫療是否有礙公立醫院公益性的輿論漸起：特需醫療是基於國家公益性設備人員的基礎上進行的營利性行為，財務不夠透明公開，在管理上沒有統一指導細則執行（除部分地區有詳細規定之外）。

在經歷數量急劇井噴和民營醫療的蓬勃之後，國家開始收緊特需醫療的口子，發文規定“嚴格執行政府指導價，嚴格控制特需醫療服務規模，提供特需醫療服務的比例不超過全部醫療服務的10%。”

以上海為例，最早實行特需醫療時，在特需診費上設有限定，上有封頂，不得超過500元；看診專家必須是正高職稱，由醫院提名報衞生局備案，每週只允許看一次特需門診；特需醫療也按規定在設定的專門區域進行，環境相對與普通門診而言屬於“豪華”型；醫生的坐診時間固定，實行預約制，看診時間也有相應的規定，但沒有統一要求；如果專家有特殊原因要停診，必須提前1-2周通報給預約中心，而且要得到副院長以上的醫院管理人員批准。

後來又規定，看特需門診的專家，還必須每週至少一次看普通門診，以體現“優質”醫療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同時還規定，特需醫療的力量配備，包括病房總數不得超過醫院總牀位的10%。

2014年，上海國際醫學中心成立，根據當時《人民日報》的報道，上海多家公立醫院逐步剝離特需醫療服務，全部放到兩大醫學園區—上海國際醫學園區和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由社會資本興辦的醫療機構接盤。北京也表示將剝離公立醫院特需醫療，讓公立醫院更加專注於提供基礎醫療服務。

然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賀濱認為，這樣的規定很容易變成一紙空文，“因為作為公立醫院的孃家，醫療行業管理部門並無實施的積極性，公立醫院也因為特需醫療收入較高（部分可能高於財政撥款）而不願放棄，在管理者和操作者都沒有積極性的情況下，政策文件變為一紙空文有其必然性。”

賀濱進一步表示：“特需醫療的本質不過是在公立醫院行政壟斷（特別是壟斷了醫生資源）的現實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僅違反了財政資金的使用規範，也損害了醫療服務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和民營醫療機構的權益，對醫療行業改革和社會公正都形成了損害，是不合理的，應在開放醫療行公平業競爭機制的前提下逐漸予以取消。”

在搜索引擎中輸入“特需醫療”、“限制”等關鍵詞不難發現，要求限制、取消特需醫療的呼聲已經有十多年了，但特需醫療的淡出路徑卻依舊難尋。

繆曉輝的看法與賀濱相左。他反而認為，在現有醫療條件下，特需醫療是在公立醫院保證基本醫療之上利用價格因素對患者進行分流的有效機制，將疑難雜症留給擅長的專家看，普通開藥開單等給普通門診看，分流不僅更好得利用了專家資源，也保證了公平，因此不應該詬病醫院的特需門診。

儘管如此，當時這樣的定價和規定與現在的民營醫療還是大有相似之處。這也意味着，公立醫院與民營醫療在最開始就有競爭的關係，與國家限制公立醫院特需醫療發展，鼓勵社會辦醫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市場發展的角度出發，剝離公立醫院的特需醫療，能為日益壯大的民營醫療讓路。

中國醫療系統對標的是英國NHS醫療體系，是作為一種公共服務而非市場主導的行為。在定位上，醫院就以提供基礎醫療服務為主，而高端私立醫療就讓渡給社會資本。但是現在基本上公立醫院是大小通吃，打包一切，讓進入醫療領域的社會資本無序競爭，也就有了莆田系的存在。

在著名血管外科專家張強看來，公立醫院特需醫療從服務理念上來説，和高端醫療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儘管在設備，環境上已經幾乎無差。

隨着近幾年人們收入增加，全國各地門診量暴增，有的特需門診已經人滿為患。“需要用價格機制分流患者，現在500元已經達不到這個效果了，協和的特需醫療（非國際部）都和菜市場一樣了，要900-1700才行。”國內某高端醫療診所負責人表示。

只有將公立醫院的這部分營利性醫療歸還給社會資本，才能真正實現公立醫院平價醫療這一根本目的。

但是不可否認，現有大部分的優質資源仍舊掌握在大型公立醫院手中，根據歷年統計年報的數據能看出來，醫生資源、牀位數公立醫院都佔據壓倒性上風。此外，同樣在發展市場定價的營利性醫療，公立醫院還享受着“非營利性醫療”帶來的優勢——土地、水電、税收等，而私立醫院則只能“靠自己”。在這一點上，私立醫療處於劣勢。

不過，現如今的民營醫療發展勢頭潛力巨大，2018年民營醫院總數量還一度超過公立醫院。成功投資了多家連鎖民營診所的道彤投資合夥人鄒國文透露，隨着國家鼓勵醫療人員流動等多項利好政策出台，現在行業頭部企業已經在專家資源、人才培養、晉升體系等醫教研方面形成規模，雖然還不能夠分庭抗禮，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曾諾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