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深處為什麼有這麼多基督徒？_風聞

雲南是中國的民族民俗博物館，這一點眾所周知。但云南同樣也是中國的宗教博物館，知曉這一點的人就不多見了。雲南境內的宗教信仰極為複雜，不僅有藏傳佛教、漢傳佛教、伊斯蘭教、道教等常見宗教，甚至還有基督教的身影。

沙甸鎮上有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十幾座

是個舊市最大的回族聚集區

（雲南沙甸大清真寺 圖片@圖蟲·資訊）

即使在滇西北橫斷山脈的深山老林，荒野偏村裏，基督徒的數量也為數不少，甚至有的鄉鎮幾乎全都是基督徒。他們身着傈僳族、怒族、白族等民族服飾，在十字架下高唱民族語言的讚歌，看上去頗有些違和感，但確實是當地重要的社會活動。

雲南茨中百年天主教堂的禮拜日

茨中教堂的前院，神甫和信眾

（圖片@圖蟲·資訊）

這是怎麼回事呢？

誰曾控制滇西北

基督教大規模進入中國，是在明代以後。不過在基督教傳播的早期，傳教士們只能從大口岸登陸，絕大多數的傳教工作也是在大城市完成的。但當時中國大城市的居民並沒有太多信教的動機，除少部分因與洋商貿易需要皈依的中間商以外，信基督教的人並不多。而且傳教工作常常還會被官方的禁令打斷，進展始終是斷斷續續的。

走上層路線確實是個辦法

不過耶穌會要想逐漸讓王朝統治者皈依基督教

基本是不可能，且始終面臨被打壓的風險

（圖片來自wikipedia@Kircher, Athanasius, 1602-1680）

但傳教士們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滲透方向。

明清時期中央帝國對西南邊陲的直接控制，貴州烏江流域是一個關鍵性區域。在這條大河的兩岸皇帝尚且可以設置軍鎮加以控制，對更遙遠的西南領土，因山川險惡，瘴氣逼人，外人實在難以靠近，只能依賴當地土司實施控制。

貴州高原彷彿是四周區域之間的一個分水嶺

烏江雖然能深入高原內部，但再向西就難了

去往雲南還是要跋涉漫長的陸路，而且完全是山地

而這些土司並非完全跟隨中央的意志而行動，大城市的律法在山間鄉村也並不通行。尤其是在崇山峻嶺間的滇西北，交通不便，人煙罕至，幾乎感覺不到任何來自朝廷的權威。如果要找到傳教禁令的缺口，那麼這裏無疑是最適合的地方。

山區的風景對於看客來説是美景

但對身處於大山之中的人來説

一座座大山讓他們和外界的交流難上加難

（雲南山路 圖片@圖蟲·創意）

但鄉間也有鄉間的規矩。

當時在滇西北佔據統治地位的宗教，是從西藏東部傳來的藏傳佛教。最早進入的是以大寶法王噶瑪巴為首領的噶舉派，在向東擴張影響力的過程中，作為青藏高原東部過度地帶的滇西北就成為了他們走出藏區核心區的第一站。

青藏高原與雲南腹地之間

滇西北的納西地區就成為一個重要的中轉站

具有更高管理水平和物質水平的藏區精英進入了滇西北後，與當地土司進行政治和文化上的聯合，形成了複雜的政治網絡。比如在瀾滄江、怒江邊的納西地區，兼管兩大流域的納西土司為噶舉派建設了大量的寺廟，有一位女土司在位期間甚至一連修建了6座。

直貢梯寺藏傳佛教噶舉派寺院

（圖片@圖蟲·創意）

但到了18世紀，噶舉派在藏區的影響力已經逐漸式微，新興崛起的是人們更為熟悉的格魯派，也就是黃教。在完成了對西藏的宗教整合之後，此時的格魯派也把目光投向了東方，將滇西北的寺廟大量改換為黃教寺廟，並繼續保持與土司的密切合作。

噶丹·松贊林寺是雲南省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

被譽為“小布達拉宮”，

也是川滇一帶的黃教（格魯派）中心

（圖片@圖蟲·創意）

一個有趣的標誌，是喇嘛們也是土司的税務官。

中央政府對土司是沒有税收指標的，但土司仍然需要向民間收税以完成管理職責。然而土司本身缺乏行政建設，邊遠地區的税收任務就交由作為地區中心的寺廟來完成。儘管清代的雍正皇帝曾在維西傈僳族自治縣設置維西廳，在行政上實現了改土歸流，但它還是允許了很多下級土司保持自治，以規避行政成本過高的缺點。

清朝在滇西北，麗江、劍川等地尚能設置州府

再往西北走就只能設置廳了

而其所轄的廣大區域實際上就是自己管自己

喇嘛在這一地區的關係夠硬、收入夠多、宣傳夠賣力，看上去沒有基督教傳教士發揮的空間。但也正是因為藏傳佛教在當地極強的控制慾，才讓傳教士們看到了新的機會。

最大的地主 最強的卡特爾

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寺廟在與土司的合作中，得到的最核心的資源無疑就是土地。比如今天雲南貢山縣有一座普化寺，是碩果僅存的噶舉派寺廟，在建設之初就遷走了當地所有的怒族人，將寺廟周邊的土地算作寺產，並承包給跟隨而來的藏族家庭耕種。

已有五百年曆史的普化寺

在寺廟不遠的地方就是一座基督教堂

在這個雲南的小山村，宗教的多樣化和諧相處着

（圖片@tripadvisor）

當時的怒族農民，不僅要向土司交税，還要向寺廟提供地租和免費勞動力，社區內的地位也是最低的，幾乎相當於藏區核心區的農奴。

而隨着寺廟周邊土地的開發和僧侶獲得的税收權，寺廟很快成為了雲南山區除土司以外最有購買力的勢力。再加上僧侶不用課税的優勢，他們有很快成為了滇西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貨品經銷商，有時甚至是壟斷商。

雖然寺廟能成為真正的地主

不過怒江在滇西北的農業條件也實在是不好

在這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全部佔有也沒有太多收穫

（圖片@圖蟲·創意）

雲南山區雖然自然資源豐富，但有兩種核心資源卻是嚴重短缺的。其一是鹽，距離他們最近的鹽產區是藏區芒康的鹽井，鹽業通道則為僧侶所控制，人們只得從寺廟購買；其二是鐵，雲南缺乏表層鐵礦，村落中的鍛冶水平也有限，只能從四川方向購買，而這同樣為僧侶所控制。

西藏芒康古法制鹽，也算是茶馬古道上的稀缺資源了

（圖片@圖蟲·創意）

在這個特殊的地區，喇嘛版的鹽鐵專營實行起來更加有效。

本就是貧民的怒族、獨龍族甚至收入地位較低的藏族羣眾，不僅要為寺廟提供沉重的税賦勞役，還要用好不容易節餘的錢購買寺廟提供的商品，有時甚至會因收成不好而抵押土地，變成永遠無法翻身的債務人，最終淪為實質上的農奴。

這裏有絕美的風光，但也有逼仄的自然環境

在舊社會，田園牧歌？不存在的

（圖片@圖蟲·創意）

雖然在寺廟和土司強有力的鎮壓下這些貧民很難做出實質性的反抗，但對藏傳佛教的倦怠是必然會出現的。這就是傳教士們看到的機會。

傳教士們的工作，在封閉保守的雲南山區，其實也顯得舉步維艱。

南延天主教墳場

這裏是迪慶市著名的藏族村寨

肉身所在雖簡陋，靈魂或已上天堂？

（圖片@圖蟲·創意）

滇西北最早的天主教社團，位於著名的丙察察公路中點察瓦龍鄉附近。這個社團的組成就很奇怪，是由一位法國傳教士和他的中國代理人購買的奴隸組成的。他們一共購買了22個孩子和12個成人奴隸，甚至還收留了一個因破色戒而被逐出教門的喇嘛，教他們用藏語進行天主教儀軌。

丙中洛、察瓦龍等地離雲南核心地帶已經相當遙遠

而且基本是一個峽谷接着一個峽谷

自然條件很惡劣，也很容易對外封閉

這個奇怪的社團一開始就引起了當地人和寺廟的警覺，經歷多次公關危機之後，這個社團終究還是被當地人定性為邪惡的組織，被驅逐出了原來的定居點。這在藏區被稱為“崩卡教案”，是當時西藏地方政權與外來勢力進行的最針鋒相對的鬥爭。

用堅定的信仰來牧羊

（圖片@圖蟲·創意）

然而在清政府、法國政府、教會的干預下，這些傳教士最終還是通過一場訴訟案重回村莊。

這一次，他們終於獲得了村民的認可：“既然這羣人能夠在官司中打贏廟裏的僧侶，那他們一定具有非凡的神力或者崇高的地位，也許能幫我們擺脱受寺廟控制的悲慘命運。”

基督教在雲南山區的傳播，也一下子變得順利了起來。

一個一個建起來

（圖片@圖蟲·創意）

改宗背後的秘密

傳教士們對幫助農民擺脱農奴身份並不感興趣，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完成傳教工作，發展更多基督徒。而且傳教士們很快也發現，當地民眾只是在表面上去佛教寺廟參拜，在背地裏信仰的仍然是原始的多神薩滿教。

雲南瑞麗的一座廢棄教堂

或許是因為山裏人越來越少而廢棄

（圖片@圖蟲·資訊）

從佛教向基督教轉化已經很難，從多神教向一神的基督教轉化顯然更為困難。

比如當時怒族羣眾相信每棵樹都有精靈，拒絕在完成法術之前砍樹為傳教士蓋房子。傳教士的解決方法是讓他們一邊砍樹一邊高呼上帝和聖母之名，這樣就不會發生不祥的事情。通過這樣的心理替代，傳教士逐漸瓦解了村民們的原始信仰。

樹其實是很辛苦的

各種宗教蓋房子都要砍他

萬物有靈宗教對他算是最友好的了

（圖片@圖蟲·創意）

當然上帝的“神力”也是一定要展現的。當時的山民，仍然依靠薩滿巫術治療疾病，草藥知識都很匱乏，得病的人能不能活下來全靠天意。而傳教士們攜帶着大量的現代醫藥，所有的“不治之症”都能治癒，在村民們看來這便是“法術高強，道行高深”，值得信賴。

崩卡天主教社團的皈依者人數越來越多，最後連村裏的6個薩滿都改信了天主教。傳教士們收集了薩滿的法鼓，帶着大家一邊劃十字頌上帝之名，一邊把法器都燒了。

如此一來，傳教士成了當地人和神溝通的唯一渠道，也成為了當地社會唯一的信仰來源。而傳教士們也趁熱打鐵，宣稱上帝比薩滿教裏的精靈更有威力，能夠保護村民們免受災禍的侵擾。

雲南怒江峽谷中的老姆登基督教堂

可以看出雖然外界對雲南的印象是交通不便，多山多險

但傳教士的足跡還是到了很多地方

（圖片@圖蟲·資訊）

但這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原因。眾多村民願意放棄祖輩的信仰，並跳出藏傳佛教的控制，出發點還是傳教士和新來的宗教是解決他們債務危機的唯一方法。因為這些傳教士們身上有充足的白銀，而這種硬通貨在當時的雲南是非常稀缺的。

最終他們用區區130兩銀子就買到了從崩卡到梅里雪山半坡的巨大土地。這些土地足以幫助周邊的農民擺脱寺廟的剝削，但要承包這些土地的前提，則是要皈依上帝。於是周邊村民爭先恐後前來受洗，崩卡社團的規模暴漲到700人左右。

這樣的事情，在當時滇西北的大量山村都在發生。法國和英國的傳教士從南、西兩個方向進入雲南，在探索地理、生物新發現的同時，也在利用現代醫學、村民的信仰需求和藏傳佛教塑造的緊張氛圍進行着傳教活動。

兩個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

在他們先進的傳教技術下，有的村鎮甚至有經過表決集體選擇皈依基督教的。這也最終造就了雲南與世隔絕的山溝裏，也有基督教村、基督教堂的奇景。

在雲南箇舊偏遠小村莊裏

依然能看到基督教的十字架

（圖片@圖蟲·創意）

那改宗基督教以後，村民們的地位有沒有得到真正的改觀呢？

從目前的材料來看，並沒有。當傳教士們通過出手闊綽的土地購買獲得了新的土地之後，農民們的債務關係也同時轉移到了傳教士的身上。無論傳教士們嘴上如何説大家都是天主的子民，實際税從來都沒有少收，另外還有農業生產資料的貸款本息、對傳教士個人的孝敬，全都少不了。

以為擺脱了奴役的村民們，只不過是從活佛的奴隸，變成了上帝代言人的奴隸。

參考文獻

施帝恩, 劉源, 彭文彬. “商人型傳教士” 的新型宗教: 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動 (1846—1865)[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1 (1): 46-56.

楊梅. 近代西方人在雲南的探查活動及其著述[D]. 雲南大學, 2011.

鍾瑞華, 趙旭峯. 近代雲南西醫傳入與公共衞生事業的發展[J]. 學術探索, 2018 (11):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