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華裔記者四歲移民德國，已經無法深刻理解外公的家國情懷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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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德國《時代》週刊資深駐華記者楊希璠在國慶閲兵之前的一篇特稿。標題是“夏竹”先生與中國共產黨的故事。

文章試譯如下（有刪節）：

四十多年來，我外公睡覺時經常做這樣一個噩夢：諾大一個講台，前面站滿了發出憤怒吼聲的人羣。他跪在一塊碎玻璃板上，頭上插着塊木牌，羣眾的喊殺聲在他耳邊響起：“反革命分子彭方聰低頭認罪！”

    那時候，他不斷遭受各種侮辱和毆打，多次忍飢挨餓。如果從他被打成右派開始算，人生整整荒廢了20多年。

如今，我外公已經85歲高齡了，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定擁護者，愛國主義情懷始終貫穿着他的一生。

九月中旬，中秋節，我回到湖南老家看望他。我姨媽準備的瓜果和糕點擺滿了桌子，一如既往，大家圍着55英寸的新平面電視機一起看電視，當時中央電視台在播放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落成典禮，以及為國慶閲兵舉行的演練和彩排。鏡頭畫面上閃過一輛輛嶄新的坦克和各種型號的戰鬥機。十月一日，全球矚目的新中國七十週年閲兵就要到來了，外公看着電視，越來越興奮：“快看，這就是我們偉大國家的新壯舉！”

然而，每到談及中國的各種話題時，我和外公總是説不到一塊，爭論不休。談到香港發生的暴亂，他這樣説：“這背後肯定有美國情報部門的黑手”；談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他説“習主席平易近人，很有定力”；談到中國經濟發展增速放緩時，他説：“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曲折，沒什麼大不了的”；談到中美貿易摩擦時，他説：“美國當然想要阻止中國崛起”。每當我問他，如何看新中國歷史所走過的彎路時，他總是把話題岔開：“我們這些平民百姓也不是當事人，讓它留給歷史去判斷，而且我們也不知道一些歷史事件的真正細節。”

作者xifan Yang 與外公

長時間以來，我很難理解外公的這種家國情懷。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明明遭受過各種迫害，為何他現在卻如此堅定地支持中國模式以及現任政治體制？難道他忘了，他年輕時曾經質疑過高層決策者們的某些規劃嗎？

外公可以説是新中國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當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他年僅15歲，當時他剛剛加入了第二野戰軍，成了一個小兵。作為剛剛被解放的農家子弟的孩子，他拿到了發給他的軍大衣，上衣的衣襬拖拉着沒過了他的膝蓋。他的童年是在國共內戰時期度過的，日子最難熬的時候，吃過樹皮和野生蝸牛。不過，在青少年時代，他就成為了一名堅定的，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紅小鬼”。

建國後，他在當地的一家體制內報社工作。五十年代末，他公開質疑過“大躍進”政策，被黨組織劃為“異見分子”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至今在他的黨內檔案中還可以找到這些記錄。

事實上，我也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追尋外公早年的人生經歷，而且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童年曆史。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父母移居到了南部德國生活，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後第一批出國的中國留學生。1992年，我四歲的時候，媽媽把我也帶去了德國，在此之前，我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在江西萍鄉。

今天的萍鄉是個人口過百萬的城市，位於江西中部，相對中國其他省市，江西省依然較為貧窮，但萍鄉在上世紀初的時候相當有名。因為礦產豐富，這裏誕生了中國二十世紀第一批產業工人，而且毛澤東曾在此地發動過工人運動，當時萍鄉綽號“中國的小莫斯科”，某種意義上來講，萍鄉是中國共產主義思潮的發源地之一。

孩童時期的我懵懂無知。當媽媽帶着我回國探親的時候，和親戚們的言語交流並不多，畢竟我們相隔8000多公里。隨着時間的推移，我驚詫於國人富裕起來的速度，但貌似大家卻依然諱言過去，好像無暇組織言語形容過去的幾十年的鉅變。

也只有外公時不時用他特有的語調向我談起往事。當他訴説五六十年代的毛澤東時代時，他化身為一個叫“夏竹”的藝術家，擅長填詞譜曲。當然他今天可以無所顧忌地把“夏竹”這個藝名公之於眾，“只要這個世界還不懂我的歌，我就不會把自己埋進地殼”，諸如這種他親自創作的歌曲屢屢在家庭聚會上拿出來唱，家庭成員們已經聽得耳熟能詳了。

外公在家庭聚餐上高歌一曲

直到今天，他還保留着一個習慣，拿着筆記本沉思琢磨如何作詞譜曲，一有靈感就寫下來。那個年代，我外公的這種藝術家氣質當然看起來有些好笑，但卻也讓我感到莫名的傷感，他多次説要舉辦一個家庭獨奏演唱會，當然也只是開開玩笑。我覺得，也許這就是外公在那個年代唯一所能依靠的精神食糧了。

1949年冬天，我外公隨着第二野戰軍繼續南進，行程一千多公里繼續追剿殘餘的國民黨軍勢力。之後他入了黨，並在1955年進入解放軍炮兵學院學習。不過，不久後在一次政治運動中外公被定性為“思想意志不堅定”，被下放到了基層勞動，在那裏，他結識了一個鄉村教師的女兒——就是我外婆。

兩個人結婚的時候，婚慶宴席上只有50公斤的蜜桔，一些喜糖和幾瓶小米燒酒。外公後來在當地的一家報社當編輯，這份工作當時是他夢寐以求的。他當時的領導姓黃，是一個胖胖的剛從農業部門調來的業務骨幹，思想守舊，聽不進不同的聲音，在1958“大躍進”運動中外公被停職檢查的文檔中，我查到有如下記錄：

 “彭方聰惡毒攻擊市內最大的煤炭生產基地，認為最多隻能完成既定任務的33.4%，並且在沒有得到上級審核同意的情況下就做成新聞發佈了。彭同志是一個帶有資產階級思想情緒的記者，革命意志消極，公開認為‘大躍進’的口號喊得太響，不合實際；另外他還侮辱上級是個‘半文盲’， 説黃同志養豬的水平比搞文字的水平高，應該調回農業部。”

在現存的不少紙質檔案中，我查到了當時外公被審訊調查的諸多資料，陳述他的犯下的各種“小資產階級”問題。不久，他被勒令“再教育勞動改造”，去了離家50公里以外的一個荒山上，每天的工作是負責砍柴和運送一些豬皮上山。在生活最困苦的時候，他不得不捉麻雀打田鼠，餵養嗷嗷待哺剛出生的舅舅。我外婆隨着外公一同上了山，在60年代初8月份的某一天，飽受酷熱和飢餓折磨的外公，誕生了“夏竹”這個筆名。

在1967年的一份個人自述中，我查到有如下字句：“這是我創作的第一首歌，歌名叫戴眼鏡的農民，這個‘綽號’是當地的老百姓送給我的……時光荏苒，我夜以繼日地寫歌，有時候寫到半夜才結束……妻子嘲笑我的二胡拉的就跟破嗓子公雞嚎叫一般，我夢想能永遠寫下去，這個想法像個大毒草一樣在我心中滋生蔓延……”

一份題頭是“人民反對彭方聰”的檔案擺在我面前，記錄的是文革期間外公的一些“罪行”，如“個人主義傾向嚴重”，“缺乏對羣眾的關愛”等等。

​在1966到1968年，他頻繁被拉去批鬥，外婆始終站在愛人身邊，沒有與他劃清界限。外公常説，是外婆和“夏竹”幫助他渡過了那段艱難歲月。

外公Fangcong Peng

1979年，也就是文革結束三年之後，他被允許返回家鄉。最近幾年，我反覆拉着他重遊那個讓那受盡折磨的山頭，那個海拔1600米的山上的勞改營早已被改造成了休閒療養院。

1980年代，外公被調去統戰部。他當時工作的那個部門職責之一就是外宣，向國外傳播中國故事。在改革開放初期，這個部門的工作作風相當活潑有幹勁，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識分子聯繫緊密。而他則主要負責聯繫散居在海外的華僑回國探親。

我很慶幸生在一個開明的家庭中，自由思考的理念和對國家的忠誠可以融為一體，在餐桌上我們可以就不同的政治觀點發生爭論，我體會到一個家庭的組織形態很多時候可以看做是國家治理的縮影，比如我外公和姨媽秉承務實的經濟富裕政策，而最近幾年的中國崛起，讓我們這些海外華人有了一些異樣的感覺。

在我小的時候，我和我媽經常被打上“很有出息”的標籤，因為我們生活在富裕的西方國家。這種羨慕和嫉妒的情緒漸漸轉化為了對當下生活的滿足。

2009年我回國探親時，外公笑着説：“怎麼樣？我們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了，已經早就超過你們了。”他口中的“我們”説的是中國，“你們”指的是德國。

“我曾經荒廢了20多年，但黨給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40年。”外公這樣説。

幾天前，市政府的工作人員按響了外公家的門鈴，他們拿着一個金光閃閃的銅製五星獎章，上面還繡着“70”這個數字，紋底是彩色祥雲。十月一日是新中國七十週年大慶，像外公這樣能被黨和政府授予這種勳章的老兵，也許全國也不過才幾千人。

外公雙手接過獎章戴上的那一刻，也算是對他80多年複雜坎坷的一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