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的全球化批判也許來得太早了，但他提出的問題卻都應驗了_風聞

早產的全球化批判

——重讀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蕭武

　　誠如汪暉自己所説，《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實際上並不是一篇學術論文，不僅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甚至連一般學術期刊上的學術規範所要求的論文的格式也不具備。這只是一篇地地道道的思想札記。當他本人在1994年寫下這篇論文的時候，也許想到的並不是如何批判資本主義，更不是全球化，而是在分析當時正在中國學術思想界進行的人文精神討論產生的背景及其內在的思想邏輯、關於鄉鎮企業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意義和作用、新興而時髦的後現代主義等當時風靡的思想潮流。而且，很顯然地，即使經過了作者自己後來的修改，也仍然帶有濃重的“思想札記”的色彩，雖然他對人文精神討論、後現代主義和鄉鎮企業都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和評估，但卻沒有嚴肅認真的分析。因此，整篇文章在結構上顯得較為散碎，而缺乏汪暉的文章一貫的邏輯上的遞進。

　　但就是這篇文章，卻成了1990年代後期以來直至現在仍然戰火未息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導火索。實際上，按照汪暉在1999年為《死活重温》所作的序言《分歧在哪裏？》中的説法，該文首先並不是在引起軒然大波的《天涯》雜誌上發表的，而是先摘要在韓國發表了一部分。即使如此，1997年《天涯》雜誌發表該文仍然成了當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標誌性事件。在那之後，曾經在1980年代的新啓蒙運動中或並肩作戰或遙相呼應的19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學者分裂成了兩個截然對立、時不時發生短兵相接的衝突的兩個對立的陣營：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而且，幾乎當時中國學術思想界的活躍分子幾乎都或多或少地捲入了這場紛爭，爭論的戰火持續蔓延，戰場也迅速擴大，參戰者也日漸眾多。時至今日，幾乎針對任何話題的公共討論都會迅速地轉移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包括2008年發生的關於西藏問題的討論、汶川地震、奧運會等等，甚至連年末的華東政法大學老師在網上聲稱被學生向國家安全部門舉報都迅速地轉變成了兩個陣營之間的相互批評和指責。參與者也早已從剛開始的向年齡更大的一代學者擴展的趨向變成了向更年輕的青年大學生蔓延。而每當發生公共討論的時候，參與者們也總是本能地使用兩個陣營的語言，從而將討論的重點轉移到更抽象也更激烈的兩個陣營的糾紛上去。

　　與自由主義者總是急不可耐地把自己歸類為自由主義者不同，新左派中的大多數人總是拒絕承認自己為新左派，汪暉就從不承認自己是什麼新左派，而是一再堅持聲明自己的批判知識分子的立場。曾經的新啓蒙運動領袖、後來也被指認為新左派的甘陽也曾聲明，如果説有新左派的話，那麼對手應該是新右派，而不是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的敵人也不應該是新左派，而是在1990年代後期已經日漸明顯的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集團。

　　前不久甘陽在鳳凰衞視大講堂演講時表示，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這場討論中的對立雙方無論是非對錯，都開了一個好頭，即擴大了公共討論的議題，兩個陣營的知識分子能夠更多地就重大社會問題進行討論，而不再是像1990年代初期那樣自娛自樂式地討論文化問題和學術界自身的問題，而這在他看來就是一個重大進步。作為1980年代的新啓蒙運動的領袖，甘陽當然可以這樣評估由汪暉的文章引發的這場爭論的意義和歷史作用，但對更年輕的一代來説，這個頭卻開得並不好。

　　就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發表之後的爭論中，雙方就已開始不斷地攻擊對方的目的和立場。自由主義者攻擊新左派為毛主義分子和文革餘孽，而新左派也不客氣地回敬自由主義者是改革開放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2000年，汪暉的自選集獲得“讀書獎”，再次引起雙方的大辯論。由於原定規則與評獎結果都存在一定的問題，自由主義者發動了對汪暉的圍攻。之所以説自由主義者發動的這場針對汪暉的文字官司是一場圍攻，而不是學術討論，是因為，在這次辯論中，自由主義者質疑的是汪暉的道德，而不是針對汪暉的學術思想觀點。很顯然，如果這次得獎的不是汪暉，而是其他與這場爭論關係較小的人，即使同樣違反了規定，自由主義者的反應也絕不會如此強烈。那麼結論只有一個，就是自由主義者們針對的是汪暉個人。後來，同樣的故事在2003年再次上演，而那次的主角換成了法學家朱蘇力。同樣的邏輯，許多人針對的是朱蘇力個人，而不是招博這件事，這次討論也未能達成任何對中國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規則的改革意見。這樣缺乏建設性的討論顯然不能被稱為公共討論，只能説是針對個別人的集體圍攻。

　　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共討論實際上不是變得更容易了，而是越來越不可能。到1998年討論進一步擴大後，雙方的立場和基本理念已經基本上形成，比如新左派對社會主義遺產的正面評估和自由主義者對自由市場日甚一日的宗教式崇拜。對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任何批評和反思在沒有事先聲明的情況下，都會被指責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自由主義者，而任何對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更具體一點説，更多的時候實際上是對美國的某項政策）的批評和反思也會立刻被指責為文革餘孽新左派。雙方都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慣性思維方式，即對自己的理念的絕對捍衞和對對方的道德質疑越來越公式化。任何公共話題一旦被引入兩個陣營的爭論，討論馬上就會轉變為各自對自己的立場順口溜式的反覆闡述和對對方的道德質疑。比如三農問題在2000年前後日益凸顯出來，雙方都試圖就這個問題拿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但每當雙方試圖就這個問題進行交流、溝通的時候，馬上會脱離三農問題，而轉到比如對文革的評價、對哈耶克的理論的評價上去。尤其是面對是否需要土地私有化的問題，新左派只是反覆強調土地在今天對農民的社會保障作用，自由主義者則反覆申述因為土地沒有私有化而徵地農民的利益如何被侵犯，但他們卻都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所謂的失地農民的問題並不是普遍性的，只是在城市周邊的少部分人而已，更重要的是，這些農民所爭取的不是利益保障的問題，而是他們希望得到的總是超過市場價值的。2000年以來，諸多的所謂公共討論無不如此以問題討論開始，而又每每都以各自的立場表述結束。

　　就這個意義上而言，可以説從1997年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以來，實際上沒有形成過一次有效的公共問題討論。這當然不等於這些年來的中國沒有出現問題。恰恰相反，正是在這十年多的時間裏，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解構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比如政治領域的基層民主試驗、經濟領域的國企改革與房地產業迅速膨脹、文化領域的中國正在發生的文化自覺等等，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梳理與討論。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2000年以來新保守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和中華民族和平崛起重新成為國家主題，而保守主義的興起恰恰是在拋開了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才達成的結果，而中華民族和平崛起則是由國家宣傳機構首先提出並迅速推廣的，民間與之相呼應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每一次表現都會被污衊為民族主義逆流。

　　之所以要在這裏不厭其煩地追述這些眾所周知的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並不是意味着汪暉及他的這篇文章應該對近十年間缺乏有效的公共討論負責，而是恰恰相反的，汪暉提出的最重要問題被忽略了，這就是全球化。正是因為這種忽視，才造成了對全球化的研究不夠，中國自身在介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才造成了今天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得不正在經歷的經濟危機。

　　正如汪暉所言，新啓蒙運動的失敗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方向，蘇東劇變的多米諾骨牌也沒能壓倒中國，中國在1992年重新走上改革開放的軌道後，所作出的改革遠比1980年代的新啓蒙運動的參與者們所要求的更多，幅度也更大。比如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在20世紀最後幾年進行了大規模的破產重組、下崗分流，而且在2002年組建了新的國家機構國資委，使國家對企業的管理從原來的行政性管理變成了資本化的股東式管理，甚至在2000年後還掀起了大規模的MBO，將地市一級以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省市一級有選擇地保留）。尤其是幾乎與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同步進行的三大改革住房改革、醫療改革和教育改革，雖然直接帶動了中國經濟自2002年以來的高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了眾多的社會問題。但這樣大幅度的改革不僅未能帶來新啓蒙運動在1980年代所許諾的美好的自由市場社會，反而增生出了更多的問題。

　　面對這種情形，自由主義只是以一句“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打發了事，而新左派反覆強調的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的分析卻始終停留在呼籲的層面，並未付諸實際的行動，只是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的新名詞，比如邊緣、底層等等。但資本作為一種新興的力量究竟在怎樣重構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結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究竟如何被這種新的結構組織進去，這樣的問題卻始終沒有人解答。汪暉在寫作《當代中國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時重點分析的文化研究雖然曾經一度在中國十分繁榮，但終究未能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而汪暉提到的作為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中國的表現之一的鄉鎮企業究竟怎樣奇蹟般地崛起，又怎樣悄無聲息從中國歷史的舞台上的消失，也沒有得到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解釋。

　　不可否認，汪暉曾在這些方面做過一些努力，比如後來被收入《死活重温》的幾篇文章就曾試圖批判性地反思現代性、自由主義、現代經濟學等重要命題，但最終都無果而終，也未能形成廣泛而深入地討論。尤其是政治經濟學，正當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領域取得日新月異的成就的時候，最需要一種新型的政治經濟學來為人們提供理解這種成就與變化的思想框架，遺憾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至今仍未改觀。當中國製造業面臨嚴重困難而將要進入萎縮通道時，主流的中國經濟學家們居然異口同聲地説這是因為流動性過剩；當金融衍生品的過度繁榮已經被廣泛地認為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的時候，影響中國決策層的觀點仍然是繼續增持美國國債，同時到紐約、倫敦等資本主義金融中心去搜羅剛剛因為金融危機而失業的金融專家們；當中國因為深度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缺乏相應的防火牆機制的時候，主流的意見仍然是中國還需要更進一步地捲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

　　汪暉指出了一個對這個時代的中國來説最重要的問題，但遺憾的是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深入地研究和討論。我不清楚汪暉在該文中對全球化的批評是1994年寫作第一稿時就已經寫到的，還是1997年修訂的時候增補的，但無論如何2000年之前中國與全球化的關係顯然都與之後無法相比。20世紀最後幾年的國有企業大面積的破產重組和退卻為外資大規模進入中國留出了足夠的空間後，中國終於在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但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對中國的效應是在2002年之後才逐步展開的，首先是農業，然後是工業，金融開放得最晚，遲至2005年才對外資開放，而且仍然保留了部分限制。2002年時，中國經濟增長中出口的貢獻率僅20%，而六年之後的2008年，已經達到了40%。全面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帶給中國的變化是巨大而深刻的，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也越來越休慼相關。

　　但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國思想界卻大體保持了平靜，所討論過的最具公共性的事件也只是通識教育和北大改革，而對全球化在中國的逐漸展開過程熟視無睹。同樣，汪暉在這個過程中所貢獻出來的是已經被迅速地經典化了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按照汪暉自己的説法，長達百萬言的該書是他整個1990年代的研究成果。從學術價值的角度評價，該書的意義自然毋庸質疑，但對一個對身邊正在發生的歷史最具敏感性的思想家的角度説，汪暉未能在這個過程中繼續他對全球化的批判，則未免是個遺憾。從這個意義上説，《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多少有些早產兒的味道。作為該文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的全球化對當時的一般中國人來説還不構成問題，不被人理解可以説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汪暉在該文中提到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遺產和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觀念，基本上在後來的中國思想界得到了年輕一代的肯定。尤其是在甘陽2005年在清華髮表“通三統”的演講後，承認和肯定毛澤東時代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在年輕一代的思想者中間正在日益成為一種新的共識，對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的重新評估也已逐步展開。而這無疑是一箇中國思想界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

　　不知有意還是無意的，汪暉在近年來的演講和訪談中越來越多地談到了中國人的世界圖景，多次批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所謂世界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歐洲、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地區，而次發達或欠發達的亞洲、拉美、非洲則在一般中國人的知識結構中缺席。也恰恰是在這幾年裏，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國已經從原來的單方面的資本輸入國變為日益突出的資本輸出國，在東南亞、非洲的中國資本和人員正在日漸增加，甚至有西方國家批評中國正在取代傳統的西方殖民者地位，成了廣大第三世界地區的新的殖民者，而且不止是強大的國家資本，也有不少自由資本已經進入這些地區。雖然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這種變化的趨勢卻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了。而在新近的金融危機中，更有人説出了“1991年，只有中國能救社會主義；2008年，只有中國能救資本主義”。如果説這會在不久的將來變成現實，惟願像有人評論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時説“13億中國人信了基督教，改變的不是中國，而是基督教”那樣，中國人能夠改變資本主義，而不是被資本主義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