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一個人品令人不齒的“百代文宗”_風聞

文：吳世昌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重量級人物生活在封建統治時代，大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成員。過去對他們的評價，都是他們本階級的知識分子，以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標準而論定的。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今日，自然不能原封不動接受封建時代的評價。中國歷史這麼久，文化這麼豐富，歷史人物這麼多，要一一重新論定是不可能的。只能挑選我們比較熟悉的，或明顯有問題、有爭論的人物略略談談。我所想到的是文學史上的韓愈。

　　 韓愈之所以在中國文化界有如此持久的大名，蓋由於另一個封建文人對他的表揚，説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1]這幾句話，可説是韓愈一生事業的提要。後人對他的敬仰與同情，每部中國文學史對他的讚揚和推崇，也不外乎從上文引伸出來的下列幾點：

　　 一 他提倡古文運動，改革了齊梁以來綺靡的文風。

　　 二 他重建了孟軻以後長久中斷了的儒家道統。

　　 三 他批判了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諫憲宗李純迎佛骨入宮中，因此獲罪被遷謫潮州。

　　 但這三點都要分別討論，因為不能歸功於他。南朝文風綺靡，初唐繼承此風，所以需要改革，並不是韓愈的創見、偉績。早在唐以前，北朝西魏大統十一年(五四五)宇文泰就提倡政府文告要仿《尚書》的誥謨體裁，命蘇綽作《大誥》，不許用駢儷文體。蘇綽自己寫的六條政治綱領，完全是樸質自然的散文(見《周書》卷二十三本傳)。在日常生活的應用文方面，例如著名的閻姬與子宇文護書[2]，母子娓娓談家常，更是明白如口語。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其實即仿此書。到隋朝，文帝也曾提倡過“實錄”，而王通著書，則上仿揚雄的《法言》，也即是間接仿《論語》的文體。這些人都是提倡“古文”的先驅者。入唐以後，直接反對南朝綺靡駢儷之風的，在散文(當時稱為“筆”，如雲“燕、許大手筆”)方面有陳子昂、蕭穎士得風氣之先，而獨孤及、梁肅等則正是韓愈在這方面的領導者。即在詩歌方面，李白也發出了“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的宣言。可見初唐以來，一直有人在提倡古文運動，而韓愈是其中一個積極分子，而且他在實踐中寫了許多堪稱模範的散文作品。但如果認為他就是這一運動的發起者或“領袖”，則是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至於他重建儒家的道統，自命為孟軻以後的直接接班人，則不僅自大可笑，而且這一道統在中國文化史上、政治史上、思想史上為功為罪，尚待研究，遠非定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盂軻以後當然要數荀況，但荀學因受戰國別家思想的影響，已稍稍脱離了儒家的正統。荀況的文章中經常引《詩》為證，而詩教卻並非儒教的全部，且詩多來自民歌，比禮經更接近民眾。孟一變至於荀，荀一變至於韓非、李斯的法家。韓兼學老聃，李兼學商鞅，二人完全脱離了儒家的軌道。接孟、荀以後儒家的道統者，應該是董仲舒、揚雄。如果沒有董仲舒，漢武帝不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韓愈要祧董、揚而直接孟軻，毋乃不自量。

　　 若説韓愈闢佛，他也不是從哲學的觀點來闢佛學思想，而是從政治的觀點來闢它對於社會經濟的腐蝕與損害。這在當時的客觀情況下，也許比闢佛教的哲學思想更為迫切，更為重要。從南北朝以來佛教的寺宇變成了政治避難所，變成了躲避徭役和賦税的逋逃藪。國家的户口鋭減，而僧尼的人數大增。所以韓愈的闢佛之功，應該寫在唐代的經濟史和社會史上，而不是寫在哲學史上，或文學史上。至於道教的宮觀，則不但是避難所，有的甚至於變成了高級的妓院，許多所謂“鍊師”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接待當時的名流達官的。久曠的宮女和官邸的姬妾，往往求為女道士，藉此以求性的解放。所以韓愈雖然闢佛，卻不闢道。他在《原道》中説：“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這是因為談到經濟問題，他不能不併舉同樣不事生產的佛道二教之人，以便合四民而為“六”。他雖然不相信“謝自然”的棄家成仙，但對於《華山女》一詩中的“雲窗霧閣”，卻並不掩飾他的歆羨之情。他後來竟因服道士的“仙丹”而亡身，其妄誕正與他所批評的“謝自然”差不多。他是《紅樓夢》中賈敬的先驅者。

　　 據此看來，前人對於這位韓文公的恭維的話，有些是不實之詞，有的則是誇張。

　　 我對於此公素來有些不敬。從小讀古文，沒有別的書，只有一部《古文觀止》，老師首先挑出來教的是韓文，我記得第一篇是《應科目時與人書》。這個題目當時我不大懂，但文章內容倒是明白的。每次讀到“若俯首貼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總覺得有點不自然，繼而覺得：這是言不由衷，因為在文章的末了，他明明説“閣下其亦憐察之!”這不正是“搖尾乞憐”嗎?有了這個成見，又讀他的屢次《上宰相書》和《上鄭尚書相公啓》等篇，幾乎每篇末了總要説：“亦惟少垂憐焉！”“亦惟少垂察焉。”“伏惟俯加憐察!”“伏惟相公憐察。”既然如此，為什麼要説“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這不是掩耳盜鈴嗎?

　　 但最使我覺得噁心的是他的《示兒》和《符讀書城南》二詩。我在一九三〇年寫《辛棄疾》傳記，曾引韓愈《示兒》詩和辛棄疾的罵子詞作為對比，也比較二人品格之高下。[3]《示兒》的開始四句：“始我來京師，只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完全像一個暴發户誇耀他自己如何白手成家的經過。尤其令人齒冷的是下文竟有這樣的自我吹捧：“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掌握中央政權)。把孩子從小就培養成趨炎附勢的勢利之徒，這是連以前的封建文人如胡仔、鄧肅、全祖望等都忍不住要指出韓愈“所‘示’皆利祿事也。”“徒以利祿誘子”。“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陸唐老説《符讀書城南》一詩，“切切然誘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詩中又有“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等語，這不是教子下鄉，而是勸人棄農就仕，以博富貴。所以洪邁《容齋三筆》説：詩中所説“乃是覬覦富貴，為可議也。”辛棄疾的《最高樓》有一個短序説：“吾擬乞歸，犬子以田產未置止我，賦此罵之。”原詞如下：

吾衰矣。須富貴何時？富貴是危機。暫忘設醴抽身去[4]，未曾得米棄官歸。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 待葺個園兒名“佚老”，更作個亭兒名“亦好”。閒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咄!豚奴!愁產業，豈佳兒!？[5]

　　 這一對比，我想誰都看得出二人品格之高下，任何讚語都是多餘的了。我那時讀書不多，不知道蘇東坡早已注意這一點，不過他用杜甫的《示宗武》詩比韓愈的《示兒》詩。他引了五聯韓詩後説：“所示皆利祿事也。”又引杜詩五聯，然後結論道：“所示皆聖賢事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六，一〇二頁)

　　 説到韓愈的詩，使我引起深刻印象的也有兩首。其所以深刻，也因為對比。

　　 《元和聖德詩》，看題目實在冠冕堂皇，可能還以為是對皇帝宣頒什麼“德政”的歌頌。其實是平定一次叛亂以後殺戮俘虜的記錄，這在封建帝王統治時代是常有的事。韓愈詩中所述是劉闢的謀叛和被殺。元和初年，西川節度使韋皋死後，他的下屬劉闢“主後務”，據説他希圖謀叛未成，被長安派去的神策軍所俘虜，全家老小都被處斬。韓愈最得意的描寫是怎樣把婦女小孩剝光了衣服殘酷地殺死。他用觀賞受刑者痛楚的情狀來津津有味地描繪用刑的方法：

婦女累累，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使觀睹。解脱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揮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刌膾脯……

　　 這樣的描寫，他竟安上了“元和聖德”的題目，真是別人想不出來的絕妙的諷刺。無怪文廷式批評他寫平劉闢之亂：

不詳於用兵之方略，而詳於用刑之慘酷，不知其何意也!

　　 ……“婦女累累”以下云云，噫，酷弄虐政，下及婦稚，乃津津道之，以為“聖德”耶?(《純常子枝語》)

　　 文廷式只是用一般儒家的道德觀點批評此詩，即孟子所謂“側隱之心。人皆有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不忍見稚子之將入於井乃至“罪人不孥”等觀念。他沒有學過現代變態心理學，不知道“婦女累累”以下云云，正是典型的淫虐狂(Sadism)的表現：從別人，尤其是婦女和弱者裸體受刀斧之刑的慘痛苦難中得到快感。但我以為韓愈津津樂道殺死婦稚的殘酷，還應該對比他對於毒蛇的仁慈，才能瞭解這位“文公”的較為全面的心理。他貶官潮州以後，看到南方的一些風物，嚐到南方的海鮮食品，寫了一首《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他列舉了一些海生動物以後，自誇説，“我來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但接下去説：

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

　　 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並！

　　 他不但放了蛇，還向它祝告解説，求它不要錯怪他。雖説不希望蛇能以“靈珠”來報他不殺之恩，但心中還是暗暗祈求這蛇也會像隋侯所救護的大蛇那樣能銜珠以報他。否則又何必加上這麼一句呢，豈不又是“此地無銀”的故技?由此可見，他對於毒蛇的仁慈，也還有求報的目的。否則“放生”本來是佛教的“善舉”，他這個闢佛的儒家，怎會奉行佛家的教條呢?

　　 既然説到韓愈在潮州的情況，自然令人想到那篇著名的《祭鱷魚文》。這真是中國文學史上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一篇罕見的傑作。潮州濱海地區有鱷魚上岸為患，這是可能發生的。但他卻從這一情況中得到啓發，居然因此想出了個吹捧自己的宣傳方法。他派人把一羊一豬投入水中“祭鱷魚”，勸它們遷居，還和它們訂了個“約”，要它們三天之內——至多七天之內遷走，否則他要用“強弓毒矢”來對付它們了。這也算是“先禮後兵”罷？説也奇怪，這位自稱不信佛不信神仙的儒家大師，竟能使鬼神呼風喚雨，當天晚上就“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鱷魚們乖乖地“西遷六十里”，從此潮州無鱷魚之患了。這不是“以鄰為壑”，禍水西引麼？潮州西六十里就沒有人類居住麼？我在中學時代，許多學校選這篇《祭鱷魚文》為國文教材，教員講得津津有味，學生聽得目瞪口呆。再加蘇東坡的《潮州韓文公廟碑》證實了這個故事，説“公之精誠……能馴鱷魚之暴”，影響更廣大。現在看來，這樣的神話實在編得拙劣可笑，無聊之極。但即使在現在，這個“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韓文公”，在某些古文愛好者的心目中，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最後，要談談這位文豪的作品有時也是不足為訓的。一箇中小學的語文教師如果看見學生的作業中有意義重複的字句，他是有責任指出來或代為改正的，否則學生的家長也許要指責老師未盡責任。但是，有誰指責過韓文公作品中這類疵病呢?我沒有仔細讀過他的詩文全集，但隨手翻翻，有時也會有“收穫”的。例如他有一首《記夢》詩，竟有連續出現的這樣的句子：

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

　　 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

　　 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

　　 從前有人講笑話，説有個秀才因常做重複的字句，死後被閻王罰進一層地獄。他發現王羲之、蘇東坡和秦少游已先在獄中。秀才驚問這些文豪何以也被罰到此。王羲之説他的《蘭亭集序》中“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是重複了。蘇東坡自認他的《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七月”當然是“秋”，何必重複。秦少游説他的《踏莎行》“杜鵑聲裏斜陽暮”，被人指責後三字意義重複。但地獄中並無韓愈。可見連閻王也懾於他的大名。他的詩文怎麼不通也是範本。(例如“衣食於奔走”這樣不通的文字，也有人為他轉彎抹角地解釋，也有後世的古文家摹仿)他的重複的字句如上面所舉者，已極可笑：安=不危，開顏=笑，壯=非少。這樣的字句儘管出於文豪筆下，也是不足為訓的[6]。

　　 韓愈的散文在舊時代曾有過廣大而持久的讀者，尤其是在北宋歐、蘇鼓吹以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大都以韓文為範本，直到五四運動以後才逐漸斂跡。但如從歐陽修在李堯輔(一作“彥輔”)家發現韓集的經過看來，在北宋以前文人對於韓愈的文集是並不重視的(見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若不是歐陽修從“李氏敝筐”中發現“顛倒脱落”的六卷破書，再加上蘇軾對“韓文公”的誇張溢美之詞，則其傳播不會如此其廣且久。當然，一經傳播，韓愈的散文是很能吸引讀者的；尤其是北宋的知識分子在讀膩了錢惟演、楊億等華豔、綺靡的西昆濫調以後，韓文確乎能給人以一種剛健清通、自然暢達的感覺。他的像寓言又像隨筆的《雜説》、《獲麟解》等短篇，尤其引人人勝。他在文章中常以“龍”“馬”自譬，也引起了失意的知識分子思想上的共鳴。其副作用卻不是無足輕重的：直至千百年後，還有人以失水的“蛟龍”或不遇伯樂的“千里馬”自居。這就養成了妄自尊大，對自己要求不嚴，把自己的失敗都推給社會對他的“不公平”，不認識他的“奇才”，使他“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總之，都是別人不好，自己絲毫無責任；或者説，都是上級領導不會認識人，任用人，自己是“懷才不遇”。提倡這種意識形態，韓文是着實有“功”的。

　　 韓愈為了提倡“古文”，授業“傳道”，還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他説這話自有對抗駢儷文體之目的，不能僅憑字面來解説。同時他又主張“窮究經傳史記百家之説”，而勸人自出新意，“惟陳言之務去”。這些主張都是為他所參與的古文運動服務的。可是它的副作用是貴古賤今，為一切復古倒退者準備了理論根據，開了綠燈。

　　 我對韓愈提出了這許多批評的意見，是不是我對他有偏見，要否定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偏見，我大概有一些，但這也是從他的作品中得來的。至於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誰也不能否定，因為他的地位是由他的作品確定的，而不是後世任何人的主觀所能左右。並且，即使除了他不太高明的詩作以外，他畢竟也還有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不過因為過去文學史的編寫者一味對他歌功頌德，甚至不是他的功績也寫在他簿上，而對於這個人的嚴重缺點則絲毫不觸及——尤其是他在教育下一代的主導思想是唯利是圖、唯祿是求，實在要不得!這種批評過去也有人提出過，但也有人為他辯護，當然只能是些支離破碎，為封建統治者強詞奪理的説法。——新、舊《唐書》都記載潮州的鱷魚讀了他的祭文後真的遷徙的故事，這就可見有關韓愈的“功績”的傳説有多少真實性了。

　　 可是，歷來文學史的編著者寫韓愈的事蹟，都是根據新、舊《唐書》的，卻沒有任何一部文學史指出：韓愈為自我宣傳而捏造的“鱷魚搬家”的神話，竟被史臣當作歷史材料寫入正史的傳記[7]。

　　 後記：韓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龐然大物，又有許多崇拜他的私淑弟子。從宋代的理學家到清朝的桐城派，可説都是他的信徒。誰要是碰他一碰，就像碰了一個胡蜂窩似的，他的信徒們就會蜂湧而出：輕則“嗡嗡”示威一陣子，重則從背後螫你一下。別看他是小蟲子，有時也可以致命。所以批評他有時也不免要擔些風險。

　　 因此，可以理解，自從此文發表以後，——儘管我在文中還沒有提到他的集子中最為人所詬病的大量諛墓之文——已經頗有人表示不滿了。有的讀者要為韓文公辯護，例如説，他鼓勵兒子讀書做官，以求利祿，並無不該之處；別的封建文人也這樣做，只是不説而已。韓愈能不諱言，就比別人好。看來“坦白從寬”這一政策，也適用在古文身上。但這裏也有內在的矛盾。既然説“坦白從寬”，則其所坦白之事當然是不該做的，當然不是好事。這樣，這位仁兄本來要替他的韓文公辯護，反而坐實了他的過失。其實，韓愈的《示兒》詩本來是自負的誇耀，並不是自疚的懺悔，又有什麼“坦白”問題呢。

　　 至於別的封建文人希望他們的兒子做大官，這是從來就如此，而且幾乎人人如此。但別人有這些願望，而且筆之於書，我們讀了卻並不感到噁心，反而覺得天真可愛。試舉幾個例子，以便與韓愈的詩作比較：

　　 一 唐李商隱的《驕兒詩》希望他兒子將來“為帝王師”，封“萬户侯”。這是希望他兒子能像張良那樣佐劉邦成帝業，封為留侯。

　　 二 蘇軾的《洗兒》詩説：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這是牢騷，是反話，是罵世，但讀者不覺得他卑鄙，也不覺得噁心。

　　 三 辛棄疾的《清平樂》“為兒鐵柱作”，下半首説：

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

　　 辛稼軒把東坡的詞句拿過來，卻一反東坡之意，而結論則同樣希望兒子做大官。我們讀這三家詩詞，主題都與韓愈的《示兒》詩相類。但如果有人把這三家詩詞和韓愈的詩作了比較之後，還是不能區別它們的作者的品格之不同，那就不必以言詞爭論了。

　　 註釋：

　　 [1]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2]見《周書》卷十一《宇文護傳》。《北史》卷五十七錄此書有刪節。

　　 [3]見《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九期，第五——七頁。那篇文章是我在燕大二年級時寫的。當時所習為英文系，故讀書不多，尚未見胡仔、鄧肅、全祖望等各家對韓詩的評語，故文中未稱引。

　　 [4]《漢書•楚元王傳》説，元王的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特為他設醴。後來王戊即位忘記設醴，穆生預感到“王之意怠”，遂謝病去。下句指陶潛不願為五斗米的官俸向鄉里小兒折腰而辭官。故下文説“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

　　 [5]末三句一作“便休休，更説甚，是和非”。乃後人妄改。序曰“罵之”，末三句正是罵子之語。改後“更”字失律(應作平聲)，“非”字出韻(應作四支)，且與上文“更作個亭兒……”重得相犯。

　　 [6]杜詩中偶爾也有這類疵病，如“蕭條異代不同時”。“異代”豈能“同時”?

　　 [7]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中指出“鱷魚遠徙六十里的神語(話)”是韓愈自造的(頁三五三)。但對於新、舊《唐書》引用這“神語”入韓愈本傳，則未加述評。

　　 原載：《文學評論》一九七九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