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 中國還在對標西方, 印度卻開始以中國為尺度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19年10月新刊上市

✪ 曹錦清 |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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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日，中印領導人舉行第二次非正式會晤。中國與印度同為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都日益具有重要的世界影響力。如果從印度的視角來反觀中國，會有怎樣的認識？本文是彼時曹錦清先生從印度歸來後分享的觀感，他發現，與中國人長期以歐美為尺度不同，近十多年來印度人或明或暗地以中國為標準，把中國的發展經驗作為觀照其現實的尺度。印度學者以中國為背景，認為中印兩國現代化道路的不同，主要源自於兩國不同的土地制度。中國自1950年開始的土地改革為後來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制度基礎，並用革命、階級的敍事擺脱了傳統的羈絆，減少了現代化的發展阻礙。而在印度，與種姓結構、村落制度糾纏在一起的土地制度，使得它的現代化道路極為曲折。中印兩國土地制度以及歷史傳統和現實關係的比較，對於我們反思中國的現實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二戰以後的獨立國家一般來講都把兩眼放在西方，放在美國，就像全國各個省市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一樣。比較缺少各個國家之間相互看、相互學習。但是隨着中國、印度這些國家的崛起，相互看的要求開始在中國和印度都出現了。如果要比較，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比較當然是一個視角，中國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則更為重要，因為它們的相似性更多，遭遇的問題更同。這次去印度中南部的海德拉巴，我有幾點觀感，向諸位彙報。 

▍誰為尺度：印度和中國的不同取向

第一個，我最大的感受之一（當然，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印度學者的討論總有一個或明或暗的中國背景，而在中國二十幾年來，我所參與的會議當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背景。印度學者討論印度問題的中國背景，是在最近幾年來或者十來年形成的。印度學者討論印度問題以中國為背景的背後，是以中國為尺度，以中國為模範，用中國的發展經驗（成功的經驗）來説印度的事。

中國是長期被西方指責的國家，我們是長期輸入西方標準的國家，現在經過六十餘年的發展，被另一個大國作為尺度。而目前中國進一步的發展，能不能成為世界的一種尺度？我們研究中國問題，以中國為中心，大體上沒有問題，但是以中國為尺度一直是個問題，因為中國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尺度。所以，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雖然以中國為中心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但是卻以西方作為尺度。

最近二十幾年來的變動是，自由主義的尺度要在中國爭奪它的普世話語權作為唯一的尺度。中國近七十年的發展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而中國的學者一般關注中國的負面效果，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大量的負面信息。學者關注一個國家的負面的東西，從關注問題出發那是常態；但是以此來否定中國整個的實踐，那就過於偏頗了。

當一個民族把另一個民族設定為標準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它有浪漫化的可能，就是把我們沒有的優點也作為優點的可能，就是説他們講中國如何好的時候，其實把中國浪漫化了。反過來講，我們把西方設定為標準的時候，也把西方的標準浪漫化了。那些標準不存在西方的現實裏面，而在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想象裏面。

▍土地改革：中印的岔道從這裏開始

第二個感受，印度學者高度關注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他們集中關注的一點就是土地制度。建國後， 中國 1950 年開始進行土改，全國範圍內取消了地主所有制，緊接着消滅了地主階級，這為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和印度比較，印度傳統的延綿性，令印度學者感到驚訝，那麼頑強。

印度的左翼，就是印共，基本上分成兩派。一派是毛派，一派是馬列，就是蘇聯那一派。蘇聯這一派後來在印度成為合法的政黨，因為它放棄了暴力革命和土地，土地作為土地改革，是合法性的，有幾個邦還長期執掌政權。毛派的一些在東部的山嶺，退守到叢林裏面，頑強地堅持土改。他們是屬於印度要剿滅的。

印度海德拉巴的派別繼承了毛，他們更強調土改的問題，就是印度沒有實行土改。印度實際上在尼赫魯時期實行過多次以“限田”為中心的土改，它的限田制改革，實際上是改良，內容是改革，但不是革命，印度的歷史經驗證明，用改良的方式從事改革，大體失敗。只有革命有可能成功。

印度採取限田制，他們的判斷是失敗了， 個別的地方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沒 有農業產出的那些地分掉了，但是農民得到的土地， 一般來講只能是極差的。所以土地制度沒有得到改革。

歷史上中國最早提出限田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明白恢復傳統的井田制——土地國有、農民均分的土地制度不可能了， 所以採取限田制。唐以後，限田制不斷地出 現在儒家知識分子的議論當中。宋以後限田制也不可行，於是採取均税制，那是王安石改革的實質。

中國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而印度只有反帝沒有反封建。“封建”的內容極其寬泛和混雜，在中國的反封建主敍事當中，是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把地主所有制當成封建的核心內容，尤其是在 1927 年到 1937 年的土改當中表達得十分明確，同時認為富農的土地就是富農經營的或採用僱工經營的，屬於資產階級而且予以保護。我們原來的那個敍事把地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作為封建的核心內容。

印度左翼的共產黨曾經提出這個敍事，但沒有被推行，所以他們把英國人請走以後，原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成為他們的核心領導力量。中國建國以後，領導力量轉變，整個的階級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動，但這種變化在印度沒有發生，它保留了整個傳統。

在印度的敍事裏面，1947 年的印度解放就是獨立。之前印度有一個激進的敍事，想用階級敍事來替代種姓結構，按照階級來劃分的，階級的底層來推翻上層、實現平等，傳統的種姓制度也可以在革命當中消失，但是沒有實現。

印度學者一直認為，印度海德拉巴所出的問題與沒有完成土地改革有關，並一直對這個問題耿耿於懷，説中印的岔道從這裏開始。印度沒有土改，它的種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

這場共產黨的徹底革命到底給新中國以後帶來哪些正面的以及負面的東西，可以對照印度的經驗重新審視。我們原來都是革命的敍事，改革開放以後都是自由派的敍事，兩個敍事已經雜亂起來，尤其是自由派的敍事佔據主導地位。原來的革命敍事固然有很多理想教條色彩，但是以印度的視角來看這場革命，它確實將阻礙現代化的傳統割斷了。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廢除了階級鬥爭，也廢除了階級鬥爭敍事， 改用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敍事，但是階級敍事對於中國後來的發展仍相當重要。

▍社會結構**：種姓制度是****印度工業化落後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來，印度的土改註定不能成功，原因在於三千年來強大的種姓制度。印度學者講，印度的工業化之所以落後於中國，很大的原因是和種姓結構有關係。中國的社會結構，我們長期採取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商的地位比較低。宋以後，士農工商的流動在法律上也打通了。而印度那個時候已經建立起牢固的種姓制度。佛教的出現主要是想對抗種姓制度，所以倡眾生平等。那麼為什麼佛教在印度在公元5、6世紀就開始衰敗，在8、9世紀以及 10世紀以後就全面地退出印度？

種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的結合，使得佛教反對種姓制度的時候高唱眾生平等，同時退出村落的經濟生活，所以早期的佛教徒都是流民和乞丐。幾百年以後，他們獲得了土地也獲得了寺廟，種姓結構也在佛教內部蔓延，這也是導致佛教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印度教主要是從為種姓服務的婆羅門教轉化來，雖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義，但是十、十一世紀以後，印度教成為印度的主流宗教，而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了。當然，伊斯蘭教後來以大規模的入侵傳播到印度去。

宋代，中國已經出現 了上下流動，按財產的多寡來作為户等的等級，作為徵税 和均役的單位。民謠“千年田，八百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富不過三代” 都出現在宋代，就證明流動的發生，法律嚴管的等級在中國已經全部消失了。

1950 年新中國第一部法律是 《婚姻法》，第二部是 《土地法》。第一部法律規定性別的平等，第二部法律規定是主要財產土地的平等分配，這兩個平等在中國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實現，與印度反差很大。

印度的種姓結構確實強大，種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結合得很強大。在印度教裏面，婆羅門是宗教第一，從事政治、軍事活動的剎帝利屬於第二，第三是商。再下面是農，再下面是工。一些從事比較低端的，比如説焚化屍體、 宰牛做皮革的手工業的極大部分都認為不是低種姓， 而主要是由士下面的第五種姓就是賤民來承擔。它的職業的劃分和種姓的劃分是高度一致的。種姓制度影響了工業的發展，所以印度進入商業，進入IT產業沒有問題。

在中國來看，士農工商，宋以後無貴賤之分，但是收入有貧富之別，當我們説某個職業貴賤的時候，其實是説它的報酬的高低。而印度不是這樣，這個職業本身有高低貴賤之分， 和它的報酬結構之間當然也有強弱不等的聯繫。中國從宋代以後，原有的春秋以前的等級制經過了一千年的演變，到了宋代以後已經完全為階級結構取代，而階級結構按照財富佔有的多寡、土地的多寡來劃分。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馬克思和韋伯的階級分析結構在印度就呈現了極為複雜的圖景，換言之，就是印度的等級結構向階級結構過渡特別艱難。

▍農田水利建設：一個被長期忽略的關鍵要素

關於土地制度與農田水利建設，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感受。土改以後的合作化運動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農田水利建設非常重要。這裏指的是地表水的儲存與地表灌溉系統。當然中國南北有差異。北方平原大量利用地下灌溉，南方尤其是丘陵山區歷史上主要利用地表灌溉、池塘。建國以後，我們地表灌溉的發展更厲害。

為什麼1950年我們把土地分掉以後很快地走上集中化的過程，以集體化的名義進行集中化過程? 原因種種，其中有一個被學術界長期忽略的觀點是農田水利建設。五十年代初，有幾場大的水災，因為淮河和運河系統的常年失修，晚清和北洋政府想搞但沒有力量，國民政府建立的牌子搭起來，有了組織班子計劃，留下了建國以後的基本主架。

任何一個王朝初期都把農田水利建設放在中心地位。因為戰亂、水利失修，土地沒有辦法種。農田水利建設直接關涉地表的土地地權，尤其是和小塊土地所有制造成了直接衝突。小塊土地所有制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地表儲水灌溉。當然，如果戰亂以後重建一個王朝，大規模的人口消失，無主的土地出現，以國家級的工程進行水利建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朝中期以後就不可能了，因為土地都有主而且細碎化了。

共產黨起身於農民和農業，所以更重視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1950年的土改就造成了大地權的消失和小地權的產生，土地的細碎分割特別嚴重，為農田水利建設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為了推動農田水利建設，把土地集中，最大的公社可以集中到一個縣就是一個公社。

另一個把土地集中起來的原因，是國家將 7 億畝土地分給農民，就等於把 7 億畝的地租也交給了農民，國家通過農業税徵收上來的糧食一共三百億斤左右，缺口四百億斤。這就要把土地重新集中起來，把糧食從税收以外的系統——統購統銷系統重新集中到城市，來支援城市的工業化建設。為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挨家挨户向一個個分散的農民徵收，成本高、風險大。集中起來，通過公社拿走以後集體再來分，徵用成本是很低的。這樣可以通過統購統銷的價格槓桿把農業剩餘不動聲色地轉到城市工業化裏面來，而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完成這個。

印度由於土地的私有制以及人口繁衍以後土地更加細碎的分配，導致它長期以來不能開展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它的降水量不低於中國，但是存蓄水的能力很差，南北方基本上以井灌為主。用井灌，再加上尼赫魯向農傾斜的低電價制度，這兩個對農民優待的政策反過來成為印度最大的頭疼的問題。只有一定規模的富農以上以及地主才有可能打深井，用了以後中農和貧下中農的原來二十米的井沒水就廢掉了，這批人沒有能力再去打井，這樣大量的中小塊的土地靠天吃飯。

這解決了我長期以來的一個困惑：印度的可耕面積佔印度的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印度的國土面積近三百萬平方公里，它的耕地面積大概維繫在21億畝左右，那麼中國的土地最高面積達到20億畝，現在大概只有18.23億畝，總而言之，中印的耕地面積差不多，但是印度從1947年解放從來沒有超過中國糧食總產的百分之五十。

▍人口問題：從印度經驗來看中國的計劃生育

中國進行了計劃生育，印度就不可能、也沒有進行計劃生育。印度1947年解放獨立，1950年從事第一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1951年公佈了1950年的普查數字。印度1950年人口是3.2億，去年公佈 的是12.2億。我們 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人口近6億，到1950年，大概5.5億。按照它的增長率，我們現在人口大概要超過20億，將近21億，而我們現在公佈的人口大概是13.6億，減一減，計劃生育就少生了6個億。

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我們就業不可能解決。即使中國變成世界工廠，農村依然沉澱大量的剩餘勞動，中國在2003年到2005年之間就過了劉易斯拐點是不可能的，而過了劉易斯拐點以後，這個國家的勞資關係——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資關係得到極大的改善，這個點是最難過的。但是印度不同，第一個就是人口紅利數，中國因為搞計劃生育所以未富先老，但是如果不搞計劃生育，這二十年無法過來；搞了計劃生育，後面有問題。

另外有一個觀點是生育率的自然的遞減率。印度的自然增長率曲線最近五年確實在下降，但是不要忘記一個基本的東西：中國在城市推行計劃生育是在1979年，農村大規模推動是1985、1986年，在1990年達到峯值，整個農村也搞得雞飛狗跳。儘管如此，農村產業的就業人口就是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雖然城市化率在不斷提高，農村的比例在下降。但農村人口的比例下降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農村的第一產業就業的人口持續上升，中國五十年代的時候農村勞動力也就2.4億多，之後一直上升，到 2002年達到了峯值， 大概是3.8億勞動力，2003年以後，絕對值開始下降，和劉易斯拐點同時下降。這一點特別重要。過了這個坎，農業人口越來越少，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可以逐步推行。怎麼把那麼多的農民工穩定地、有保障地安排在城市裏面，這當然是我們以後面臨的一個大的問題。

▍結語

總體來説，通過印度來反觀哪些事情做對了，而又有哪些事情做錯了，有一個明顯的認識。

對於傳統糾纏於現實這樣一個議題，一個被歷史糾纏的國家要進入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它和傳統的東西割斷，有它的必要；然後當傳統不再糾纏於我們現代發展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有自信大規模地修復被切斷的歷史，就是大規模的傳統被恢復過來作為我們認識的一種符號，這就是共產黨當下所幹的事情。但前提是，如果它糾纏於當下，必須與它告別，不糾纏了，那麼那個時候我們對傳統的文化，我們有選擇地把傳統的某些個東西重新召回到當下，來作為我們民族識別、民族記憶，也包括我們民族自豪感的一個文化的要素。

事實上，近代中國在觀念上割斷了傳統，辛亥革命以及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是一次，1949 年又是一次，改革開放以後又一次割斷。所以，中國的歷史要進行平穩的敍事，就特別得困難。有些傳統事實上是觀念上否定，雖然否定了但仍然頑強地存活着。我這裏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郡縣制就頑強地存活着。百代踐行秦政制，而且郡縣制在中國的完成是從秦開始，大規模的推進從晚清開始，北洋民國加劇，而後到共產黨的 1965 年，建立最後一個 自治區——西藏自治區，正式完成。把郡縣制推 廣到周邊地區去，完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應該是1965 年。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由於時間關係，我就向諸位彙報以上幾點。在中印兩國的比較當中，能夠更深刻地理解我們發展中的某些東西。

本文原載《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原題為“印度歸來話中印比較**”****，文章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