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家庭對移民家政工的特定需求_風聞

摘要：本期向大家推薦的是Bridget Anderson發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上的A Very Private Business Exploring the Demand fo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一文。這篇文章關注英國是否對移民家政工存在特定需求，討論了移民身份既可以簡化招募工作，又可以讓移民家政工留下來繼續工作。僱主也可以通過移民身份來簡化對僱傭關係的管理。僱主不僅尋找通用的移民工人，且會尋找特定民族或種族的移民家政工，而這會給不允許基於種族進行歧視的代理機構造成困難。

這是社論前沿第S1428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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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許多國家，購買家庭服務的趨勢正在增加。在歐洲，從事老年護理的就業人員越來越多，老年照料服務備受關注。然而，正式的養老服務成本很高，“非熟練”“低技能”的勞工移民成為解決護理工作勞動力短缺的一種解決方案。但在政策制定者看來，這種方式是有問題，尤其是它們的非正式性。這些問題引起了廣泛討論。

本文探討了英國僱主和寄宿家庭對移民家政工就業的看法及態度，並考慮他們是否存在對移民家政工的特定需求。這些需求既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也受到地方和國家關於家庭、護理、移民和種族等方面看法的影響。首先，考慮英國的政策環境，然後繼續討論種族、國籍和移民身份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為移民提供勞動力市場上家庭護理的特殊位置。作者借鑑了兩個研究項目：（1）諾丁漢大學的茱莉亞·奧康奈爾·戴維森教授在倫敦和巴塞羅那進行的移民家政工研究。在倫敦，作者對50名移民家政工的僱主進行了調查，對10位（住家和非住家的）家政工的僱主、6個機構的工作人員和警察等利益相關者進行深入訪談；此外，還訪談了泰國和香港的外籍僱主。（2）“改變身份，改變生活”，該項目重點關注歐洲移民的就業經歷，尤其是東歐和中歐從事農業、建築業、酒店業和其他低薪職業的經歷。它對歐盟擴大前後的106個家政工和267個寄宿家庭做了調查，並對6個寄宿家庭、5個代理機構和19個互惠生（au pairs）進行了半結構化訪談。

性別、種族、國籍對家政工的影響

家政服務的勞動力需求具有高度的性別差異，這兩個研究的數據都證實了對女性的強烈偏好：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寄宿家庭不會考慮男性，人們擔心男人從事照顧兒童工作的適合性以及對青春期女孩的影響。

在英國，私人家庭不受《種族關係修正法》的約束，並且私人家庭以其膚色、國籍或宗教信仰為由拒絕僱用某人是合法的——儘管在私人家庭之外，只有在在最有限的情況下。儘管基於膚色或國籍的歧視並不違反針對私人家庭的《種族關係法》，但迎合該市場的職業介紹所的問題卻更為複雜，因為它們屬於公共領域不允許歧視。僱主和寄宿家庭要求特定國籍或者實際上拒絕根據其種族或國籍僱用人這一事實被一個機構描述為“不容忽視的種族問題”。這可能是它們提供“匹配”服務的關鍵，必須仔細協商。

儘管一些僱主確實使用“種族”和“宗教”這樣粗俗的語言來表示他們選擇在自己家中居住的人，但偏愛或不喜歡通常以國籍和“民族特徵”來表達，如“關心”、“熱情”、“温順”、“自然管家”、“快樂”。使用這樣的概括是沒有錯的，因為這些概括被認為是積極的品質，那麼就不會被想象成種族主義者。46%的寄宿家庭調查受訪者表示，他們更願意接待特定國籍的互惠生，通常是因為他們將特定國籍與具有良好英語語言能力或能與孩子更好地相處，更可能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聯繫在一起。當然，這是雙向的，受訪者經常將一個民族或種族與另一個民族進行消極對比：尼泊爾人安靜而謹慎，菲律賓人很勇敢，他們社交能力更強，喜歡聊天和八卦，他們很進取，有人會説他們很貪婪。

國籍很重要，不僅因為它與特定特徵相關，而且因為原籍國通常與貧困相關。對於僱主和寄宿家庭，“外國”即來自英國以外或實際上來自歐盟15國以外的國家，通常表示貧困。他們經常以可憐的眼光描述了家政工或保姆的悲慘境況，並熱情地談到了英國的生活給移民及其家庭帶來的不同：我真的很強烈地認為，對別人來説，這是一件積極的事情。我認為這將解放一個從菲律賓到墨西哥的女孩，幫助她離開稻田和村莊，並能夠匯回大量金錢。

僱主與家政工的關係

關於家政工與僱主之間關係研究傾向於“母愛主義”，即工人與僱主之間的親密關係，它是勞動控制的一種機制。有人認為，一些僱主利用與工人的親密私人關係施加壓力，以執行家政工原本會拒絕的任務或工時或過低的工資。保姆收到的低額經濟報酬實際上是她們和工人之間的關鍵區別：“零用錢”被描述為“合理的津貼”，每週約55英鎊。“任何超過此金額的款項都可能表明該人正在擔任家政工或類似職位，這需要工作許可證”。但是互惠生還必須“作為家庭的一部分”生活，正是這種關係使互惠生和其他類似安排的人免受最低工資立法要求。因此，作為家庭的一部分生活表明，情感勞動不僅是工人的需要，而且是僱主的需要。但它不一定是積極的：我會對他們説：“像對待母親一樣，對待我，好好對待我”。但這取決於他們與母親相處得如何。

在女性僱主中，有33%的受訪者表示，必須解決互惠生的個人問題：其中兩個僱主描述了互惠生曾遭受性虐待，更普遍的問題包括鄉愁和孤獨感。在接受“改變現狀，改變生活”的接受調查的家庭中，有59%的僱主表示他們有互惠生問題。在列出的318個問題中，主要是家庭成員與互惠生之間的關係問題，或被描述為互惠生的心理健康、鄉愁或進食障礙。

訪談表明，寄宿家庭的母親認為寄宿互惠生固有的情感勞動可能有重大的不利影響。有趣的是，來自對家政工僱主的訪談表明兩個羣體的態度截然不同：一些人暗示了工具性的個人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人際關係被認為是“必然的邪惡”，它帶來了某些好處：**我不會與他們分享任何問題，但他們有時會分享問題。這是一種交換條件，因為這表示了他們的忠誠和願意付出更多的意願。他們的處境很艱難，所以他們必須很忠誠，才能讓（我）不會丟下他們。**但是更典型的是，僱主認為僱用移民的好處是不必與他們溝通。

結論

由於圍繞種族、宗教和原籍國的觀念，在管理與工人的關係方面，移民勞工對僱主和寄宿家庭具有特殊的優勢和挑戰。在英國，移民通常從事不穩定的工作，其特徵是非典型的僱傭關係，低薪、長時間、臨時性、不安全、不適用的勞工標準，或即使適用但很難實施。在私人家庭中工作是這種模式的一部分，就業也通常不受正式合同的約束，因此理論上家政工可以隨時離開。對於僱主和寄宿家庭來説，這顯然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對於那些尋找有薪照料者或在做家務方面有特別精確要求的人。移民立法使僱主可以控制工人的流動性，因此可以根據合同期限（正式、非正式或名義上的）對僱主/勞工使用者提供控制，這是理解這些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因素。

私人家庭對移民勞動力的需求非常複雜：市場是高度種族化的，但這不能解釋對移民勞動力的需求，因為理論上有許多英國公民可以在這樣的勞動力市場中“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傳統的勞動力市場來理解對私人家庭對農民工的需求——移民身份可以通過賦予僱主/寄宿家庭控制方式來幫助“設計”工人。但是，這並不能反映出移民身份、原籍國和種族之間相互作用的複雜方式。此外，“互惠生”的移民身份可以作為一種手段來表明這種關係中的個人因素，從而表明移民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工人。僱主和寄宿家庭必須處理與在家中工作的移民的關係：對於許多僱主而言，他們不僅僅是在尋找廉價工人來從事不愉快或令人討厭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僱用或“接待”移民而不是英國國民可以幫助僱主將私人工作視為機遇而不是繁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