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亂世機會主義: 中國對外經略的新辯證法？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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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方銀 |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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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年來，國際局勢變幻莫測，所謂“黑天鵝事件”接連不斷，當此變局，大國博弈更需要根本哲學作為支撐。本文認為，過去在“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哲學指導下，中國保持相對穩定的外交剋制，通過經濟合作撬動政治外交互動，以“無為”而“有為”，取得了和平發展的諸多成果。但是，伴隨着中國國際地位與外部局勢的變化，“以柔克剛”——不濫用力量，把握時機恰到好處地使用力量，攻擊對方弱點，從而以較小力量達到較大的戰略效果——並且有所作為，亦是必要之策。除了“無為”與“有為”的辯證統一，外交手段的温和還是強硬，也構成對外戰略的一種向度。總體而言，我們需要形成一套具有豐富性與靈活性的外交應對系統，把握國際交往的根本環節與因素，形成關於中國外交的根本哲學。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2年第4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思考。

國家博弈中的中國外交理念與行為策略

外交是維護一國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的重要手段，國際舞台既是國家之間進行鬥爭的場所，也是國家之間進行合作的場所。一國特別是一個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行為方式，受到國際實力對比、該國面臨的外部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在日益複雜的背景下，僅僅對眾多技術性細節保持高度關注，僅僅堅持內涵有些模糊的“利益最大化”原則，並不足以從容應對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而不滑向簡單的機會主義。

從這種意義上説，大國外交需要一種哲學做支撐。

▍“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方略

具體到中國外交，值得反思的問題是：當前中國的外交戰略是什麼？這一戰略背後是以什麼樣的理念在做支撐？

過去20年中國執行的外交戰略，用不太準確的話來説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這兩句話之間有一個微妙平衡，即“韜光養晦”的同時要有一定的作為，同時這個作為不是鋒芒畢露的作為，而是符合“韜光養晦”的作為。“有所作為”要求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有所建樹，要承擔一定的責任、發出應有的聲音，特別是，要在這個過程中保持中國實力的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韜光養晦”則要求我們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不要承擔太大的責任，我們的建樹不能或不宜太大，在現階段不要有太根本性的建樹。這為中國的國際行為方式限定了一個大致的行動範圍。當與很多具體國際問題相聯繫時，它要求我們不要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減小對現有國際秩序的衝擊，不要成為國際鬥爭的焦點，從而在阻力較小的情況下，在現有秩序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或動搖的情況下，實現中國自身的“和平發展”。

從具體的政策層面來説，中國在“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外交戰略的指導下，採取了一系列改善與他國關係的積極的政策舉措。自90年代初以來，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中國和平發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這些政策舉措大致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 積極解決領土邊界問題，減少中國周邊的結構性矛盾。我們解決了除中印邊界外的所有其他陸地邊界的劃分問題。對於不能解決的劃界問題，則採取“擱置爭議”的做法，等待時機成熟的時候再加以解決。

2. 擴大經貿合作，以合作共贏、功能性合作等方式，推動經濟相互依賴關係以及各種合作關係的加深。為了推進經貿合作的發展，有時採取在合作中適度讓利的做法。

3. 廣泛參與國際制度，以這種方式約束自身的政策選擇範圍，傳遞出中國不試圖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信號。中國沒有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對美國進行“軟制衡”，沒有利用美國在反恐戰爭中力量過度伸展的機會給美國製造麻煩，在金融危機中也沒有對美國落井下石。

4. 全面改善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實行睦鄰外交政策，並建立一系列夥伴關係。跟儘可能多的國家尋找利益交匯點，增大合作的吸引力。

5. 不挑戰國際體系中的主導性大國美國。避免成為美國的主要打擊目標，同時在許多領域尋求與美國合作。

6. 減小問題和麻煩對雙邊關係帶來的負面影響和作用。當某些國家給中國找麻煩時，不採取“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種針鋒相對的反應策略，不使矛盾擴大化，而是態度上稍微多忍耐一點，耐心地做對方的工作，尋找轉圜之機。

7. 安全上，不給周邊鄰國以很大的壓力，避免用強制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避免對周邊鄰國形成太大的刺激，試圖通過積極的外交政策緩解他們在安全領域的擔憂。

中國外交哲學、中國外交戰略是一個十分宏大和複雜的事物，在此，我們重點探討對於中國外交哲學較為重要的某些關係和觀念。

▍無為與有為的關係

對無為和有為的關係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方式是，把“無為”“有為”看做中國外交的兩種不同的目標，這樣，不同的目標就規定了中國外交不同的行為方式。另外一種更常見的理解是，中國外交從根本上説希望在國際社會中有所建樹，“無為”和“有為”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兩種不同的方式。

由於國家之間博弈的複雜性，有時急於在國際社會中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影響力，在一些重要的國際問題上積極高調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可能會產生意料不到的後果。“9·11”事件後的一個時期，美國認為自身處於史無前例的實力優勢地位，並自認為佔有國際社會中的道義制高點。在這樣一種樂觀的形勢判斷下，執行了一種單邊主義的強制色彩頗為明顯的進攻性外交政策。這樣一種戰略在一個時期的執行，極大地消耗了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使美國的擴張性全球戰略在不太長的時期內陷入難以持續的境地，在國內經濟的制約下，不得不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一定程度的戰略調整。

與此相比，中國在實力上升的過程中，總體上保持了比較高度的外交剋制，沒有以高強度的方式在周邊地區強行推進中國的影響力，而是採取試圖以經濟合作推動政治安全合作的做法，推動中國與一些周邊鄰國關係的發展。這種做法一方面在比較長的時期內收到了較為明顯的效果，使中國與許多亞太國家形成一種經濟利益深度相互依賴的局面。同時，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做法存在的某些不足也顯示出來。這種不足體現在，當我們試圖以“無為”的方式實現自身影響力的自發自然擴展，而某些其他國家包括體系中的霸主國家試圖以“有為”的方式限制我們影響力的擴展，甚至試圖推回我們的影響力時，在兩種不同政策手段的碰撞過程中，“無為”的做法雖然有助於避免矛盾的激化，但要通過這樣一種做法戰勝“有為”的做法，不是一件易事。雖然從長期的角度看，“無為”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做法，但在國際環境不是十分有利的情況下，“無為”的做法在客觀上的效果，是要經常性地承受一些中短期的代價，這是難以迴避的事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對“無為”和“有為”（包括不同形式的“有為”）的效果進行比較。“無為”可能是一種在中短期內以較低成本獲取較低收益的方式，而“有為”則可能會在中短期內獲得不小的收益，但伴以不小的成本。如果執行一種超過自身外交資源足以支撐的抱負太大的“有為”戰略，則經過一定時期的消耗後，可能面臨事與願違的後果。總體上，“有為”是一種積極的心態，但急於“有為”，在自身實力和外部環境不具備時簡單粗暴的“有為”則應避免，“有為”需要以高度的技巧為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説，“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當形勢和時機較為有利時“順勢而為”，即在理解國際關係規律的基礎上，順應事物的發展規律來做事；當形勢不利時，則以低成本的方式防守住自身的陣線，是一種具有高度戰略耐心和戰略忍耐力的“有為”方式。從總體上説，這是一種“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不為天下先的做法。這種做法的一個優點是，節省力量的使用和消耗，避免過激的鬥爭，從而在一定階段內可以達到養力的效果。在自身“無為”的時候，如果其他國家紛紛追求“有為”，陷入相互紛爭的情況，這對於積蓄力量則更為有利。

不過當自身成為他國針對的明確目標時，“無為”的做法可能由於其消極的一面，而產生較明顯的負面後果。正如中國韜光養晦外交政策的執行，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美國在中國周邊地區的戰略佈局，有時不是特別有利於守住崛起過程中已經取得的某些成果，這也體現了忍耐與謀求發展之間的矛盾。

大國手中擁有的力量，如果不斷地以剛性的方式發揮作用，則必有時而後窮，“以柔克剛”的做法則是，待對方力窮之時而制之，當對方力未盡時則不與之爭，而己方之力則一直不用盡，從而始終留下緩衝和迴旋的餘地。當對方力未盡時，這一策略的外在表現往往是“不爭”，但僅僅是“不爭”並不足以制服強大的對手，而要在對方力盡之時或對方無法使力的地方，利用時機以制之。

因此，“以柔克剛”的做法，要點在於不濫用力量，並把握時機恰到好處地使用力量，以攻擊對方的弱點，從而以較小的力量達到較大的戰略和政策效果。

從長期看，“無為”轉變為“有為”，要靠在適當時機的有效作為來實現。如果在關鍵時刻未能有效作為，則“無為”成了真正的無所作為，是一種消極的戰略態度。

▍外交手段中的強硬與温和

温和手段從總體上説是試圖通過合作、協商的方式解決國際關係中的問題和衝突，它較為關注不同國家之間利益協調一致的一面，認為國家之間的博弈，從長期和根本上來説，具有雙贏或者共贏的可能性。在緊張局勢出現時，這一做法有助於避免衝突的升級。

中國古代的懷柔政策，就是一種温和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下，當中國處於實力優勢地位時，在對外使用武力方面仍持較為高度的慎重態度，總體上執行一種以防禦為主的和平的對外政策。對周邊執行“厚往薄來”的懷柔政策，適度向周邊國家進行利益傾斜，以安撫周邊國家、保持邊境地區的穩定。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明確列出十五不徵之國，告誡他的子孫後代，只要這些國家不來打我們，我們就不要去打他們。這樣一種對外政策，不以中國榨取其他國家的利益為特徵，有助於古代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文化縱橫2019年10月新刊目錄）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大國對自身行為進行高度剋制的外交政策，其效果並不是特別理想。隨着時間的延長，大國的懷柔政策有一個效果越變越差的過程。造成效果逐漸變差的原因，不在於大國的和平意願不夠清晰，不夠堅定，也不是因為周邊國家對大國的和平意願出現了錯誤認知，不相信大國的和平意願。導致懷柔政策效果變差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長期對和平意願的廣泛深入有效的宣示，帶來的後果是大國戰略威懾力的逐漸降低；二是當週邊國家認識到“大國的和平意願是真實的”之後，他們認為大國有很強的不願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傾向，這時，可能會產生一種通過機會主義行為獲取利益的動機。其在行為上的表現，是對大國的騷擾或利益上的蠶食變得更加頻繁。如果大國對這些侵擾和蠶食其利益的行為不做出明確的回應，如果這些侵擾和蠶食行為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種行為就可能逐步升級、加劇，甚至達到明目張膽的程度。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大國簡單地放棄温和的外交政策，轉而從總體上執行一種較為強硬的對外政策，也會帶來另一方面的弊端。強硬政策的主要弊端在於，會使安全領域的競爭激化，從而導致一些並不希望發生的衝突，或使某些不重要的衝突升級，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對外無差別地執行強硬政策，會把一些國家不必要地推向自身的對立面，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時候形成自我包圍的後果，從而導致戰略上的孤立。這樣的局面，對於崛起國來説更加需要加以避免。

從根本上説，這涉及的是外交中軟硬兩手如何合理配置的問題。從政策層面來説，不僅過度強硬和過度温和都不可取，而且，政策僅僅是長期無彈性地偏於強硬或偏於温和都會產生一定問題。長期沒有彈性地執行強硬政策或者温和政策可能都不可取。在這個方面，連續執行強硬政策會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後果，以及連續執行温和政策會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後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從長期來説，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是剛柔相濟，不同的手段相互比較有效地配套。從總體上説，堅定的政策更適於維護自身已有的利益，温和的政策更適於拓展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利益。關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外交政策何時更“堅定”，何時更温和，需要通過連續一致的政策，讓外界形成較為清晰的預期，從而在長期內對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產生引導作用。信號上的不清晰會鼓勵機會主義行為，可能導致我們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此外，在中國外交中，需要關注外交戰略轉換的方式與時機。外交本質上是不同國家之間的博弈，在國家相互博弈的過程中，每一策略的有效性是相對於其他國家採取的策略而言的。策略的演化是一個動態過程，每個國家會根據對方採取的策略，進一步對自身的策略進行調整和優化，因此沒有抽象意義上的最優戰略。在一個階段成功的策略，不一定在其他階段能獲得成功；對這個國家有效的策略，在處理與另一國家關係時可能是無效的策略。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需要對其性質和行為方式進行判斷，進而採取不同的方式加以應對。

比如，我們在一定時期內與一些國家交往過程，執行的“合作共贏”外交政策，要獲得最大的效果依賴於一個前提：對方也想共贏，而不是對方想“贏者通吃”，不是試圖機會主義地利用我方合作的意圖來獲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對方的思路是“贏者通吃”，或者是試圖通過削弱對手來提高自身的相對地位，或者只是一種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顯示自身的善意而特意採取的許多單方面合作性質的舉動，其價值和效果就值得懷疑。

從這樣一種國家動態博弈的視角出發，對於“戰略機遇期”的存在性和性質也要進行新的思考和界定。“戰略機遇期”的提法本身意味着機會是短暫的，因此需要加以充分地珍惜和利用。另外，機遇期不能通過假定而存在，它的存在需是一種現實的客觀存在。即使同樣是在“機遇期”，在其早期、中期和末期它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從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來運用。如果運用不當，“機遇期”產生的結果可能並不是對我們有利。由於國際體系的複雜動態性質，對於機遇期我們不宜有僵化的認識，機遇期本身可長可短，經常處於變化之中。而且機遇不是隻有一次。過了這一機遇期，以後也可能會出現新的機遇期。

從根本上説，我們外交戰略選擇的持續性，內在地要求其內涵具有一定的豐富性，需要有一套有效的組合性質的應對方式，對不同國家的不同反應具有適應性。對於國際體系中各類行為體行為方式需要有大體符合實際的判斷和預期。不能不適當地假設他國有太高的善意，不能忽視他國的機會主義，同時對這些機會主義的做法需要有效的應對策略。在此基礎上，努力把握住國際交往中根本性的環節和因素，把它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外交經驗相結合，在此基礎上，形成關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較為準確和切合實際的長期定位，並通過資源和手段的配合以及持久不懈的努力，逐漸實現這樣一個定位，在各國博弈的複雜動態過程中，逐步實現中國人民對中國外交的總體追求和期許，這也許是中國外交較為根本的“哲學”。

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2年第4期，原題目為**“國家博弈中的中國外交理念與行為策略”。**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