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解南北崤道以及洛陽城的選址_風聞

中央之國的形成<三國篇> [第44節]

作者：温駿軒

長篇連載，每週更新

京畿之地<7>

通過上一節的解讀，我們已經確定了三門峽和函谷關這兩個位於崤函通道上的重要節點。如果説整條通道的主線是由黃河、青龍澗水以及谷水串連起來，那麼此前提到的谷水與青龍澗水的分水嶺，同樣應該是一個緊要之處。硤石和石壕這兩個地緣標籤，能夠幫助大家定位這個重要節點。

  伊洛盆地與崤函通道（更新版）  

∨

“硤石”一名，源自於唐時曾經在此建制過“硤石縣”，及至宋代不再設縣時，亦設置關口以控通道。有鑑於此，這個分水嶺也可被稱之為“硤石關”。與硤石關相對應的古道則是“石壕道”。受益於杜甫曾在道旁的村落寫下過一篇入選中小學語文的《石壕吏》，後者得以在名氣上壓倒前者。當下這一地區被劃歸三門峽市所轄，並建制有以硤石為名的鄉，以及以石壕為名的村。

《石壕吏》寫於安史之亂時期，是被統稱為“三吏三別”的六篇文章中的一篇。這六篇文章包含合稱“三吏”的：《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合稱“三別”的《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除了文學價值以外，這些文章之所以成為名篇，還因為它們細緻入微的刻畫了戰爭的殘酷以及民間疾苦。基於這一史料價值，杜甫的詩被後人稱之為“詩史”。

在以三國為舞台的文章中，500年後的安史之亂並不會成為解讀方向。在此展開“三吏三別”，是因為“三吏”所標註的三個地名，其實正是崤函通道的三個節點。包括位於整條通道兩端的，關中平原東大門屬性的“潼關”、洛陽盆地西大門屬性的“新安”，以及位於崤山之北的“石壕道”。至於説杜甫選中這三個地標進行文學創作，本身亦非巧合。因為躲避戰亂的杜甫，正是在從洛陽返回關中的路上觸景生情，寫下了這些詩史中的代表作。

崤函通道在陝地以東的主線，大體上與現在的310國道相重疊。在洛陽以西沿谷水一線共分佈有：澠池、義馬、新安三座縣級城市。兩漢時則建制澠池、新安兩縣，其中澠池縣大體與現在的澠池位置相合。變化比較大的是新安，它當時的位置所對應的，實際是在現在的義馬市。不過如果當下的新安縣，想爭奪《新安吏》一文所帶來的旅遊紅利倒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在唐朝的時候，新安縣已經移至了現在的位置。

新安移至現在的位置，是受到函谷關的影響。説到這裏可能會有人覺得奇怪，位於陝地之西的“函谷關”，為什麼會影響到陝地之東的新安。這是由於在漢武帝時期，函谷關被搬遷至了新安縣的最東部，定位於弘農郡與河南郡的分割點之上（具體位置在今河南省新安縣城東）。為與秦函谷關相區別，這個與之相距150公里的“新安函谷關”又被稱之為“漢函谷關”。

關於這次變化，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典故。由於長安在西漢處於首都地位，函谷關以西地區被稱之為“關內”，以東地區則相應的被稱之為“關外”或者“關東”。這種內外差使得函谷關在承擔關卡功能的同時，無形中還成為了一條認定身份高低的門檻。

西漢時曾為漢武帝征討南越、朝鮮的樓船將軍楊僕籍貫地為新安。為了讓自己變身為關內人，上書漢武帝表示願意私人出資，將函谷關的位置遷至新安東部。最為神奇的是，漢武帝答應了這個請求。

《漢武大帝》楊僕劇照

一件事關都城安危的大事，基於如此輕率的理由而決定，看起來頗有些不可思議，然而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函谷關向東遷移的地緣政治背景，是弘農郡的設置。

西漢之初，整個崤函通道原本隸屬於洛陽所在的“河南郡”（東漢時因洛陽升級為首都，而改稱“河南尹”）。從地緣政治角度説，河南郡客觀上成為了拱衞長安的前線。問題在於，如果覬覦皇位者佔據洛陽以抗長安的話，關中平原將被迫陷於門户大開的境地。考慮到漢武帝繼位前曾經爆發過七國之亂，這種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在這種情況下，最合理的的選擇是在關中平原與洛陽盆地之間，設置一個獨立負責管理崤函通道的行政區，並將之牢牢的控制在長安的手中。觀察漢函谷關的位置，你會發現它正位於洛陽盆地的西邊緣。

從長安的角度來説，將函谷關的位置移至於此，能夠在洛陽可能生變時，最大限度為身處長安的天子提供緩衝。至於原本行使關隘作用的“秦函谷關”則升級為弘農縣，併成為整個弘農郡的政治中心。

應該説對於一條單線通道來説，具體將關口設於沿途哪個節點，對控制整條通道來説影響並不大。尤其弘農郡的設置，已經在戰略層面上增強了長安的防禦能力。然而實際上，漢函谷關的位置還是存在潛在風險的。這是因為穿越崤山的道路並不止一條。這條沿谷水而行的路線實際只是兩條崤道中的一條，具體來説是“北崤道”。

既然有北崤道，那肯定就有南崤道了。在陝地以西，沿黃河南岸通道的崤函通道並沒有出現分叉。二者的分歧出現在溯青龍澗河上行20餘里處。在這個位置上，有一個從名字即能看出其地緣屬性的鄉級行政區——交口鄉，幫助我們定位兩條崤道的分歧點。在交口之東，青龍澗水的兩條上游源流，分別指向南北兩條崤道。狹義崤山所指向的正是南、北崤道之間的山體。

  崤—函地理關係示意圖  

∨

南崤道並非直指洛陽盆地，而是在東距洛陽約70公里處的洛寧縣一帶，東南向接入洛河河谷，然後再沿洛河河谷東北向延伸入洛陽城。在這條路線中，兩漢在現在的洛寧縣城西建制有名為“蠡城”的軍事堡壘。不過整條線路中，最為知名的關口當屬位於崤山（狹義）南麓，與硤石關隔山相望的“雁翎關”（當下在此坐落有隸屬三門峽市的“雁翎關村”）。在變化為這個貌似與大雁有關的名字之前，這個節點的名字其實是更能顯示其屬性的“崤陵關”。

最晚在在秦晉崤之戰中，南北崤道的存在就已被明確記錄了下來。不能確定的只是，秦軍到底是在哪條崤道上被晉軍所伏擊。由於南崤道的存在，漢函谷關實際只能對控制北崤道起到作用。

  崤之戰示意圖  

∨

當然，我們也經常説，一條穿行於山間的道路需要經常維護才能夠通行。如果官方放棄對南崤道的維護，北崤道和漢函谷關的唯一性並非不能被凸顯出來。只是這種情況只適用於和平時期，一旦進入戰爭狀態，那些曾經被使用並標註於地圖上的道路，被重新啓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事實上在修築潼關的同時，曹操並沒有忽視對南崤道的控制。具體做法是在蠡城建制了名為“澠池”的縣。看過廉頗和藺相如故事的人，應該不會對澠池感到陌生。公元前280年，秦國向楚國發起進攻。為避免面臨雙線作戰的局面，當時執掌秦國的秦昭襄王，決定約請趙國的趙惠文王會盟。會盟的地點則選定在韓國境內的城邑澠池。

這一看似公允的選址其實對趙國十分不利。因為原本為魏國所控制的陝地，早已經為秦國所奪取。這意味着兩國國君相會的地點，就位於秦國的眼皮底下。更讓趙國人感到不安的是，此前秦國在約請楚懷王於兩國交界的武關會盟時（公元前299年），曾經背信棄義的扣留了楚王，並導致後者客死秦國。

可以想見，趙惠文王當時前往澠池的心情。至於後面發生的事，相信學習過人教版小學五年級語文教材的同學都已經很熟悉了。曾經帶和氏璧出使秦國，並能夠完璧歸趙的藺相如再次立功，不僅幫助趙惠文王全身而退，還助其免受秦王的侮辱。

通過剛才的介紹，我們已經知道不管是兩漢時期的澠池，還是現在的澠池都是位於谷水之側，也就是説是在北崤道之上。怎麼曹操又在南崤道上新建了個澠池？建制一個新行政區的決定並不難理解。如果你想戰術性控制一條道路，可以修建一道城堡屬性的關隘；如果你想戰略性經營一個地點，最好的辦法則是建制新的城市。在強化南崤道控制權的問題上，曹操選擇了後者。

問題在於，新建一個城市需要有相應的管理班子及人口。戰亂時期解決這一問題的最高效辦法，是將鄰近城市的人員遷移過來。也就是説，曹操並不是憑空又建了個澠池縣，而是將原本在北崤道之上的澠池縣，遷至了需要在行政設置上補短板的南崤道上。

鑑於原澠池縣邊上還有個新安縣，這一做法並不會降低北崤道的控制力。歷史上，類似的操作手法並不鮮見。黃祖在經營江夏、劉備在荊江南岸建制公安縣時，亦都用了同樣的方法。

在後來幷州刺史高幹起兵叛曹的過程中，曹操的這一戰略性調整，曾經對保衞洛陽的安全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進入歷史線後會有詳細解讀）。後來澠池又回到了原始位置，源自於北魏時期的行政調整。只是當時並沒有馬上取消曹魏澠池的建制，而是將它們分別稱為 “北澠池”和“南澠池”。不過兩個澠池並存的混亂局面，很快在北周時期得到了糾正。後者被更名為能夠顯示其洛水身份的“昌洛縣”，並最終形成現在的洛寧縣。

然而不管如何強化對南崤道的戰略控制，南北崤道並存的客觀事實，始終會弱化漢函谷關在戰術層面的作用。在曹操已經得到漢獻帝和洛陽，同時又擔心源自關中平原和涼州的軍閥東進的情況下，漢函谷關控制力的不足之處便顯露了出來。有鑑於此，曹操和漢武帝做出了同樣的選擇，那就是將關隘移至整個崤函通道的最邊緣處，以為自己獲得更大的緩衝空間。區別只在於防患長安而不是洛陽生變的曹操，選擇的是在通道的西邊緣構築“潼關”。

儘管崤函通道的主要卡點後來移至潼關，但漢函谷關作為通道的東部起點，並沒有被完全放棄。杜甫所經過的新安縣位移至現在的位置，亦是因為這個函谷關一帶，早在漢代之時就已不再只是一個軍事關隘，而是發展成了一個附帶居民區的城池。情況稍顯複雜的是，作為“函谷”二字的原始位置，秦函谷關所處的這個節點，在三國時代同樣曾經復活過。

在曹操西征關中之時，曾在函谷之北打通過一條新的運糧通道，工程具體的指揮者是大家所熟悉的許褚。曹操死後第八年（公元240年），已經定都洛陽的曹魏政權決定在這條新函谷旁復建新關，具體位於秦函谷關北6公里處（現在已為黃河所淹沒），史稱“魏函谷關”。

在蜀漢經年北伐，試圖控制關中平原進而圖謀中原的大背景下，這種做法能夠為洛陽的安全增加一層保護。只是自北宋將中央之國的政治中心東遷之後，這些負責在長安和洛陽雙城記之間維繫微妙平衡的函谷關，最終都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通過這一階段的解讀，相信大家對崤函通道的結構，以及長安與洛陽的地緣政治關係有了更深的瞭解。現在讓我們回到洛陽城的定位問題上來。西周王城位於現在洛陽市區的事實，很容易讓人認定此後的歷史中，包括我們正在展開的三國時代，洛陽的位置一直沒有位移過。真實情況並非如此，不要忘記之前為周王城所定位的只是“京洛五都”城址的3.0版。這意味着洛陽城的位置，最起碼還經歷過兩次遷徙。

“京洛五都”進入4.0版的伏筆，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埋下。縱然東遷之後的周天子很快衰弱成為一個影響範圍僅限於洛水下游的封建領主，但內部依然存在着爭鬥。公元前6世紀末，周王室發生了一起爭奪繼承權的內亂，史稱“王子朝之亂”。在這場內亂中，作為挑戰者的王子“朝”，佔據了位於谷水東側的王城。而身為被挑戰者的周敬王，則向東逃至與王城相距20公里處另一座城邑。此後歷代周天子，曾長期居住於此。為與之前的“王城”相區別，這座位於邙山腳下的新王城，被後世以王城的另一個名稱——成周代指。

關於東周王朝的這座新王城，此前的定位到底是什麼並不十分確定。很多研究者認為，其瀍水之東的位置指向最初安置殷商遺民的城邑。此外，關於“王城”與“成周”兩名的使用也十分的混亂。不過在東周存續的最後2個半世紀中，洛水之北存在兩個經過天子認證的王城是卻是客觀事實。為明示它們的位置關係，我們可以用“西王城”和“東王城”來代指。

戰國末期，秦國在攻滅周室最後的領地及韓國之後，以它們的故地建制了“三川郡”，所謂“三川”，指的就是河水、洛水、伊水這三條重要河流。其境由洛陽盆地向東延伸至今開封市西。在三川郡治下，西王城變身成為了“河南縣”，東王城則正式獲得了洛陽之名成為了“洛陽縣”，併成為三川郡的郡治。

  伊洛盆地與京洛五都  

∨

在劉邦取得天下之時，洛陽曾一度被認定為國都的所在。即使在正式定都長安後，洛陽在客觀上也還是承擔了副都的職責。在這一定位之下，再讓邙山之南的洛陽城作為郡治就不太合適了。

有鑑於此，源出東周“西王城”的河南縣成為了新的郡治，而秦人當初所命名的“三川郡”亦更名為“河南郡”。考慮到伊、洛兩水並沒有覆蓋到伊洛盆地以東地區，整個行政區又都位於黃河之南，河南郡的名稱看起來會更為貼切。

當東漢正式將都城遷移至洛陽並大規模擴建後，這座承襲於東周“東王城”的城市，進一步確定了自己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後曹魏、西周、北魏三朝亦皆以此為都。因此而形成的遺址，就是“京洛五都”的4.0版本——漢魏洛陽城。這種厚愛也讓後人很難再這座遺址之上，找到“東王城”的痕跡。相比之下，被冷落了的西王城，反而能夠有遺址倖存，並有機會以“王城公園”新形象，向世人訴説周朝的歷史。

然而上述解讀還是沒能解決一個問題：既然是二選一的選項，為什麼秦、漢二代都拔高了“東王城”的地位，讓它得到了“洛”這個包含無限榮譽的名稱。現在的洛陽市又為何回到了最初的原點。關於這些問題，留待下一節再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