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 鄭軍_風聞

轉自風雲之聲公眾號

導讀

人類已經走到某個新時代的面前。一不小心見證歷史，也成為網絡流行語。然而，我們究竟要告別什麼，迎接什麼？那就眾説紛紜了。

在今天，殘留的啓蒙價值觀已經很少再有益於民生和社會進步，淪為政治攻訐的藉口。人類已經不再靠教條與口號來驅動，與啓蒙運動説永別的時候已經到來。

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是的，無論中外，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人類已經走到某個新時代的面前。一不小心見證歷史，也成為網絡流行語。然而，我們究竟要告別什麼，迎接什麼？那就眾説紛紜了。比如，金燦榮老師就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角度，認為這個大變局是指西方勢力的總衰退。

“XX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句式來自李鴻章1874年給同治的奏章，當時他只是説中國的主要外患已經從邊塞轉到海洋。次年，李鴻章在給光緒的奏摺中，進一步將“大變局”定義為全球化趨勢。好吧，那時還沒這個詞，李的原文大體是在説這個意思。“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三千年，也就是從中國文字史的源頭直到當時，所以，這句話被稱為十九世紀中國最有國際眼光的判斷。事後也證明此説並無誇張，三千年的古代文明從此結束，中國開始了現代化，變成另外一個國家。

今天這個大變局能有如此份量嗎？或者，它不過是全球勢力的又一次調整？畢竟只從國際力量對比來看，今天怎麼也不能和蘇聯解體的震動相比。

竊以為，今日之變絕對比得上當年之變。從文化根基上講，中國和全人類正在面臨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就是自文藝復興始，由啓蒙運動完成的整套近代話語體系正在走向它的終結。人類正從哲學時代進入科學時代。

二

近代歐洲發生過三次思想解放運動。首為文藝復興，一場歐洲版的託古改制。從此，人逐漸取代神成為歐洲人關注的中心。相比於自古就不信仰創世神，一直以人倫為道德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此變無足輕重。到今天在中國人心目中，文藝復興也不過是留下一些名作名畫而已，僅屬於文藝界的小事。

第二次是宗教改革，那更是基督教世界內部的事，很少有中國人能理解因信稱義之類的話題，更不明白為什麼會有幾百上千萬的人為這些教義去撕殺。不光中國人，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來説，這兩次都是歐洲人自己的事。雖然從內在邏輯上講，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啓蒙運動的萌芽。

啓蒙運動完全不同於前兩者，由工業革命帶來的強大生產力讓這些理念生根落地，不再只是思想家的個人表達。進而，它們伴隨堅船利炮席捲世界。啓蒙運動形成的話語體系一直延續到當代，在人們的頭腦中仍居統治地位。我們所熟悉的人權、進步、自由、民主、平等、法制這些概念，無一不來自啓蒙運動。不僅在歐洲，不僅是白人，世界各國各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都以之為旗幟。今天的中國雖然表面上復興傳統文化，實際上不過增加了一些文化旅遊產品。一個人如果要用啓蒙運動之前的理念處理個人生活，會被當成怪物。

啓蒙運動價值觀後來一分為二。一部分人以平等為核心訴求，要求消除社會的不平等，首先是結果上的不平等。而這樣就需要剝奪一部分人，就需要建立強大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對剝奪的抵抗。另一部分人以個人自由為核心訴求，要求減少社會控制，這樣就需要壓縮政府的權力範圍。二十世紀後，這兩批人分別建立起東西方陣營。他們自稱什麼不重要，就其文化底藴而言都來自啓蒙運動。

然而，啓蒙運動價值觀畢竟由一羣文人建立。他們不接觸生產勞動和發明創始，只關注分蛋糕，不重視做蛋糕。啓蒙運動中的文化名人幾乎沒有誰關注生產建設，沒有誰關注民生。這使得他們與世界各地不識稼穡的傳統文化人並無本質區別。

雖然深受當時科學進步的影響，但是除了康德等寥寥幾人外，其他人很少參與科學研究，缺乏科學精神。至於科學本身，當時也沒有全面介入生產，對社會無實質影響。於是，啓蒙思想家們用科學打倒了宗教，卻用一批世俗觀念更換宗教理念，造就了“無神之神”，也就是沒有人格化的教條。

三

時間進入十九世紀，舊世界慢慢被摧毀，人類不可逆轉地進入現代化。從這時起，不斷有人質疑啓蒙運動價值觀。社會學家孔德提出，人類社會要從宗教階段開始，途徑哲學階段，最後進入科學實證階段。這樣一來，啓蒙運動不過是哲學時代的產物，是未來科學階段的過渡。

社會學家孔德

生長在俄國，後來僑居美國的社會學家索羅金認為，人類文化只有兩大類。一類是科學文化，以實證和理性為出發點。一類是其他所有文化，以想象和虛構為出發點。這樣一來，啓蒙運動價值觀和宗教其實算一類，都從內心出發，編出一些教條讓人們去信奉。

社會學家索羅金

或許，那些啓蒙運動思想家本人沒有當教主的想法。但是很多後人之所以傳播他們的思想，不過是用於自己的政治鬥爭或者文化鬥爭，所以必須把它們教條化。

對啓蒙思想進行過全面批判的是行為科學家。這個誕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學派專門研究人類行為，尤其是嬰幼兒的行為。對於什麼行為是天賦，什麼行為來自後天習得，他們最有發言權。而這些實證資料恰恰不能證明“天賦人權”、“絕對意志”或者“自由”的存在。行為科學挖掉了啓蒙運動價值觀的基石。

開創行為主義的華生就在演講中説，人權和自由這類口號，在美國不過是被政客與工會活動家操縱的概念。幾十年後，第二代行為主義者斯金納寫下《超越自由和尊嚴》一書，直接而全面地批判啓蒙運動價值觀。他把它們稱為“自由文獻”和“尊嚴文獻”，認為它們虛構了並不存在的人性。這些經典文獻的價值是用於反抗現行秩序。而一旦在什麼地方造反成功，它們的信徒並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

斯金納畢竟是出身實驗室的科學家，《超越自由和尊嚴》雖然銷出上百萬，但是寫得很囉嗦。這本書的主題可以壓縮成一句話：啓蒙運動思想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造反有理！因為與啓蒙運動價值觀針鋒相對，行為主義學派自形成後一向是西方傳統文化界批判的對象。不僅是文章，甚至有專門批判行為科學的電影。而他們也從未放棄自己的主張。

還有一些學者不那麼劍拔弩張，但是在更基礎的地方鬆動着啓蒙運動價值觀的基礎，技術經濟學就是一例。這門學問主要研究技術進步對經濟的影響，其專家認為，早在1900年，技術進步就已經形成了美國超一半的增長。今天將近七成。中國在今天也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並且只能越來越大。

技術決定了生產勞動，而各種社會政治哲學學説都着眼於分配。技術經濟學實際上是在證明，分蛋糕對於做蛋糕沒有決定作用。而啓蒙運動價值觀一直被政治家當成分蛋糕的口號。

現代化研究又是一例。這派學者認為自從工業革命後，全球的核心變化就是現代化，其它一切變化要圍繞現代化才能解釋。而現代化的成果體現在各種民生指標上，諸如GDP、人均壽命、識字率、居住面積、治安水平等等。具體可分幾十大類，幾百小類。這樣一來，一個國家以什麼話語為意識形態，實行什麼制度都不重要，這些實打實的指標最重要。現代化研究就是根據這些指標給世界各國排名，劃分高下。

現代化研究並未完全離開啓蒙運動價值觀，而是把啓蒙運動中的“進步”理念數量化，當成客觀指標，當成基礎指標。而在現實中，很多國家把意識形態當成指標，稱理念相異的國家為落後國家。

種種質疑雖然在文化界和學術界都屬於支流，但它們如同管湧，早晚會潰決啓蒙運動價值觀這座大壩。

四

時間進入現代。王冠已經落地，政教已經分離。今天，世界人均消耗物質資源相當於啓蒙運動時代的一百倍，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人類享受着現代科技的服務，肥胖比肺結核的威脅更大。我們早就告別了盧梭、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的時代，啓蒙運動價值觀也早就失去了生命，但卻遲遲沒有走進博物館，因為還存在着一個傳承它們的特殊堡壘，那就是現代文科教育。

遠在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在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最早的文科學校，目標是與教會學校相抗衡。到了啓蒙運動時代，這些以文史哲為主的文科學院成為反抗封建矇昧勢力的陣地。整個十九世紀裏面，它們一度是教育的主體，直到十九世紀末才一點點讓位於以科學為主要內容的當代教育。

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人類已經告別了中古。然而，文科學校仍然以啓蒙運動價值觀為主，教授的主要是那些經典。如果教授一些當代作品，作者也往往從小就受啓蒙運動價值觀薰陶。如果説啓蒙運動建立了一批“無神之神”，當代文科學校就是它們的教堂。為造反而造反，為革命而革命。但是，再沒有封建暴君，再沒有教會法庭，他們向誰渲泄心中的怒火？一些人便把科學當成了新的敵人。

科學本身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遭遇過三大敵人。首先是封建迷信。科學講究實證，威脅有神論，是傳統宗教天生的敵人。所以，當科學還只是在西歐小小的知識圈子裏流行時，就對中古文化構成了威脅。

其次是專制。科學尊重真理而不是權威，科學家遇到學術分歧，會去搞實驗，作調查，積累更多證據鞏固自己，或者承認對方。科學史上不乏有人用權威壓制對手，甚至借用外界權威壓制對手的例子。但它們都沒成為科學的主流。在各種社會圈層裏，只有科學能做到真正地反權威。

基於這兩點，啓蒙運動時代的思想家，以及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徒子徒孫，曾經把科學視為同道。五四運動把“科學”與“民主”並稱為兩個先生就是典型。然而，民主恰恰是科學的第三個敵人。科學成果從來不依靠投票來決定。科學共同體尊重專業體系，依靠客觀證據和理性。一種科學成果最初都是由極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所創造，所接受。就整個社會而言，科學共同體也是少數派。美國人中有基本科學素質的還不到兩成，中國大概剛過百分之七。

這就意味着如果科學中有投票制度，今天人類恐怕還沒用上電。進入現代，科學進步更是是在政治權力或者資本力量推動下前進。社會精英更理解科學技術新成果，以及它們的價值。而深化民主往往讓社會上的反科學思潮實為政治結果，阻礙進步。而這正是當代西方國家的現實。

像當年促使人類質疑神的存在一樣，科學的實證精神最終讓人們質疑自由、人權、絕對意志這些概念的真實性，威脅到啓蒙運動價值觀本身。

五

推翻封建統治，完成政教分離，解放被壓迫民族。至此，啓蒙運動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先賢們也早就應該在墳墓中安息。今天人類遇到了很多問題，但都是新問題，需要新觀點加以認識，需要新方法予以解決。

然而，由於傳統人文知識界抱殘守缺，遲遲建立不起，或者根本不願意建立嶄新的價值體系。他們不會基於現實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只能不斷搬出啓蒙運動的舊黃曆。不斷念動咒語，讓死去幾百年的古人出來把脈。

於是，啓蒙運動價值觀變得教條化，甚至邪教化。新一代信徒把科學和工業當成新的撒旦予以攻擊，而文科院校幾乎成為這種邪教的大本營。它們培養出一代又一代造反者，這些人不懂科技，不事生產，對民生一無所知，唯一長處就是熟讀伏爾泰和狄德羅。但他們卻認為自己在為民請命，認為人民仍然處在矇昧當中，需要他們的喚醒。

在今天，殘留的啓蒙價值觀已經很少再有益於民生和社會進步，淪為政治攻訐的藉口。人類已經不再靠教條與口號來驅動，與啓蒙運動説永別的時候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