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特務鈕益惠的維權路_風聞
熊猫儿-2019-10-13 22:39
北京市大興區亦莊開發區羊北村,一個典型的城鄉接合部。以北京的發展速度,這些高低錯落的平房,將會在數年內成為歷史。
在這個平淡無奇的村莊,“九爺”的事幾乎盡人皆知:老反革命,蹲了33年的監獄,兩次偷渡台灣,與人打了近10年的爭地官司。這給這位78歲的老人蒙上了神秘色彩。他叫鈕益惠,人稱“九爺”。
鈕益惠這個名字,曾出現在1950年12月1日《天津日報》的報端。在關於新中國反間諜第二案—“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秦應麟案”被破獲的新聞裏,被捕人員名單中,鈕益惠在後面,他也是如今唯一活着的人。
15歲的“小特務”
1935年農曆正月二十二,鈕益惠出生在北京通州垛子村。他的父親鈕永緒早年曾在國民黨廣州的軍隊裏做事,母親鈕張氏是位傳統的家庭婦女。這是一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舊式家庭。在鈕家大家族同輩男孩裏,鈕益惠排行老九,人們都叫他“小九兒”。
到了鈕益惠這一代,鈕益惠的哥哥鈕益培成為鈕家的主事人。上世紀40年代,他任國民黨第五補給區副官處二處上尉副官,並身兼其他多項職務。鈕益惠全家也從郊區搬到了市區的東單牌樓新開路戊字41號。
1949年,北平解放,鈕益培逃亡台灣,東單牌樓的房子也被新政府沒收,一家人又回到通州垛子。1950年4月初一天,鈕益培突然來信,説自己從台灣回來了,要鈕益惠按照信上交代的時間,去雙橋火車站接人,他有一些行李要放在家裏。那天,鈕益惠趕着一輛毛驢車,去了雙橋火車站。和行李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叫孫毓清的人。等到了家裏,鈕益惠才知道接回來的“行李”是電台。
據公安大學離休幹部、時任“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秦應麟案”偵察分隊分隊長的孫有光回憶,1950年2月,“保密局直屬北平潛伏台”計兆祥案被破獲後,毛人鳳又派了熟悉平津情況的保密局特務秦應麟潛回天津,組建“天津特別組”,並稱此行為“黨國敵後工作能否開展成敗之關鍵”。4月初,鈕益惠的哥哥、大姐夫梁錫增、三姐夫劉景惠就是作為“天津特別組”成員,與秦應麟等在江陰登陸,最後到達天津的。綜合考慮之後,他們將電台建在不會引起人注意的北京郊區鈕益培家裏,用胡振遠(秦應麟化名)、齊北光(鈕益培化名)、彭振北等名義與台灣方面聯繫。
當時,公安部早已經截獲了他們發出的情報,卻一直無法找出電台架設的地址。就在此時,一個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帶給“特別組”成員的匯票,讓公安找到了電台所在地。
在鈕益培家搜查出“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CMS美製特工收報機、發報機各一部,收發報登記簿各一份,密碼本四本,波長呼號表,電台零部件,特務身份證明書以及履歷表等。“加上在另一個‘天津特別組’成員家裏搜出的情報,可以分析出,保密局當時十分關注我黨我軍有無進軍台灣和抗美援朝的動向,也希望瞭解中蘇關係、高級民主人士與高級起義投誠人員的動向,以及物價、金融、幣制等方面的情況。他們更希望得到我黨和國家軍政領導人的面貌特徵、住址、車牌號及參加重要活動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動組織技術總隊特務行刺之需。”孫有光説。
關於“天津特別組”及相關人員被抓獲的情形,鈕益惠和孫有光的回憶有些出入。在鈕益惠的記憶裏,哥哥、大姐夫和三姐夫是在自己被抓之前幾天已經落網,之前他們收到了秦應麟的信,整封信就10來個字:“生意沒法做了,趕緊收攤吧。”家裏人知道要出事,於是把該燒的都燒了,把電台藏在了裝泡菜的罈子裏。一天,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先後來過之後,他的父親預感事情不妙,就叫他帶孫毓清到市裏,以後再回家。
那晚,15歲的少年“小九兒”匆匆離家,一走就是33年。
鈕益惠回憶:“在路上,孫毓清讓我跟他一起去台灣,我那時候滿腦子‘為國盡忠’的思想,也覺得自己智勇雙全,當然就滿口答應了。”為避免引起人注意,他們決定分別乘車到濟南會合,再到孫毓清老家煙台,“他説到了老家,他就有辦法去台灣”。
鈕益惠登上了一輛開往濟南的汽車,等待他的卻是冰冷的手銬。憶及當時的情形,鈕益惠直感嘆命運弄人。“我那時也就一個15歲的小孩兒,也不是他們小組的成員。公安問我把孫毓清帶到哪兒去了,我死活不説。我當時受的教育一直都是‘忠臣不保二主’,在我心裏,那是很光榮的事情。”他的“死扛”最終沒能保住任何人。整個“天津特別組”全軍覆滅,鈕益惠的父親在垛子藏電台的現場被就地正法,哥哥和三姐夫後來也都被槍斃,他自己面臨的,則是長達33年的牢獄生活。
這個結局是鈕益惠早就料到了的,“電台一旦被發現,誰都活不了。這是電台到家裏後,一家人飯桌上經常説的話”。
監獄“保險箱”
鈕益惠的監獄生涯是從北京市宣武區自新路21號的北京第一監獄開始的。他至今津津樂道於監獄裏的種種好處,“我們監獄長説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監獄就是我們那監獄。有外國人蔘觀,待遇很好”。
監獄裏面有個積極分子委員會,下面分生產組、生活組、文體組。鈕益惠是文體組的成員。他自覺有天生的領導能力,好説會寫能編,所以十分受歡迎。監獄裏的人都説他過得很快活,但這種快活的條件是:“什麼都不細想。”
他其實也“細想”過。1959年,原定的10年刑期就快結束,但他自知“外面正是困難時期,出去肯定活不了”。於是,鈕益惠在監獄內組織了一個“反革命暴動集團”,要替父兄報仇,口號是“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行動暴露後,鈕益惠自忖必死無疑,最終是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兩年之後又被改無期。鈕益惠説,從那時起他就麻木了,“反正怎麼高興怎麼活着”。
母親的探望是最令他難受的事。“1961年,我剛剛加刑。我媽媽從村裏揹着20多斤東西去看我。20多斤東西,全是吃的,那時正是最困難的時期啊。從家裏到監獄有一趟長途公共汽車,但母親捨不得花錢,靠兩隻小腳走着來看我。見面後,她問我判了幾年,我説無期。我媽問,什麼叫無期呀?我就説,什麼時候改造好了,我就回去。媽就説,你快點改造吧,我在家等着你。我媽一切希望都在我的身上。你説這種見面我能見嗎?那天見完之後,我就跟我姐姐説,你千萬別讓媽來,不是我不想媽,也不是媽不想我。”
後來,他連三姐也不見了,也不再寫信。“那時候,給誰寫信誰倒黴。”
如今的鈕益惠依然把監獄稱作“保險箱”。“文革”開始後,北京的監獄全部外遷,鈕益惠被轉到山西一個礦廠服刑。作為年資最老的犯人,他開始帶那些新來的犯人,因表現不錯,他又獲減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保險箱”外,是他後來才得知的慘劇:“文革”中,紅衞兵們把家裏糊窗户的紙全撕了,把煤球都踩碎了,他母親最終在一個冬夜被凍死在屋裏;大姐夫梁錫增被紅衞兵打成重傷,死在醫院,其子也被整死;三姐鈕汝銘作為特務老婆,頭髮被紅衞兵剃光,每天掛着牌子被批鬥,最終上吊自殺……
“我想死北京了”
1983年正月二十二,鈕益惠48歲生日。就在那天的大會上,他被宣佈減刑8年,提前釋放。“太突然了,之前也沒聽説,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大會結束後,監獄領導把鈕益惠帶到食堂吃飯,建議他還是留在礦廠,繼續帶犯人。他沒有答應,心裏惦記着北京的親人,這麼多年一點消息都沒有。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門。“這麼多年,我想死北京了。我在北京沒有家了,只好上天安門去,照張相,告訴北京,我可算回來了。”照片裏,鈕益惠注視着的前方,是他離開之後才修建的人民大會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天安門廣場,早已不是當初的樣子。
照完相,刑滿出獄的鈕益惠穿着一件綠色的軍大衣,拎着個網兜,來到了北京大興區亦莊鎮羊北村,住在這裏的四哥成了他唯一可投奔的人。
第二天,四哥鈕益海帶鈕益惠去了老家通州垛子。物是人非,他在村裏人的幫助下,找到了父母的墳地。
鈕益惠覺得自己出獄後的運氣相當不錯。他最初住在鈕益海家,做過汽車裝卸工,也做過傢俱生意、牛羊肉生意,反正是“幹什麼都賺錢”。1987年,他還在村裏買下了三間房的宅基地,不久後娶了帶着兩個孩子在北京打工的肖方為妻。
到台灣討個説法
鈕益惠始終有塊心病,覺得國民黨欠他一筆債。他決定去台灣,找國民黨討個説法。
1999年12月,鈕益惠向親友借了幾萬塊錢,從福建平潭出發,在海上漂盪了14個小時,終於在12月28日登上了台灣島。
第二天,他按照朋友説的地址,輾轉到達“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以下簡稱“軍情局”)。“一個工作人員跟我説,叫我過兩天再去,到時會有專門的人接待我。”
兩天後,一個叫胥繼僥的人專門接待了鈕益惠。“他一見面就跟我説:‘您來也白來,一分錢也拿不着。因為國防部有通知,他們要的證明,您永遠也要不來。’他同意讓我領7個人的撫卹金,共2萬1千美元,他還開了個條,讓我找個有台灣身份證的人代領。我心裏想,胥繼僥已經承認我説的是事實,也就是説,我的身份合法了,就想先去警察局待著,他們肯定得安排我吃住啊。”
在警察局關押了兩三天之後,他被送到新竹靜廬的大陸地區人民處理中心。那裏被鈕益惠視作“天底下關押人的最殘忍的地方”。
捱打也是讓人心驚的。“把你一人叫進屋,眼睛蒙上,四個警察一人一根電棍,分頭打。打完之後,出去,有人問:‘有人打你嗎?’要説實話,就又會被拖進去繼續打。”還有每星期一次的突擊檢查則嚴格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任何一個小物件,哪怕是吃飯時為方便剔牙留下的一小根骨頭,被他們發現了,都要被一頓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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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牢裏,鈕益惠申請給軍情局長寫信,“我就小學四年級的文化水平,寫了好幾天,上萬言,結果石沉大海”。
這樣的日子整整過了10個月。2000年9月27日,鈕益惠最終和一批大陸客回到了大陸。
回到北京後,儘管當時打台灣的電話高達5塊錢一分鐘,他還是不斷地給“立法院”打電話發傳真。終於,“立法院”承認了他“烈士家屬”的身份。
2001年2月24日,輕車熟路的鈕益惠再次到達台灣。總結上次的經驗教訓,他首先去了中國時報社。一位叫林照真的記者接待了他,並且寫了一篇關於他的報道,發表在《中國時報》上。後經林照真介紹,鈕益惠見到了“立法委員”陳學聖及其助理陳以信。“他們對我很同情,説會想辦法幫我要到那筆生活補助。”陳學聖受鈕益惠委託,將鈕益惠帶來的證明材料交給了“軍情局”,包括1950年12月1日刊登有“國民黨軍統直屬天津特別組”秦應麟案被破獲消息的《天津日報》複印件、山西省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原件、釋放證明書原件。
在台灣等待消息的日子,鈕益惠不想再去麻煩朋友,他在台北火車站的高架橋下找到了一個存身之所。為防止警察盤問時露出破綻,他裝起了啞巴。
一天,鈕益惠在高架橋下看到一個年輕乞丐,面前擺着一張醫院開的殘疾人診斷書,他把診斷書借來,拿到一個店裏,將出生年月處用一小塊白紙蒙上,複印出來,再在空白處填上適合自己的出生年月,再複印一次。就這樣,他擁有了在台灣的“合法身份”。
兩個多月後,“軍情局”方面終於有了回覆,“本局為考量其兄遭中共槍決,為國受難屬實,以殉難人員家屬發給鈕員一次濟助金三千美元”,鈕益惠也收到陳以信轉交的這筆錢。可他覺得,這與胥繼僥當初答應的2萬1千美元相差甚遠,“一個在新竹生活困難的人,花了180塊錢路費到台北申請救助,你説他符合救助條件,卻只給人家50元錢,這怎麼能叫救助呢?”
陳學聖和陳以信勸鈕益惠先回北京。由於他沒有合法的身份,還是得通過大陸人民處理中心。這一次,是在宜蘭。裏面的待遇,和第一次在新竹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年九十月間,在台灣待了半年後,鈕益惠再次被遣返。
“精神國民黨員”
如今,鈕益惠和老伴兒住在租來的平房小院兒裏。院門口,是他剛貼上不久的對聯“國強民富心中樂,人和家順財源旺”,橫批“今年更好”。他總是那句話,自己“什麼也不缺”,家裏兩台電視,兩台空調,“夏天倍兒涼快,冬天倍兒暖和”。那台“全村唯一的進口室內用水清潔器”,他更是一次又一次提及。
記者走近小院,右邊搭着一個簡陋的棚子,堆放着各類雜物,左邊的兩間房,門窗都已破損,幾根交錯凌亂的電線,在房檐下晃動。靠南的房間裏,除一張牀、一張麻將桌、一張吃飯的桌子和幾把椅子外,再無其他傢俱。屋裏光線不好,大白天也得開着燈。“書記照顧,我們用電都不花錢。”
鈕益惠每月初都會收到來自北京市委的一封信,信的內容一成不變,告訴他關於起訴要回宅基地的問題,正在調查中。上世紀80年代買的三間宅基地,因為與人產生糾紛,為此,他從鎮裏開始告,一直告到北京市政府,至今已持續了8年。
鈕益惠每天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通過鳳凰衞視,關注台灣時事,他説,自己這是在“履行一個精神國民黨員的責任”。
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北京,鈕益惠到北京飯店,請工作人員轉交要求加入國民黨的申請。連戰到西安後,鈕益惠接到一個電話,被告知“您這一問題我回台北後再解決”。幾個月後,他接到國民黨政策委員會的一份入黨通知書,通知書上説“黨章規定”不接受大陸人員入黨,“這是為了大陸朋友的安全而定,但您這種精神可嘉,所以今天通知您為‘中國國民黨的精神黨員’”。
馬英九競選台灣地區“總統”成功時,鈕益惠特意發去傳真表示祝賀,並且收到邀請他去參加就職典禮的邀請函。
鈕益惠忙碌的另一項內容,則是不斷地向“軍情局”和“監察院”打電話、發傳真,申請生活補助。2009年6月,他終於收到“軍情局”發來的函件。鈕益惠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函件用字為繁體,其中又夾雜一些半古語的用詞,他更“不屑於請教別人”,整整花了三個月,才明白上面的意思。他多次對函中所述自己曾“請求返台定居及刑勞補償”表示不滿,他説:“我從沒有説要去台灣定居,也沒説要刑勞補償。我就是生活困難,你給我點生活補助。”
鈕益惠戲謔地稱自己是“忠實的軍統特務”,但在“軍情局”來函上拒絕發放補助的理由寫得很清楚:“鈕員系前保密局民國卅九年敵後單位失事殉職同志之弟,非前保密局正式運用人員”,“且無法證實為我工作牽連之難”。
現在,大陸政府每個月會發給鈕益惠和妻子各1030元的生活補貼,在租來的屋裏,每天下午一點開始,他都會組織牌局,收取一定牌桌費。
擺在他面前最緊要的問題是,租住的房屋一拆遷,他就又陷入無房可住的境地。“雖然書記已經答應安置住處,但也説不準。”可他轉而又説,他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
對鈕益惠找“軍情局”要生活補助,丁佔營當着鈕益惠的面,毫不客氣地説那是“痴人説夢”:“歷史上,對共產黨而言,他是罪人;而國民黨一方,也不覺得他是功臣。如今,他腳踏國共兩隻船,到台灣説‘回家拿刀來了’,在北京又找共產黨要房子。他對哪一方都寄予厚望,哪一方都沒有給他回報。”
鈕益惠把自己關心台灣時事上升到“為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做貢獻”的高度,但丁佔營覺得,鈕益惠其實缺乏政治頭腦,更談不上有政治信仰。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不過是打發晚年寂寞的一種手段。“我猜測,不管是台灣方面,還是這邊的派出所、法院、市政府,肯定都膩死他了。”
鈕益惠的下一步計劃,是繼續向市政府要“屬於自己的宅基地”,同時,在台灣找個律師,向“監察院”狀告“軍情局”,他説,“我會一直告,告到我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