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特務鈕益惠的維權路_風聞

北京市大興區亦莊開發區羊北村，一個典型的城鄉接合部。以北京的發展速度，這些高低錯落的平房，將會在數年內成為歷史。

在這個平淡無奇的村莊，“九爺”的事幾乎盡人皆知：老反革命，蹲了33年的監獄，兩次偷渡台灣，與人打了近10年的爭地官司。這給這位78歲的老人蒙上了神秘色彩。他叫鈕益惠，人稱“九爺”。

鈕益惠這個名字，曾出現在1950年12月1日《天津日報》的報端。在關於新中國反間諜第二案—“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秦應麟案”被破獲的新聞裏，被捕人員名單中，鈕益惠在後面，他也是如今唯一活着的人。

15歲的“小特務”

1935年農曆正月二十二，鈕益惠出生在北京通州垛子村。他的父親鈕永緒早年曾在國民黨廣州的軍隊裏做事，母親鈕張氏是位傳統的家庭婦女。這是一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舊式家庭。在鈕家大家族同輩男孩裏，鈕益惠排行老九，人們都叫他“小九兒”。

到了鈕益惠這一代，鈕益惠的哥哥鈕益培成為鈕家的主事人。上世紀40年代，他任國民黨第五補給區副官處二處上尉副官，並身兼其他多項職務。鈕益惠全家也從郊區搬到了市區的東單牌樓新開路戊字41號。

1949年，北平解放，鈕益培逃亡台灣，東單牌樓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沒收，一家人又回到通州垛子。1950年4月初一天，鈕益培突然來信，説自己從台灣回來了，要鈕益惠按照信上交代的時間，去雙橋火車站接人，他有一些行李要放在家裏。那天，鈕益惠趕着一輛毛驢車，去了雙橋火車站。和行李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叫孫毓清的人。等到了家裏，鈕益惠才知道接回來的“行李”是電台。

據公安大學離休幹部、時任“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秦應麟案”偵察分隊分隊長的孫有光回憶，1950年2月，“保密局直屬北平潛伏台”計兆祥案被破獲後，毛人鳳又派了熟悉平津情況的保密局特務秦應麟潛回天津，組建“天津特別組”，並稱此行為“黨國敵後工作能否開展成敗之關鍵”。4月初，鈕益惠的哥哥、大姐夫梁錫增、三姐夫劉景惠就是作為“天津特別組”成員，與秦應麟等在江陰登陸，最後到達天津的。綜合考慮之後，他們將電台建在不會引起人注意的北京郊區鈕益培家裏，用胡振遠（秦應麟化名）、齊北光（鈕益培化名）、彭振北等名義與台灣方面聯繫。

當時，公安部早已經截獲了他們發出的情報，卻一直無法找出電台架設的地址。就在此時，一個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帶給“特別組”成員的匯票，讓公安找到了電台所在地。

在鈕益培家搜查出“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CMS美製特工收報機、發報機各一部，收發報登記簿各一份，密碼本四本，波長呼號表，電台零部件，特務身份證明書以及履歷表等。“加上在另一個‘天津特別組’成員家裏搜出的情報，可以分析出，保密局當時十分關注我黨我軍有無進軍台灣和抗美援朝的動向，也希望瞭解中蘇關係、高級民主人士與高級起義投誠人員的動向，以及物價、金融、幣制等方面的情況。他們更希望得到我黨和國家軍政領導人的面貌特徵、住址、車牌號及參加重要活動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動組織技術總隊特務行刺之需。”孫有光説。

關於“天津特別組”及相關人員被抓獲的情形，鈕益惠和孫有光的回憶有些出入。在鈕益惠的記憶裏，哥哥、大姐夫和三姐夫是在自己被抓之前幾天已經落網，之前他們收到了秦應麟的信，整封信就10來個字：“生意沒法做了，趕緊收攤吧。”家裏人知道要出事，於是把該燒的都燒了，把電台藏在了裝泡菜的罈子裏。一天，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先後來過之後，他的父親預感事情不妙，就叫他帶孫毓清到市裏，以後再回家。

那晚，15歲的少年“小九兒”匆匆離家，一走就是33年。

鈕益惠回憶：“在路上，孫毓清讓我跟他一起去台灣，我那時候滿腦子‘為國盡忠’的思想，也覺得自己智勇雙全，當然就滿口答應了。”為避免引起人注意，他們決定分別乘車到濟南會合，再到孫毓清老家煙台，“他説到了老家，他就有辦法去台灣”。

鈕益惠登上了一輛開往濟南的汽車，等待他的卻是冰冷的手銬。憶及當時的情形，鈕益惠直感嘆命運弄人。“我那時也就一個15歲的小孩兒，也不是他們小組的成員。公安問我把孫毓清帶到哪兒去了，我死活不説。我當時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忠臣不保二主’，在我心裏，那是很光榮的事情。”他的“死扛”最終沒能保住任何人。整個“天津特別組”全軍覆滅，鈕益惠的父親在垛子藏電台的現場被就地正法，哥哥和三姐夫後來也都被槍斃，他自己面臨的，則是長達33年的牢獄生活。

這個結局是鈕益惠早就料到了的，“電台一旦被發現，誰都活不了。這是電台到家裏後，一家人飯桌上經常説的話”。

監獄“保險箱”

鈕益惠的監獄生涯是從北京市宣武區自新路21號的北京第一監獄開始的。他至今津津樂道於監獄裏的種種好處，“我們監獄長説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監獄就是我們那監獄。有外國人蔘觀，待遇很好”。

監獄裏面有個積極分子委員會，下面分生產組、生活組、文體組。鈕益惠是文體組的成員。他自覺有天生的領導能力，好説會寫能編，所以十分受歡迎。監獄裏的人都説他過得很快活，但這種快活的條件是：“什麼都不細想。”

他其實也“細想”過。1959年，原定的10年刑期就快結束，但他自知“外面正是困難時期，出去肯定活不了”。於是，鈕益惠在監獄內組織了一個“反革命暴動集團”，要替父兄報仇，口號是“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行動暴露後，鈕益惠自忖必死無疑，最終是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兩年之後又被改無期。鈕益惠説，從那時起他就麻木了，“反正怎麼高興怎麼活着”。

母親的探望是最令他難受的事。“1961年，我剛剛加刑。我媽媽從村裏揹着20多斤東西去看我。20多斤東西，全是吃的，那時正是最困難的時期啊。從家裏到監獄有一趟長途公共汽車，但母親捨不得花錢，靠兩隻小腳走着來看我。見面後，她問我判了幾年，我説無期。我媽問，什麼叫無期呀？我就説，什麼時候改造好了，我就回去。媽就説，你快點改造吧，我在家等着你。我媽一切希望都在我的身上。你説這種見面我能見嗎？那天見完之後，我就跟我姐姐説，你千萬別讓媽來，不是我不想媽，也不是媽不想我。”

後來，他連三姐也不見了，也不再寫信。“那時候，給誰寫信誰倒黴。”

如今的鈕益惠依然把監獄稱作“保險箱”。“文革”開始後，北京的監獄全部外遷，鈕益惠被轉到山西一個礦廠服刑。作為年資最老的犯人，他開始帶那些新來的犯人，因表現不錯，他又獲減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保險箱”外，是他後來才得知的慘劇：“文革”中，紅衞兵們把家裏糊窗户的紙全撕了，把煤球都踩碎了，他母親最終在一個冬夜被凍死在屋裏；大姐夫梁錫增被紅衞兵打成重傷，死在醫院，其子也被整死；三姐鈕汝銘作為特務老婆，頭髮被紅衞兵剃光，每天掛着牌子被批鬥，最終上吊自殺……

“我想死北京了”

1983年正月二十二，鈕益惠48歲生日。就在那天的大會上，他被宣佈減刑8年，提前釋放。“太突然了，之前也沒聽説，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大會結束後，監獄領導把鈕益惠帶到食堂吃飯，建議他還是留在礦廠，繼續帶犯人。他沒有答應，心裏惦記着北京的親人，這麼多年一點消息都沒有。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門。“這麼多年，我想死北京了。我在北京沒有家了，只好上天安門去，照張相，告訴北京，我可算回來了。”照片裏，鈕益惠注視着的前方，是他離開之後才修建的人民大會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天安門廣場，早已不是當初的樣子。

照完相，刑滿出獄的鈕益惠穿着一件綠色的軍大衣，拎着個網兜，來到了北京大興區亦莊鎮羊北村，住在這裏的四哥成了他唯一可投奔的人。

第二天，四哥鈕益海帶鈕益惠去了老家通州垛子。物是人非，他在村裏人的幫助下，找到了父母的墳地。

鈕益惠覺得自己出獄後的運氣相當不錯。他最初住在鈕益海家，做過汽車裝卸工，也做過傢俱生意、牛羊肉生意，反正是“幹什麼都賺錢”。1987年，他還在村裏買下了三間房的宅基地，不久後娶了帶着兩個孩子在北京打工的肖方為妻。

到台灣討個説法

鈕益惠始終有塊心病，覺得國民黨欠他一筆債。他決定去台灣，找國民黨討個説法。

1999年12月，鈕益惠向親友借了幾萬塊錢，從福建平潭出發，在海上漂盪了14個小時，終於在12月28日登上了台灣島。

第二天，他按照朋友説的地址，輾轉到達“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以下簡稱“軍情局”）。“一個工作人員跟我説，叫我過兩天再去，到時會有專門的人接待我。”

兩天後，一個叫胥繼僥的人專門接待了鈕益惠。“他一見面就跟我説：‘您來也白來，一分錢也拿不着。因為國防部有通知，他們要的證明，您永遠也要不來。’他同意讓我領7個人的撫卹金，共2萬1千美元，他還開了個條，讓我找個有台灣身份證的人代領。我心裏想，胥繼僥已經承認我説的是事實，也就是説，我的身份合法了，就想先去警察局待著，他們肯定得安排我吃住啊。”

在警察局關押了兩三天之後，他被送到新竹靜廬的大陸地區人民處理中心。那裏被鈕益惠視作“天底下關押人的最殘忍的地方”。

捱打也是讓人心驚的。“把你一人叫進屋，眼睛蒙上，四個警察一人一根電棍，分頭打。打完之後，出去，有人問：‘有人打你嗎？’要説實話，就又會被拖進去繼續打。”還有每星期一次的突擊檢查則嚴格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任何一個小物件，哪怕是吃飯時為方便剔牙留下的一小根骨頭，被他們發現了，都要被一頓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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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牢裏，鈕益惠申請給軍情局長寫信，“我就小學四年級的文化水平，寫了好幾天，上萬言，結果石沉大海”。

這樣的日子整整過了10個月。2000年9月27日，鈕益惠最終和一批大陸客回到了大陸。

回到北京後，儘管當時打台灣的電話高達5塊錢一分鐘，他還是不斷地給“立法院”打電話發傳真。終於，“立法院”承認了他“烈士家屬”的身份。

2001年2月24日，輕車熟路的鈕益惠再次到達台灣。總結上次的經驗教訓，他首先去了中國時報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記者接待了他，並且寫了一篇關於他的報道，發表在《中國時報》上。後經林照真介紹，鈕益惠見到了“立法委員”陳學聖及其助理陳以信。“他們對我很同情，説會想辦法幫我要到那筆生活補助。”陳學聖受鈕益惠委託，將鈕益惠帶來的證明材料交給了“軍情局”，包括1950年12月1日刊登有“國民黨軍統直屬天津特別組”秦應麟案被破獲消息的《天津日報》複印件、山西省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原件、釋放證明書原件。

在台灣等待消息的日子，鈕益惠不想再去麻煩朋友，他在台北火車站的高架橋下找到了一個存身之所。為防止警察盤問時露出破綻，他裝起了啞巴。

一天，鈕益惠在高架橋下看到一個年輕乞丐，面前擺着一張醫院開的殘疾人診斷書，他把診斷書借來，拿到一個店裏，將出生年月處用一小塊白紙蒙上，複印出來，再在空白處填上適合自己的出生年月，再複印一次。就這樣，他擁有了在台灣的“合法身份”。

兩個多月後，“軍情局”方面終於有了回覆，“本局為考量其兄遭中共槍決，為國受難屬實，以殉難人員家屬發給鈕員一次濟助金三千美元”，鈕益惠也收到陳以信轉交的這筆錢。可他覺得，這與胥繼僥當初答應的2萬1千美元相差甚遠，“一個在新竹生活困難的人，花了180塊錢路費到台北申請救助，你説他符合救助條件，卻只給人家50元錢，這怎麼能叫救助呢？”

陳學聖和陳以信勸鈕益惠先回北京。由於他沒有合法的身份，還是得通過大陸人民處理中心。這一次，是在宜蘭。裏面的待遇，和第一次在新竹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年九十月間，在台灣待了半年後，鈕益惠再次被遣返。

“精神國民黨員”

如今，鈕益惠和老伴兒住在租來的平房小院兒裏。院門口，是他剛貼上不久的對聯“國強民富心中樂，人和家順財源旺”，橫批“今年更好”。他總是那句話，自己“什麼也不缺”，家裏兩台電視，兩台空調，“夏天倍兒涼快，冬天倍兒暖和”。那台“全村唯一的進口室內用水清潔器”，他更是一次又一次提及。

記者走近小院，右邊搭着一個簡陋的棚子，堆放着各類雜物，左邊的兩間房，門窗都已破損，幾根交錯凌亂的電線，在房檐下晃動。靠南的房間裏，除一張牀、一張麻將桌、一張吃飯的桌子和幾把椅子外，再無其他傢俱。屋裏光線不好，大白天也得開着燈。“書記照顧，我們用電都不花錢。”

鈕益惠每月初都會收到來自北京市委的一封信，信的內容一成不變，告訴他關於起訴要回宅基地的問題，正在調查中。上世紀80年代買的三間宅基地，因為與人產生糾紛，為此，他從鎮裏開始告，一直告到北京市政府，至今已持續了8年。

鈕益惠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通過鳳凰衞視，關注台灣時事，他説，自己這是在“履行一個精神國民黨員的責任”。

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北京，鈕益惠到北京飯店，請工作人員轉交要求加入國民黨的申請。連戰到西安後，鈕益惠接到一個電話，被告知“您這一問題我回台北後再解決”。幾個月後，他接到國民黨政策委員會的一份入黨通知書，通知書上説“黨章規定”不接受大陸人員入黨，“這是為了大陸朋友的安全而定，但您這種精神可嘉，所以今天通知您為‘中國國民黨的精神黨員’”。

馬英九競選台灣地區“總統”成功時，鈕益惠特意發去傳真表示祝賀，並且收到邀請他去參加就職典禮的邀請函。

鈕益惠忙碌的另一項內容，則是不斷地向“軍情局”和“監察院”打電話、發傳真，申請生活補助。2009年6月，他終於收到“軍情局”發來的函件。鈕益惠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函件用字為繁體，其中又夾雜一些半古語的用詞，他更“不屑於請教別人”，整整花了三個月，才明白上面的意思。他多次對函中所述自己曾“請求返台定居及刑勞補償”表示不滿，他説：“我從沒有説要去台灣定居，也沒説要刑勞補償。我就是生活困難，你給我點生活補助。”

鈕益惠戲謔地稱自己是“忠實的軍統特務”，但在“軍情局”來函上拒絕發放補助的理由寫得很清楚：“鈕員系前保密局民國卅九年敵後單位失事殉職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運用人員”，“且無法證實為我工作牽連之難”。

現在，大陸政府每個月會發給鈕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補貼，在租來的屋裏，每天下午一點開始，他都會組織牌局，收取一定牌桌費。

擺在他面前最緊要的問題是，租住的房屋一拆遷，他就又陷入無房可住的境地。“雖然書記已經答應安置住處，但也説不準。”可他轉而又説，他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

對鈕益惠找“軍情局”要生活補助，丁佔營當着鈕益惠的面，毫不客氣地説那是“痴人説夢”：“歷史上，對共產黨而言，他是罪人；而國民黨一方，也不覺得他是功臣。如今，他腳踏國共兩隻船，到台灣説‘回家拿刀來了’，在北京又找共產黨要房子。他對哪一方都寄予厚望，哪一方都沒有給他回報。”

鈕益惠把自己關心台灣時事上升到“為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做貢獻”的高度，但丁佔營覺得，鈕益惠其實缺乏政治頭腦，更談不上有政治信仰。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不過是打發晚年寂寞的一種手段。“我猜測，不管是台灣方面，還是這邊的派出所、法院、市政府，肯定都膩死他了。”

鈕益惠的下一步計劃，是繼續向市政府要“屬於自己的宅基地”，同時，在台灣找個律師，向“監察院”狀告“軍情局”，他説，“我會一直告，告到我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