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基礎科研】藝術與科學的衰敗（2019/10/11）_風聞

古羅馬在公元前一世紀達到巔峯，佔領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區；因為原本的共和體制效率太低，不可能治理這麼廣大的國土，於是無可避免地轉化為帝國。其後在第一世紀，以羅馬軍團為代表的軍事力量還沒有衰退，在幾個能幹的皇帝之下，仍然能有局部的領土擴展（例如在英倫三島），但是在內政、經濟和社會層面，腐化已經浮上台面。我記得有一個英國曆史學家，在電視節目裏評論這一點，提到第一和第二世紀的羅馬皇帝雕像，説他們隨時間而越來越愁眉苦臉。

今日的美國，就像當年的羅馬一樣，在軍事上依舊稱雄世界，但是內部已經腐爛一段時間了。我在過去五年，詳細討論過美國各個方面的腐化過程，尤其是財閥為私利在國內國外肆意掠奪而造成的貧富不均；當然這個現象也被反映在學術界，特別是金融和經濟那兩門科目決定了這類政策在公共討論上的基調，所以也就被有意扭曲得最嚴重。

在距離腐爛核心較遠的學術領域裏，受美國霸權和國力衰退的影響相對間接，所以一般人往往不會把兩者聯想到一起。例如我多次仔細介紹的高能物理界，其實是在5、60年代承襲了曼哈頓計劃的光環餘蔭，獲得了與實際重要性不匹配的超額投資，所以一方面在二戰後30年就把人力所能及的成果都摘光了，另一方面它也習慣了容易來的快錢，內部人員既沒有腳踏實地的風氣，也無法快速削減規模和野心以適應不再有進步的新現實，其結果自然是成為為發表論文而發表論文的玄學。

然而即使是在仍然有很大實際進步餘地的科學領域，如生醫學界，職業風氣和水準也有明顯的大幅下降。我曾多次提到當前科學界的可複製性危機（Reproducibility Crisis，參見前文《Google的量子霸權是怎麼回事？》的後注），嚴重到一般學術期刊上的論文只有1/9可靠，連《Science》和《Nature》這樣頂尖的期刊，可複製率也只有62%（例如悟空衞星的結果就是假的，參見前文《評悟空衞星》和《大婁子的零後果》）。

這種惡劣現象固然源自一個社會的老邁腐朽，以致失去了對事實真相的堅持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國文化對學術界的非理性崇拜與縱容，源自幾千年來的歷史傳承，也是非常陳舊的；未來能否以一個新興工業國家的奮發精力來自我更新，還有待觀察），但是也有外發的因素。在可複製性危機這件事上，環境上的推力主要來自當前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極度分裂的戰國時代，2、30個主要工業國家在彼此之間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超額並重複投資在科研項目之上，所以從事研究的人員數額遠超人類整體的實際需要，他們人人都面臨著Publish Or Perish的困境，然而不但沒有足夠的新突破來分配給每個實驗室，科研的專業性太高，品質很難立即斷定，所以魚目混珠的假大空自然成為舉世皆然的普遍現象。

其實在藝術上，也有非常類似的演變。以我喜好的歌劇為例，6、70年代之前成名的演唱家和現代的歌劇明星在音質和音量上的差別，簡直就不像是來自同一個物種，這還是在前者所遺留的錄音使用原始的技術，無法忠實保留高頻共鳴的前提下給聽眾的感受，如果Caruso或者Callas真能復生，現代的聲樂明星就非得要鑽到地洞裏去了。

如同前面有關科學界可複製性危機的討論，聲樂界的退化也來自多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是整體社會輿論不再堅持實用價值，容許一個行業做選美式的主觀自我評估（這尤其和高能物理類似）；其次是音樂錄製、修飾、傳播、消費的科技大幅進步，使得不入流的歌唱也能被遮掩改進；最後則是現代大眾娛樂的類型不斷增加，使得真正關心聲樂的聽眾數量減少而且水準降低。

其實歌劇業的隱憂，最早源自二十世紀初麥克風的發明。原本歌手必須在能容納3、4000千人的歌劇院或甚至露天舞台進行演唱，聲量不但要能壓過整個樂團，而且必須能傳送到近百公尺之外，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經由多年的苦練開發出雄渾的胸音（Chest Voice）。在這個苦練的過程中，音質和音域都會有些許變化；一個歌手只有在成熟之後，才會被大師級的導演/指揮家根據所擅長的音質和音域，指定到適合的Fach（指歌劇歌手的專攻類別，例如女高音從輕到重，還分為抒情花腔、戲劇花腔、Soubrette、抒情、Spinto抒情兼戲劇、戲劇、和華格納，能力強的可以視需要上下各跳不超過一級）。

但是麥克風可以輕易彌補音量上的不足，連音質都會有所扭曲，其結果是一般聽眾反而偏愛另一種歌唱法，也就是英文裏所謂的Crooning（輕哼？輕唱？ Sinatra是典型）。Crooning基本只用頭音（Head Voice，亦即只以頭顱作為共振腔來發音），產生的音質特別清亮而且年輕，非常適合討好普羅大眾的流行音樂。

然而歌劇和現代流行音樂不同，它要求非常廣的音域，尤其是高音。Crooning若要產生那樣的音域，就必須拉高喉頭，並且用頸部肌肉去擠壓聲帶，這一來，音量進一步降低，為了彌補音量的不足，一整套新的技巧被開發出來，叫做“Sing in the Mask”（“唱入面具”），也就是調整所有臉部的肌肉（包括咧嘴、伸舌，而傳統的技巧卻是嘴巴做長O型，舌尖後縮，成喇叭狀），使得顔面對高音的共振達到物理上的最大可能。但這是有很強的副作用的：首先是鼻腔成為共振效果的重要來源，使得鼻音變得很濃重，每齣歌劇聽起來都像是法文（例如男高音Juan Diego Florez的演唱）；其次是喉嚨被擠壓後，母音就含糊不清（例如i和e無法分辨，參考女高音Anna Netrebko的錄音）；最後是這個技巧只對最高的音階有增強效果（但是變得很尖鋭），中低音成為像蚊子一樣，幾乎完全消失。

在7、80年代（對應著HiFi麥克風的普及），這個速成的辦法逐漸佔領了主要的音樂學院（很像超弦在8、90年代佔領知名物理系的過程）。學生一進去，就依照當時的個人音域選定自己的Fach，但是年紀輕、聲音還不成熟，原本就不能確定未來的變化，所以這個選擇就很有彈性，結果是老師的偏見和學生自己的虛榮都影響其後的決定，最終大部分女高音往兩個極端（亦即花腔和華格納）走，雖然實際上她們的天賦是在中間段（例如抒情）。不依照自然天賦來發展，就更必須強調“技巧”，也就是用肌肉擠壓聲帶，不但進一步惡化音質音量，而且很容易受傷。其結果是歌手們老化得很快；原本極具天賦的，在這類訓練之下，也會越來越不入耳，尤其一唱現場就原形畢露，特別是露天劇場，例如1998年在紫禁城演出的《杜蘭朵公主》，不但是露天現場錄音，而且劇目是Puccini歌劇裏對音量音質要求最高的，結果自然是慘不忍聞。

以我自己為例，30多年前一開始還不懂，主要又是聼錄音，所以也跟著羣眾對像Renee Fleming或Marilyn Horne這樣的Crooner做追捧。但是我成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長期訂户之後，覺得現場的戲劇感當然是很震撼，音樂卻總令人失望。經過幾年，發現連Pavarotti的音量都不怎麼夠，我只好改訂市立歌劇院的票，去聼年輕歌手在小劇院的演唱。

但是現場歌劇品質下降的結果，是聽眾不斷地萎縮，為了維持收入，只能轉而走高級路綫，把以往的大眾娛樂，吹捧成高等文化。其實歌劇沒有什麼文學內涵，基本上只是隨便找個故事當藉口，給歌手們一個盡情展現歌喉的舞台。現代的歌劇業反其道而行，音樂唱得一塌糊塗、亂七八糟，然後全力搞包裝，吹噓自己的文學性和藝術性，自然只能吸引有錢無腦的土包子來附庸風雅。紐約市立歌劇院最後破產了（因為大都會歌劇院更豪華，對只想裝逼的有錢人遠遠更有吸引力），我也只能囘到Youtube上找上個世紀中期以前的錄音來聽。

中文裏的“文理學院”，在美國一般叫做“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也就是“藝術及科學學院”。之所以把藝術和基礎科研放在一起，是因為前者求美、後者求真，都是應該與商業有點距離的純學術。這兩者被現實污染而腐化，是社會整體素質衰退的徵兆；畢竟一個無法分辨真假美醜的社會，是不可能有長期繁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