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是大明王朝掘墓人…_風聞

作者|   蔣含笑

來源|   歷史教師王漢周

配圖 平番得勝圖 局部

老王：本文作者是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在讀研究生，結構完整是一篇不錯的好文。

明朝滅亡之後，清代在探究明朝滅亡的原因時，大多形成一種共識，即明朝雖然亡於崇禎年間的農民起義，但究其根源是“實亡於萬曆”。

例如清高宗題長陵神功聖德碑上記載：“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

《明史·神宗本紀》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嘉慶皇帝也説過類似的話：“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萬曆之怠惰。"（《清仁宗實錄》嘉慶九年三月壬寅）。

那麼明神宗萬曆皇帝究竟是有多“荒唐”、“怠惰”以至於後代大多認為“明實亡於萬曆”呢？

萬曆皇帝執政的48年到底和明朝滅亡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筆者認為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這個問題:

一

政治上

01

長期怠政致使官署空虛、吏治腐壞、政治生態和風氣嚴重惡化

長期怠政，這是明神宗執政48年間最大的“特色”。

如果説《明史》是一幅生動精彩的畫卷，那麼萬曆皇帝朱翊鈞其超長時間的怠政行為就是其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執政中期的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開始，朱翊鈞長期沉湎於酒色之中，伴隨着身體健康狀況逐漸惡化，竟然在長達20餘年不上朝，幾乎不接見大臣。

對於國家大事的裁決，萬曆帝都採用諭旨和詔令的方式在幕後遙控指揮。朝臣們因為長期見不到皇帝，甚至一度連皇帝長什麼樣子都忘記了。

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尚且如此消極懶政，底下的各級官員自然是上行下效、有樣學樣。

最終的後果自然是各級官僚人浮於事，各級機構推諉扯皮以至行政效率低下，國家資源嚴重浪費，一些重要的事項如國防、賑災等得不到及時執行。

當時內閣的閣臣于慎行等四人，因為見不到皇帝，無所事事，整日只能靠數着太陽影子長短變化來打發“值班”時間。

萬曆十七年（1589年）之後，萬曆帝不再接見朝臣，朝堂上甚至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當時“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

僅僅是中央機構就出現瞭如此多的缺員現象，地方各級的情況可想而知。

最高統治者怠政懶政，各級機構又嚴重缺員，這種情況下大明帝國吏治惡化情況的就可想而知了。

當時的禮部尚書馮琦在給萬曆皇帝的奏摺中談到皇帝怠政狀況時曾苦苦勸諫説到：“（皇帝正值）盛壯之年，正是理亂之會，若不將大小政務整頓一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盛年漸往，蠱惑益深，即欲挽不返之勢於倦勤之餘，亦無及矣…古稱成湯改過不吝，非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千古更有何人？以聖主當盛年，一日不悔即漢唐，一日悔即堯舜。章疏可一日發，缺官可一日補，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罷也。陛下何憚一日之發，不以成萬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

言辭懇切如此，希望皇帝能發奮振作起來改變怠政的狀況。

然而“任性”的萬曆皇帝依舊是充耳不聞，我行我素假裝“沒聽到”。

02

黨爭不斷，導致行政效率低下，政治集團內部分化瓦解

這裏需要明確一個前提。

封建社會時代的“黨”，不同於現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黨派。

同現代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支撐、完善的規章制度保障的政黨不同，古代政治環境下的“黨”，更多的則是單純出於利益的聚合。

黨爭雖然是皇帝治下朝堂大臣之間的爭鬥，但實際上卻是萬曆帝開的頭和縱容推動的惡果。

出於在“爭國本”事件中對外朝大臣的不滿和封建帝王本能的對臣子抱團的警戒，萬曆皇帝有意無意的縱容黨爭局面的形成和發展，以達到“分而治之”和幕後遙控的目的。

02.1

立儲不順，皇帝賭氣，長期罷工

萬曆十四年開始，圍繞着皇位繼承人選問題，明廷內部發生了著名的“爭國本”事件。

所謂“國本”指的是皇位繼承人也就是太子的人選問題。

當時萬曆皇帝屬意的是他所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也就是後來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時殺死的福王），而朝臣們依據“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封建宗法制度堅持要立皇帝的長子朱常洛（也就是後來的明光宗）。

雖然自己內心十分鐘意朱常洵為太子，但因為迫於朝廷內外輿論壓力和強大的宗法勢力，萬曆皇帝最終還是立了長子朱常洛為太子。

因為這件事，萬曆帝開始和朝廷大臣賭氣，後來乾脆發展到裝病拒絕上朝，開始了其長達二十餘年“輝煌”的“罷工”生涯。

02.2

黨爭局面形成

早在“爭國本”案中，一批正直的官員因為堅持“立長”不肯向皇帝讓步而遭到罷斥。

這些在“爭國本”案中忤怒皇帝遭到罷斥的官員，以無錫東林書院為核心形成了著名的“東林黨”，明末的大範圍黨爭由此濫觴。

當時在朝廷內部先後出現宣、昆、齊、楚、浙五黨和東林黨兩大派別之間的明爭暗鬥，天啓年間又最終發展為東林黨與閹黨“全面開戰”的混亂局面。

兩黨之間相互惡鬥造成了朝廷內部行政效率低下，相互推諉扯皮，而黨爭也逐漸從開始的政治上的分歧發展為“逢敵必反”對敵對黨派的官員肆意打壓迫害、凡是敵對黨派的政治主張、施政措施，一律加以阻撓和破壞。

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末的黨爭倒頗有幾分今日彎彎島內“藍綠”兩黨相爭的意味。

兩黨爭鬥最終影響到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更有甚者某些無賴政客和鑽營分子為了一己之私不惜犧牲國家大義，誣告陷害忠正之士。

02.3

閹黨亂政、朝堂失序、離心離德

經過萬曆年間的黨爭到天啓年間，閹黨因其頭目司禮監太監魏忠賢受到天啓帝全面信任而最終佔據上風。

閹黨對失勢的東林黨官員從開始的政治打擊逐漸發展為肉體摧殘和折磨。

“清流”代表東林黨人楊漣曾上書指控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

魏忠賢對楊漣恨之入骨，他指使“閹黨”大理寺丞徐大化誣陷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將楊漣等人下錦衣衞鎮撫司詔獄審訊。

閹黨分子錦衣衞北鎮撫司指揮許顯純在魏忠賢的授意下，將諸多酷刑一一用於楊漣，折磨得他遍體鱗傷，氣息奄奄。

以至於提審時楊漣被折磨得無法坐立，許顯純便讓手下給楊漣帶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上受審。

七月的一天夜裏，許顯純令得到魏忠賢密令要處死楊漣，他先是以“土囊壓身，鐵釘貫耳”等手段加害，但楊漣當時並未身亡。

七月二十四日（1625年8月28日）這天，許顯純將一枚大鐵釘釘入楊漣頭部，終將其害死，楊漣死時五十四歲。

最高統治者長期怠政、萎靡不振。

朝堂內部又爭鬥不休，甚至互相迫害發展到這個地步，士大夫官僚階層與皇帝已是離心離德，朝堂內部已是貌合而神離了。

這樣的朝廷發展到最後又如何能面對如烈火燎原之勢的農民起義軍呢？又拿什麼來抵抗如狼似虎的滿清鐵騎呢？

最為惡劣的是，即使是在被清軍逼迫到西南之時，風雨飄搖之中的南明小朝廷仍然不忘內鬥。

從萬曆年間開始的兩黨纏鬥竟一至於斯！

真是讓人可悲可嘆！

而這之中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萬曆皇帝不僅不加以制止反而縱容其發展，在其中推波助瀾。

這其中是否有萬曆皇帝潛意識裏挑動大臣互相猜忌從而達到分化瓦解和全面控制集權於一身的帝王心術在起作用，我們不妨大膽揣測一下。

但毫無疑問，作為封建王朝的當家人，萬曆帝在其中是負有重大責任的。

二

經濟上

橫徵暴斂、內外空虛

01

土地兼併空前激烈

土地兼併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死結，也往往是導致王朝末期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

明朝後期土地兼併已經達到了空前驚人的程度。

當時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地主豪紳，無不熱衷於兼併土地。

京師（今河北地區）、南直隸（今江蘇安徽）、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今湖南湖北）、四川等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腴田”（肥沃的良田）都被占人口極少數的封各級官僚和大小地主、豪紳所佔據。

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不外如此。

史載當時有“南陽曹某…等平居奪人田宅…不可勝數”，“籍其家足以供九邊十年之餉”當時的土地兼併已經到了十分誇張的程度。

在這場愈演愈烈的“兼併”狂歡之中，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萬曆皇帝不但沒有看到背後的危機，主動加以制止，反而親自上陣，帶頭參與兼併。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爭立太子之位失敗的皇子朱常洵就藩河南。

萬曆皇帝十分寵愛這位日後大名鼎鼎的“福王”，為了彌補心中對他“立儲”失敗的虧欠。

萬曆帝一次就“詔賜莊田四萬頃”，豈料多災多難人口眾多的河南已經沒有這麼多的土地，經過大臣們據理力爭才“減其半”改為兩萬頃。

但是福王朱常洵就藩的河南良田不夠，就“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到河南隔壁的山東、湖廣（今湖南湖北）兩省大肆兼併土地、搜刮人民。

當時湖廣地區頁無餘田地，巡撫御史董漢儒上奏請以輸銀萬兩代替，萬曆帝不準，仍然命湖廣刮田4400頃。

最終的結果是決定大縣攤派150頃，中縣100頃，下縣50頃。

萬曆皇帝開的“惡源”甚至一直蔓延到了天啓年間：天啓七年，明熹宗又仿照萬曆帝舊例賜給萬曆帝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六子惠王朱常潤、七子桂王朱常灜（三王都是萬曆之子，光宗朱常洛的兄弟，天啓帝和崇禎帝的叔父輩）每人“贍田”3萬頃。

甚至光宗的侄女遂平公主也得到莊田兩千五百多頃，大太監魏忠賢也順帶着得田千頃。

02

肆意揮霍浪費導致財政空虛，國庫困難

萬曆皇帝的揮霍浪費在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

《明史》這樣評價萬曆帝“金錢珠玉為命脈”。

下面是萬曆皇帝的“消費史”：萬曆二十六年，他採辦珠寶一次就用去白銀2400萬兩，這筆錢有多少呢？

是當時全國一年賦税額400萬兩的6倍之多。

“皇長子及諸王子冊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萬”。

單是為皇長子舉行冊立冠婚禮，就用銀934萬兩，袍服花費就有270萬兩之多。

萬曆帝還借生皇女需要慶祝賞賜的名義。

趁機向户部、光祿寺各索取白銀12萬兩。

“七公主下嫁，宣索數十萬”。

大肆鋪張浪費的後果自然是國庫入不敷出。

沒有錢，當年的田賦又早已收繳，六部九卿、勳臣貴族的錢皇帝又要不動，萬曆帝就只能想“歪點子”從百姓身上榨出錢來。

毫無疑問，皇帝大手大腳造成的“欠賬”兜兜轉轉最終還是得由本就貧苦不堪的老百姓來“買單”。

於是，橫徵暴斂的魔爪就伸向了百姓。

03

橫徵暴斂使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激起人民普遍抵抗

明初，鑑於元末軍閥混戰造成生產荒蕪，人民逃亡十室九空的蕭條景象，明太祖實行“與民休息”的國策，加之明初的田賦定額並不沉重，百姓生活尚可“餬口”。

明朝後期開始為了應付遼東地區不斷興起的女真人、鎮壓關內各地的農民暴動。

明政府先後加派了“遼餉”、“剿餉”、“練餉”三種在核定田賦之外的加派。

三餉徵收最高峯時竟然高達2000餘萬兩，足足是當年全國核定賦税總額的五倍多。

而這些還只是中央政府經過層層轉手後最終收取上來的數額，實際在執行過程中各級官吏利用手中職權中飽私囊，額外勒索，百姓負擔的實際數額遠遠不止如此。

在殘酷剝削農民的同時，萬曆皇帝也沒有忘記對城鎮工商業者的掠奪。

明朝中後期開始資本主義萌芽有了顯著的發展，尤其以江南地區的城市手工業、各地的採礦業高度繁榮。

這些地區人民生活富裕，鉅富之家甚多。

而這一切，沒能逃脱嗜財如命的萬曆帝之手。

在政府法定的税收徵收之外，他又向各地派遣大量“生財有道”的宦官擔任“礦監”、“税使”來搜刮財富供其揮霍。

這些宦官到任之後，變換各種手法橫徵暴斂、四處搜刮財富。

他們搜刮的方式十分殘暴：誣陷勒索。

如果看上了哪個富家巨族的良田美宅就“指以為地下有礦脈，率役圍捕”，以侵吞國家資產的名義將主人下獄嚴刑拷打勒索財物，被他們盯上的人家往往家破人亡、傾家蕩產。

除此之外又有各種“榷税之使”在各交通要道私設關卡，重複徵税。

當時長江下游的儀真（今江蘇儀徵）到京口（今鎮江）之間僅僅一百餘里的航程就設卡兩處，江南地區商業繁榮，長江航道更是物流來往的重要通道僅僅百餘里航程這些税使便變着法兒的徵税數次，臉皮之厚無出其右。

不僅如此，各地税使還無孔不入，變化名目。

他們在偏僻的鄉村地區將“米鹽雞豚”這些居民自產自用的生活必需品巧立名目以“土商”之名收取“土特產”税，激起了各地巨大的民憤。

這些中官的所做所為連當時中央的官員都看不下去了。

時任右僉都御史李三才曾上疏萬曆帝説：“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温飽…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

一針見血的指出了當時很多弊政的根源就是萬曆皇帝的貪婪無度所導致。

對於大臣們的勸諫，萬曆皇帝已經練就了一副厚臉皮，乾脆假裝沒看見，置之不理。

在如此“高效率、多途徑、全方位”的搜刮之下，光是萬曆二十五到三十三年的短短8年間，派往各地的宦官就為萬曆皇帝進獻“礦税銀幾及三百萬兩”供其肆意揮霍。

而這些數字的背後則是各地百姓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的一片悲慘景象。從萬曆年間開始江南各地人民自發組織的各種抗税運動，各地農民的反抗運動已經使得朝廷“按下葫蘆浮起瓢”，大規模的民變已經如干柴烈火一般，只需一顆火星即可點燃。

萬曆帝死後不過數年間明末陝西農民大起義就如烈火烹油般全面爆發了，在他死後僅僅24年，大明王朝這個千瘡百孔的大廈最終就轟然倒塌。

三

軍事和國防戰略上

01

軍備鬆弛、行伍空虛，軍隊戰鬥力嚴重弱化

明朝中後期軍備鬆弛已經達到了十分驚人的地步，雖然在嘉靖年間經過戚繼光整頓之後軍隊戰鬥了有了較大提升，但這並未從根本上扭轉明朝軍備鬆弛、行伍空虛、軍隊戰鬥力持續下降的總趨勢。

萬曆年間，這種情況更加嚴重了。

明朝自明太祖開國起實行衞所制和軍户世襲制。

所謂衞所制是指明軍的基本軍事編制制度。

明政府在一般地區設置約轄千人的千户所負責軍事防禦，在人口密集的重要城鎮和重要的戰略要地、交通樞紐則設置衞來負責軍事防禦。

衞是平時最高的作戰單位，一衞下轄五個守禦千户所，共計約5600餘人。

明初，共設置約四百多個衞（不含邊疆羈縻地區、遼東奴兒干地區的數百個衞所，這些地區的衞所主要是由各地率部歸附的少數名族首領統領，他們自主性較大，實際上處於獨立和半獨立狀態），全國總兵力合計約有280餘萬人。

明軍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元朝的軍事體制，在軍事户籍制度上，實行區別於一般民户的軍户制度。

所謂軍户世襲則是指一般“民户”相區別的軍事兵役制度。

一人從軍則全家為軍户，軍户子孫世代為軍，父死子繼。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生產上實行軍屯制度，由國家發給軍户以田地耕牛等生產生活資料。

士兵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農忙時耕種，農閒時操練軍陣。

軍隊依據軍事單位為組織自行從事生產活動除了自給自足之外，收穫的餘糧還可以作為軍人的軍餉，這樣就有效的減輕了給國家財政造成的負擔，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自豪的説到：“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言語之中充滿了對衞所制和軍屯制的自豪感。

然而諷刺的是，軍户世襲的制度，不僅沒有保障兵源的穩定，明中期以後更是出現了大規模的軍士逃亡員額空虛的情況。

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由以下幾點：

01.1

土地兼併導致大量軍户失去土地。

土地兼併不僅出現在一般的民户之中，也出現在軍户之中，相比之下，軍户的土地被兼併所造成後果則更為嚴重。

明初，為了維持軍隊戰鬥力保證兵源穩定，政府規定軍户世襲父死子繼，軍户區別於民户，除了從軍外禁止從事工商業等等其他行業。

這就意味着軍户除了從事份內農業耕種以外別無謀生途徑，失去了土地的軍户其下場只能死是死路一條。

01.2

“佔役、買閒”，軍隊不從事軍事訓練，士兵淪為各級軍官的私人奴隸和發財工具。

明初土地兼併尚未嚴重時，士兵的生活水平尚且過得去。

當一般軍户的土地被大量兼併之後，士兵失去了生活資料只能投靠軍官，封建軍隊人身依附關係加強，士兵逐漸淪為了軍官的私人奴僕。

軍官對士兵加緊盤剝和奴役，使士兵最終成為軍官的發財工具。

當時主要有“佔役、買閒”兩種情況。

所謂“佔役”就是指佔用士兵為私人服務。

“佔役”在明憲宗年間就已十分嚴重，萬曆年間發展到非常瘋狂的程度。軍官將士兵當做家中的奴僕，私役士卒為自己砍柴種地，甚至將士兵當做長工長期霸佔使用。

光是地方軍隊如此就算了，當時甚至是中央的京軍也忙於應付各種差役營建做工，充當皇家工程建設的苦力以至於京師三大營駐軍“未嘗披堅執鋭從事於戎行”。

所謂“買閒”就是納賄替代各種差役。

這是各級軍官發明的一種盤剝勒索的“妙招”，軍士如果不想服大量的差役就只能“花錢買平安”，軍官再僱傭各種地痞流氓替代索取空餉。

生活早已十分困難的士兵在種種盤剝之下生活更加困苦，為了餬口很多士兵只能靠打草鞋、開茶館、為人抬轎跟班賺錢貼補生計，更有最悽慘的甚至發展到“典衣鬻兒”的程度。

這種情況下哪兒還有一點軍隊的樣子，連基本的温飽都不能解決，這樣的軍隊戰鬥意志、戰鬥力可想而知。

01.3

失去土地，還要受到官長的各種剝削，士兵逃亡蔚然成風。

前面説過明初全國軍隊總額有約400餘衞總計達280多萬人（永樂年間整軍之後的賬面數字）。

京軍在嘉靖年間經過整頓後一度達到26萬多人，其中光是京師三大營（神機營、三千營、五軍營）就有正軍12萬人，備兵14萬多人。

經過萬曆年間的逃亡，到天啓初年已總共不足9萬人，也就是説萬曆執政期間，三大營京軍逃亡了四分之一強。

京軍總額原有72衞，按一衞5600餘人的編制按理説至少應有不少於35萬人以上，然而實際上這些衞所總兵力只剩不到5萬人，各衞幾乎逃亡一空，京師的衞軍已經名存實亡。

所以很多人好奇當李自成數萬大軍打進北京城時，號稱有數十萬京軍在冊的崇禎帝為何只能指望遠在數百里之外的吳三桂的三萬“勤王”之師。那是因為此時的崇禎帝已經陷入了要糧沒糧、要人沒人的尷尬境地，他有的這只是空空的花名冊而已。

這還只是承平日久、集中了全國資源的京城，在天子腳下逃亡尚且如此嚴重，邊疆苦寒之地就更加不可收拾了。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處於和女真族作戰最前線的遼東鎮全鎮兵力只剩下了6萬人，數量相比於嘉靖間逃亡了3萬多人，比建鎮之時初始額定兵員13萬人減少了一半還不止。

處於作戰最前沿的地區軍隊缺額都能達到這種程度，國防形勢又怎麼能不急劇惡化。

01.4

募兵制導致軍隊素質嚴重下降，大量募兵最終又導致軍閥出現。明初規定軍户逃亡或死絕（軍士沒有男性後代從軍）官府就派人到軍户生前原籍抓捕其近親屬或者鄰居來替代從軍。

然而即使是這樣，逃亡的情況也絲毫不能遏制，軍隊員額空虛的情況反而更加嚴重。

被逼無奈之下，明政府只能實行募兵制，由政府出錢募集人民從軍。

然而募集來的都是破產農民，城市無業遊民、破皮無賴等，這些人不僅戰鬥力弱而且組織紀律性極差，逃亡依舊嚴重。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遼東經略熊廷弼在《遼左大勢久去疏》就曾經向朝廷反應當時募集來的士兵的情形“傭徒廝役、遊食無賴之流，幾能弓馬慣熟…

領糧有名，及聞賊犯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

”不僅這樣，這些士兵往往與敵人接戰即一鬨而散。御史劉國溍到遼東地區募兵17000多人戍守，沒多久就逃亡的所剩無幾。與士兵逃亡同時發生的還有不斷的兵變。萬曆四十六年貴州地區士兵因為缺餉多年發生“鼓躁”。

四十七年，九邊重鎮之一，近在咫尺的京師門户宣鎮（張家口）發生兵變，憤怒的士兵們“勒領月糧”要求朝廷發放拖欠的軍餉。

沒多久，北上作戰的延綏兵又在北京城外不遠處的昌平地區發生兵變。

這兩次兵變都發生在距離帝國中心京師的咫尺之地，可以説從側面反映了大明朝廷中央對軍隊的控制力之弱。

到天啓、崇禎年間兵變就更加頻繁了。

軍士不斷兵變勒餉，驕兵環繞之下領軍的軍官只能一步步退讓，不停的答應所屬官兵的種種要求，朝廷一味的妥協退讓.

豈料最終的結果竟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各軍也是有樣學樣，從開始追要拖欠軍餉的合理要求逐漸發展到各種拒絕作戰的不合理要求，其中更有一些軍官在其中暗中操縱兵變藉機從中牟利。

朝廷逐漸失去了對軍隊和軍官的控制能力，發展到崇禎年間，各部官軍在面對內外敵軍是無不保存實力消極避戰，甚至南明時期，當清軍大軍南下逼近淮北之時，江北四鎮還在為爭奪地盤內訌不斷、大打出手。

這種情況和晚唐年間那種藩鎮割據、將帥擁兵自重、中央政令不出京城的局面，其實已經不遠。

驕兵悍將雖然在崇禎年間恣意妄為但究其源頭則是實起於萬曆年間。

02

國防策略失策，對外戰爭頻頻失誤

萬曆年間，雖然有後世所津津樂道的“萬里三大徵”，然對外而當我們破開歷史表面的那層迷霧.

從深層次來探究明廷在歷次對外戰爭中策略的把控上就可以發現，萬曆年間的國防軍事戰略其實是失誤頻繁。

其中主要有以下幾點：

02.1

對外軍事戰略“和戰不定”、反覆不斷以致遷延貽誤、錯失戰機

以國人最為“津津樂道”的“萬曆三大徵”為例。

萬曆二十年（1592年），統一日本的的豐成秀吉集傾國之力入侵朝鮮。

朝鮮王京迅速陷落，大片領土淪陷，八道失卻七道。

明廷在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後還是下定決心救援朝鮮。

然而因為之前朝堂上的推諉扯皮，錯過了最佳出兵時機，加之明廷對侵朝日軍兵力的錯誤估計，致使戰事不順。

萬曆援朝戰爭中，明軍雖然先後取得平壤大捷、碧蹄館大捷、稷山大捷等勝利。

但戰事遷延日久，空耗國帑，極大的削弱了明朝的國力。

（同理還有播州楊應龍之亂，前後持續十一年才最終被平定，耗費無數，極大的加重了國家的負擔）

02.2

連鎖反應：後金的興起

壬辰倭亂之後，處於作戰最前沿的遼東鎮損失慘重，精鋭部隊幾乎在這場戰爭中耗損殆盡。

遼鎮原有漢、蒙精兵近10萬餘人，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户科都給事中李應策統計遼鎮兵力只剩約4萬餘人，相比之下淨減少了6成。

遼鎮是沿邊九鎮之一，是明王朝設置在遼東地區，壓制蒙古和女真勢力的最強軍事力量。

此役之後，遼鎮力量空前虛弱，精鋭損耗殆盡，已經完全不能起到壓制邊境少數民族勢力，尤其是女真勢力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女真首領努爾哈赤最終滋生了反明自立的野心。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建國號“大金”（史稱後金）開始正式和明朝分庭抗禮。

28年後的1644年，多爾袞攜福臨佔據京師，滿清入關，神州易主。

縱觀整個明朝近300年的邊防戰爭史，明廷在邊境地區的主要作戰對象一直是北元殘餘勢力（前期是韃靼，後期是瓦剌）.

在萬曆朝以前，女真人一直都不是明軍的作戰對手，遼東地區也不是明軍的主要作戰方向。然而正是這個不起眼的，甚至是算不上對手的對手，在薩爾滸、遼陽、大淩河、松山步步緊逼，屢次陷明軍於絕境，最終成為了大明王朝空前強大的心腹大患。

四

天災人禍齊行，埋下滅亡伏筆

政治腐敗、經濟盤剝、軍事弱化，萬曆年間的大明王朝已經如一個重病纏身的老人.

氣若游絲的它，只差最後一擊。

這一擊就是陝北農民大起義。

明後期，中國處於地質上的“小冰期”，自然災害頻發，極端天氣頻現。據統計，有明一代，共發生水、旱、蝗、震、雪等共計3952次，其酷烈歷代罕見。

這其中尤以萬曆年間更為頻繁：

萬曆十一年山西大旱，運城鹽池枯涸；

萬曆二十八年，福建興化、莆田等地出現凍雨，房屋倒塌；

二十九年，江南大片地區又再次出現凍雨；

四十六年四月，陝西大雪，凍死人民無數；

三十五、三十七年，江南、湖廣、福建大水，人民流離失所。

空前嚴重的災害面前，人民顆粒無收，還要面臨各級官僚的盤剝，大規模民變已經醖釀。陝北饑民、困苦的邊卒、失業的驛卒最終匯合成了淹沒大明王朝的滔滔洪水。

1628年，在位長達四十八年之久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病逝，此時留給泰昌帝以及天啓、崇禎的已是一個海內洶洶、四方異動、風馳塵騖、亂眾麻起的爛攤子。

內有亂軍四起，外有強敵窺伺，朝堂諸臣又爭鬥不休。

內憂外患交織之下即使崇禎皇帝宵衣旰食、夙興夜寐十七載依然沒有能挽狂瀾於既倒。

正如洪水來臨之時沒有哪片浪花是無辜的一樣，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只不過是壓垮大明王禪這棟搖搖欲墜的大廈的最後一根稻草，萬曆皇帝才是大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事實上，大明王朝從未有過所謂的“萬曆中興”，即使有，也不過是黑暗來臨前，萬曆皇帝一人的縱慾狂歡罷了。

參考文獻

《明史》

《晚明民變--底層暴動與明朝崩潰》，李文治，中國電影出版社，2014

[3]《中國軍事通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4]《中國曆代軍事制度》，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5]《明朝歷史的教訓》，吳晗，台海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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