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金庸先生曾在1944年11月寧願被學校開除也不願意“自願”報名參軍_風聞

當我知道金庸先生曾在1944年11月，在侵華日軍已經佔領貴州獨山的時候，寧願被學校開除也不願意“自願”報名參軍，我看金庸先生小説裏大俠們為國為民的橋段就覺得特別尷尬。

本來我是不想把金庸先生這段往事拿出來説的，但是我在這個問題下某一個回答裏忍不住吐槽金庸先生這段往事，結果不少人為金庸先生這段不算光彩的往事辯護，我覺得有必要把這件事攤開來説一下，不過金庸先生1944年11月拒絕“自願”參軍開除這段往事我的好朋友，騰訊歷史頻道主編諶旭彬已經做過詳細考證，所以我把他的考證放到最後，先回答一些為金庸先生辯護的觀點：

辯護1:金庸入讀學校並沒有事先規定一定要參軍，那麼金庸有拒絕參軍的自由。

回：金庸所就讀的可以説是國民黨專門培養高級公務員的“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起步就是科長、縣長，外交系畢業去做隨員秘書，可謂高級公務員培訓學校，這個學校校長是蔣介石兼任。這所學校在抗戰中不但不收學費，而且還向學生髮放伙食費、服裝費、書籍費和零花錢，同時還要上課之餘還要進行軍事訓練，這一切都是抗戰時期其他大學所沒有的待遇；該學校學員們也知道考進這個學校就是預備國民黨員。

金庸當然有拒絕“自願”參軍自由，學校也只是把金庸開除了事，並沒有進一步處罰；但是1944年11月這個時間點拒絕參軍，很難和“為國為民”劃等號。

辯2:金庸原本是想當外交官的，他的夢想並不是當兵，外交官也能對國家做貢獻。

回：如果金庸先生真把外交官夢想看得比天大，那麼他為什麼寧願被中央政治學校開除也不願意“自願”參軍？參軍不見得會死，但是被中央政治學校開除，他在國民政府就沒有任何前途可言，他的外交官夢想至少在國民政府這邊就完全破滅了。

金庸先生究竟是把外交官夢想看得重呢，還是自己的生命看得重？

再者説金庸以及當時人都沒有上帝視角，他們都不知道日本打到貴州獨山已經是強弩之末了，不然蔣介石就不會準備遷都西康了，國民政府都快成流亡政府了，金庸先生準備去南京國民政府，在汪主席麾下作為一名叫外交官為“中國”做貢獻嗎？

辯3:金庸先生拒絕強迫參軍是他的自由，你不要這裏搞道德綁架！

回：是的，金庸先生確實有拒絕“被自願參軍”的自由，這歸根結底確實是個人選擇。

可是這件事對於在作品裏提倡“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小説家來説絕對不是一件露臉的事情。

金庸先生此後幾十年時間裏寧願編自己反對學校搞蔣介石個人崇拜而被學校開除的段子，也絕口不提自己是在侵華日軍佔領貴州獨山的1944年11月拒絕“自願參軍”被學校開除。

可見金庸先生也知道這段往事不怎麼露臉。

以下為騰訊歷史頻道主編諶旭彬先生對金庸拒絕參軍被開除的詳細考證：

1944年11月，20歲的查良鏞，被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掃地出門，轉去中央圖書館，做了一名圖書管理員。

事情與國民政府發起的“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有關。他的同學餘兆文，講述了大致的經過：

“金庸所讀的中央政治學校，在這次招兵中規定：所有學生，不論哪個年級，也不管什麼科系，都要有‘投筆從戎’的壯志和‘為國捐軀’的決心，自己先報名，校方後審批。這是國民黨官老爺們搜腸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來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可金庸偏不報名，拒不參軍。後果怎樣呢？那就是你不參軍，他們並不勉強，只是另請高就，滾出學校。”【1】

餘兆文的説法，可以在軍統局的秘密報告裏得到印證。

軍統局曾奉命調查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社會反響，其中有一段報告，言及中央政治學校：

“從軍運動發動後，該校教育長程天放遂於某次集會時當眾宣佈此項消息，並當場徵求各員生意見。因當時並無學生出面反對，學校當局遂以‘全校從軍’消息公諸報端。其實該校學生中究有若干人志願如此，則尚不得而知也。以是散會後，志願與不願者遂發生衝突而大演武行，學校當局事後乃以紀律制裁分別罰處，事件遂暫告一段落。現悉學校當局前因‘全體學生一致從軍’曾簽呈總裁報告一切，現已奉到批示：‘全體從軍，其志可嘉，造具名冊，聽候檢驗’，最近校方又奉中央黨部令：‘除志願從軍已簽名者外，如不足五分之一人數，應以抽籤決定’云云。但學校員生對此均無表示，惟有聽候命令辦理。其實有少數學生因其家長或本人之畏縮從軍，已有藉故請假者。【2】

蔣介石是中央政校校長。蔣發起“青年學生從軍運動”，中央政校自然要緊跟步伐響應，這是“全校從軍”的由來。但校方的決定，並未徵求全體學生的同意，於是有了“志願與不願者”之間的武力衝突。

中央政校不同於一般大學。它是國民黨培訓政治人才的機構，免除學費外，還供給伙食費、服裝費、書籍費及零用錢。軍訓是日常課程，且有訓導專門關注思想狀況。畢業後分配工作，行政系的去地方做科長縣長，外交系的去駐外使領館做隨員秘書。總之，“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學生一進校門，就是當然的國民黨員”【3】。這類地方，自然容不得“不願者”，於是又有了餘兆文所説的“另請高就，滾出學校”。

查良鏞的選擇不是個案。

在全面抗戰的第七個年頭，受“戰時應做平時看”教育政策卵翼多年的青年學子，多數對“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冷淡處之。軍統局的調查顯示，截至1944年11月中旬，中央大學“報名者雖亦有二三人，但一為圖書室職員，一為原在軍校畢業之學生，其餘則尚無一人”；復旦大學“初僅幾人，現在已有英語專修科9人，華僑先修班2人，會計室1人，連訓導長在內已得13人，較中大（中央大學）、重大（重慶大學）略勝一籌而已”；江蘇醫學院“學生報名從軍者，迄今尚未見1人”，朝陽學院“迄今僅有2人報名”……【4】

畢竟，上前線是要死人的。

在死亡的陰影下，報名參軍的青年們，激情澎湃中常伴隨着恣意放縱。時任山東省教育廳長的劉道元，留有這樣一段記錄：

“自登記編隊至送入軍營，（從軍青年）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給。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繼而煙酒肉菜娛樂，送入軍營時須以車輛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時時向人民搶奪。紀律之壞，比土匪有過之而無不及。”【5】

作家王鼎鈞曾報名響應青年從軍運動、卻因體檢不合格未獲錄取。他評價同齡人的這種放縱，説那“簡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場的情景”，猶如罪犯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行使命酒店小二送酒、要飯店跑堂上菜、過鞋店索穿新鞋之類的“特權”。官方戰後統計稱，中國軍隊在抗戰中傷亡了365萬人之多，在日軍已進逼至貴州獨山的1944年末從軍，青年們確實難免生出“赴死”這樣一種心理。中央政校裏，志願者與不願者之間的武鬥，其實也是這放縱的一部分。

晚年的查良鏞，在回顧這段往事時，對參軍一節始終緘口不言，對離校的原因亦無固定説辭。或謂“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作‘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1998，與嚴家炎對話）；或謂自己反對學校“一聽到蔣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禮”的規矩，説那樣搞像希特勒，“後來學校就把我開除了，説：‘你污辱校長。’”（2009，接受《時代週報》採訪）

註釋

【1】彭華、趙敬立：《揮戈魯陽：金庸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第30~31頁。

【2】軍統局：《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真相》（1944年），收錄於：《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戰時動員》，第995~996頁。

【3】楊玉清，《略談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

【4】軍統局：《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真相》（1944年），收錄於：《中國戰時首都檔案文獻·戰時動員》，第994~995頁。

【5】王鼎鈞，《怒目少年》，北京三聯書店，2013，第1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