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阻止氣候變化？_風聞

哥本哈根暗戰

2009年底，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領導人會議的前一天晚上，總理聽説了一個奇怪的新聞。一位歐洲領導人無意間提起，當晚有一個少數國家參加的會議，與會名單上中國赫然在列。可總理卻是第一次聽説此事，回頭一問，隨行人員也都表示沒聽説過。

可真是奇了怪了。

沒一會兒，一位新興大國的領導人也主動約見總理，説他從一位歐洲領導人那裏得到通知，今天晚上有一個會議，而且據説中國也要參加，問有沒有這回事。

總理這下更納悶了，回到駐地瞭解情況，發現中國代表團裏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事。

次年人大閉幕時的記者見面會上，美國《新聞週刊》記者重提舊事，説有美國官員、分析家以及媒體認為，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代表團表現傲慢，總理甚至拒絕參加一個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內的若干國家元首或首腦參加的重要會議，想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總理就在現場講述了以上這個故事，並説：

“在這種情況下，我決定：第一，向大會秘書處諮詢。第二，請楊外長給美國國務卿克林頓打電話告訴真相。第三，即使沒有接到通知，我們也仍然派了何副外長與會。”

説回那年的哥本哈根。何副部長最後按時趕到了“會場”，不僅參與了會議，還發言抗議了召集方這種別有用心的做法。既然是國際級別的會議，各國應當要保持公心，不能搞小圈子，如果連參會信息這種事都不公開，很有可能導致會議無果而終。

然而氣候大會本來就是各方縱橫捭闔的舞台，各國都有自己的利益，保持公心只能説是奢望。他們會在一些問題上聯合，也會在另一些問題上撕逼。

哥本哈根大會之前，氣候領域合作是以發達國家為主，而在這屆大會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才坐下來共同探討“責任共擔”的問題。

在發展中國家的責任上，中國天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77國集團”站在一起。

而在發展中國家內部，經濟發展較好的四個國家印度、南非、巴西、中國也一度被稱為“基礎四國”，在過去幾十年內完成了經濟高速增長，碳排放也水漲船高。在發達國家的口徑中，這些後起之秀是世界氣候變化的推動者，必須盡到更多責任。

但發達國家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一方面它們的確會討價還價，爭取讓發展中國家負擔更多責任；另一方面，歐盟國家確實也很努力地在搞環保，和雷聲大雨點小的美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好在2009年恰好是當時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一次參加氣候大會，奧巴馬更傾向於美國負起更多的責任，所以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矛盾並不顯著。

另外還有幾乎要被海水淹沒，碳排放主張極為激進的小島國；很有可能從氣候變暖中得利的俄羅斯、加拿大等北方大國；想要趕上人類發展末班車，擔心發達國家就此鎖死工業成長的東南亞、非洲國家……國際形勢極為險惡複雜。

原本應該開誠佈公的氣候大會上，也就因此充滿了拉幫結夥，合縱連橫。《哥本哈根協議》就是在原定大會閉幕時間過去了9個小時之後才由各方達成一致的。如果你關心歷次氣候大會，你就不會對大會“拖堂”感到陌生。

後來總理提到在哥本哈根的兩天半，説：

“在哥本哈根60個小時，我幾乎沒有休息。”

他是在會議臨近結束時趕赴哥本哈根的。在此之前10天一直奮戰在會談前線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更是勞苦。

中國的承諾

在哥本哈根大會結束那天的領導人會議上，總理第一個發言，發表了題為《凝聚共識，加強合作，推進應對氣候變化歷史進程》的演講。

演講為中國對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做出的努力進行了宣揚，條分縷析，也對中國後來要肩負的責任進行了承諾，極為實誠。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方面對處在發展不同階段的國家的任務定性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展中國家需要承擔責任，但發展中國家也要發展，不能無限制揹負環保壓力：

“中國有13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超過3000美元，按照聯合國標準，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艱鉅。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難。”

但即便如此，總理也許下了莊嚴承諾：

“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然而氣候大會的另一特點是，哪怕達成了協議，後續的約束力也很成問題，最終能兑現多少，每次都是可以打個問號的。比如哥本哈根大會，最終達成的協議就不具法律約束力，就算有法律約束力，國際法的定位其實也很低，更沒有執法的可能性。

哥本哈根大會還有一些其他問題，比如協議未能對發達國家的長期減排目標做出規定。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和技術轉移，規定也很模糊。

反倒是在發展中國家減排問題上，發達國家認為，自己採取的是“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三可”減排標準，那麼發展中國家也需要按此標準減排。

然而發展中國家抵制“三可”原則，認為自主減排只需要自我核查即可。**在中國和“77國集團”等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下，協議最終拒絕了發達國家的無理要求。**會上就曾有傳言，發達國家因不滿中國不接受“三可”，拒絕向小島國提供更多資金。

可見在會議上，各方都在爭取對自己更有利的條件，而且互信並不高。發達國家在承諾減排目標時較為模糊，在資金支持上推脱也較為嚴重。發展中國家則更源於多拿到援助資金，也對自己的減排目標不算熱心。兩邊都喜歡用對自己有利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減排目標。

發達國家經歷着“去工業化”的進程，減少排放量絕對值較為容易：高排放產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就可以了。而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還要從發達國家引進高排放產業，在減排方面是先天不利的（更何況這些高排放產業的很多產品還出口到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只是賺個加工費辛苦錢）。而通過將高排放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減排排了，還能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發展中國家。

而在哥本哈根大會的時候，中國預計還有很長時間的高速發展期，硬性減排目標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設定的目標則是用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的標準，給經濟增長進一步留了餘地。

發展中國家的眼淚

 “我正在很痛苦地等待親屬的消息。”

在2013年華沙世界氣候大會上，菲律賓代表團團長薩諾這樣説道。

在華沙大會前不久，颱風“海燕”登錄菲律賓，造成了巨大傷亡。讓薩諾感到欣慰的是，他兄弟在這場災難中活了下來，“他來信説過去兩天一直在用手蒐集屍體，很累也很餓”。

大會開幕當天，薩諾含淚控訴發達國家沒有盡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的義務。為了向國際社會施加壓力，薩諾説：“不是不尊重你們，我將開始絕食，直到我們採取行動，有步驟地調動綠色氣候基金。”

完成發言後，薩諾贏得了長時間的掌聲。在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蘇偉的提議下，全場起立為颱風“海燕”的所有遇難者默哀三分鐘。

很多人容易看到的是減排任務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阻礙，卻常常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氣候變化對發展中國家有着很大的負面影響。

全球氣候是個複雜的系統，在碳排放量增長，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除了可以預見的氣温普遍升高之外，還有其他影響，比如極端氣候現象更加頻繁地發生。近些年來高強度颱風和颶風的出現越來越頻繁，首當其衝的就是東亞、東南亞季風區域的國家。

無論是菲律賓，還是中國、印度，未來都要為更多的極端氣候現象做準備。

氣候這個混沌系統，很多時候是“反常識”的，而個體的感受也往往失之主觀，並不靠譜。

之前網民們熱傳一張截圖，大意是“西北變濕了”，連“狂奔”這種詞都用上了。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專家寫了一篇《我國西北變“暖濕”了沒？》，指出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西北地區變暖毫無疑問，變“濕”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變暖帶來的潛在蒸發量增加巨大，這就意味着西北的生態仍然脆弱，綠化工作更是不能鬆懈——向老天爺投機取巧可要不得。

所幸，在綠化方面，中國值得自豪。2009年在哥本哈根，總理在講話時就很有底氣：

“中國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積最大的國家。我們持續大規模開展退耕還林和植樹造林，大力增加森林碳匯。2003至2008年，森林面積淨增2054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淨增11.23億立方米。目前人工造林面積達5400萬公頃，居世界第一。”

減排責任，在另一種意義上就是對中國環境治理的督促。過去粗放型、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到了走不下去的時候，供給側改革適逢其時。

**當然，發展中國家落實其減排責任，也需要與發達國家的合作。**薩諾在華沙大會上的絕食， 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在十多天後的大會閉幕時，他堅持了下來，拿到了讓他滿意的成果：“損失和損害機制”逐漸達成了折衷方案。如果發展中國家遭受因全球變暖而引起的自然災害，將獲得撥款資助。

“你不能讓本已貧困的人增加費用，讓普通菲律賓人承擔這一成本”，薩諾是這樣説的，可是錢到位還需要發達國家的配合。

國際治理的失序

氣候變化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牽扯了國際政治後變得更為棘手。像最近在國內網絡上出名的瑞典女孩格雷塔·圖恩貝里，其作為一個呼籲全世界關注氣候變化的“符號”是成功的，但她的發言確實過於簡化了。

發展中國家必然會捍衞其發展權，她要求停止經濟發展是不現實的；而她對發達國家領導人的抨擊倒是有可取之處——他們確實並未盡到應盡的責任。

上一個因為氣候問題而暴露在閃光燈下的小女孩，是克里的外孫女。

2016年的世界地球日，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協議《巴黎協定》高級別簽署儀式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當天有175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協定》上簽字。其中美國時任國務卿克里抱着他的外孫女，代表美國簽字。

不得不説，利用柔弱而代表希望的形象（往往是小女孩）打動公眾，是相當有效果的宣傳策略。

回過頭來看，巴黎大會可能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次較為成功的氣候大會了。

那是2015年，奧巴馬的任期快要結束了，他急於在任內留下更多遺產；歐盟、中國、印度等氣候變化問題上的主角也對達成協議表現積極，最終在延遲一天多之後，大會還是達成了協議，並在第二年在聯合國總部有了上面的一幕。

只是好景不長，特朗普當選了美國總統，他上任後對奧巴馬的政治遺產進行了全面而徹底的清算，奧巴馬時期達成的氣候協議自然難逃被廢除的命運。特朗普上任後不久，美國就宣佈退出了《巴黎協定》。

目前氣候變化問題，是失去了美國這個最有影響力的玩家之後的全球合作問題——提前上演了美國撤回其全球影響力之後，全球治理的窘境。

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綠色氣候基金，美國最初承諾捐資30億美元，在奧巴馬時期捐資10億美元，特朗普上台後停掉了剩餘20億美元的捐資。

美國的“退羣”，除了帶來了實實在在的資金缺口，還在無形之中放棄了氣候問題上的領導地位。歐盟作為氣候問題上相當積極的一方，目前也受到一系列內政問題（如英國脱歐等）的挑戰，是否有能力在美國缺位的情況下領導全世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是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的。

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實在不是謙虛，在領袖問題上還得讓大家另請高明。

當然，中國本分能做的，目前來看是做到了。

2017年，中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約46%。總理在哥本哈根許下的承諾，中國已經提前3年完成了。

事實證明，中國在氣候變化上是負責任的，言而有信的。

但放在全球背景裏看，各國在氣候共同治理上的態度，和幾乎所有的政治問題都差不多——人們會遠遠看到灰犀牛，卻不停扯皮，等到灰犀牛都快要騎臉了也還是在扯皮。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