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博弈為何前所未有？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19年10月新刊上市，歡迎訂閲

✪ 蒙克 |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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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期，中美之間的經貿博弈正逐漸演變成一場“持久戰”，並向民間和輿論場持續蔓延；但基於雙方的發展訴求和經濟上的緊密聯繫，發生激烈衝突的可能性究竟幾何，尚難判定。如作者在本文中所述，按照歷史發展的前車之鑑，“修昔底德陷阱”似乎無法避免。這是中國發展道路上必須邁過去的一道坎，但由於核威懾和國際機制的掣肘，當代的“修昔底德陷阱”將更可能以諸如經濟戰的形式出現，而這場博弈的最終走向何方，我們依然掌握一定的主動權。文章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8年12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中美摩擦與修昔底德陷阱

當前，中國已進入唐德剛所説的“歷史三峽”。在這艘巨輪需要駛過的諸多激流險灘中，有兩大險阻尤其值得重視,一曰“中等收入陷阱”，二曰“修昔底德陷阱”。

這一內一外兩大風險，儘管都受到媒體和學界的廣泛討論，但或許是因為伯羅奔尼撒戰爭這一喻體跨越了久遠的歷史，現有討論對其的理解仍然比較模糊，往往陷入和平抑或戰爭的激辯。

本文將從過去兩百年的世界歷史出發，釐清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三大基本事實，以期打消關於這一陷阱的無端虛妄和無謂恐懼。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國（崛起國）在崛起過程中引起世界體系中原有主導者（守成國）的恐懼，從而招致後者遏制乃至攻擊的可能。其名稱來源於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對這場戰爭原因的分析：

“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

這一思想雖然只是針對一場具體的戰爭，但卻被認為揭示了戰爭爆發的普遍原因：國家相對實力的消長和國家間普遍存在的戰略疑懼。正如劉慈欣在《三體》中描述的“黑暗森林”狀態，每個國家和文明都是森林中求生的獵手，而活下去的最優策略就是在其他獵人實力增長並瞄準自己之前，先發制人。

2015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來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做了題為“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演講，將這個由他自己創造的術語介紹到中國，使其進入中國知識界和媒體界對中美關係的思考。兩年之後，艾利森出版Destined for War :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註定一戰？中美能否逃離修昔底德陷阱》）一書，系統回顧了現代世界中崛起國和霸權國間的衝突和戰爭。下表結合該書的總結和本人的分析，展現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至今世界體系中的大國爭霸史。

從下表中我們可以得出三個重要的基本事實。

第一，在過去兩百年中，出現了十次崛起國對守成國的挑戰，其中七次的結果是戰爭。70%的比重足以讓我們意識到，“修昔底德陷阱”既非虛構，也非小概率的黑天鵝事件，而是每個崛起大國都需要認真應對的挑戰和盡力避免的可能性。

第二，與“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不同，這七次戰爭僅有一次由守成國發動，其餘均由崛起國挑起。歷史經驗表明，戰爭並非崛起國被迫揹負的命運，而是主動選擇的結果。

第三，二戰後的歷史中，“修昔底德陷阱”仍然存在，但並沒有再導向牽涉全球半數以上人口的戰爭。在核威懾和國際機制的約束之下，威脅和敵意多以經濟制裁等非軍事手段的方式表現。

第一個事實和艾利森本人以及絕大多數“修昔底德陷阱”研究者的看法不謀而合。在近兩百年由國家間權力轉移所引發的戰爭中，最為人熟知的案例就是20世紀早期由德國對英國發起的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1941年日本對美國發起的太平洋戰爭。儘管兩國在戰前的比較優勢存在差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意志野心擴張的結果，太平洋戰爭多少是日本面臨經濟制裁、與美國關係惡化的困獸之爭——但這兩場戰爭均由崛起國主動發起。

19世紀末，統一不久的德意志帝國在首相俾斯麥（Chancellor Otto von Bismarck）的領導下逐漸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中心，同時，俾斯麥精心構建的大陸聯盟體系不僅使德意志、奧匈、沙俄結為“三皇同盟”，更將德意志送上了歐洲大陸中心的霸主地位。工業上的迅速崛起和政治上的地區稱霸衝擊了英國當時奉行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戰略，但得益於俾斯麥個人的外交斡旋，這種衝擊並沒有累積成矛盾摩擦。俾斯麥只是將同盟體系視為使新德國保持穩定的保護傘，認為德意志最主要的敵手是法國，德國應當藉由英俄、英法之間的不和漁翁得利，而不能直接與英國成為敵對雙方。

但俾斯麥在1868年所説的那句話卻彷彿為日後的衝突埋下伏筆——“弱國終被強國吞噬”，即便他自己對戰爭擴張的慾望已經被普法戰爭所滿足，他之後的當權者卻並不滿足於此。俾斯麥下台之後，新上任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採取更加積極的對外政策，進行大規模的海外擴張，而海外殖民地經過英、法等國數百年的擴張和盤剝，幾乎已經沒有新的市場，因此德國的進入直接影響了傳統海外擴張力量——英國。

在兩國為了土耳其殖民地發生第一次較大的摩擦之後，德國開始萌發進一步擴展軍事力量的野心。1897年，威廉二世在《致德國人民》的講話中説道：“海神的三叉戟必須握在我們手裏。”次年，德國海軍的擴建在德意志第二帝國海軍元帥提爾皮茨（Admiral Alfredvon Tirpitz）的主持下正式進行，到1913年前，德國已經擁有了世界第二的公海艦隊以及世界第一的陸軍力量。英德兩國矛盾不斷激化，如同李德·哈特（Liddell-Hart）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中所言：

“讓歐洲走向爆炸花費了50年，引爆它卻僅需5天時間。”

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事件爆發後，時任德意志帝國首相的貝特曼·霍爾維格（Chancellor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與英國大使談判，希望説服英國保持中立，促成兩國的全面外交諒解，但由於政策決定權在總參謀部手中，英國表達自己的強硬態度之後，一貫對英國不滿的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部支持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開戰，短短數天之內，英法等國相繼加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此開始。

在東亞地區，日本利用30年的明治維新實現以西方為模板的迅速變革，並在一戰中佔領了太平洋以南地區和德國在亞洲所有的殖民地，一戰結束後，日本的帝國海軍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英兩國，此時的日本儼然成為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玩家。但日本在二戰期間向美國發動太平洋戰爭並非基於崛起國的相對優勢，而更是一種無奈之舉：當時日本的戰線遍佈中國、東南亞國家以及太平洋島嶼，戰線過長意味着對軍備和後勤資源的加速消耗。由於日本本身自然資源匱乏，此前的物資主要靠來自美英等國的進口，但日本在亞洲的殖民活動一方面衝擊了英美等國的殖民利益。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國、退出國際聯盟等行為也使其陷入更加惡劣的國際環境。1938年開始，美國對日本所有飛機進口實行禁運；1941年7月，日本佔領印度支那南部地區的舉動進一步引起美國的警惕，羅斯福（PresidentTheodore Roosevelt）領導下的美國政府開始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切斷對日本的原材料供給。此時美國的總參謀部規劃組認為，日本一方面要佔領爪哇和蘇門答臘，另一方面還要和英荷開戰，在軍力缺乏的情況下，最終日本必然被迫達成和解。

而對日本來説，儘管將馬來亞（英屬）和東印度羣島（荷屬）侵佔作為原料供應地會導致與美國開戰，但答應美國的和解條件——從印度支那撤兵、與中國停戰則損失更大。面對這樣的兩難境地，加上日本決策者對戰爭粗糙又樂觀的估計，日本決定趕在後勤庫存完全耗盡、美國海軍力量進一步強盛以及西方各國從歐洲戰場緩過來之前發動戰爭，旨在逼迫美國走上談判桌，促成對自己更有利的和解條件。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海軍襲擊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拉開帷幕。

然而，在這七次戰爭中，只有一次由守成國發動，那就是普法戰爭。換言之，雖然崛起國對守成國的挑戰更多地引致戰爭，但守成國卻很少主動挑起軍事衝突，這違背了“修昔底德陷阱”所認為的守成國會為了維護現狀而在軍事上先發制人的論斷。

其實這一點並不難理解：既然維持現狀是守成國的利益所在，那麼它怎麼會用戰爭這種對現狀改變最大的手段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呢？即便是唯一例外的普法戰爭，法國的宣戰決策也是在德國首相俾斯麥的挑釁下做出的。

普奧戰爭結束後，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先後試圖説服俾斯麥將萊茵蘭和比利時、盧森堡交給法國，但都被俾斯麥拒絕。這一時期南德意志各國民眾均反對普魯士政權擴張，俾斯麥意識到必須藉助一場民族戰爭所激起的民族情感來完成統一，並且為了避免其他國家的干預，這場戰爭最好由對方親手發動，利奧波德親王（Prince Leopold）選舉落空事件就成為一個意外的機會。俾斯麥原本打算扶持利奧波德親王成為西班牙國王，並迫使歐洲議會最終接受這一結果。但由於譯碼發生錯誤，西班牙議會延遲舉行，同時利奧波德親王具有選舉資格的消息外泄。1870年7月6日，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的格拉蒙公爵（duke of Gramont）以發動戰爭威脅普魯士撤銷利奧波德親王的選舉資格，並要求普魯士國王為此次事件向拿破崙三世致信表示歉意。當時法國駐普魯士大使貝內德蒂伯爵（Count Vincent Benedetti）面見正在埃姆斯河的普魯士國王，聽完法國的各項要求之後，國王意識到法國這麼做的根本目的是要讓普魯士蒙羞，便禮貌地遣走貝內德蒂伯爵，並通過皇家電報將此事告知俾斯麥。俾斯麥抓住機會，將國王遣走法國使者的態度渲染得粗暴無禮，然後把消息散播出去。

面對這一羞辱反擊，法國輿論強烈要求發動戰爭，而俾斯麥對這場自己促成的戰爭表現得胸有成竹，因為他知道懷有強烈道德感的英國政府必然會保持善意中立，俄國由於不希望奧地利插手也會選擇中立，同時俾斯麥又和南德意志國家形成軍事聯盟，做好充分迎戰準備的俾斯麥只等着法國打響戰爭的第一槍。從法國的角度來説，由於拿破崙三世個人疾病纏身以及法國軍隊的分散，此時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維持搖搖欲墜的現狀，而是藉助戰爭提升威望來鞏固政權，重獲與守成國身份相稱的權力地位。1870年7月，法國正式向普魯士宣戰，但無論從戰前的挑釁還是戰時的精密謀劃來看，主動權都握在了崛起國手中。

其他三場沒有引致戰爭的崛起國對守城國的挑戰，分別是20世紀早期的美國與英國、20世紀後半期的美蘇冷戰以及1990年統一之後的德國對法國。

先看20世紀早期的美國與英國。截至1900年，美國的軍費開支、從軍人員、鋼鐵產量、國家能力綜合指數等指標均超過了英國本土，而英國還有眾多海外殖民地為其提供人力資源和資金，也就是説這一時期正是兩國實力追趕的關鍵時期，但是歷史卻並沒有呈現出流血與戰爭的殘酷畫面，相反，大英帝國先後在1895年開始的委內瑞拉危機中出讓拉美地區的主導權；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中不顧歐洲國家對美國的敵視，向美國示以道義和情感的支持；進入20世紀後，又將加勒比和拉丁美洲航線的事實管轄權移交給美國，1921年甚至減少了駐西大西洋的軍艦數量，接受兩國海軍的平等地位。

這其中固然有領導人的斡旋交好或者兩國在文化背景上同源的因素，但更多是英國心力有限與美國謹慎避開矛盾的結果。比如委內瑞拉危機伊始，向來主張與英國交好的美國國務卿格雷沙姆（Secretary of State Walter Q. Gresham）去世，繼任者是主張強勢介入委內瑞拉邊界爭端的奧爾尼（Richard Olney），然而此次危機依然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主要源於英國此時在歐洲大陸面臨德意志帝國的挑戰，原本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就已經在國家實力上開始對標英國，威廉二世上任後實行的世界政策則進一步對英國的均勢戰略構成挑戰。就像英國在20世紀中期陸續撤出殖民地時工黨財政大臣休·道爾頓（Hugh Dalton）所言：

“如果你處於不必要的位置，無法再控制他們，他們也不需要你這樣做時，唯一的辦法就是退出。”

20世紀初面對地緣上更迫切的德國威脅，已經過了鼎盛時期的英國只能選擇收縮自己的海外力量，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隔離本來就削減了美國之於英國的威脅，美國在這一時期又一直秉持孤立主義政策，極力迴避歐洲諸國間的矛盾，除去委內瑞拉危機爆發之初的戰爭威脅之外，美國鮮少正面對英國發起挑戰。於是，沒有炮火轟鳴的伴奏，往昔的帝國榮光在日不落的土地上無奈又寂靜地沉降，繼而在大西洋彼岸緩緩升起。

另兩次挑戰均發生在1945年之後，美蘇之間沒有發生戰爭顯然是因為核威懾而受到遏制，而1990年統一之後的德國與法國的關係更值得考察。

原本在冷戰期間被一分為二各屬於對立集團的德國開始重新發展，經濟總量、領土、人口均顯著增加，由於冷戰格局的解散，德國也不需要依賴法國對抗蘇聯威脅，“法國不再具有‘獄卒’的地位，德國也不再甘作‘囚徒’”。兩國關係在《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簽訂後的十餘年中一直處於僵局，然而德法在新世紀以來卻始終沒有爆發戰爭，這主要得益於兩國發展的互相需要，以及冷戰以來半個多世紀合作的制度慣性。

首先，德國在統一之後迫切希望重振強國地位，成為正常國家，這一目標的達成離不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的法國的支持，而法國也希望通過與德國形成核心聯盟，從而維持在歐盟內部的影響。如今已不再是百年前的世界，德法兩國要在國際事務上發揮影響力，單憑一己之力已經很難做到，只能依託歐盟相互借重。此外，1963年1月22日由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Chancellor Konrad Adenauer）和法國總統戴高樂（PresidentCharles De Gaulle）簽署的《愛麗舍條約》（Elysee Treaty）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兩國多年來的交流與協調。

然而，軍事手段的消止並不意味着遏制與衝突的缺席，比如2018年初，德法兩國領導人計劃在原有的《愛麗舍條約》簽署55週年之際重新締結新條約，然而這一提議遭到德國極右翼的反對，認為尺度超越了友好條約，由此可見，在不少民眾以及政客看來，兩國之間依然存在着崛起與守成的嫌隙。核威懾與國際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熱戰的發生，而這些衝突逐漸轉向以非軍事形式展露，比如經濟制裁、貿易摩擦等。

認清上述三個歷史事實對理解我國當前形勢意義重大。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想象，而是中美關係面臨的真實挑戰。過去兩個世紀的十次新興國家崛起中只有三次沒有陷入戰爭正反映了這一挑戰的艱鉅。儘管新自由主義一直強調絕對收益，但由於現實中國家對自身以及別國實力的評估更多還是基於相對收益，因此一國的崛起從實力比較的考量來説，對霸權國必然意味着威脅。這種威脅不再像百年之前那樣會隨着地緣的隔離而減弱或者消失，因為在如今政治、經濟流動性極強的全球體系中，完全避開霸權國的勢力範圍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們的確應該對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保持足夠的警惕。

其次，緊張關係並不一定意味着掉入戰爭陷阱。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戰爭與否主要並非由守成國決定，而更多取決於崛起國的選擇。因此，在中美兩國的競爭中，我們更應該考慮的是自己如何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當然，將“修昔底德陷阱”完全化約為崛起方的一廂情願未免有失偏頗，守成國也會採取各種遏制甚至挑釁戰略，將崛起國置於不利位置。鑑於崛起國多數在戰爭中失敗的歷史教訓，軍事冒險主義其實不能服務於崛起國的根本國家利益。因此，相比起軍事上的正面對抗，紮實發展自身實力、鞏固周邊地區的外交關係才是更明智的選擇。

最後，二戰以來的歷史表明，當代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經從軍事戰向經濟戰轉型。因此，我們應對守成國在後一種戰爭上的任何行動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換言之，大規模戰爭的消失並不意味着權力鬥爭的休止，只是在核威懾、國際機制等軟硬兼施的約束之下，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轉移到了經濟、貿易等不見硝煙的戰場。“歷史從不重複自己，但它會押韻”。我們應當看到歷史的車輪呼嘯而過時如宿命般循環往復的權力轉移與興衰更替，但也應當看到，在這過程中總有人能避開歷史的傾軋，登上時代的馬車，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撥動歷史前進的方向。“To be or not to be”，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How to be”才是。

**文章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8年12月刊，原題為“中美摩擦與修昔底德陷阱”****。**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