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國民的集體戰爭狂熱 ——以《朝日新聞》為核心的考察（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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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樣一份“雅俗共賞”的報紙，在盧溝橋事變後的報道中，存在着斷章取義、掩蓋真相、煽動民眾情緒等問題。

1937 年7 月7 日，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日本政府迅速做出增兵華北的決定，並“本着朝野一致應對事變之目的，召集言論機關代表、貴眾兩院議員、財界代表齊聚首相官邸，言明政府的方針，要求與政府合作。又召集產業界、農會、產組、思想關係等各方面代表會議”。《朝日新聞》等各主要媒體代表紛紛表示要發揮輿論引導作用，支持政府。

日軍向盧溝橋射擊

20 世紀30 年代，報紙、廣播是日本民眾瞭解國內外大事的主要渠道。19 世紀中後期創刊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擁有龐大的讀者羣，其中《朝日新聞》發行量居首位。日本廣播電台亦擁有大量聽眾。“1925 年7 月起，電台每天早9 點到晚9 點有新聞、天氣預報、音樂、廣播劇等，有固定節目表。”20 世紀30 年代，電台聽眾超過100 萬。鑑於搜尋20 世紀30 年代日本廣播電台錄音資料困難，本文選取《朝日新聞》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到北平淪陷期間的報道，分析日本民眾反應，瞭解日本國內戰爭狂熱的實態，以管窺豹，闡釋媒體與戰爭、民眾與戰爭的關係，探尋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深層原因。

《朝日新聞》是日本最重要的平面媒體之一，1879 年1 月25 日在大阪創刊， 報名意為“旭日升天、萬象惟明”，字體取自歐陽詢《大唐宗聖觀記》。1888 年7 月，在東京成立本社，發行《東京朝日新聞》。

《朝日新聞》創刊號

1889 年，大阪《朝日新聞》改名為《大阪朝日新聞》。1921 年起，《朝日新聞》發行晚報（夕刊）。1935 年，《朝日新聞》又先後在九州和名古屋設立西日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1940 年9 月1 日，各地出版的報紙統一刊名為《朝日新聞》。《朝日新聞》自創刊以來，秉承以知識階層為主的大眾辦報路線，以“不偏不黨”為宗旨，自由主義色彩濃厚，以客觀、可讀性強、富於公信力聞名。然而，就是這樣一份“雅俗共賞”的報紙，在盧溝橋事變後的報道中，存在着斷章取義、掩蓋真相、煽動民眾情緒等問題。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國內的捐款熱

盧溝橋事變翌日，日本各大報紙都搶在第一時間加印“號外”。1937 年7 月8 日，《朝日新聞》“號外”以《日支兩軍交戰，支那兵非法射擊》為題報道了事變，並配有大幅照片，稱：“8 日凌晨零時，我駐屯部隊在北平郊外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演習，遭來自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〇九團數十發子彈的不法射擊。現地交涉破裂，雙方正處於交戰中。”

在看似客觀傳達事變消息的言辭背後，實則態度立場鮮明，斷定盧溝橋事變是因中國軍隊“不法射擊”所致。《朝日新聞》報社這樣報道或許是為了搶新聞、吸引讀者。然而，這樣武斷的報道，必然引起讀者對中國“不法射擊”的關注，指責中國政府和軍隊。

盧溝橋事變造成了中日緊張局勢的升級，中日兩國及世界輿論都密切關注着事態的發展。《朝日新聞》除每天在日刊、晚刊的重要版面報道事變動態外，還經常加印“號外”，所有報道無不指責中國軍隊不斷挑釁、肆意擴大戰事，危害日本“合法利益”。日本民眾通過這樣的報道獲得事變的消息與進展，紛紛譴責中國軍隊“無理”，支持日本政府“膺懲”中國、擴大戰爭的決定。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日本國民就開始到陸軍省捐款、慰問出徵士兵家屬，以實際行動表達“愛國”心。《朝日新聞》在顯著位置開闢專欄，報道國防“獻金”消息，還將捐款者姓名、捐獻數額、職業等情況一一列出，配以煽動性語言，增加示範效應。1937 年7 月15 日，報紙上就刊登了“國防獻金”的報道：“在北支風雲險惡之時，全國出現了高昂的愛國熱。捐款、慰問出徵官兵，表達一片赤誠之心。14 日早晨到中午4 個小時的時間裏，送到陸軍省的恤兵金就達到23110 元33 錢的鉅額。”

**《朝日新聞》專門為盧溝橋事變臨時增刊的《北支事變畫報》第一輯封面和封底整體書影，**日本中國駐屯軍於1937 年7 月9 日夜晚偷襲中國軍隊歸來後狂呼“天皇萬歲！”

《朝日新聞》以不同階層、年齡、職業捐款者為個案，做專門報道。企業家大川平三郎遺屬在得知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後，捐出100 萬日元鉅款，遺屬表示：“為告慰逝者在天之靈，請將捐款用於社會事業。”這裏的“社會事業”是指支持政府擴大戰爭的決策。《朝日新聞》大量報道不諳世事的兒童、耄耋之年的老人踴躍參與“國防獻金”事蹟：“已故首相齋藤實的孫女百子（11 歲）21 日下午3 點訪問陸軍省，將用紙包着的積攢的14 元40 錢作為‘國防獻金’捐給陸軍省。小學二年級學生小島幸男將2 元零花錢捐給軍隊。”

此後，不斷有小學生仿效，拿出平日積攢的零用錢作為“國防獻金”。而“99 歲石塚阿婆捐獻了5 元，在捐款者中年齡最長”的消息，更引起強烈反響。一些青壯年表示，連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慷慨解囊，自己更責無旁貸。捐款者中有政府官員、公司職員、工人、農民等，其中不乏低收入者。有賓館服務員表示“我們也是日本人，要把僅有的一點錢捐獻出來”，深深感動了在場的工作人員。日本各界人士的“愛國”熱情，從精神和物質層面，支持了戰爭，助長了日本政府的侵略氣焰，“陸相杉山元在一週一次的陸軍記者見面會上表示，此時要舉國一致，突破難關”。

東京等大城市的中小學生在學校統一組織下，開展街頭募捐活動。東京聯合少年團在街頭募捐時，製作了“募捐筒”。募捐筒模仿上海“一·二八”事變中的“肉彈三勇士” 使用的爆破筒樣式，直徑30 釐米，長1 米，大半天就募集到資金數千元。“從21 日中午到下午6 點，63 位少年團健兒站在帝都街頭。晚上將飽含市民熱情的230 個大竹筒拿到泰明小學禮堂，全體起立祈禱‘武運長久’後，陸軍省新聞班的今村大佐、築地署員等砰、砰、砰劈開竹筒，銀幣、銅幣散落一地。晚上9 點半清點完畢， 共2030 元。10 個少年抬着沉重的硬幣去兑換成紙幣，22 日上午交到陸軍省恤兵部。”

1937 年7 月9 日，《朝日新聞》對盧溝橋事變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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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後，《朝日新聞》雖未公開放棄“不偏不黨”的辦報宗旨，但幾乎所有文章都是偏袒日軍、指責中國的，誣衊中國士兵“卑劣”，不斷“非法”“挑釁”日本在華北的“合法”“駐兵權”，迫使日本不得不訴諸武力來維護“正當”利益。其歪曲事實的報道、煽動性的語言，已經將其傾向暴露無遺。

《朝日新聞》除大量報道民眾“國防獻金”的事例外，還倡議發起了全國範圍內的“軍用機捐款運動”。“軍用機捐款運動”的初衷是解決政府資金不足問題，因為飛機在現代戰爭中作用突出，日本戰機數量少，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需要國民挺身而出，承擔國防責任，實行“航空報國”。“現在時局處於關鍵時期，更需要舉國一致。朝日新聞社堅信這個活動必定得到國民的熱情支持。”

由《朝日新聞》發起的“軍用機捐款運動”得到各階層的支持和響應。第二天，就有人將捐款送到報社，編輯、記者們忙得無暇用餐。“僅東京市內21 日下午捐款突破15400 元，學生、職員、工人、家庭婦女等，積極響應捐款運動。”“軍用機捐款運動”與之前的零星捐款不同，指向性明確，捐款數額大，出現了不少捐獻鉅款的大户，如“大日本電力社長以個人名義捐款1000 元，以公司名義捐款2 萬元，以帝國電力名義捐款5000 元，合計捐款26000 元。日產汽車5000 名職工捐款2000 元”，“東洋紡織會社捐款5 萬元，該社職員捐款3 萬元，兵庫縣阿部孝次郎捐款2 萬元。截至今天4 點，東西兩社共收到捐款44 萬1341 元65 錢。大阪制鋼株式會社又捐款1 萬元，松下電器株式會社社長松下幸之助個人捐款1 萬元，該社職員捐款5 千元。這樣的鉅額捐款接連出現，截至下午6 點，捐款數額突破50 萬元”。有日本“經營之神”之稱的松下幸之助認為“擔負起貢獻社會的責任是經營事業的第一要務”，但不知他有沒有想過，此時所謂的“貢獻社會”就是支持侵略戰爭。

“軍用機捐款運動”迅速演變為全國範圍的“防空報國”熱，掀起了新一輪捐款高潮。《朝日新聞》開闢“軍用機捐款活動”專欄，詳細報道“防空報國”中的“典型”事件：“媽媽帶着5 歲小孩兒立花良文，將從嬰兒時候起積攢的零用錢200 元捐獻出來。美術館捐款7000 元。畫家將在秋季展覽結束後，販賣作品，估計可以得到數千元款項，將這筆錢全部捐獻出來。”《朝日新聞》每天公佈捐款數額的變化，營造強烈的“防空報國”氛圍，強化“國防意識”。

自發起“軍用機捐款運動”到1937 年7 月31 日北平淪陷，短短的十天時間裏，全國“軍用機捐款達290 萬6825 元80 錢”。報社除每天收到大量“軍用機捐款”外，還不斷收到其他各類捐款。截至29 日，報社收到“捐給在滿、在支慰問金達71351 元93 錢”。

盧溝橋事變後，《朝日新聞》從由單純報道前線戰事、日本國內的“國防獻金”“愛國”熱，發展到直接發起“軍用機捐款運動”，對讀者產生了巨大影響，引發了一撥又一撥的捐款熱，從精神和物質上支持了日本政府擴大侵略戰爭的政策。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