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重影_風聞

汪暉，揚州人。1988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文學博士學位，1988-2002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1996-2007年擔任《讀書》雜誌執行主編。現為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中國現代文學和社會理論等。

主要著作有《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2015）、《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2013）、《聲之善惡：魯迅〈破惡聲論〉〈吶喊·自序〉講稿》（2013）、《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2011）、《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2010）、《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2009）、《去政治化的政治》（2008）、《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4）、《死火重温》（200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反抗絕望：魯迅及其〈吶喊〉〈彷徨〉研究》（1990）等；大量作品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斯洛文尼亞文等各種文字，已出版外文翻譯作品近 30 種，其中英譯著作包括 China’s New Order, 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China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等。榮獲多種國內外獎項，其中包括2013 年“盧卡·帕西歐利獎”, 2018 年“安莉內澤·邁爾研究獎”。

重

影

文 丨 汪暉

片鱗：1976

1976年1月8日的早晨，像往常一樣，我挎着書包向護城河南側的魯迅中學走去。水面波光粼粼，岸邊如平日一樣安寧。新北門橋坐落在護城河的西北邊， 東邊是乾隆登岸的冶春御碼頭，西邊拐彎就是瘦西湖。同學柏鵬匆匆走過來。他面色凝重，不像十六歲的少年。臨到跟前，他劈頭就是一句：周總理逝世了。我的心突然下沉。我們一路往學校走，到了教室，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上了悼念周總理的大幅標語。那些日子並沒有停課，但標語在黑板上停留了約一週，上課的老師們誰也不願將字跡擦掉。他們在那行大字前講課的身影偶爾還會浮現在我的眼前。

那是我的中學時代的最後一個學期，很快就是寒假了。但可能是正處於敏感的時期，免得我們畢業後惹是生非，開春之後，我們這一屆又延長了一個學期。我總計在中學呆了四年半，加上小學的五年半，從1966至1976年，正好覆蓋“文革”十年。1976年，與周總理遺言相關的各種手抄本及“反動謠言”四處飄散。語文老師夏耘曾花力氣研究和整理揚州評話，在課堂上，他用一種評話式的幽默調侃當時的政治，但清查謠言時，他又以同樣的方式告訴大家他從來沒有説過在同一個講台上説過的話。我們目瞪口呆，但心照不宣。追查謠言的事不了了之，學校乾脆讓同學們外出拉練，住到農場去勞動，省得在畢業前夕出事。拉練的路途從揚州到邵伯再到高郵，跑得我們滿腳水泡，然後轉回揚州。途中，班主任劉穎老師走在隊伍後面，她那時也就是三十出頭吧，還梳着辮子，悄悄地向柏鵬講述她的看法，柏鵬又轉告我。師生間共享某種犯忌的秘密，是一種奇特的政治經驗。拉練之後，我們就到揚州農科所的農場勞動，“四五”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同屋的十餘個男生一起剃了光頭，在不允許遊行的告誡下，排成一行，先在宿舍內而後圍繞宿舍外側，魚貫而行。沒有呼喊，但有歌唱，光着頭歌唱。那可是在電影《紅高粱》上映的十多年之前。我們都在十六歲上下，叛逆的年齡，對於政治並不真懂，但一種政治的氛圍以特殊的方式衝擊着敏感的神經。

“四五”事件，是該年全民反抗“四人幫”的一次具有歷史裏程碑意義的歷史事件，直接帶動了半年後“四人幫”的倒台

到5、6月，學校提前放假，我們畢業了。那時上山下鄉尚未結束，有些同學下鄉去了。我未滿十七歲，未達法定的工作年齡，既不能下鄉，也不能分配工作。7月間唐山地震，全國都受了驚嚇。附近的溧陽晃了幾下，倒了幾間房，這一帶據説也在遍佈全國的四條地震帶的其中一條上。那時最出名的人物就是地質學家李四光了。柏鵬先到揚州師範學院的地震觀測室打工，天天盯着儀表，我偶爾去看他，很是羨慕。我和幾個院子裏一起長大的朋友每天拿着老虎鉗，走家串户，幫人搭建防震棚。從1976年夏季到1977 春天，我們在防震棚裏住了近一年。防震棚的兩側先是用葵花杆編制，後來有了蘆蓆，上面則先是塑料布，後來變成了油氈。冬天寒冷，夏天炎熱，我的曾祖母大概是在棚子裏受了寒，第二年就去世了。

唐山大地震發生後，許多地方積極展開抗震防震

人們搭建了許多簡易抗震棚

就在鬧地震的時候，我開始了打工生涯。臨時工不需要籤任何合同，只要得到工廠的許諾，就去上班，按天或按月拿錢，沒活時就走人。我的第一份臨時工是在揚州制罐廠做絞肉工，按天拿工資，一天一元錢。每天早晨，我用鐵皮車從冷庫裏將已經切開的豬肉按肥肉和瘦肉兩種，推到車間，然後用戴了紗布手套的手將凍肉自鐵皮車中裝入臉盆，提至半空，倒入絞肉機。這是第一道工序，接下去是肥瘦合併攪拌，加入調料等，最終裝罐、加熱。挖了幾臉盆肉之後，必須將冰凍的雙手浸在熱水中恢復知覺。休息的時候，我們圍在巨大的榨油機旁邊，等待出油後，拿幾塊油渣放入嘴裏，那可真香。工作中偶爾不慎，有人將手套或毛巾一併放入了絞肉機，又湊巧被檢驗科抽檢出來，這一批罐頭就報廢了。報廢的罐頭廉價賣給我們。那時豬肉和油配給，每月每人半斤肉，能得到一、兩罐額外的廉價罐頭，父母總是很高興。買罐頭時，工廠要求將罐頭瓶退還，我只能將肉和湯汁倒入飯盒，放在雪地裏冷凍，凝固後再懷揣回家。

制罐廠在運河的東側，距離我家較遠。離那兒不遠，是南宋末年為紀念南宋鹹淳年間（1266-1274）來揚州傳教的穆斯林聖人普哈丁而建的墓園和清真寺。普哈丁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支系第16世裔孫，德祐元年（1275）7月20日由天津南下時病逝於運河舟中。該墓系遵其囑而葬於揚州城東古運河畔高崗。寺院、墓域兩分，其中墓域葬有普哈丁、法納兩個墓亭及明清時代的穆斯林墳墓。臨河的正門門額刻石為“西域先賢普哈丁之墓”，下署“乾隆丙辰重建”。清末重修墓園，回族將軍左寶貴等就埋在園內。園內墓碑上刻有銘文：“宋德祐元年西域至聖一十六世後裔大先賢補哈丁，宋景炎三年西域先賢撒敢達，明成化元年西域大賢馬哈謨德，明成化五年西域先賢展馬陸丁，明弘治十一年先賢法納 。”墓園坐東朝西，墓亭為阿拉伯制式，但通往正門的石橋上卻像揚州園林一樣刻有獅、猴等動物，顯見其入鄉隨俗。

普哈丁墓是中國伊斯蘭教先賢古墓

在今江蘇省揚州市解放橋南堍、運河東岸回回堂內

那時家中只有一輛自行車，每次我從運河西側登車穿過解放橋，都可以在運河的波光中，看見普哈丁墓園中鬱鬱葱葱的樹木的倒影。早晨8點上班，因趕工加班，常常晚上10點下班。我至今還記得雪夜歸家的景象，沿護城河向前伸展的，是鹽阜路，兩側的樹冠上墜滿雪花，在積雪上行走的車輪時時打滑，南方的雪落在年輕的臉上，旋即化開，沿着臉頰滴落。這是我第一份掙錢的工作。

幾個月後，那批活趕完了，我失去了工作，遂轉入離家很近的揚州毛紡廠打工。紡織廠的工作是24小時三班倒，每週輪換一次。就在工廠大門內的院子裏， 經人引薦，我見到了廠辦夏主任。他一邊聽我的自我介紹，一邊上下打量我，之後就吩咐我去電工房跟着小張師傅做事。兩週之後，廠裏在擋車車間開大會，天氣炎熱，工人們要求將車間裏用於噴灑水霧、沉降棉絮的巨型風扇打開。我去接線，將兩個很粗的銅線插入接線板，卻不料銅線內層的橡膠已經腐爛，只剩外側的蛇皮層了，那是不絕緣的。我將線頭插入接線板的瞬間，耳邊響起了驚雷，天崩地裂，但幸運的是我遭電擊時手被彈開了。當着全廠工人的面，我呆若木雞，愣愣地站在那個高台上，風扇轟鳴起來，將細細的水霧噴向六七十米的空間。正在講話的廠長怒不可遏地喝令關掉，但我像木頭一般毫無反應。

大難不死的次日，我被調離了電工房，到了擋車車間，在一百位擋車女工中間，擔任唯一的打包工。一百位擋車工中，有不少是郊區農民工，她們文化不高，有些根本不識字，但心靈手巧；另有一些則是中學畢業後分配來的。擋車車間轟鳴不息，我大約在一週之後漸漸適應，夜班時竟會在沙包上睡着了。驚醒時，台子上紡完的線團已經高高堆起，等待打包，讓我頓起絕望的感覺。那時常常夜間停電，只見車間內外手電的光柱四處亂跳。我在電工房時的師傅小張正在追求我們車間的小謝師傅，停電時，他總是叫上我，邀請小謝師傅到揚州市中心的唯一一家24小時開的麪店吃麪。小謝師傅高中畢業，在魯迅中學高我兩班，戴副黃色的圓邊眼睛，顯得很文氣，但性格卻很直爽。有時天亮了電還沒有來，她就拿出羽毛球拍，帶着我在廠門外的馬路上打羽毛球。小張師傅人好、熱心、誠懇，典型的工人模樣。在那些停電的夜晚，我常在他們旁邊當燈泡，吃完了面，就回我的紗堆上睡覺去了。他們最後還是沒成。小謝師傅（我們那時叫她老謝）嫁給了另一個姓張的同事，他高中畢業，會畫畫，我們廠的毛主席像也是他畫的。

1977年秋季，我和柏鵬等幾個童年的朋友一道被分配到無線電元件一廠。臨時工不算正式工作，沒有勞動合同，我的檔案表上填寫的工作日期就從進入元件一廠開始，但我在前兩家工廠打工的時間長於這份只延續了短短几個月的工作。元件一廠與紡織廠一樣，也是一家大集體性質的工廠。那時的工廠分國營、大集體和小集體三種，勞保待遇各不相同，但工資的差別並不很大。徒工的工資起初是13元，到我離開的時候漲到了16元。有了工資，但糧票卻從學生口糧的32斤變成了成人口糧的28斤。元件一廠常常沒有活幹，就聽師傅們聊天。我們車間的工人多是長江越劇團解散後併入工廠的女演員，車間主任姓馬，就是原來越劇團的團長，唱老生的。她聲音低沉又洪亮，性格很爽朗，而師傅們多半很俊俏，坐在那裏家長裏短，自己的丈夫或別人的丈夫，當然還有孩子，是説不完的話題。有位漂亮的女工，常在丈夫休息時同時休假，其他女工滿臉鄙夷，卻又明顯帶着羨慕和忌妒。她們相互找碴，也相互幫助，但對新來的年輕人一律很好。每天就上那幾個螺釘，實在沉悶，我有時藉故走開，將大禮堂的門關起來，與其他年輕人打乒乓球。在她們中間，我像一個心不在焉的、時時溜號的龍套。馬主任來車間查看，就像劇團的團長在上台前的最後一次檢查，又像舞台上的老生，凝視着坐在桌前的青衣與花旦們。女工們見我不在，總是打掩護地説，剛才還在這兒，或許是上廁所去了吧。有一回，我們正在禮堂裏廝殺，關閉的大門忽然響起來了，一個工人闖了進來，説馬團長要你們立刻回去。我們回到各自的車間，心惴惴地跳，但她見到我們時，只是會心地笑笑。工廠不只是生產機構，也是一個單位。所謂單位大致介於街道與生產機構之間——説它像街道，是因為工廠是一個社區，人與人的交往很頻密，除了讀報學習，家長裏短，平時常在一起聊天，人和人之間像住在一個街道上的鄰居;説它是工廠，是因為它不同於純粹的街道，承擔着生產的任務，發放工資，也提供一些勞保費用。

1977年高考恢復

進廠不久，國家就宣佈要恢復高考了。但偏巧高考前的那三個月廠裏來了活，是一批軍用電話，我就在那裏裝配螺釘。雖然簡陋，卻是流水作業，偷懶不得， 找不到時間複習。上大學是一個潮流，但我並沒有很多的渴望，覺得當工人也很好。十年間畢業的學生全部擠在同一年考試，而恢復的學校又不那麼多，父母對我能否考取心中沒有數，只是表示不希望我上文科。那年的高考分初考和複試兩次，初考通過後還有一次選擇的機會。複試公佈後重新填表的那天，父母都不在家，我就在表上將理科改成了文科。那天晚上，父母為此與我爭執起來，可表格已經送走，覆水難收了。他們自己從事的是文科工作，卻對文科如此敵視，給我留下極深印象。

1978年3月1日，我和其他的77級大學生一樣，終於入學了。

我的學校我的家

揚州師院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從小在這裏居住玩耍。每次回家鄉探望父母，與朋友相聚，除了偶爾的例外，我都住在瘦西湖邊、師院東門內的專家樓。那個地方距離我出生後的第一個居所，大約一兩分鐘的路程，距離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的家不足十分鐘的路程。在這方小小的空間裏，居住着我從小就熟悉的前輩和父母的同事、朋友，但從1978年起，他們——連同我的母親——突然間也成了我的老師。

1960年前後出生的揚州師範學院幼兒園的孩子們

在黑樓前小操場上表演

在自己從小長大的環境中上大學，尷尬是難免的。若是某門考試成績不好，母親很快就知道了。但最尷尬的並不是這些，而是母親成了老師。每次她進入教室開始講課，我都緊張得很，生怕她説錯了什麼；每逢她的課程，我都坐在最後，不能分清是在聽講，還是在看她講課；每次課程結束，我都像是鬆了一口氣。我至今還不能分辨為什麼她講課的時候，我會那麼緊張——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她。我希望母親是完美的。這是奇怪的母子間的感應，但我的母親未必知道我總是為她緊張。

我的家坐落在臨近護城河的師院新北門宿舍，那是一個由竹籬笆圍起的紅瓦灰牆的平房構成的村落，四十户人家，中間是一個幼兒園。籬笆的南側是麥田，麥田過去是一片丘陵狀的松樹林，過了松樹林就是通往瘦西湖的護城河；北側有條不寬的馬路，馬路的另一面是劉莊的田野，形似駱駝的土丘坐落在不遠處，那下面有個魚塘。天暖和的時候，幾個兒時的朋友會跳入池塘，故意將水攪混，逼得那些鰱魚竄出水面。

當年的揚州師院透紅亭和東圍牆外的湖濱小路

揚州師範學院舊影

我家的南門正對着譚佛雛老師（1919-1997）和孫龍父老師（1917-1979）兩家的北門。譚老師是湖南津市人，早年畢業於國立湖南大學中文系，身材矮小，戴老式眼睛，他給我們講課用的講義後來集結成為《王國維詩學研究》，至今仍是王國維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老一代學者中舊學修養好的人很多，但地處邊緣，西學修養好的就不多了，譚先生的專業為中國古典文論和古典美學，是老一代中少數通外文並對西方理論有精深理解的人。他的《人間詞話》 和《紅樓夢評論》課程，逐篇逐句詳解，旁徵博引，從中國的典故，到柏拉圖、叔本華和尼采，我們就在知識的雲霧中穿行。譚先生上課前總要喝杯酒提神，講解時臉頰上泛着一層紅光，王國維的簡短的文字就在他帶着湖南鄉音的聲調中漸漸地負載起深文大義，讓我們對於何謂深入字裏行間——古人所謂“讀字縫”——的深度細讀，有了親切的體會。有一回，有位年輕的外地學者來揚州講解《離騷》中的“五次飛行”，調動了神話學、人類學等等新知，其立論之大膽，讓我們在興奮之餘將信將疑。譚先生是前輩，卻總是前往聽講，有一天傍晚，我正好與譚先生同行，便請教他對前一次講演的看法。譚先生一向以嚴謹著稱，但他的評論卻是：即便是聞一多、姜亮夫的楚辭研究，也有許多誤釋，這位年輕學者的演講或許百分之八十的説法靠不住，但只要有百分之二十屬真正的創見，就不得了了。

揚州師院的老一代學者中的大部分人，早期學術訓練源自家學、私塾等，有清晰的地方淵源。他們重視地方傳統和民間傳統的傳承和創新，便是自然的了。孫龍父先生祖籍泰州，早年即以金石書畫名世，是吳熙載之後又一揚州書法大家。他真、草、隸、篆皆工，尤擅章草，與林散之、高二適、費新我合稱“江蘇四老”。他的梅花千姿百態，也是一絕。孫先生為人謙和，有求必應，學問上尤其重視揚州評話，曾與孫家訊、陳達祚等合作整理出版王少堂揚州評話《武松》和《宋江》 等，是至今流傳的揚州評話經典。

譚佛雛先生和孫龍父先生（右）

住在校內北宿舍的蔣逸雪先生（1902-1985） 研究清代揚州學派，追隨他學習的李坦老師後來為江蘇古籍出版社標點、整理和校勘劉師培全集，就是沿着這一學術脈絡而來的吧。早在1944年，蔣先生就在《東方雜誌》發表《〈老殘遊記〉考證》，這一興趣一直延續至他的晚年。1980年，他出版了《劉鶚年譜》。事實上，這並不是他的第一部年譜著作，他早年的《張溥年譜》即獲史學界承認，此後還編有《陸秀夫年譜》等。他是鹽城建湖人，抗戰時隨江蘇聯合中學西遷四川，任國史館編輯主任，與金石學家王獻唐結為摯友，晚年還曾整理王獻唐遺稿《炎黃世族考》。他曾任玉門油礦局秘書，撰寫《敦煌考古紀程》。我在1983年來北京訪學時，曾去鎮江南郊五峯口去探望退休在家的蔣先生，請他為我寫封信給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王士菁先生，以便在魯迅博物館查閲魯迅藏書。他是王先生的私塾老師，還曾在王先生最困難時資助其上學。

蔣逸雪先生早年編著的《張溥年譜》

用民間的、平民的傳統抗拒正統的、貴族的傳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脈。這些貌似保守的老輩人其實正是一個新傳統的產物。在我往來最多的老一輩人中，除了我的碩士導師章石承先生（1911-1990）外，就算後來以元曲研究出名的徐沁君先生（1911-2001）了。他較晚搬入新北門宿舍，先住在傳達室，後來搬到一棟三層樓房的第一層。他在1959年被錯劃為所謂 “歷史反革命 ”，1970年代後期我母親有一次查閲檔案時發現那只是某個領導人的口頭宣示，從無任何組織決定。這個發現為他的平反鋪平了道路，他因此很信任我母親。我有時從家的後門出來，就見他躺在一張竹椅上看書，在温暖的陽光和婆娑的樹影之間，神態安詳。我常跑過去坐在小竹椅上聽他聊天。他是江蘇靖江人，於1930年肄業於上海私立知行學院，先後在四川和江蘇各地的中學任教，在1957年調入揚州師院的前身蘇北師範專科學校之前，曾任教於靖江中學、揚州中學和泰州中學等著名中學。1980年，他出版了《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得到王季思、隋樹森等行家的極高評價。這部著作始於“文革”初期，完成於他下放師範學院農場期間，草稿是寫在各種稿紙、煙殼及報紙邊角上的。他的校勘和考訂，以及“以曲證曲”、旁採宋元俗語方言的原則，奠定了他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他承續吳梅先生的傳統，兼採各種新的成果，系統整理南北曲曲律。他的弟子許建中先生將他的貢獻歸結為四個方面，即參考前代曲譜，大量歸納作品曲例；援引例證，考鏡源流， 重新校訂定格，兼顧變格，説明異名、誤題及詞牌、諸宮調等情況；揭示首牌和次牌等組套方式、孤牌成套、構成集曲、是否與小令兼用等不同的曲牌特徵；採用新式標點。

這些方法不但上承古典學術傳統，也是在王國維、任中敏、鄭振鐸及現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脈絡中形成的新方法。我後來才得知，徐先生早年曾經寫過新詩，在無錫和上海唸書時，曾親炙錢穆、胡云翼、劉大傑先生的教誨，也聽過張君勱、張東蓀、梁實秋、羅隆基、潘光旦等人的講授。我聽他講起更多的是王季思、錢南揚等同行專家的名字。我們入學後，他是古典文學的授課老師之一，我所寫的第一篇古典文學作業是關於曹植的《白馬篇》的文章，就是交給徐先生的。他很喜歡，找我去談，後來就從文本到人事，從人事到歷史，無所不談了。

徐沁君先生

徐先生為人低調，但私下交談時無論對人對事，均有明確的判斷。他也偶爾談及過去，但語焉不詳。我問過母親有關徐先生在1959年被當年的領導人説成是“歷史反革命”的緣由，得到的回答是他在1947年曾擔任陳啓天的隨行秘書，1949年國民黨撤退時陳還為他準備了去台灣的船票，但徐先生拒絕了。陳啓天（1893-1984）是湖北黃陂人，1921年考入南京高師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後來與餘家菊、李璜等人一起倡導“國家主義教育”。1924年高師畢業後，他曾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主編《中華教育界》，並與曾琦一起創辦《醒獅》週刊，參與組織國家教育協會，學會的宗旨是“教育是一種國家主權、國家事業、國家工具、國家制度”，推動以收回教育權為號召的國家主義教育運動。陳啓天曾任中國青年黨中央委員、常委、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69年夏天在台灣被選舉為青年黨主席 。徐先生早年在上海知行學院學習，陳曾任該院院長，彼時又擔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1948年改任行政院工商部部長）。青年黨是親國民黨的組織，因此，陳雖是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但1945年在老政協召開前夕，已被民盟開除。徐先生很少談論政治，完全集中心力於學術研究，但絕不是迂腐的老學究，其淵源有自，卻是許多他的同事所不知的。

任中敏先生（1897-1991）原名訥，字中敏，號二北，別號半塘。他曾任四川大學教授，調入揚州師院已經是1980年了。據説他的調動是經過兩位學生胡喬木、蔣南翔的運作才得以成功的。難怪1981年揚州師院上報他為碩士導師時，教育部竟批准他為首批博士導師。任先生出生於揚州的一個商人之家，1918年，也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期，他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得到詞曲大師吳梅先生的賞識。他是1919年5月4日因火燒曹汝霖宅而被捕的20名學生之一。1923年任教東吳大學時，他就寓居吳寓，得讀各種詞曲善本。除了知道他學問大之外，我隱約聽説他曾擔任胡漢民的秘書，但未得證實，能夠確定的是他曾在抗戰期間擔任漢民中學的校長，該校創辦於1937年抗戰爆發的前夜，地處棲霞山麓，南京淪陷後遷往桂林。任先生用“艱苦抗日，滅此朝食”的口號，在學校食堂禁絕八年的早餐。任先生性格直率、剛愎，思想鋭利、不妥協，歷久而彌堅，由兩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件事情是大鬧江蘇省古籍整理工作會議，地點就在教師閲覽室樓下的會議室內。中國各種典籍浩繁，古籍整理是歷代王朝的功業。新文化運動之後，伴隨着新式標點和新的研究方法的運用，標點、分段、校勘、重印、箋註、今譯等成為古籍整理的主要形式。1958年，國務院成立了以齊燕銘為組長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但這項工作在文革時期中止。1981年9月，在陳雲的干預下，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翌年國務院恢復“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由李一氓任組長，各省市也隨之成立相應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機構。中華書局理所當然地承擔了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務，為配合這項工作，各地又相繼 成立了一批古籍出版社，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齊魯書社、嶽麓書社等等。這是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史上的大事。大約就在那前後，江蘇省古籍整理工作會議在揚州師院召開，卻未邀請任先生列席，他聞訊後不請自來，痛斥負責人，遭頂撞後，朝天舉着枴杖，像陀螺一般晃悠着衝出門去，那場景、那聲音至今留在我的記憶裏。

任中敏先生

另一件事情與他的研究工作有關。任先生的學術工作以詞曲和敦煌學為主，他的筆名二北即北宋詞與北曲的意思。從四十年代起，他由宋上追，開闢唐代聲樂文藝研究，逐漸奠定其詞曲研究的宗師地位。1958年出版的《唐戲弄》探究唐戲發展過程，從辨體、劇錄、伎藝、腳色、演員、設備、腳本、戲台、音樂、 化妝、服飾、道具各方面證明唐代已大致具備戲曲表演的基本形態，提出 “我國演故事之戲劇，固早始於漢，而盛於唐”。由此上溯，他又論證周有“戲禮”， 漢至隋有“戲象”，唐有“戲弄”，宋以後有“戲曲”的觀點，這一溝通唐戲與宋元戲曲並溯源至周代的論述，對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基本論斷構成了尖鋭挑戰。他此後出版的《古劇衡源》《傀儡戲探源》及採錄西周以來俳優藝人優語之《優語集》，均可視為對這一脈絡的進一步探索。他來揚州不久，學校舉辦校慶學術演講，譚佛雛先生作為中文系的代表人物設壇首論王國維 《人間詞話》，他的路數自然是旁徵博引、條分縷析、追究深文大義，聲調和姿態是畢恭畢敬的。任先生聽聞後要求也在同一時間設壇講論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力斥這部學術經典以西方戲劇為規律，割斷源流，閹割中國戲曲的正統脈絡。他聲調嚴厲，慷慨激昂，甚至訴諸政治，批評當代學術奉清朝餘孽為宗師，是十足的反動。這種尖鋭的論斷實際上正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價值觀與 “五四”時代以新精神、新方法“整理國故”的餘脈，但在重申“五四”命題的八十年代反而並不受重視。有一次路過學報編輯部，正撞見他為學報發表的一篇為王國維辯護的文章而厲聲斥責主編，駢四儷六，對仗工整，聲調鏗鏘，抑揚頓挫，音色如炒豆般清脆，不愧為研究詞曲和古典聲樂藝術的大師。

1984年夏天，我北上京城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唐弢先生所出的考題中有關於近代紅學的評論題，受惠於譚先生講解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我得以對近代紅學的脈絡略知一二；而另一關於“詩餘”説的題目，我的答案卻是從任先生處而來。元代以後，文人稱詞為詩餘，本有迴歸典雅、力避粗俗的取向，如《蜀中詩話 》雲：“唐人長短句，詩之餘也，始於李太白。”清人戴褐夫《〈天籟集〉序》將詩餘視為曲之別稱：“《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之作，尤稱雋妙。”因此，“詩餘説”兼有詞曲起源及對詞曲進行規範的雙重意藴。直到1980年代，北京大學遊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仍持此論。任先生重視“戲弄”、“聲詩”、“大麴”、“雜言歌辭”（即民間和借鑑民間形式而產生的長短句歌辭）、“著辭”（酒宴中配合歌舞而與之一體的歌詞）及“説唱”等等，有着“五四”以降重視民間口頭傳統及民俗學、民族學的印記；他深究聲詩與燕樂、清樂、胡樂的關係，探明舞蹈、大麴、雜歌、雜吟在伎藝形態上對聲詩的影響，無論在詞曲起源論上，還是在對戲劇、詩詞、散曲的趣味方面，均非一般文人雅士所能比擬。他的敦煌學著作在研究脈絡上也與這一思路相互支撐。除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外，學界公認《敦煌歌辭總編》為其代表性作品。在這部書中，他按照雜曲、只曲、聯章、大麴等體裁對敦煌歌辭一千五百餘首進行分類整理，編定年表，不但綜合而且也遠遠超越了羅振玉、王重民、饒宗頤、戴密微等人收錄和整理的規模 。這些工作使他堅信詞曲的來源和趣味遠非“詩餘説”可以概括 。他曾在《文學遺產》撰文嚴厲批判遊國恩等先生在《中國文學史 》中所持的正統觀點。當年只是慶幸讀過一點任先生的著述，而今才體會出他的思想和研究與近代革命及“五四”傳統的緊密聯繫。這一傳統之豐富和創新，遠遠不是那些抱殘守缺、自鳴得意、不肯出正統門户半步的人們的一句“激進反傳統 ”可以否定了事的。

揚州師院中文系的師資大體由兩代人組成。老一代中有兩類，一類是曾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任教的老師，如來自上海的語言學家王善益，來自北京的文史學者、顧頡剛的弟子李光信，曾留學日本又曾跟隨龍榆生、盧冀野學習的章石承等。唐史專家、范文瀾的助手卞孝宣也是從北京調入揚州師院的，他並非科班出身，曾做過銀行職員。另一類是組建蘇北師專時從揚州中學、泰州中學等著名中學調入的中學老師，如文史專家蔣逸雪、唐宋文學專家趙繼武、外國文學專家江樹峯、文學理論家譚佛雛、語言學家李人鑑、曲學專家徐沁君、歷史學家祁龍威等等。這些學者或者有家學淵源，或者曾師從名師，但大多憑依早年訓練，自學成材，也可見當年的中學教育之人才薈萃。由於這些學者的地方背景，他們大多能夠立足於某一傳統，使之發揚光大，在學術領域獨樹一幟。

揚州師院中文系辦公樓

揚州師院並不是孤立的例子，在江蘇省，南京師範學院、江蘇師範學院和揚州師範學院的文科，都可以憑藉這些學術羣落，在各自領域與北京、上海的高校相拮抗。但1990年代以降，新一輪歐風美雨，學術潮流發生了鉅變，加之高校合併，地方院校越並越大，而文科的研究力量卻更加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地了。與經濟領域的放權讓利相伴隨的，是經濟活動的非中心化和地方化，但在高等教育領域，尤其是高等研究領域，我們看到的是重新的集中化和中心化。不要説揚州這樣的地方，即便是在省會城市，除了極少數例外，地方院校已經很難形成多元並存、各樹一幟的局面。

啓蒙的氛圍

1978年入學的時候，我剛滿十八歲。我最希望的，是離開自己熟悉的家、熟悉的環境，但高考並沒有給我這樣的機會。就在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十八年的生活繼續向前綿延。入學之後，除了週末，我很少回家。八個人一間宿舍，不同年齡的同學居住在一處，黃天銓、陸文寶比我年長十多歲，入學前是中學老師， 吳星飛是復員軍人，張聰已經擔任過公社書記。他們不但有工作經歷，有些還有婚姻生活，即便年輕一點的，也對異性或另一種生活有着比我豐富得多的經驗。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熄燈後的葷段子，對我而言，是一種啓蒙。

我漸漸地融入了這樣的生活，有時竟然忘卻了這是我從小生長的地方。那時大家很用功，學校限制夜晚看書的時間，不少宿舍悄悄換上了瓦數稍高的燈泡。我們宿舍也不例外。有一回，學校派人到宿舍檢查，不記得是誰先跟來檢查的老師頂了幾句，爭執中，我也介入了。現在完全記不得是什麼表現，但事後系裏找我母親談話，説要給我處分——其實只是震懾而已，並未付諸實施。不過，集體生活讓我忘記了自己與這個從小生活的環境的真實關係，卻是一種新的身份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在熟悉的環境中，人也能為自己創造陌生感以獲得自由，這是一個小小的例證。

師範學院實行伙食配給，每月生活補貼17元，其中14元交給學校算是伙食費。一日三餐，圍着每個方桌共八個人，沒有凳子或椅子，一律站着吃飯。一個木桶盛飯，一個臉盆裝菜，早餐則是木桶稀飯，臉盆裏裝饅頭。我的餐桌上有四位女同學，而全班才十位。相較於鄰桌的風起雲湧、氣吞山河，我們桌子風度較好，和風細雨，有時候飯已經吃光了，菜還有些許剩餘。但這也產生了風度與效率的矛盾，需要加以解決。我們開始分食，將菜分到個人碗裏，既保持風度，也不顧此失彼。也許每個人都有分菜的義務，但我只記得給我們分菜的女生總是彎着眉毛，帶着笑意，用長柄的勺將葷素搭配的菜均勻地放入每人的飯碗。1979年10月10日，也就是我二十歲生日那天，我們在儀徵農場勞動。農場的伙食很簡單，我完全不能記得吃些什麼，唯一記得的是用短波聽鄧麗君的歌。二十歲算是成年後第一個重要的生日，我告訴了一位朋友。他建議去六圩鎮上去買點什麼。我們滿懷期待地走到鎮上，什麼吃的也沒有看見，最後總算是買了一包麻花。不知道那段路程有多長，在我的記憶中留下的是一個對比，即在泥濘的道上走了很久和手中用牛皮紙包着的一包麻花。

好像是入學後的第二年，臨近期末，凌晨食堂的鍋爐放蒸汽，不知哪位起夜的同學聽見了，以為是地震警報的聲音。他跑動起來，驚動了更多的人，霎時間空洞的樓道像是中了邪似地晃動起來。二班的一位同學把樓道當跑道，啓動，助跑，衝出西側的窗子，一道優美的弧線劃過，從二層樓落入了樓外的池塘，比同年級三級跳冠軍飛得還要遠。我們宿舍也被驚醒了，一位同學從二層的牀上翻身而下，落在窗前的桌上，接着如影隨形，身子就到了窗外了；睡在一層牀鋪上的小徐見上面有黑影掠過，一個鷂子翻身，魚躍般穿入了夜空。他們在慌張中忘記了自己並沒有長翅膀，撲閃了幾下，就在黑暗中墜落了。等到同學們從驚恐中鎮靜下來回到樓內，發現我們宿舍少了兩人，往窗外看，見兩個形似彎弓的人形， 像兩隻折翅的黑天鵝，相隔不遠，一橫一豎，各自卧於窗外的草叢中。

我那天沒有住在學校。如果住在那裏也會飛入夜空嗎？我問過自己，但沒有答案。等我見到兩位勇闖夜空的黑天鵝時，他們已經躺在蘇北人民醫院的病房裏了。一位脊柱裂縫，另一位肋骨斷了四根。兩位的父母陪伴在側。那天我擔任看護，恰逢王小舒的叔叔——他是蘇北人民醫院的主治大夫——帶着衞校的一羣女孩子在那裏做臨牀測試。他撫摸着小徐的身體，從上往下，一寸寸深入，問哪裏疼痛。小徐嘴裏哼哼着，但等到小舒的叔叔從他的腰部繼續往下，要脱掉他的短褲時，他突然不再呻吟了，雙手緊緊拉住短褲的兩側，護住大防，臉上顯着倔強和無助。實習的護士們見狀往後退去，但小舒的叔叔並不讓步，他説翻過身來檢查後面吧。小徐在父母的勸説下屈服了，結果是先翻了過去，然後又翻了過來……幸而，不久之後，他們都陸續康復，沒有落下後患，卻從此不再飛翔。

這個年紀的人不免要碰到愛情問題。那時的中文系與現在的中文系的最大差別是同學中男女比例截然相反。現在學文科的多為女生，而那時同班女生大約只佔五分之一。入學之前，對愛情的瞭解，我是從小説中讀到的。外國的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復活》《紅與黑》《牛虻》，中國的如《二月》或《傷逝》，還有蘇聯小説《岸》。入學後，古典文學課中念《詩經》中的相關片斷，念杜牧、柳永、李清照的作品，或是《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等戲劇、小説，印象很深，但我的愛情觀主要是被外國小説塑造的。宿舍熄燈後的葷段子對我有啓蒙作用，但主要涉及性的問題，而與愛情無關。這類段子，我後來在秦嶺鍛鍊時聽到了更多，終於相信巴赫金所説，民間文學的精神是“向下的”。大約從二、三年級開始，同學之間的青春熱情開始萌發，先是演出諸如《於無聲處》等話劇，後是組織樂隊和合唱隊，各種戀愛故事也漸漸流傳，年齡稍大的竟敢手牽手地在校園中穿梭了。有一個同學一度愛上了愛情，表情神神秘秘，面色漸漸蒼白，樣子卻越發地神采奕奕了。我們弄不清誰是他的愛情目標。同學們竊竊私議。他總是一人獨行，目不旁顧，在竊竊私議的庸人中穿行，如入無人之境。那時，他只有一個目標、一種痛苦、一個念頭、一種歡欣，而在別人的眼中，他成了精神病患者。

靳凡《公開的情書》，北京出版社，1981年

不記得是哪一年了，我與王小舒站在三樓教室前聊天，談及剛讀過的通信體愛情小説《公開的情書》。這部作品不是什麼好小説，但那種將戀愛當宣言的哲學方式讓我們很震撼。那樣的小説與身邊的故事很不同。小舒是能夠理解那些“哲學”而又懂得生活的邏輯的人。或者説，他懂得自我嘲諷而不放棄哲理式的思維。2010年，我去山東大學，與他及夫人再次見面，已經是二十多年後的事情了，但還那麼親切。他批評我屬於讀小説有些中毒的類型，至今不懂得“生活”……

1978年至1981年的氛圍是所謂“啓蒙”。那時知青小説、傷痕文學登上了舞台；徐遲的報告文學和稍後出現的“社會檔案”文學也屬於這個氛圍。到現在還記得《哥德巴赫猜想》開頭那段關於仙鶴的描述，後來從電視中看到陳景潤的模樣，很難將他與徐遲筆下那個鶴頂鮮紅、渾身純白的高蹈形象聯繫起來。《今天》派的朦朧詩是文體上的啓蒙，但揚州並不處於文化中心，北島、舒婷的詩歌最初是從就讀於南京大學的柏鵬那裏傳抄來的。像許多大學的學生一樣，我們班也辦起了一個牆報，標題叫做《野花》，而我那時是更傾向於“野草”或者“叢莽”之類的，大概是受了魯迅的影響。彭驥鳴的散文、殷伯達的小説，好像還有吳瑞祥的文章，都在上面刊登過，我貢獻的，是純屬模仿的朦朧詩。現在只記得 一句，是“月亮也落下去了”，大概誰也沒有弄懂那是什麼意思。

徐遲《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牆報辦了一段時期。後來出了批《苦戀》的事情，時間上應該是1981年的夏天。我們想不通，決定舉辦一個討論會，公開討論這件事情。我也是籌備者之一。但不知怎麼搞的，校方知道了，覺得是件嚴重的事情。他們向身為班長的華學誠施壓。我記得系主任劉傳桂老師等將我們幾個參與其事的同學找到系辦公室，勸説我們不要舉辦會議了，我始終拒絕同意。但我並不是班幹部，壓力不在我的身上。最終會議被取消了。學誠知道我為此不高興，對他不得不做的妥協有意見。那天晚上學誠來開導安慰我，這事就這麼過去了。這是記憶中親身經歷的自由討論的第一次挫折。

畢業的時候，學誠終於要離開了，或許就是受了此事的牽連。他很消沉。我那時完全理解他的處境了。跑去看他時，他送了一個本子給我，扉頁上寫的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本子早已不知所終，但從東坡那裏借來的兩句題詩卻記住了。學誠是一個不屈的奮鬥者，他後來回到揚州師院，此後又輾轉上海，成為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現在我們竟居住在同一座城市裏，相距僅二十分鐘的路程吧。他永遠是領導者，當年是班長，現在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人文學院院長，連在北京的同學聚會也都是他招呼。對於母校的變化，他比我這個從小生長於斯的人還要清楚。

友誼的形成各種各樣，例如與吳星飛的友情是在回家的路上形成。1991年，在他擔任江蘇文藝出版社社長的時候，我們合作出版了《學人》叢刊；那時他來北京、我去南京，或者在揚州，見面是經常的。吳小平是我的同桌，我們各自早起晚睡，背誦英文和古文，他有時候喜歡比試，利用他的超強記憶力想壓倒我；每次看我説不出某個英語單詞時，就得意地笑。好多年後，他擔任江蘇鳳凰出版集團的負責人，促成了我們與江蘇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了多語種的文化研究刊物《印跡》。我們也因此有機會時時碰面。1993年，我在瑞典與高建平、李明夫婦相見，又一道去俄國、丹麥和希臘旅行，再往後建平回到國內，成為我在文學所的同事。

殷伯達是才子。那時他常常將寫出的小説手稿交給我看並提意見，我就在燈下一頁頁翻過去，用鉛筆在旁邊做註釋和評論。他心高氣傲，但在臨畢業前，忽然發現尾骨部位有增生，開刀後留下了一些後遺症。他的腿從此有些輕微顛簸。有一度時期，這個疾病到底會怎樣發展並不清楚，重複做了手術，他情緒低沉。但也恰在此後，經同學的介紹，他認識了現在的夫人小張，一位賢慧的女性。沒有她的精心照料，伯達的生活恐怕是兩樣的。他畢業後的那個時期，我們交往很多。病與婚姻，對於伯達的情緒和性格的改變，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為深刻。或許對所有人來説，這兩件事情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夠改變並型塑人的生活的特別重要的力量。

1996年起，我在《讀書》編輯部兼任主編，突然收到老同學周羣的一個朋友的來信，説周羣病逝了。我大驚失色。來信講述了周羣在南通電視台工作的一些情況。這位朋友説周羣談起過我，她很為周羣的不幸和曾經遭受的委屈抱不平，希望我能夠寫一篇悼念的文章。在靜靜的夜中，我搜羅關於她的記憶，二十年前的形象漸漸浮現，那麼美好。她扔鉛球很遠，但笑起來很文靜。班上編組時，她曾跟我分在一組，記憶中，她總是安靜地坐着，話不多。偶爾在校園裏見到她，她總是挎着一個軍用書包。不知道哪來的印象，似乎她的家庭有點軍隊的背景。畢業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文章發表在南通的報紙上。不久之後，收到周羣父親的來信，説很感謝，也很欣慰。這是我第一次為自己的同學寫悼文。

大學三年級以後，我的讀書興趣漸漸地偏向近現代思想和文學。那時與劉祥安聊得很多。他是興化人，地道的農民出身，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思考習慣。每次他從興化來學校，總會帶鹽水瓶裝的家釀燒酒一瓶，我們就着簡單的熟食，時時喝得面紅耳赤。臨畢業前，祥安與楊漢彬相戀，此後一道去了啓東。我有一次去那裏看他，漢彬挺着大肚子給我們做螃蟹下酒。下午我和祥安去散步，坐在海邊看黃色的浪濤拍打堤岸。祥安若有所思地説：波浪緩緩的、持久的拍打是最深刻的……我們那時一起讀李澤厚的思想史論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這部《時論選集》，我至今在教學中還用。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

我從中文系畢業，後來的研究集中於思想史領域，那時的閲讀——當然，還有那時的思想的氛圍——大概是起了作用的。但真正銜接起這兩個領域的，是對魯迅研究的興趣。揚州師院中文系的現代文學專業也是一個較強的領域，除了章石承、鄭彤等老一代的先生們之外，中年一代的老師如曾華鵬、李關元等在現代文學領域處於領先位置。“文革”期間，魯迅作品是必讀書，揚州師院中文系參與了《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曾、李兩位老師承擔的是《野草》註釋。他們對《野草》及魯迅小説的研究深入、細緻、微妙。李關元老師的課長於文本分析，細緻入微又留有思考的空間。他喜歡中外戲劇，會哼京劇、崑曲的唱段，在他的指導下，我除了系統閲讀曹禺、老舍、丁西林、洪深等人的現代戲劇文本之外， 也對易卜生、契訶夫、奧尼爾等人的作品着迷。我從未從事過戲劇研究，卻對戲劇及其表演保留濃郁的興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在我所讀的劇本中，最喜歡的也是演員們很難處理好的一句台詞，是《海鷗》中的這句話：

“我是一隻海鷗！……呵，不！不！我是一個女演員！”

賴聲川版話劇《海鷗》劇照

誰是1977級？

在二十世紀，時代這個詞神聖而又普通。我入學時十八歲，而年長的同學的孩子已經十一二歲了。幹部、教師、工人、農民、職員、知青，或者還有其他的身份，在這個時刻都變成了大學生。在此後的歲月裏，像這樣將年齡、經歷、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沒有出現過。因此，77 級，還有78級，大學生這個詞所包含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是其他任何時代所不具備的。年輕時讀俄羅斯文學，那裏的主人公們遭逢各種事件時，總會慨嘆——“生活啊！”在唸這個詞的語調裏，凝聚着只有在19世紀的俄羅斯才具有的意義，若用王朔的方式念，或用張藝謀、馮小剛的方式念，味道就變成“非誠勿擾”了。我們恰好就在這兩種慨嘆的方式之間各自展開自己的道路，如高速行進的車輪，不同的要素輻輳般地關聯在一個奇異的速度之中。我們顛簸向前，弄不清這個車輪是圓的，橢圓的，還是近於方型的，輻輳之間是否還有斷裂的虛線，卻少有旁顧的從容。走筆至此，忽然憶起1990年我在秦嶺山中蹬着自行車，蛇形蹣跚前行。登至峯頂， 四面豁然開朗，舉目張望，夕陽浸染的雲層下，唯見蒼山如海，過去的行跡與未來連成了變幻的一片。有時候，你説不清哪兒是你的過去，哪兒是你的未來。老馬克思説過：“成人不該在更高的階段上重現他的真情嗎?在每一個時代，它自己天然的純真性格豈不是活躍在兒童底天性之中嗎?為什麼人類歷史底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它的永恆的魔力呢？”

　　……從頭越。

　　從頭越，

　　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就是在那一年，我的老師章石承先生在揚州病逝，另一位老師唐弢先生一病不起，長卧於北京協和醫院。三十一歲生日的那天，在秦嶺之顛，我在籠罩着煙雨的山巒和激出白色浪花的深澗之間，眺望遙遠的北京，心裏開始了對於故鄉的漫長的思念。青春的歲月過去了。

畢業三十年了，過去歲月的痕跡還在體內作怪，就像是一種遺傳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甦生，逼迫我們回望自己塑造的過去。就像被攪起的沉在河底的落葉，再次翻卷於寬闊的水體，那些微瀾並不只是水面清風的造物，落葉自身的微力或許也是造成變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誰能區別浪花和深流呢，它們相互轉化，本屬一體，倒是落葉的漂流標示着運動的方向。生活就如博爾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 本文原載《今天》2012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