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沒照搬主流理論，中國等少數經濟體才獲得了成功｜現場實錄_風聞

**【編者按】**9月21日，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主辦的“國家發展與治理現代化”論壇在清華大學隆重舉行（聚焦｜國家發展與治理現代化論壇圓滿舉行）。來自國內外十餘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近三十位在經濟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領域取得突出學術成績的中青年學者報告了新近研究成果。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就**“從新中國70年的經驗談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發表主旨演講。本文根據林毅夫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已經本人審定。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made arduous efforts to catch up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However, most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been trapped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traps for a long time. One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y have not solved the century-old economic problem of how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 few successful economies have a common feature. That is, not copying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 theory, their development or transformation have successfully deal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Lin Yifu believes that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we should choose certain industries to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termined by factor endow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we must constantly im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hich entrepreneurs themselves cannot solve, a market failure that must be solved by the governm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sum up new theories that can organically integrate market and government, which is also the goal of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 theory.

胡鞍鋼教授，各位學界的朋友，非常高興有機會再度到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參加這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於國家發展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討會。就像胡鞍鋼教授講的，今年我們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回顧這70年，中國從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人均GDP將近一萬美元，並很可能在2025年左右成為高收入國家。

這到那時候將會是一個人類歷史上的事件。因為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比重只有15%，如果中國也變成高收入國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比重將會從15%增加到34%，翻了一番還多。**趕上發達國家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有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到目前為止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一個是我們的台灣，一個是韓國，到2025年左右中國大陸會成為第三個。

1960年，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共有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只有13個變成高收入經濟體。而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本來就跟西歐的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小，或是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從統計數字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固然每個發展中經濟體都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想趕上發達國家，加入他們的行列，但是實際上絕大多數經濟體都長期深陷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原因就像總書記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上面所講的，**沒有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個經濟學上的世紀難題。**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以現代化作為國家發展的目標，現代化的前提是工業化。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知道都實行了計劃經濟，想在貧窮落後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迅速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經濟體。

**當時國際主流的思想其實是一樣的。**宏觀經濟學的主流是凱恩斯主義，強調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發展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是結構主義，也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無法解決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現代化產業的需要，所以主張用政府主導的方式採取所謂的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不管是宏觀經濟學的思想還是發展經濟學的思想，**都強調市場失靈，主張政府發揮主導的作用。**這樣的指導思想當然不能説沒有成果，不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政府的強力動員下，確實建立了現代化的大產業，但是經濟發展的效率非常差，而且後來還危機不斷，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非常慢，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到了八十年代以後，國際上主流的思想變了。**宏觀經濟學由原來的凱恩斯主義被新古典的理性預期學派取代，認為一個經濟體經濟發展不好都是政府幹預造成的，所以主張由市場來發揮主導作用，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也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成為主流思潮。**當時所有發展中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在轉型，由政府主導向市場經濟轉型。**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導下，用“休克療法”來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認為政府退出才能建立一個像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市場經濟。**但是推行這樣轉型方式的國家，經濟都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實際上它的績效比推行結構主義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還要差，危機發生的頻率還要高，導致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擴大。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其發展或者轉型政策基本都沒有照搬主流理論。**例如，六十年代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亞洲這些小的經濟體，他們不是推行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而是推行出口導向戰略，他們沒有發展現代化大產業，而是從傳統的勞動力集型的小規模產業開始的。少數幾個成功的轉型經濟體像中國大陸、越南、柬埔寨，沒有追尋“華盛頓共識”，大型的國有企業都沒有私有化。

在發展和轉型當中，市場是重要的。亞洲四小龍這些成功實現追趕的經濟體本來就是採用市場經濟，成功的轉型經濟體確實也向市場經濟轉型，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政府在發展和轉型中都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既有市場，也有政府的作用。

反思起來為什麼是這樣的呢？為什麼在經濟發展當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場，也要有有為的政府。經濟要發展，前提是這個經濟必須有競爭力，用學術的語言就是這個經濟體必須有競爭優勢，整個國家有競爭優勢。

**怎麼樣才能有競爭優勢呢？**競爭優勢是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只有發展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生產成本才會在全世界同一個產業當中處於最低，這是競爭力的前提。也是我常講的，要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你要發展的產業。

要讓企業家自發進入符合這個國家和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必須要素價格信號能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只有在競爭的市場上，要素的相對價格才能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才能夠反映這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説，競爭的市場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前提，是引導企業家做出正確的產業選擇的前提。

**為什麼政府也需要呢？**因為經濟發展不是資源的靜態配置，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產業不斷升級、技術不斷創新、結構不斷轉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市場失靈是必然的，產業升級要有先行者，先行者的成功和失敗都會給後來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也就是有外部性，必須給予補償。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需要自己發明，可以用專利來補償外部性，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絕大多數是在世界技術和產業前沿之內進行的，不能給先行者專利，但並不代表沒有外部性，還是需要想方設法給予合適的補償。

更重要的是，在產業升級時，必須不斷地完善硬的基礎設施，如電力、交通、港口等，以及軟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法制、教育等等。而這些企業家是解決不了，是必然有市場失靈的，必須由政府來解決。“亞洲四小龍”早期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並解決了軟硬基礎設施等等問題。所以有出口競爭力，能夠創造就業、積累資本，產業能夠升級，升級過程中不斷靠市場競爭和政府有為來獲得新的競爭優勢。

**中國的轉型也同樣發揮了市場跟政府的作用。**主要原因是在轉型的時候，經濟體中確實有很多的干預和扭曲。但是我們必須瞭解，那些干預和扭曲是內生於保護補貼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的需要。**如果按照“華盛頓共識”，取消這些扭曲和保護，那些資本密集型產業就會崩潰，將導致大量的失業，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定。**當中有不少產業與國防安全、與國際民生有關。如果讓其崩潰了，沒有電信電力怎麼能發展經濟？如果沒有國防安全相關的產業，就會像今天的烏克蘭，喪失了保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這種情況下，中國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採用老人老辦法繼續給原來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必要的轉型期補貼。與此同時，放開過去受抑制、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工業的產業的准入。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都很差，就用毛澤東的思想，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設立了工業園、經濟特區，**在經濟特區工業園裏把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都弄好，很快就把那些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了競爭優勢，靠這種雙軌制在轉型期獲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同時，穩定和快速發展也為解決原來的扭曲創造了條件。

**為什麼要對那些大型國有企業進行保護補貼呢？**開始的時候我國是一個窮國，資本很少，那些企業所在的行業違反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沒有補貼活不了。在轉型期放開的行業發展很快，資本積累迅速積累，慢慢的，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符合比較優勢，取消保護補貼就水到渠成，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好的作用。

回顧這70年中國發展的成功和失敗，以及二戰以後各個發展中國家的成功和失敗，過去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好，是因為一直沒有解決好政府跟市場的關係，不是過度強調政府忽略市場，就是強調市場忽略政府。

我想，**發展中國家應該根據自己成功和失敗的經驗，總結出新的理論，**這個新的理論能夠解釋發展中國家自己的成功和失敗，並且也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能夠有機把市場跟政府結合在一起的新的理論，這也是這些年我在推動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所想達到的目標，謝謝各位！（文字整理：阮萍晶；英文編輯：王其珍 王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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