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緬甸做生意？先請高僧開個光_風聞

大廈裏的祈福法事

2017年1月，仰光嶄新的商辦大樓"Myanmar Plaza"裏舉行過一場"安居"祈福儀式。活動舞台背板隱隱浮現三座磚紅色的緬式佛教尖塔，安坐在九張木製主人椅、台上一字排開的"主角"，不是公司領袖或政府官員，而是在緬甸本地頗受尊崇的佛教高僧。他們身披暗紅色與土黃色的上座部佛教袈裟，手持繪有緬甸文字與圖騰的深棕色天鵝絨圓扇，每人跟前擺放一份活動主辦方所獻上的"僧侶用品"。

這樣的儀式在緬甸十分常見，但這一次的活動主辦方並不是虔誠的本地佛教徒企業家，而是在本世紀初就開始入緬經營的中國通訊巨頭華為的緬甸子公司。

緬甸中文報社《金鳳凰報》就此儀式報道稱，緬甸高僧散迪瑪·壁文達在儀式上為華為祝辭道，“祝福華為公司和在座的各位都能如佛祖所諄諄教誨的一樣，能夠取得事業的成功以及得到各方貴人的相助，健健康康，順順利利。” 

緬甸華為CEO李章滿則致辭稱：“華為公司是一家國際公司，也是一家負責任的緬甸本地企業，我們尊重緬甸當地文化和風俗習慣。”

緬甸佛教徒在僧侶面前不穿鞋，不讓自己的身軀高過僧侶，以表恭敬。合照環節中，身穿西式襯衫與西裝褲的華為緬甸高管，按照禮俗脱下皮鞋，光着腳，盤坐地面，與椅上的高僧合影留念。

● 華為緬甸新辦公室的”安居”祈福儀式上，公司高管與本地高僧合影／華為緬甸CSR報告書

除了這九位高僧舉行的祈福法事，華為還在現場向這些高僧所資助的學校與孤兒院捐贈了物資。

眾所周知，緬甸是一個佛教國家。北京工商大學企業營商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郭毅指出，比起中國，緬甸人和緬甸企業對於賺錢這件事的訴求和慾望沒有那麼強烈。“如果中國企業在投資的過程中，大量地跟他們講，我們能夠改善、發展你的經濟之類的，這個話語體系上可能還是不匹配的。”

清華大學發展中國家研究項目博士候選人姚穎對世界説表示，緬甸人是一個習慣捐贈也習慣接受捐贈的羣體，緬甸也是全球最熱衷於捐贈的國家，華為知道要請大和尚為新辦公室開開光，是熟稔緬甸本土文化的一種表現。 

● 緬甸街頭常見上街化緣的和尚／東方IC

在經歷了數年入緬經營的探索以後，華為的“落地”嘗試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高僧護法”的新舉措也收到了不錯成效。根據北京融智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院國際業務主管劉能事後在當地進行的調查，緬甸民間對於華為延請高僧為自己的項目進行祈福儀式頗為驚訝，對其“有的放矢”式的大手筆捐贈也持積極態度，甚至有對企業形象耳目一新之感。

採銅與養雞

佛教只是影響緬甸經營環境的其中一個因素，面對着諸多挑戰的外來在緬企業，也遠遠不止華為一家。

位處中印之間"十字路口"的緬甸，獨立建國後歷經多年內戰、高壓統治與經濟制裁，如今仍屬全球48個”最不發達經濟體”之一，與此同時，其本地環境也空前複雜。一方面，緬甸人對於佛教的篤信深刻影響着民眾對於經濟利益、企業經營與“成功”標準的定義，“離苦得樂”教義使得最小化總損失成為第一要務。另一方面，緬甸5300多萬人口之中有八大民族，説着超過100種口頭語言，邊疆各民族邦內，散佈一些由民族武裝團體控制、聯邦政府則鞭長莫及的土地。在近年政治轉型之中，在軍事統治下被壓制、甚至是一些可追溯至殖民統治的"遺留問題"都逐漸浮上水面。

三者疊加，意味着在許多中企固有經營模式中“不可見”的因素，都可能成為企業在緬經營的絆腳石。

這一現象在”萊比塘銅礦”的風波中體現得極為明顯。2010年6月，中國北方工業旗下的萬寶礦產與緬甸軍政府簽約，合資開發包含萊比塘在內的蒙育瓦銅礦。這一銅礦項目此前的合作經營方是是加拿大礦業公司艾芬豪，但事前盡調着眼於潛在經濟效益的萬寶沒預料到的是，這個合作還部分繼承了過去政府與企業不當處理導致的社會與環境問題。

● 2013年3月14日，時任反對黨領袖的昂山素季現場調研萊比塘銅礦／東方IC 

據社會資源研究所2017年發佈的調查報告，銅礦項目徵地約6964英畝，原有社區中的四個村落、共441户家庭需要搬遷到兩個由企業新建的村莊。由於對徵地搬遷方案不滿，當地村民接連發動抗議，又時值緬甸政治氣候轉型期間，集結起來的村民受到半年前新總統登盛以“尊重民意”為由擱置密松大壩之舉的鼓舞，與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激烈衝突，使得原屬於本地的紛爭，數度蔓延成緬甸全國乃至於國際社會的輿論焦點，銅礦也因此無奈停工。

緬甸合作伙伴則警告萬寶不要與利益嚴重受損的村民互動，因為他們”懷有敵意”、”會有安全問題”，以致於萬寶只與受影響程度較為輕微的村民建立了關係。

● 2013年3月14日，對萊比塘銅礦調查委員會不滿的抗議村民／東方IC

然而，正是緬甸合作方的”建議”讓萬寶錯失了化解矛盾的先機。緬甸負責任企業中心總監維琪・鮑曼（Vicky Bowman）對世界説表示，這種建議無疑加深了中資企業獲得”社會許可”、順利開展項目的難度。

在停工危機之中，萬寶母公司終於打破陳規，授權熟稔本地民情的中籍主管擔任”發言人”，直接代表緬甸子公司對外界釋疑。2012年緬甸萬寶組建了公關團隊，兩年後增設企業社會責任團隊，開始大規模進村與居民對話，通過社區代表組成的團隊來收集村民反饋，聘請外部公司制訂"社會許可"獲得策略，為地方政府提供能力建設培訓。

項目股東也通過修約來保證銅礦獲利給予本地社區的回饋。2013年7月，緬甸政府與萬寶修改合同，規定項目淨利潤的2%須投入社會企業責任與本地社區發展，項目持股比例改為緬政府佔51%、萬寶佔30%、緬甸聯邦經濟控股佔19%。

作為維護社區關係工作的一部份，萬寶在礦區附近開設大型養雞場、化肥廠和農場，養雞場生產的雞蛋可以販賣，雞糞通過化肥廠變成農場肥料，農場產出玉米作為雞飼料，在形成資源循環的同時，也幫助當地村民解決了部分生計問題，盡力確保沒有人因為項目而受到嚴重傷害。

● 緬甸萬寶為失地村民新建的雙層木板樓／北方工業

即使維護社區關係並不是緬甸萬寶原本的合同職責，這些努力有效地緩和了本地利益相關方的反彈。2016年3月，緬甸萬寶生產了第一批陰極銅產品。緬甸聯邦自然資源與環境部長昂温稱，萊比塘銅礦項目從2016年3月11日至2017年1月31日間，開採了超過2.45萬公噸的陰極銅，緬政府將從特許金、產量分成、商業税和所得税中，獲得以實物支付的超過2000萬美元收入。

萊比塘銅礦”政治化”的案例説明，在經濟處於起步階段的高衝突國家，”合法性”（legality）並不自然意味”正當性”（legitimacy），企業要滿足政府法規要求或許不難，但本地社會經常存在隱性矛盾，個別村民與團體的訴求常具有動態性、不確定性、隨意性等特徵，提高了外來企業應對的難度。

這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反覆出現的模式：即使”東道國”的政府與夥伴企業在合同與實操上負有更多責任，東道國輿論往往更容易把外國企業當作”眾矢之的”。

● 2014年12月25日，緬甸蒙育瓦村民紀念在警民衝突之中喪生的女子／東方IC 

“誰才是地主”

中國中信集團在緬甸西部若開邦皎漂經濟特區遭遇的民間社會生態，則更多了”族羣關係”的維度。

2015年底，登盛政府趕在任期結束前宣佈了中信領頭的聯合體中標緬甸西部皎漂經濟特區深水港和工業區開發項目。昂山素季政府上台後，中緬雙方重新展開協商。2018年11月，在縮減項目規模與增加緬方持股比例後，中信與緬甸政府簽署了13億美元深水港口的框架協議。

但框架協議的簽署並不意味着項目真正獲得了“許可證”。皎漂港所處的若開邦深受族羣衝突與慢性貧困之苦，歷史上曾經擁有自己王國的若開族（即阿拉坎族）不信任緬甸建國以後由緬族主導的聯邦政府，雙方之間的對立情緒根深蒂固。昂山素季在大選中的獲勝，又刺激了許多若開族人的失望情緒，導致當地武裝”阿拉坎軍”迅速茁壯，與緬甸軍方之間的武裝衝突一再升級。

● 2018年11月8日，緬甸首都內比都，中緬雙方簽訂皎漂經濟特區深水港項目的框架協議／東方IC 

在這樣民族紛擾的背景之下，儘管緬甸聯邦政府的初衷是通過經濟特區來提振若開經濟，但在若開邦內部，項目遭遇的卻是信息透明度不足與忽視本地社區主體性的大量指責。

中緬簽訂皎漂深水港框架協議前夕，若開邦皎漂選區的國會議員巴興（Ba Shein）對世界説表示，作為皎漂本地的國會議員，他從未從昂山素季所領導的聯邦政府得到項目信息，也從未被諮詢過意見，對緬中之間即將簽訂的框架協議毫無瞭解。”透明度不是寫在紙上就夠，本地社區應該要能夠理解項目內容，公司應該要與本地人和平相處。”

樂施會2017年1月發表的調研報告則指出，大部分皎漂本地村民與利益相關者幾乎沒有獲得信息與發表意見的渠道。

● 緬甸西部若開邦皎漂／東方IC

​

前述緬甸負責任企業中心總監維琪・鮑曼對世界説表示，如果大眾不瞭解這些緬中合作的項目內容，這種情況本身就帶有政治風險，因為信息透明度的缺失會增加所有利益相關方的懷疑猜測，導致更多的疑惑、誤解，甚至會錯失及早化解問題的機會。

有研究指出，由於緬甸的軍事與半文職政權在處理自己國家建構與民族關係框架上，遠不如中國政府國內的民族政策來得有效，加上中國對外援助”不干預他國內政”、”非政治”（apolitical）的傳統，以致於中資公司人員容易在理解與應對東道國境內民族紛爭時出現盲點，例如即使在緬甸聯邦政府積極推動的皎漂港項目中，一些本地人仍認為本地社區主體性應該更受重視。

為了處理圍繞皎漂港項目發生的種種爭議，中信緬甸設立了"專人專崗"，由公共事務部來部署社區溝通等工作，與十多個來自緬甸、英國、瑞典等地的非政府組織保持聯繫，也與村民建立了定期走訪、交流、溝通的機制，並設立了一個鄉村公益基金。

直至目前，皎漂港項目並未開工，仍處於簽訂框架協議後的相關評估與談判階段，而中信緬甸與當地社區的溝通正在過程中發揮其角色。

● 緬甸西部若開邦皎漂的中緬油氣管道設施，該項目由中石油與緬甸、韓國、印度等公司投資運營／東方IC

變化仍在繼續……

近日一場北京的研討會中，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秘書長張湘説，在東南亞國家之中，緬甸的非政府組織生態可説最為複雜，即使是已有諸多出海經驗的中信，來到緬甸後仍感到本地社會的複雜超乎想象。

關注東南亞公民社會發展的昆明綠音環境技術有限公司負責人朱豔玲指出，對於同一個項目，企業可能看到十個人受益、只有一個人受到負面影響，便認為這是個很好的項目，但是對一些緬甸本地居民與非政府組織而言，即使是隻有一個人受影響也不該忽視，企業與公民社會之間對於項目影響評估的意見落差經常是由此而來。

而這些利益相關羣體又往往身在歷史因素造成的族羣及地域的複雜關係網絡之中，使得事態發展更加難以預料。

● 佛教信仰深刻地影響了緬甸人的商業運作邏輯／東方IC

談及如此現實處境，維琪・鮑曼建議，中國公司與緬甸合作大型項目時，中企應該主動為”盡職調查”投入更多資源，瞭解本地人對項目的觀感、周圍環境的生物多樣性等，因為緬甸政府的計劃與監管能力弱，以環境相關立法為例，可能就落後中國20年，很多時候緬甸政府無法提前偵別風險，直到抗議爆發或環境被破壞之後才開始處理問題，為時已晚。

早期的業務模式導致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與東道國民間社會的接觸較為有限，當衝突發生時，反應也較為”被動”。如同張湘指出，最早走出去的幾家中國工程承包企業主要是作為政府部門的對外窗口，從一些援外的小項目做起，只需做好承包的工程然後交接即可，後來才開始參與到”工程總承包”與投資性的項目。

隨着中企在海外“東道國”的角色擴大與多元化，如何紮根當地與長期運營成為中企需要直面的挑戰，更多企業開始改變思路，主動出擊。歷來與中國資本、技術、人員互動密切，夾處大國之間，民族與宗教多元，處於政治轉型之中的緬甸，正是其中重要的觀察點。

經由一次次的”危機事件”，過去幾年，在緬甸逐漸“生根落地”的中企已經獲得了一些初步經驗與教訓，應對各自的挑戰做出了不同的調整。至於更加具有預防性與制度化的應對，以及更為貼近當地社會的行事思維，還有更多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