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貿易戰的棋局下，中國的應手_風聞

看到這個標題，想必很多人都有些摸不着頭腦，在這裏，我先做一個結論，那就是看似有些LOW的國內扶貧，恰恰是中國應對全球競爭的關鍵之一，接着來看看我的邏輯。

2018年6月23日，一號首長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

2019年4月30日，美國偏保守派媒體《華盛頓審查者報》報道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美國曆史上第一次“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部門的工作人員則在主任斯金納的領導下，“正準備應對與中國的文明衝突”。

近期，在中美貿易戰、香港事件等等問題的大背景下，文明的衝突論，修昔底德陷阱等等話題的討論甚囂塵上。在這裏，僅以我淺薄的歷史和政治知識，來嘗試討論一下相關的話題。

對於一號首長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目前輿論較多關注的是權利的變化與轉移，尤其是以世界超級大國之間，也就是中美之間的力量消長為主要分析方向。

由此便引出了中美兩國的文明衝突論。

我們先來看看什麼是文明的衝突？冷戰結束後，輿論界有過一次爭論，一方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方是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福山認為，隨着蘇聯的垮台，世界從此走向西方自由民主道路，歷史就此終結。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為，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不再重要，需要一種新的思維來理解世界政治，未來引起衝突的是文化，即文明。而將時間拉到當下，福山本人早已認為自己的論斷錯誤，但亨廷頓的理論至今依然有廣泛的擁躉。

4月29日晚間，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在華盛頓一安全論壇上談到與中國的關係時稱，“這是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

此言一出，輿論譁然，批評聲不斷，但無論如何，沒有人會將政策制定者的言論當做信口開河。故而，修昔底德陷阱的聲音漸趨響亮。

我們來看看修昔底德陷阱的定義，看起來很好理解，即一般認為新崛起的大國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必然做出回應，從而戰爭便不可避免。

但輿論通常忽略的一點便是，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修昔底德本人提出，而是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古為今之鑑，我認為，為了更清晰的看清楚當下的問題，我們有必要更深入的探尋修昔底德的原意究竟為何？

古希臘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描述的，是雅典和斯巴達的殘酷戰爭，戰爭發生在古希臘打敗了波斯的入侵後。

當時雅典的海軍為了打敗波斯軍隊組織了聯合艦隊，但因為海軍的昂貴費用，雅典無法獨立承擔費用，於是採用收取其餘城邦貢金的模式維繫艦隊。而雅典不斷強大的海軍也引起了陸地霸主斯巴達的忌憚。而在希波戰爭後，由於外敵的消失，許多城邦不願意再支付高額貢金，而斯巴達又庇護了這些退夥的城邦，於是兩大對立集團逐漸形成，戰爭隨之爆發。

看到這裏，我們似乎看到的就是一個新興強權和傳統強權因為權利的轉移，逐漸擦槍走火的故事，但如果深層次分析兩國內部，我們就會發現新的問題。即國家內部的矛盾逐漸激化。

先看斯巴達，在現代人的印象中，斯巴達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窮兵黷武，國家就是一個軍營。但奇怪的是，斯巴達似乎並未因此發展成一個地域廣大的國家，那麼，他在防範誰？答案就是希洛人，西元前8世紀，斯巴達人征服麥西尼亞後，麥西尼亞人亦被貶為希洛人。希洛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屬於城邦的奴隸。而在此後的時間中，反抗持續不斷，以至於斯巴達人的軍力事實上很大一部分，是被國內矛盾所牽制的。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人就曾經策反西洛人迫使斯巴達主動求和。

再來看雅典，雅典當時的模式是有利於工商業的，由此而來的便是國內的農民和地主寡頭階級並不支持相對的，他們認為雅典的民主模式是暴民統治。而這些人通過辯論在公民大會獲得支持後，又在背後和斯巴達暗通款曲，結局就是雅典最後淪陷，雅典的領袖伯利克里也死於圍城戰引發的瘟疫。

而將視野拓展到當時希臘其他城邦，內部不同集團的矛盾普遍存在，並且尖鋭對立，以至於後期發展成為反覆的內部屠殺。

看到這裏，很多人是不是會感到這種場景很熟悉？不錯，這樣的場景在此後的歷史中曾經反覆上演，比如美國南北戰爭，又比如俄國大革命。

由此可見，真正促使古希臘瓦解的，並非伯羅奔尼撒戰爭，而是內部的撕裂，古希臘在內裂中耗盡了金錢乃至於人心。以至於當馬其頓打來的時候，面對的已經是一個一推就倒的空殼。

所以，修昔底德真正的智慧是什麼？也許我們可以有更深層的解讀。

再回到如今，讓我們再來觀察權利的轉移。權利主要以財富為基礎，工業革命以來，財富逐漸向個人集中，由國家向個體傾斜，向超越國家的個體傾斜。在現代，頂尖的大型財團不但集中了相當比例的財富，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跨越國家的方式開展財富配置，成為不受政府掌控的超級人。

而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權利的結構發生的變化：即少數人對於社會生產生活發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這裏的極端情況我們從韓國與香港的社會就可以清晰的觀察到；另一點，作為傳統社會穩定基石的中產階級地位的衰退，這從美國近年來發布的多份調查中可以看到這一趨勢；最後，民粹主義上升。民粹主義的上升的實質是人民寄希望於有政治強人可以通過強有力的手段，重新分配財富和社會權利的述求。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美國，商人總統特朗普的崛起，在英國，鮑里斯·約翰遜的勝選，同時人們呼籲着：我們需要一個丘吉爾！而在烏克蘭，出演反腐劇的演員澤連斯基當選總統。

我個人認為，民粹主義的興起帶來的強人政治，將是未來世界相當時期的常態。而社會內裂引起的動盪也將越來越深刻的影響着我們這個世界，使得整個世界進入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

再回頭來看一號首長一直以來反覆強調扶貧始終是他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他花的精力最多。今年4月15日，一號首長專程探訪位於武陵山區的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的時候再一次強調：脱貧攻堅是我心裏最牽掛的一件大事。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給窮人投錢，大多隻能是沉沒成本，但為什麼中共中央卻始終強調，不斷強化，並在今年進一步將其作為重要政策來進行推行？從上面的分析，我認為，中央顯然意識到了內裂對社會，對政治帶來的危害，他們始終在做出防範，而扶貧的用意，就是建構社會公平性的一環，使大量佔據社會底層的羣體擁有獲得感，從而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維持自己的基本盤。

畢竟，國家與國家的競爭，是兩個層面的立體競爭，既有外部的，也同樣有內部制度層面的。

回頭再來看本文的標題，是不是覺得，似乎也不那麼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