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商品房時代上海人民的“換房”故事_風聞

文：普鬱、俞暄

滬上百姓的換房歷史可追溯到1956年，上海成立了房屋調整委員會，專門為上班路遠的職工調整工作地點和住房。“文革”開始，住房交換工作一度中斷，1970年以後逐步恢復。

到了1980年代，滬上換房也進入了鼎盛時期。當時大批出生於生育高峯期的“50後”已到了談婚論嫁年齡，加上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規模集中返滬，需要換房的“蝸居”人羣一時間如潮水般湧出。

當時民間自發形成了幾個較大規模的換房自由市場：包括盧灣區淡水路、徐彙區上海跳水池、虹口區崑山花園、普陀區曹安房管所門口、靜安區愚園房管所門口以及閘北區彭浦新村房管所門口等。

有換房者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早上七點鐘左右是人最多的時候，整個馬路都被換房者佔領了。”

上海昔日蝸居人家

小房變大房：15個月換了4次

1986年7月11日，受第七號颱風的影響，上海南匯、奉賢、川沙等縣出現龍捲風和暴雨，部分房屋倒塌，造成人員傷亡。在如此惡劣的天氣中，上海市盧灣區蒙自路小學時任校長梁智仍堅持外出。因為這一天，他在當時上海最大的換房自由市場——淡水路——約了一個與他交換住房的人。

想起當時的場景，已逾古稀的梁智回憶：“那時候大家蠻講誠信的，約好去看房子就要去的。大多數人家沒電話，不能通知人家今天有大風大雨，我不去了。那天刮颱風，馬路上好些樹都吹倒了，我騎自行車出去，一路上有種風雨飄搖的感覺，想想還有些後怕。”

沒有親歷的人也許難以理解：換房這件事為何如此重要。然而對於當時的老百姓來説，房子還沒有商品化，根據政策是不能買賣的，除了工作單位分配住房外，只能通過房屋交換的方式來解決生活中突出的居住矛盾。有過四次換房經歷的文史作家陸其國一語道破：“哪怕你再有錢，當時也是有錢難買到房，絕大部分的房產都姓‘公’。不少上海人都有過換房的經歷，而且有許多不僅僅是一次。”

梁智那次冒着颱風去赴約，正是他第一次換房，馬百鴻師傅就是與他換房成功的人。當時教育系統雖然已經開始造房分房，但因為“僧多粥少”，輪到梁智時已沒了新房子，只分到一間套配下來的小房子。房間小，沒有衞生間，優點是配有煤氣。

而換房另一方的馬師傅從單位分配到一間地處薛家浜路的12平方米左右帶有閣樓的房子，房子雖大些，缺點是沒有煤氣，只能燒煤球爐。馬師傅的孩子當時在淮海路附近讀書，往返不方便。雙方看房之後，互相滿意，就辦好手續把房子換了下來。

那次交換房屋後，馬百鴻師傅一住就是二十年。可梁智的換房之路並沒有就此止步，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又先後交換了三次房屋。一開始，他手頭有一套有煤氣但沒有衞生間的小房子，加上此前已有的一套浦西煤衞合用的小房子，最終變戲法般換成了一套煤衞獨用的大房子。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梁智，把自己當年的“換房傳奇”稱作是“曲線救國”。“你要提高換房的成功率，首先要找一個門當户對的。所謂門當户對，就是你必須要知道你房子的身價是多少，那時候你放棄一個煤氣可以在面積上增加四個平方米，如果你放棄一個抽水馬桶，衞生設備，可以換兩個平方米，地段也有關係。否則談不攏，吃虧都不肯的。”

憑着“門當户對”的換房哲學，加上第一次的換房經驗，梁智之後的換房之路也走得出人意料地順利。

第二次換房，他把那套沒有衞生間的房子從浦西換到浦東。雖然當時有“寧要浦西一張牀，不要浦東一間房”的説法，但是他覺得對方的房子有帶浴缸的衞生間，朝南的房間又可以一隔為二，改造空間很大。

第三次換房，他遇到了一對夫妻，他們的兒子已經20歲了還跟父母住一間屋，梁智的房型正好滿足他們的需求。於是梁智將浦東的房換成了浦西魯班路瞿溪路上一套9平方米的煤衞獨用新工房。加上自己另一套浦西12平方米煤衞合用的房子，根據“門當户對”的經驗，他覺得接下來換房的路就會容易些了。

第四次換房，也就是三個月後，梁智來到了淡水路，這次他遇到了一對希望換房的馬姓兄弟。

馬姓兩兄弟住在兩居室的新工房裏，但是妯娌之間相處不太和諧，久而久之矛盾重重。哥哥於是想到通過換房來解決家庭問題。一套大房換成兩套小房，而且兩套房身價要相當，最好各自煤衞獨用。

梁智回憶道：“我第三次換來魯班路的房子是煤衞獨用的，但我原來住的12平方米弄堂房子是煤衞合用的。我和兄弟倆説，給我一個禮拜左右，我可以找到合適的房源。”

幸運的是，幾天之後，梁智果然找到一位合適的換房對象：對方看中梁智的12平方米，願意用自己煤衞獨用的房子互換。於是，三位房主四户人家，像三國四方會議一樣坐下來商談，各自順利地交叉換房。

就這樣，在短短15個月的時間裏，經過前後四次換房，兩間各有缺陷的舊式里弄房——一間沒有衞生間、一間煤衞合用——搖身一變，換成了一套兩居室煤衞獨用的新工房。在梁智的身上，上海人的換房智慧被髮揮到了極致。

因房屋糾紛引發的手足矛盾1980年，家住上海市盧灣區的顧昌榆跟弟弟、弟媳之間的關係，降到了冰點。顧昌榆和顧昌柏是孿生兄弟，從小到大感情至深，可就在此前半年，兄弟倆反目成仇。爭端的導火索還是房子。顧家的住房條件在當時還算優越，前樓一間18平方米朝南，後樓一間12平方米朝北，煤氣獨用，大小衞生間即浴缸、馬桶全配。但是，自從兄弟倆結婚後，矛盾就出現了。先結婚的弟弟住在後樓，後結婚的哥哥顧昌榆，只能和父母擠在一間房裏，中間拉一塊塑料布隔開。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顧家開始張羅起換房子的事兒來。

準備換房的過程中，風波又起。兄弟兩家合用一個煤氣灶，弟弟家燒好早飯後，哥哥家接着煮泡飯，一時疏忽不小心溢了出來了。因為沒有及時清理，母親嘮叨了幾句，繼而引發和大兒子的口角。老人一動氣，高血壓發作導致中風，於四天后去世。

這讓顧昌榆懊悔不已，弟弟對他更是水火不容。母親過世後不久，兄弟倆大打出手，顧昌榆清楚地記得當年的激烈衝突場面：“我們打得很難看，我回手很重，把弟弟的左眼角一拳打裂，打裂以後到派出所去，算下來我弟弟醫藥費是7.15元，工資和誤（工）工資三分之二是22.51元，在法院調解下賠償他19.81元結束。”

後來，兄弟兩人終於換房搬了家。住房問題解決了，兄弟倆也又自然而然地和好如初。2003年，弟弟因白血病過世，年近七十的顧昌榆獨自回憶起這段辛酸往事，感慨萬千：“家庭糾紛沒有贏家都是輸家。”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上海，類似的房屋糾葛並非個例。有數據顯示，由居住困難所引發的訴訟，在當年的民事糾紛案件當中，僅次於婚姻訴訟。

“一大房換兩小房”的舊上海換房廣告

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隨着知青政策的落實，上山下鄉的上海知青，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陸續返城，當時年已27歲的王強便是其中一分子。

回家之路可謂悲喜交集。喜的是他終於回到了家鄉，回到了親人身邊。悲的是，偌大的上海，竟難有自己的容身之地。王強家原本有一間私房，他的父親於1937年日本人轟炸上海之後在閘北居民區搭建了私房，也就是後來上海火車站南廣場附近。

雖然名義上有個家，但他實際上卻是有家難住：那個家太蝸居了，晚上要等母親在裏面睡着，哥哥上樓睡覺後，把家門關起來，王強才勉強能用兩條長凳把鋪板搭起來。即便如此，他睡覺時腳也只好伸到桌子下面去。更尷尬的還不止於此，第二天一早王強必須早早起身，把“牀”拆分之後，家中其他人才能走出家門。

“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並不奢求的夢想在王強結婚後也未真正實現。王強的妻子徐桂蘭回首往事仍覺苦不堪言：“一走進他家，我一下就懵了，這個房子怎麼能住人啊！”幸運的是，王強的一位知青朋友雪中送炭，主動把自己女友的房子借給王強夫婦。

住進這得之不易的愛巢，王強夫婦感覺像進了天堂。可是好景不長，一天晚上，就在兩人準備睡覺時，門外傳來“砰砰”的敲門聲。開門後進來一個六十多歲怒氣衝衝的男人，正是借房人的父親。他質問王強夫婦是什麼人。王強只得向對方解釋借房的緣由，當時的場面令小夫妻倆狼狽不堪。

到了1985年，老屋終於動遷了。可是搬到新房所在的彭浦新村，夫妻二人又傻了眼。無論是到徐桂蘭工作的田林新村，還是王強上班的淮海西路，單程就要換兩三部車。每天清早出門不説，就連剛上託兒所的女兒也跟着大人一起眼皮直打架。於是他們經過商量，決定換房。

1986年的整個冬天，王強一直為換房而奔波。

轉眼到了1987年，在苦苦尋覓了幾個月之後，王強終於找到了合適的換房對象，與他們交換房屋的是妻子的同事丁子玲和她的丈夫王建中。

小丁夫婦倆的房屋在徐彙區漕溪四村，位於二層，15.3平方米。王強家的房子16.2平方米，南北通風，明亮的衞生間和廚房讓小丁夫婦十分中意。兩家互相看過房子很快就談妥，去房管所辦好了換房手續。

知青王強在返回故鄉七年以後，終於有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家。

1980年代中期，上海住房制度進行了改革，原先由政府“統一建設統一分配”，後改為鼓勵單位給職工建房。一方面老百姓積極主動彼此換房，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想方設法造房子。

1981年到1990年，上海住宅建設竣工面積4000多萬平方米。1987年，市政府又提出“政府補貼一點、單位資助一點、個人拿出一點”三者共同負擔的住房解困方案，越來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單位分房的福利。

“換房狀元”黃建民：換房不下一萬套

當年上海市房管部門出了一個聞名全國的“換房狀元”黃建民。他積極為要求換房的百姓牽線搭橋，他甚至還收到了市長辦公室轉來的換房求助信。

黃建民是如何成為“換房狀元”的呢？這要從1972年説起。

當時在上海市黃浦區房地局住房交換所工作的他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由住房交換所協助換房成功的概率非常低，90%的成功率都源於民間自發換房行為。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據他回憶，當年接手工作時房管所裏只有200多份資料，但是“馬路上的換房小紙條貼得滿天飛，光大世界周圍就有200多張”。發現了問題所在，黃建民開始了一個不尋常的舉動：每天下班後，騎着自行車一路抄換房小廣告。

房管所裏的信息越來越多，從開始的200多份，到後來的1萬多份，換房的成交量和成功率迅速提高。

1985年3月11號，上海電視台品牌欄目《觀眾中來》播出了一則關於殘疾老人要求換房的新聞。家住安慶路275弄的宣吉謙夫婦倆都是殘疾老人，他們上下樓需要依靠雙手，每次要花近1個小時，有時還會從樓梯上滾下來。隨着年齡的增長，他們行動越來越困難，希望把舊式里弄的這套閣樓換到底樓。

節目播出第二天，《觀眾中來》欄目製片人董陽圃就接到了黃建民的電話，他主動攬下了幫殘疾夫婦換房的難活。在黃建民的幫助下，宣吉謙夫婦搬到了大世界附近的一間底樓住房，這件十幾年都沒能解決的難事，被黃建民在十個月之內解決。

1986年底，黃建民又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求助信，一位名叫劉輝的上海知青希望得到換房幫助，而這封信竟是由市長辦公室轉給他的。

原來劉輝是1958屆的知青，1973年為搶救國家重要物資被燒傷，胸口以下完全失去知覺。回上海後住在江蘇路月邨一間三樓朝北房間，常年曬不到太陽，看病是由愛人背下來的，有時兩人一起從樓梯上摔下來。這種困境甚至讓他萌生了輕生的念頭。

一個偶然的機會，劉輝得知鄰居交換了住房。他想，如果自家住房換到底樓，就可以解決妻子的難題了。於是，他寫了一封求助信給上海市領導，相關信件後來被交到了黃建民手上。

經過兩個多月的尋覓之後，黃建民給劉輝找到了一個非常合適的換房對象。當黃建民再次去拜訪他的時候，劉輝感激道：“我等於是第二次重生了。”

據統計，那些年裏經黃建民之手交換的房屋不下一萬套。

1998年，中國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住房徹底納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換房的市場至此也退出了歷史舞台。自1981年至1990年，上海共成功交換房屋171404户。而1990年，上海市人均居住面積也從1950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了6.6平方米。

換房年代的悲喜往事遠去了，但是曾經的記憶還深深地留在千千萬萬老上海人的心裏，那是揮之不去的歷史。

日本NHK採訪上海“換房狀元”黃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