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術傳入中國後，畫師如何利用它來Ｐ圖_風聞

文：陸德富

國慶長假，出遊的人們無論發不發微信朋友圈，恐怕都不免在遊歷之地拍照留念。攝影術的發明使沒有受過專業繪畫訓練的人們得以迅速將美景收入鏡中，但無論中西，都沒有因為有了相機而使畫筆成為只在博物館陳列的文物。箇中緣故，不同專業的研究者可以從各種角度洋洋灑灑地寫出很多篇論文。本文勾稽零散史料，討論攝影術傳入中國後，本土的傳統肖像畫在此衝擊之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個行業後來又出現了怎樣的新形式？

攝影術在中國：從恐懼到時尚

1839年8月19日，法國政府公佈達蓋爾銀版攝影法，攝影術便迅速向世界各地流佈，其中也包括中國。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鴉片戰爭中落敗的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此後，攝影術便隨着大量湧入的西方人，首先傳到了廣州。

1846年末，湖南名士周壽昌在廣州遊歷，期間看到了攝影術，感到驚訝不已。他在日記中詳細記下了攝影的過程以及條件，認為攝影的效果“神情酷肖，善畫者不如”。不過，他還是依據傳統的理解，將攝影稱為“畫小照”。

此後，攝影術又流佈到國內的其他地區。到光緒九年（1883），周壽昌感慨説：“今照像法中國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中國幅員遼闊，而且那時交通又遠不如今日發達，所以直到民國年間，許多小縣城還沒有專門的照相館。

對於初次見到攝影的國人，在面對鏡頭時不免感到驚恐。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當法國人費利斯·比託為恭親王奕訢拍照時，恭親王對着相機“面色死灰”，“擔心這個機器可能隨時奪取他的性命”。

這種瞬間成像的技術過於神奇，令人難以接受，於是又產生了攝影是攝人神魄的異説。面對攝影，官宦士人尚且憂懼若此，遑論平民百姓。攝影術傳入福州之初，很多本地人認為照相會把魂攝去，因而對此敬而遠之。魯迅在民國初年曾説，S城（即紹興）在咸豐年間已經有照相館了，但是“S城人似不甚愛照相，因為精神要被照去的”。

當時甚至有謠言稱，攝影能迅速成像，是因為其藥水乃是以人眼配製而成。翁同龢在1870年的日記裏曾記載過失蹤的小孩被剜眼“配照相藥”的傳言，他大概也是相信這個謠言的。

不過，這種疑惑都是暫時的，因為拍照之人並沒有死去。1871年，英國人湯姆遜來到北京，拜訪恭親王，並趁機給他拍攝了照片，那時的恭親王不僅已經對攝影毫無恐懼，甚至還很感興趣。清末武漢開設的諸多照相館，因攝影能攝人靈魂之謠傳而生意清淡，1898年戊戌政變後，兩廣總督張之洞在美華照相館照了一張半身像，並被懸掛在照相館門口，方始打消民眾的恐懼，於是攝影很快成為一種時髦。

一度相信西人以人眼配照相藥水的翁同龢，也開始接受攝影術了。1887年，翁同龢和孫家鼐、徐郙等五人在孫家鼐家裏拍照，自謂“餘生平未照像，至此破格矣”。此時的他，大概不會再對攝影持有成見了。

至宣統年間，北京財政學堂的招考規則規定“各項考生入學考試前，無照相片者概不準考”，更可見照片之普及。晚清社會，友朋間互相寄送照片也蔚然成風，比如慈禧太后曾將自己的照片贈予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和其他國家元首。

拍一張照 = 五口之家一月飯食

攝影術不能快速普及，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就是價格比較貴。據1877年上海會地理洋行刊出攝影的廣告：“照人像，連照費及像紙十二張，取銀三元。” “三元”即三枚鷹洋，合銀二兩餘。1889年，李慈銘在家中和家人一起擺拍了兩張相片，“共付銀六兩”。李慈銘家的一個得力男僕，每月工資折銀約九錢五分，一年的收入才十兩多。也就是説，李慈銘照那張相片的花銷相當於男僕大半年的收入。

晚清時代福州的照相館，起初無人問津，後來才有“本地大户人家、少爺小姐、奶奶，太太、大老闆、大官員等來趕時髦”。拍一張照的花費可以買到一石米，一石是一百二十斤，大約可充五口之家一個月的飯食。宣統元年（1909），汪寶卿來到安徽阜陽開設“寶記”照相館。當時四寸照片兩張需五塊銀元，摺合小麥二百斤。所以，照相實屬高檔消費，光顧者寥寥。

當然，比起攝影，傳統的肖像畫花費更大。光緒年間，武漢的永清照相館，照一張六寸相片，收銀兩元，合銀約一兩五錢，而肖像館畫一張同樣大小的肖像，收費需銀元二十元，合銀則近十五兩之多。

不過，即便攝影的花費比畫像便宜，對於一般人家來説，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這就使得攝影的主要顧客，多為社會中上層人士，平民百姓大多不敢問津。所以，如今留存下來的照片，大多屬於那些帝王和官宦仕商之家。

肖像畫的生存之道——P圖

攝影術憑藉真實和快捷兩方面的優勢碾壓了中國傳統的肖像畫，使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在真實這個層面上，攝影的優勢不言而喻；另外，傳統畫師水準參差不齊，畫像的相似程度也有不同。至於成像迅捷，更是民眾喜聞樂見的。傳統的肖像畫作畫秘訣要求寫真時“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且“非一日所能成”。而早期攝影使用的大多是玻璃底片，感光速度需要二至六秒，有時光線不好，則需要從一數到二十，但無論如何，速度都要快得多。

但傳統的肖像畫卻並沒有完全消失。那麼，在與照相館並存，還原度、成像速度、價格都無優勢的情況下，傳統的肖像畫是如何生存的呢？

主要靠畫遺容。遺容畫中有一種是為已經逝去的祖宗所繪，稱為“追影”，這就一定要靠畫師不可。另外還有一種生前來不及繪製，蓋棺前畫下死者的面容，稱為“揭帛”，同樣是非畫師不能辦。

從技術層面來説，與攝影相比較，繪製的遺容也有其特殊的優勢。首先，繪製的遺容，尺幅一般比較大。照片也可以放大，但當時有這樣技術的照相館極少，只有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才有。傳統的肖像畫不受尺幅限制，可以畫得很大，適合於懸掛在廳堂之上。這是它的優勢之一。

其次，繪製的遺容是彩色的，而且不會褪色。而早期的照片是黑白的，因為技術的緣故，當時的照片沾了水還會褪色。

再次，繪製的遺容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修飾面容。攝影的時候，人的臉部會留下陰影，不符合中國人對肖像畫的審美標準。而且，攝影完全真實，有時未必是好事，絕大多數人多少都會有一些五官缺陷。相比較而言，繪製的畫像可以由畫師來彌補這些缺陷。

此外，遺容的服飾也可以根據特定的需要去繪製或添加。有人需要將祖先繪成文官及命婦的形象，儘管他們從來沒有出仕，所以有些肖像館以添加官服為廣告。這樣的遺容，當然非手工繪製不可。

儘管繪製遺容還是傳統的肖像畫更具優勢，但是它費時費力和間或失真的缺點依然存在。於是，在傳統的肖像畫中，照片和遺容就結合在了一起，畫師開始利用照片以及西洋的放大技術來畫遺容。1871年，畫師為兩江總督曾國藩作肖像，但因他年已衰老，不耐久坐，所以其子便先為他照相，用作繪像。10年後，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在其母冥誕之日“衣冠至正廳，向先考先妣影像前行禮”，這個“影像”應該就是根據生前的照片繪製而成的。

同時，有些肖像畫師轉而從事攝影。比如，1881年，原本在黃鶴樓前擺攤畫肖像、買字畫的嚴添承，向日本照相師學到了攝影技術，在武昌黃鶴樓前開設了顯真樓照相館。1876年，原先開畫像館的雲南大理人劉德義去緬甸學習攝影技術併購買器材，創辦了“光繪閣”，這是大理第一家照相館。1900年，繪畫愛好者張芝鶴應用攝影原理，自行研製了一架竹筒裝透鏡作為鏡頭的簡易照相機，以自然光源攝影，日光暴曬印相，在南昌市百花洲開設了鶴記照相館。民國元年（1912），曾為宮廷畫家的吳錫堂客居哈爾濱，在道外昇平路北開設了恒大照相館。這些攝影師兼畫師有着技術上的優勢，既可以為客人攝影，也可以為客人繪製肖像。

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始於遙遠的上古時代。自西漢張騫鑿空西域，中西之間的交流愈加密切而穩定。這種交流始終是和平的。晚清以來，西人以堅船利炮直接打開國門，要求立約通商，清廷束手無策，只能被動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此被裹挾着捲入世界大歷史的進程。

伴隨着外國人的紛至沓來，包括攝影術在內的西方的“奇技淫巧”也隨之湧入各大中城市，拍攝小照成了晚清官商仕宦之家的時尚。攝影術的傳入與流佈，對傳統的肖像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傳統肖像畫的手藝卻沒有立刻消失，而是依靠為人繪製遺容繼續生存。並且，它還吸收了攝影的長處，利用照片為人繪製遺容，避免了久坐難耐等問題。有些肖像畫家轉而從事攝影，既為人攝影，又可為人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