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證有多痛，科學家都懂_風聞

**撰文 |**Virginia Gewin

來源：Nature自然科研

科學家在出國工作前，應準備好應對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延遲出籤、意外費用甚至是拒籤。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移居他國尋找科研機會。2018年，蘭德歐洲（RAND Europe）開展了一項關於國際流動的調查，在將近2500名的受訪研究人員中，四分之三表示他們在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有過出國工作的經歷。調查還發現，雖然職業發展與出國存在相關性，但不得不説申請簽證有時候費錢又費時。

美國的簽證和移民政策致使一些國家的科學家不得不延遲入境，有些甚至無法入境 | 來源：Alex Wong/Getty

國際流動本身就涉及各種複雜的決定，而延遲出籤和拒籤更會讓形勢難上加難。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暫停容許部分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包括幾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此外，某些國家不透明的移民流程、持續不明朗的脱歐前景，以及部分地區日益高漲的反移民情緒，尤其是在那些被科學家視為首選地的國家，這些因素都在使事態進一步複雜化。數據顯示，美國研究生項目的國際留學生新生入學率在2017年下降了3.7%。2019年3月，英國政府為了提高國內留學生的數量，允許留在當地求職的英國大學的畢業生將簽證延長一年。在此之前，這類簽證最多隻能延長4個月。不過，一旦英國正式脱歐，在英讀書的歐盟學生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學費。

在此，五位研究人員將與我們分享不斷變動的移民政策給他們的事業造成了哪些影響，併為國際科學家提供一些建議（見“簽證建議”）。

簽證建議

申請簽證有時候費錢又費時 | 來源：Fredrik Renander/Redux/eyevine

Sepideh Keshavarzi：聯繫會議組委會，建議他們未來將舉辦地放在進出方便的國家。

Alexis Lomakin：在一個國家至少待滿五年，申請永久居留權以確保穩定性。

Kristen Crandell：考慮簽證申請費用，詢問你的學校是否提供相關報銷。

Mehdi Ordikahni-Seyedlar：制定備選方案。在等待的同時繼續物色其他機會，不要浪費時間。以防最後真的被拒籤。

匿名：保留好每次申請的文件，即使將來可能沒用也不要扔。

SEPIDEH KESHAVARZI：拒絕入境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神經科學家

我是伊朗籍，背井離鄉十多年了。由於美國針對中東一些穆斯林佔多數國家發佈了旅行禁令（雖然在法院屢受挑戰，但禁令依然有效），導致我去年無法參加在美國加州聖迭戈舉辦的神經科學學會會議，展示我的牆報。我大約支付了500美元的簽證費、會費和會議註冊費。我一共接受了兩次面談，詳細回答了簽證官的所有問題，包括我在美國有哪些計劃，以及我是否知道旅行禁令等。**最後，我還是由於禁令被拒簽了。**由於我是我們實驗室中唯一能清楚解釋這項研究的人，我的同事和我最終決定取消牆報。

這個會議非常重要，它不僅是個交流研究的場合，還可以拓展人脈。我現在是一名高級博士後研究員，希望明年能夠順利找到一份獨立職位。當時被拒籤讓我失望極了，我的錢和時間都打了水漂。

今年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神經科學學會十月會議邀請我在專題研討會上介紹我的研究項目，但我不會去現場。組織方已經承諾為那些被拒籤的人士提供遠程報告的方式。我們可能會事先錄製報告內容，理想的情況下，我可能還能回答一些現場提問。能夠進行遠程報告的確是一大進步，但它無法替代本人親自參加。遠程報告的曝光度不如現場報告來得高，也無法在一些非正式場合進行深入溝通。

被拒籤後的一個禮拜我都沒心思工作，整個人感到消極沮喪。諷刺的是，2018 年的會議提案把我列入其中的做法從表面上看對我是有利的，因為會議投稿指南上明確要求兼顧演講嘉賓的多樣性，不僅要性別平衡，還要種族平衡。

即使在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前，美國對中東人士的態度就不是很開放友好。2013年，我在澳大利亞讀完了博士，希望能去美國做博士後。當時，澳大利亞最常見的工作籤是457簽證，457簽證的要求比美國的更容易達到。於是我在澳大利亞多待了一年，希望能獲得永久居留權，但後來才發現一年並不夠，還要追加一年。最後我決定離開澳大利亞，我不想浪費更多的時間耽誤職業發展。

博士畢業時，我獲得了幾個博士後的面試機會，3個在歐洲，2個在美國。**我在面試前三個月就開始申請美國簽證了，但簽證遲遲下不來，只能任由機會擦肩而過。**因為這次面試和無法參會的經歷，美國已經從我的職業規劃中消失了，我現在只把目標鎖定在歐洲。我無法想象生活在一個不能自由出入的國家。

科研同仁也能採取一些實際行動表示支持。首先，我希望美國的專業學會可以考慮在世界各地輪流舉辦會議。第二，在我無法參與神經科學會議後，學校其它系的同事邀請我去演講，或去其它國家參會。他們的支持給了我莫大的安慰。

編者按 ：澳大利亞在2018年3月廢除了457簽證，代之以臨時短缺技術工作簽證。

ALEXIS LOMAKIN：改變觀念

倫敦國王學院細胞生物學家

我來自莫斯科，是莫斯科國立萊蒙諾索夫大學和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的聯合培養博士。博士畢業後，我去了美國哈佛大學做博士後。在美國，招收你的學校會幫你處理簽證事宜和背景調查。我當時只用一個月就拿到了簽證，但我認識的許多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國際研究人員都抱怨説背景調查要很久。

2015年，我前往巴黎的居里研究所（Curie Institute）擔任高級助理研究員，之後去了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做訪問研究員。我發現進出歐洲要容易得多，尤其是開放邊境的26個申根國家，如德國、西班牙和挪威等。

從歐洲境外進入這些國家只要一個申根簽證就夠了，辦理時間一般只要兩週。這樣一來，我就能靈活參會、度假，還能回莫斯科看望家人。

目前我在倫敦做一個兩年的獨立研究員項目，這裏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之前拿的是Tier 2一般工作簽證，這不是我在美國或法國拿的那種高技能專業人才簽證。英國不是申根國家，但我所有的合作者都在申根國家。為了維持這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合作，我需要四處奔波。我每次都要申請特定國家的簽證。比如為了去維也納做演講，我支付了約100英鎊（約合111美元），更要命的是，我花了兩週的時間準備材料和遞交材料。如今，申請簽證儼然成了一份全職工作。有時候，我被簽證搞得狼狽不堪。

作為一名具有這種國際背景的研究人員，我感到尤其不滿的是，資助機構和經費評審方並不在意我花在簽證申請和出差上的時間和精力。要知道，在研究項目完全啓動前，至少要三個月的安頓時間。申請經費時，評審方會考慮到疾病或懷孕等因素，但從來不考慮我們人生地不熟，需要自己找房子這些問題，而這些在倫敦簡直是噩夢。我非常感激自己接受過的國際化訓練，並將此看作一個應該接受的寶貴機遇，但它也不全是優點。

現在，我在權衡幾個重回歐洲大陸的機會。在那裏，我可以更好地維持合作，去別國參加會議，還能全世界到處走。

我想起了幾年前的一次大範圍討論，關於為科學家特製一種歐洲護照，幫助規避以上提到的種種問題。我真的希望能有那麼一天。

同時，我也想和資助機構、經費評審方、同仁、人力資源部門、政策制定者以及整個公眾坦率地談談這些問題。

我們需要改變人們對我們職業的看法。科學家是一個兢兢業業、身處高壓之下的羣體，他們的工作應該得到尊重。

KRISTEN CRANDELL：成本挑戰

英國班戈大學鳥類生態學家

在任何國家辦簽證都絕非易事。我來自美國，最初想去印度做博士後。光是申請印度簽證就花了一年的時間，職位也最終落空。

2015年，我從美國搬到了英國，去劍橋大學做博士後，我當時拿的是Tier 5臨時工作簽證。

我的先生也在學術圈工作，他在2017年獲得了班戈大學的一份職位，我的簽證就換成了配偶簽證。後來我也在班戈大學得到了一個研究員職位，又換成了Tier 2一般工作簽證。

對許多人來説，最大的挑戰莫過於移民的成本了。單是一個英國工作籤就要大約3000美元。這個過程我經歷了三次。班戈大學可以報銷最新簽證的部分申請費用。好在我也有點存款，但對於那些只拿助學金的人來説，他們可能無法負擔這筆費用。

班戈大學和劍橋大學不同，我們每兩週都要去學校員工那裏進行登記。我對此的理解是，每所大學對受其資助的個人負有監管責任，但具體怎麼做取決於學校自己。

在班戈大學，我每隔一個週三就要前往校園的某棟教學樓，在他人的見證下在虛線上簽名，以證實簽名者是我本人。

如果我無法出面簽字，我就要詳細告知我所在的位置信息。比方説，當我外出旅遊時，我需要將我的目的地、飛行計劃和入住酒店都列出來，或提供我父母的住址和電話號碼。

儘管如此，我出入境不受限制，可以隨意來去。

編者按：班戈大學證實了校方會對受資助的國際留學生和員工進行考勤記錄。學校指出，只要符合英國政府的資助責任要求，各個學校都可以自己制定具體流程。

MEHDI ORDIKHANI-SEYEDLAR：應對不確定性

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師

我在2009年離開了伊朗，當時已經拿到了獸醫學博士學位。我去了法國讀神經科學的碩士學位，那是我的第一段海外經歷。現在，我在瑞典工作，是我過去十年生活過的第六個海外國家。我從2012年開始在丹麥技術大學攻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我去美國杜克大學做了6個月的訪問博士生。

2016年8月，就在我臨近畢業之際，杜克大學給了我一份理想工作。當時，我在杜克的同事以及我本人都認為拿到簽證，在2017年5月入職，從時間上説綽綽有餘。

但是，特朗普的旅行禁令很快就頒佈了。**我的赴美簽證申請慘遭凍結。****每一天都過得寢食難安，我每天要給杜克大學的同事發三到四次郵件。**我的壓力很大，因為杜克大學的實驗室成員和我一樣，都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

那一頭的PI——神經科學家Mikhail Lebedev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他自願付費並擔責，以便我能拿到H1-B簽證——讓美國僱主從國外招收特定臨時崗位員工的簽證，但只能單次入境。也就是説，我只能進入美國一次。

對於科學家來説，單次入境是説不通的。你需要去國外參會、開展合作。你不能只鎖在一個國家裏。**我還有一個擔心，那就是我是否能回國探望我的家人。**當時的整個情況都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且毫不透明。

又過了幾個月，Lebedev建議我考慮B計劃，他給我寫了一封非常出色的推薦信，幫我拿到了瑞士洛桑的一個博士後職位。我在2017年8月入職。

我當時等了三個多月才拿到簽證，但只要5周就拿到了我現在的簽證，目前我在卡羅林斯卡學院做博後。

不幸的是，我無法計劃下一步的事業發展，我還是會考慮美國，但在當前的整體局勢下考慮並不現實。

無論如何，我還是會和別人説不要過早地失去希望。在我出國讀博前，我申請了90多個地方，大部分是歐美院校。

**一旦你獲得了某個職位，儘快完成簽證申請，因為這個過程通常都會比預想的更長。**同時，讓你即將加入的實驗室知曉你的簽證進度，也非常重要。

匿名南美籍科學家：複雜的過程

澳大利亞醫學研究所生物信息學家

我已經換過三個國家了，澳大利亞佔了兩次，但每次的體驗都不一樣。在南美完成碩士學位後，我去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攻讀博士。那時對學生簽證的要求很不同，但不變的要求是，申請人必須得到學校資助，通過英語能力評估測試，提供學校成績單且過去五年無犯罪記錄。

這個過程有時候非常複雜。比方説，我需要有飛澳大利亞的機票才能申請簽證，但學校在我獲得簽證前又無法完成資助手續。我不知道應該什麼時候買機票，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拿到簽證。這個過程很煎熬。

我在2015年去法國做博士後時，研究人員簽證並不難拿，但也有一些障礙。法國要求學位證書認證之後才能入境法國，這就要先將學歷證書翻譯成法語。我在2015年2月已經博士畢業了，但直到6月才拿到了我的學位證書。我春季就收到了博士後錄取通知，但由於這個認證要求，我不得不等到10月1日才能正式入職。

2017年10月，我在法國的合同到期，我獲得了澳大利亞的一個工作機會，也就是我現在所在的學校。我的簽證申請一直卡在文件評估階段，因為那個時候移民局正忙於將已經失效的457簽證替換成臨時技能簽證。我本來計劃在2018年初開始新工作，但一直到8月份才回到澳大利亞。

我之所以決定回澳大利亞，一是這份工作很有意思，二來學校也能支持我。而且，我已經在澳大利亞待了近四年，對那裏的銀行和大學都較為熟悉了。我希望能夠很快拿到澳大利亞的永久居留權，雖然我不確定是否會一直在這裏生活下去。但一旦我拿到了永居，僱傭我的單位就不用支付額外費用。我也能較自由地出行了。

**換國家、重新瞭解一個國家的規章制度是一件難事。**下一次我想變動前，我一定會三思，並考慮變動成本。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 Nature自然科研”，原文以What scientists should know about visa hurdles為標題發表在2019年 5月7日《自然》職業特寫上，戳“閲讀原文”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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