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啓訥】台灣歷史書的內在錯亂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兩岸遠望”

*作者吳啓訥為台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本文刊載於《遠望》（2019年8-9月號；總371-372期合刊本）。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改成這副支離破碎、前後矛盾的模樣，倒也不令人意外。

近30年來，「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方興未艾，這個運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台灣民族」的民族國家。目前仍然活躍的台獨建國運動的推動者，基本上都是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一代。他們都接受過漢語文的教育，並且仍使用着漢語文，明白中國傳統「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之謂；同一羣人，也目睹了亞洲新興國家在脱離西方和日本殖民統治後，並未迴歸自身的傳統歷史敍述，而是模仿西方殖民者以及明治、大正、昭和版的日本史書寫，為建構其「國族」，重新建構國族歷史的現象。他們當然更明瞭「欲建其國，先構其史」的原理。

台獨建國運動欲滅之國，乃是目前依其憲法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儘管這個「中華民國」在諸多層面上僅餘名義，但這個名義和憲法都無法斷絕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這一關聯，對於獨立建國而言，是巨大的障礙。台獨建國運動欲建之國，是以台灣島為範圍的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故需要以台灣為範圍，建構國族的歷史。

矛盾混淆的「台灣民族」歷史書寫

為國族建構而重寫歷史，本是民族主義的常態。但在台獨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所劃定的國土範圍內，涉及到「國家」、「民族」、「人民」、「主權」這幾個「想象的共同體」議題，其背後的歷史和生態是複雜糾結的，這些無法依靠重寫消弭其複雜性的現象本身，即對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正當性構成挑戰。為了建立台獨主張的正當性，呈現在這幾個版本的歷史教科書中的「台灣民族」歷史書寫，不得不訴諸一系列充滿邏輯結構缺陷的述説，這些述説，當然就無法避免內在衝突與自相矛盾。縱觀戰後亞洲歷史書寫，吹噓、虛構、重建、謬解的情形並不少見，但混淆、矛盾到這種程度的，或許是孤例。

基於擔心「中國」以「炎黃子孫」的名義在仍保留祖先崇拜的台灣漢人社會中喚醒「大中國意識」，教科書立足於種族民族主義的角度，闡揚台灣「原住民」與「中華民族」無關，並引用基因研究的證據，欲證明台灣漢人皆有原住民血統，因而可以順理成章地與「中華民族」切割。但這一論述有兩個內在矛盾：

一、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民族」、「國族」都不是血緣概念、種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政治概念；強調血緣，也可能威脅到台獨的另一論述主軸──人民主權。

二，強調「台灣民族」在血緣上與「中華民族」的差異，等於在獨立建國議題上升高了台灣原住民相較於明清以來漢人移民的正當地位，威脅到台獨建國論者心目中真正的建國主體──源自中國福建省南部的漢人──福佬人做為「正港台灣人」的地位。換言之，既然主張原住民因血緣相異而與「中華民族」無關，則漢人必然會因血緣相關而「不幸」與「中華民族」連結，即使獲得了部分原住民血統，其血緣建國的純正性與正當性，當然又打了折扣。所以，不論如何混血，「正港台灣人」的血管中，還是多少流着的不屬於台灣的血液，這個難以改變的事實，勢必增加「正港台灣人」的焦慮。而在現實中，台獨建國論與「福佬沙文主義」間有着高度的重迭，是眾所周知的事，台獨建國論者不時借原住民宣揚台灣主體性，但卻從來沒有學習原住民語言的誠意，遑論以原住民為主體「建國」。如果咬咬牙，以血緣為論據，乾脆接受原住民主導台灣建國，或聽任原住民在台灣島的某一部分單獨建國，無疑卻違反了台獨建國論者的初衷。

台獨被迫寄居「外來政權」

面對種族民族主義建國論述的風險，台獨建國論者有了備案，主張島上的人民有權依照「人民主權」建構政治上的台灣民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不幸的是，在政治上，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無法追溯其「國家」傳統：原住民不曾建國（「大肚王國」不過是部落聯盟）；「正港台灣人」也不曾建國（「台灣民主國」是「中國」的延續）；日本人不是將台灣「從中國暴政下解放」出來，幫助它獨立建國的救星，而是台灣的殖民宗主；1949年底以來的台灣看似在現實中實行着自我統治，但其前提是，這個統治結構來自台獨建國論者口中的「外來政權」。更不幸的是，這個「外來政權」於1912年建國及1945年接收並統治台灣的正當性，皆來自中國人民所從事的革命與反侵略戰爭。如今在當局口中的「這個國家」，竟然不是建立在「革命─建國」的進路之上，而是寄居在那個「外來政權」的「殼」之中，被迫屈辱地承受着這個「殼」的基因殘餘。

媚日史觀否定台人主體性

為此，台獨建國論者只好再要求「去殖民化」，即，將被視為「外來政權」的中華民國確切定位為「殖民者」，面對這個殖民者，台灣不僅要追求有形的政治獨立與經濟自主，更重要的是戰勝「心理上的集體自卑感」、掙脱「殖民時代留下來的文化束縛」，進行「民族認同的重新建構和重新呈現」。但是這種將漢人移民以及與兩次中日戰爭的過程、結果直接相關的大陸─台灣關係解釋為「殖民」的敍述，一不小心就再度回到最初那種種族民族主義的敍述中，台獨派的焦慮遂再度上升。

為了克服這種可怕的循環，台獨建國論者又轉向「現代化」路徑，在歷史敍述和教科書中盡力呈現日本統治台灣50年所造就的社會和經濟的「現代化」樣貌，以此論證日本「進步」生活方式和中國「落後」生活方式的水火不容。這樣的論述，倒是呈現了整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動機和起點。日本投降後的台獨運動，一開始就不加掩飾地表達對「野蠻」、「落後」的中國的鄙視，迄今仍然是台獨主張的社會心理基礎。在將台灣人的大陸「遠親」描述為「殖民者」之際，台獨建國論者卻不願將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看做殖民統治，反而直接將「殖民地現代化」等同於「現代化」。為此，台獨建國論者不惜擱置台灣主體論，直接借用日本殖民史觀。殖民史觀自然導致台獨建國論的歷史敍述和教科書立足於日本軍國的立場，將19世紀末那場由日本取勝的戰爭所帶來的《馬關條約》合法化，否認20世紀中期中國抗日戰爭和二次大戰的結果所帶來的國際政治秩序。這種表述的結果，遮掩了台灣人在日本殖民期間只是二等公民的歷史，否定了清算日本殖民罪惡的必要性，進而否定了台灣人的主體地位。「現代化」敍述，又成為台灣種族民族主義、台灣政治民族論、人民主權論的障礙。

錯亂教科書鬧劇一場

面對長期以來以利益取捨取代是非判斷的台灣社會，以及30年來遭到深度洗腦、習慣盲從的青少年，這套標榜「主體」的歷史教科書，應該還會流傳一陣子。不過，其中充滿邏輯缺陷和內在矛盾的論述，無疑會加深學生的錯亂感，也會引起部分追求獨立思考的年輕讀者的質疑。我們可以相信，這套敍述和教材的壽命都不會太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