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的政治話語：對香港示威者自我殖民的一種解釋_風聞

香港“反修例運動”已經持續四個月，卻仍然沒有結束的跡象。人們驚訝於一樁殺人案引發的蝴蝶效應，更驚訝於香港反對派政治話語中濃重的西方情懷，以及對國家及港府，甚至是自我個性的貶低。一個有趣的問題由此產生：在一個西方思想界都在反思西方中心主義的時代，為什麼一場本意強調獨立性和自主性的運動會甘願“自我殖民”？

最初的動因可能僅僅是一種鬥爭策略選擇。舉凡任何一場抗爭性社會運動都不會忽視對話語權的爭奪，因為一套有利的説辭不僅強化運動的合法性，也會吸引更多的從眾，從而增強運動的動員能力。但社會運動並不是一開始就佔據輿論主導，抓人眼球的。抗爭性社會運動針對的對象，往往是在某一議題或者是意識形態方面具有優勢權力的社會成員，其在大多數情況下指代的是國家機器，而國家機器無論是在理論基礎還是傳播能力方面都遠勝一羣“烏合之眾”。在這種情況下，借用外在的更為優勢的話語框架，成為了社會運動者的一個必然選擇。

毋庸置疑的是，現代社會很大程度是按照西方的理解來塑造，因此多數現代化理論中會呈現單一線性的發展敍述的特徵，就如曾經年少輕狂的福山在蘇聯解體後所言，人類歷史一定終結於西方模式。可以説在當今的世界，進步不意味着西方範式，但西方意味着進步，西方話語相對任何一個非西方國家而言都是一種優勢存在。所以無論是否出於對西方不切實際的幻想，香港的反對者們若想在運動中取得優勢，一定會借用西方話語，從而彌補自己相對北京及港府薄弱的話語。鬥爭地位越弱勢，其借用的話語範圍和程度也就越多。

不過對外部資源的利用反而掩蓋了自身的獨特性。對香港這樣的前殖民地而言，本來就存在着“去殖民”的社會任務，但扛起西方的大旗也就意味着在認知層面造成了“自我再殖民”的效應。集體本就容易去吸收簡單而又空洞的口號和説法，在狂熱的情緒當中自我殖民很難被集體自我修正。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社會運動越來越呈現去中心的趨勢，意見領袖和知識精英在集體當中失聲，使運動話語無論是推陳出新還是批判吸收都變得異常艱難。

這就陷入到一種很荒誕的局面中。無論是否合適，人們將其他民族的話語視作圭臬，並與自己的族羣進行精神和行動上的剝離，如果還存在着殖民歷史記憶，會進一步誘發“戀殖”的集體心態，通過證明自己是過去的一部分，來宣告自己當下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不過是出於對抗目的而對象徵性資源的加工和利用。

當從一種策略選擇轉變為集體狂熱的信條，自我殖民也就在一種不自知的情況下潛移默化影響着大眾心理。除非藉助國家權力對香港進行一定程度的輿論管控，並迅速進行國家濡化工作，重塑管治權威，否則在西方話語整體佔優勢的大背景下，反建制的社會運動只會此起彼伏，並且在表現上會越來越光怪陸離和荒誕不經。當然反對派也存在着結束自我殖民的可能性，不過前提是運動的組織化和制度化，以具備自我糾正的能力，而這也意味着一場社會抗爭因為更強的動員能力而徹底轉變為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革命運動。

我們不妨大膽假設一下，以滿足公共輿論空間的那部分娛樂功能。這場抗議衝突最終演變成了革命運動，這樣便有可能觸發話語解構的兩個關鍵性條件：一是生存危機；二是發展成就。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一場零和博弈。當借用的話語與認知框架無法適用鬥爭時，為了延續革命，革命精英會進行話語修正，而最直接和便利的做法就是“就地取材”，進行話語內容的本土化。不過即便是取得革命勝利，原有的反對勢力隨即會面臨社會重建的問題。由於現代化的路徑被西方話語所綁架，因此一開始依然是一個模仿西方的過程，但這種學習會達到一個節點。亨廷頓在考察各文明與西方世界互動的進程時，發現一些一開始接受西方話語的國家，在取得發展業績之後，開始拒絕西方主義從而突出自身的獨特性。因此，建構獨立話語的條件也就在於是否能有足夠的發展成就，來為自己背書。

當然以上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演繹。在看過激進示威者拒不撤下面罩的囂張，卻在被軍營警告後的慌忙撤退，我們更確定的是，這場運動沒有升級為革命的動力和決心，仍然是現行制度規範下的抗爭運動，這也意味着它是一個國家範圍內的管治問題。管治的基本目的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在這場運動的訴求已經脱離了其初衷，甚至演變為自我解構社會文化共識的一場荒誕的政治表演時，北京和港府更應該堅定守護好社會的底線，帶領香港市民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