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s印尼排華潮的最初元兇：台灣與美國介入印尼內戰_風聞

“雅加達之獸”故事中獲頒青天白日勳章之廖鈞

前幾年華文媒體（不僅是網絡）上曾流傳一個文章，敍述蔣介石於1970年聞知印尼排華時，如何“慷慨激昂”地安排孫立人、黎玉璽等將領籌劃突襲，接着派遣軍艦和海軍陸戰隊闖入印尼雅加達的“中華民國駐印尼大使館”與暴徒激戰，最後成功撤離數百名華僑與使館人員。事成之後，蔣介石論功行賞，參戰人員紛紛升官獲勳，台灣大軍勇武之名，一時遠揚海外……

儘管這故事的情節荒誕不經，比如印尼早在1950年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67年又因破壞中國大陸使館與劫持外交官導致雙方斷交，1970年兩岸在印尼俱無正式官方代表，故所謂的“中華民國駐印尼大使館”根本是子虛烏有。還有孫立人早在1955年就遭蔣介石軟禁，又何從參與軍政？至於故事裏台灣派出的丹陽、章江、劍門等軍艦，不是早已退役，就是於1965年“八六海戰”時遭解放軍擊沉，根本不可能在1970年出現。但該段子仍歷久不衰，並引起大陸“國粉”的喝采。渠等絲毫不知，歷史的真相十分殘酷，蔣介石不僅沒有在印尼排華時施予過任何援手，反而還與美國一道加入印尼內戰，促使印尼政府在平叛後以此為藉口，掀起一波波的瘋狂排華風潮，令眾多無辜華僑受害冤死。

印尼總統蘇加諾因傾向共產黨而引發美國與台灣不滿

印尼排華情結早在荷蘭殖民時代就已種下，肇因於荷蘭人採取西方殖民者慣用“以夷制夷”的分而治之手腕，利用“華人管理土著，殖民者作仲裁”的間接管理策略來轉移矛盾。而當印尼獨立後，內部紛雜的族羣和語言、貧富差距、地域摩擦，以及冷戰塑造的美蘇對立陣勢，都使印尼新政府不時採取忽而親美、忽而親蘇的搖擺策略，並將矛頭轉移至華人與共產黨身上以鞏固權威，已經成為印尼當局轉移國內矛盾的一種慣用手段。例如1950年印尼雖同意與北京建交，但在同年7月竟拒絕16名擬建使館的中方人員入境，迫使他們在海上勾留了半個月後不得不黯然返國。接着在8月印尼又未按照外交慣例迎接中國大使王任叔到任，且遲至1953年10月才派出首任駐華大使。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後，印尼又追隨美國對華實施禁運，同時對內清剿左翼與共產勢力，逮捕親共的華文報刊《生活報》主筆王紀元、社長黃周規、《生活週報》主編鄭楚耘等人，顯示對華態度的兩面性。

這種兩面性也凸顯在印尼的兩岸政策上。印尼雖同台灣政府斷交，關閉“中華民國”的各處領事館，但仍允許國民黨黨部運營。印尼總理哈達（Mohammad Hatta，1902-1980年）甚至在1950年對國會秘密報告外交走向時，主張讓台灣脱離中國獨立。加上1949年時，國民黨在印尼的黨員猶高達41,584人，冠居海外之首，又掌握《自由報》、《天聲日報》、《中華商報》等媒體，不時攻訐親共華人，甚至想唆使印尼政府壓制渠等。如國民黨泗水黨支部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商報》主筆辛卓基就曾沿街紀錄懸掛五星旗的門户，意圖鼓動印尼政府迫其降下；黃周規在慶祝印尼獨立成功時，於報社升上印尼國旗與五星旗，也遭國民黨員聯合印尼軍警施壓，但被黃與其他華人拒絕。華僑內部的這種分裂，不僅造成未能團結抵禦印尼迫害的窘境，還讓印尼政府有藉口稱其影響內政、以此滲透與打壓華僑，不能不説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1956年毛澤東宴請蘇加諾，蘇加諾為毛看手相

對印尼的這種兩面手法，建國不久的中國大陸以大局為重採取了容忍態度，台灣與美國則是不滿其反共不夠徹底、又拒絕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而印尼也頗不悦美國不願一塊兒向荷蘭施壓交出西伊裏安（Irian，新幾內亞島西部），以及美國替荷蘭催討印尼所積欠債務，故與蘇聯和第三世界國家走得更近。1953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説道：“保持一個統一的印尼是十分危險的，它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共產主義佔統治地位，共產黨中國是個例子”。因此，美國與台灣都處心積慮推翻印尼總統蘇加諾（Sukarno，1901-1970年），或扶持其他外島反共勢力，以符合自身的戰略利益。

1954年9月，印尼政府挫敗美國支持的政變陰謀，其中竟有國民黨員章勳義、領事朱昌東等人共謀舉事，印尼遂將之下獄。台灣立法院一面集會討論如何營救，一面又向印尼國會抗議施壓。最後章勳義、朱昌東等人遭印尼驅逐出境，台灣則以“反共鬥士”之名歡迎他們並呼籲“民主世界譴責印尼政府”，絲毫不提自身偕同美國如何幹涉印尼內政，同時和美國加緊顛覆蘇加諾政府的腳步。1954年，美國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政府提出可使用包含武力在內的秘密或公開手段、防止印尼落入共產黨控制的方針。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後，艾森豪威爾政府又制定NSC5518號文件，決議對印尼實施“隱蔽行動”（即暗中以軍事或情報手法干預他國），台灣也被印尼三寶壟（Semarang）報刊《自由之聲》曝光試圖行賄推翻蘇加諾的醜事，這都給印尼的反美與反華民意累積了能量。

促使印尼反華的導火線，終在1956年12月蘇門答臘、蘇拉威西等外島的叛亂上被點燃。由於不滿蘇加諾傾向共產黨、爪哇人佔據大部分國家資源的政策，侯賽因（Achmad Hussein，1925-1998年）、蘇穆阿爾（Ventje Sumual，1923-2010年）等軍官相繼宣佈脱離中央，美國見獵心喜，遂由駐紮在棉蘭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負責秘密運送武器與資金予以支持。原本CIA在印尼叛軍高層在新加坡會面合作，但因新加坡當時缺乏空運載具，且地狹不利掩蓋消息，於是CIA改至台灣接頭，在台的民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Inc.，由原“飛虎隊”司令官陳納德創建並負責運營）名義上雖屬台灣，實為CIA把持，頗適合支持美國的秘密行動。而蔣介石也積極配合，於1958年公開宣示“印尼之中立不過投機取巧，將來必為共產黨所顛覆或瓦解”，與美國一道介入印尼內戰。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與蔣介石（左二）共謀出兵顛覆印尼蘇加諾政府

根據美國CIA與蔣經國擬定的計劃，台灣將以民航空運、復興航空的機隊空投補給印尼叛軍，CIA台北站站長克萊恩（Ray Steiner Cline，1918-1996年）還動用美國空軍15架B-26轟炸機，在去除標記後交由台灣與美國人員駕駛，前往轟炸印尼政府軍。蔣介石甚至命曾擔任自身座機駕駛、時任台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的衣復恩親自駕機參戰。不過雖然目標是印尼政府軍，但台灣與美國仍在過程中濫炸超市、教堂、民船，傷及不少平民。除此之外，滿心想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甚至進一步制定《南海作戰計劃》準備於1958年3月派遣4個海軍陸戰隊加強營以志願軍名義直接介入印尼內戰，並打算在登陸蘇拉威西或蘇門答臘後以精幹的特種部隊直撲雅加達實施斬首行動，將印尼領導人一舉擒拿。但此舉立刻遭美國勸阻。畢竟對美國而言，其只想扶植一個東南亞的反共政權，並不想因蔣介石而捲入另一場大戰。

雖然無從直接派兵，但蔣介石仍向印尼叛軍提供為數可觀的武器，光是1958年2月至4月間，就由海空軍運送14門七五無後座力炮、28門八一迫擊炮、20挺七九式重機槍、1,204把四五衝鋒槍、2,480支卡賓槍、1萬1百枚手榴彈等足夠裝備7個營的軍火，緊接着在同年6月，台灣又增運3個營的武器。蘇穆阿爾甚至還飛往台北，與杜勒斯和台灣官員秘密開會。而印尼政府也知悉台灣與美國參與內亂，其一面向中國大陸尋求貸款和價值高達2,000萬美元的武器援助，一面指責台灣空運軍火的行徑。最後，1958年5月18日，CIA所僱的美籍飛行員波普（Allen Pope）遭印尼擊落，其對美國、台灣和菲律賓介入的事實供認不諱，遂令印尼頓時有了真憑實據向美國抗議，印尼人民也發起浩大的示威怒斥美國與台灣。而在此前一直聲稱中立的美國眼見事蹟敗露，立刻拋下叛軍於不顧，趕緊解除對蘇加諾政府的部分禁運，並贈送一批米糧討好，以避免和印尼全面決裂。只有台灣仍持續空投叛軍殘部，甚至派機收容，令印尼政府大為光火。

台灣中研院《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丘正歐著

當亂事尚未結束時，印尼已開始藉機制定一連串排華政策。先是1957年關閉大部分華僑中小學，並把餘下不少華校改製為印尼國民學校，還有勒令外僑繳納人頭税。接着印尼以台灣支持叛亂為由，於1958年下令禁止華僑紀念三•二九青年節、解散與國民黨有淵源的中國童子軍、境內18家中文報刊全數停刊，還有逮捕親台灣的中華總會、中華商會等組織的華僑領袖。印尼軍方另要求“所有1950年仍未脱黨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和去過台灣的僑民僑生，以及反共僑團的理監事和全體會員，限期都要前往軍部登記”，同時取締所有國民黨黨部。表面上看，這些舉措僅針對親台華僑，但實際上所有華僑無一倖免，不少僑社、銀行、商家都被印尼軍方趁機接管。1959年4月，印尼商業部又宣告所有外僑零售業與小商店只能營業至同年12月31日，蘇加諾又在11月重申該令。而當時印尼的外商總數為114,875家，華商為109,466家、佔外商的95％，故該嚴苛的排華法令不啻是對華僑的致命一擊！印尼甚至還動用軍隊逼遷華僑，造成大量的傷亡，也迫令不少華僑逃回中國。

新中國首次海外大撤僑

自1960年1月20日開始，中國大陸先後租用十多艘客輪到印尼各港口接運難僑回國，拉開了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大撤僑的序幕（印尼在上世紀60年代進行過3次大規模的排華，第一次在1959年至1961年，第二次為1963年，第三次1965年至1967年，中國大陸前後撤僑20餘萬）。1960年2月29日，首批派往海外接運華僑的四艘海輪滿載着印尼的2100多名歸國僑胞，到達廣州港。至1960年秋，中國大陸在“三年困難時期”共擠出4000多萬美元（當時約合一億多元人民幣、摺合近115萬兩黃金或4500萬兩白銀，約為1961年進口糧食總費用的1/10或蔣介石偷運到台灣黃金總量的近1/4。而1960年的大陸全部外匯儲備僅1.02億美元）從印尼接回6萬多華僑。在7月的“芝馬墟慘案”後，由於不願看到事態發展失控的蘇加諾開始着手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印尼排華態勢逐漸平息。

印尼排華可説是內部經濟與民族矛盾、以及外部勢力干涉所引發的殘暴舉動，尤其在美國與台灣刻意的介入下，導致全體華僑成了代罪羔羊。可嘆的是，彼時台灣政府只圖反共而不思華僑下場，部分親台僑領甚至在1967年中國大陸使館遭印尼暴徒搗毀時大為稱快，全然不顧念同胞之情，以及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印尼華僑得在兩岸對峙、求助無門的局勢下忍受一次次的暴力迫害，承擔國共內戰的苦果。而這也提醒世人冰冷的現實：若無強大的母國為後援，華僑在海外終歸是任憑欺凌的漂萍，只有結束對立、致力建設，中國人民與海外華僑才能不再遭逢被清算的厄運。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