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被刺案的“主謀正凶”黃福芝為何一直平安無事_風聞

文：陳曉平

多年以來，人們幾乎都將廖仲愷被刺案的主謀指向胡毅生、林直勉、梅光培等所謂“國民黨右派”，直接兇手也都指向朱卓文及其手下。這些貌似權威的“結論”，實則是汪精衞、蔣介石精心設計的障眼法。汪、蔣為掌握黨、軍大權，不惜歪曲證據以打擊胡漢民、許崇智勢力，為此而故意放過廖案“主謀正凶”黃福芝。

廣東省委黨校曾慶榴教授在《“廖案”能見度》等系列文章中，揭示了汪、蔣利用廖案打擊胡漢民、許崇智的卑劣伎倆，論證縝密，見識超卓。（曾慶榴：《國民革命與廣州》）曾慶榴教授取得的重要進展，得益於對《廣州民國日報》所刊廖案第一至七次審訊記錄的深入研讀。受此啓發，筆者將七次審訊記錄作全面整理，詳加考證，深信已洞悉汪、蔣故意放過“主謀正凶”黃福芝的用心。

兇手陳順的供詞

1925年8月20日上午9：50左右，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乘車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廣州越秀南路惠州會館），下車走過頭門，正踏上二門台階時，遭到四五個兇徒襲擊，中槍倒地，在送往醫院途中身亡。

廖仲愷衞隊當場擊傷兇手陳順，在其身側拾獲手槍一支，身上搜出槍照、“分銀單”等物。陳順隨後也被送到新公醫院（今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治療，一開始因槍傷而昏迷不醒，後經醫生治療，用了興奮劑、鎮痛劑後，逐漸甦醒。（1925年8月31日廣州《國民新聞》）

在緊急狀況下，審訊未能按正常法律程序進行。第一個問陳順口供的，並非公安局、檢察廳專業人員，而是廖仲愷的弟弟廖朗如。廖仲愷衞兵李一新，從陳順身上搜出一張紙，寫有陳順本人、梁博、吳培、馮燦4人的名字，每個人對應不同的金額。這張紙後來被認定為買兇的“分銀單”，由李一新交給了廖朗如。

廖朗如叫來廣州地方檢察廳廳長區玉書、檢察官陳肇燊，與國民政府秘書長陳樹人（“嶺南畫派”著名畫家）一起訊問了陳順，但第一天陳順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所獲無多。第二天，區玉書又偕同檢察官文壯再赴新公醫院，與陳樹人一起訊問，主要由陳、區發問，文壯筆錄，由此形成一份“再訊筆錄”。（“昨日廖案審判詳情”，1926年1月26日《廣州民國日報》）這份筆錄是廖案最重要史料之一，今天已不能見到全文，但有部分內容在庭審時披露出來。兇手陳順於8月24日不治身亡，給了汪精衞、蔣介石操縱廖案審訊以上下其手的極大空間。

文壯在法庭上稱：“但我只向陳順問其何人主使行兇一語，陳答系何人主使供詞後，我已無再向陳問供，其餘陳之口供，俱由陳樹人秘書長及區檢察長兩人訊問，再由陳、區二人傳述，由我記錄供詞而已。” 在第四次、第七次審訊中，盧興原披露了“再訊筆錄”關鍵內容：“陳順供稱在澳門時，黃福芝主使打死廖部長，並使黃雞運動他及吳培、馮燦、梁博等，允事畢送萬元”；“兇手陳順供稱，在澳門黃福芝主使，他使橫手運動我，初許給一萬元，系運動我及吳培、馮燦、黃基、梁博等。”（第四次、第七次審判廖案情形，1926年3月11日、16日《廣州民國日報》）

陳順供詞提到的謀殺案唯一主使人，是黃福芝，並稱黃福芝指使親信黃雞（黃基）運動陳順、吳培、馮燦等人刺殺廖仲愷，許諾事成之後報酬一萬元。梁博、朱卓文兩人被列作疑犯，是因為陳順在昏迷中喊過這兩人的名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8月25日發佈的《中華民國政府令》，指稱“數日以來，先後查得胡毅生、林樹巍、趙士覲、魏邦平、林直勉、朱卓文等，與狙擊案有主謀指使重大嫌疑，且煽惑軍隊，擬乘機危害政府，種種形跡，次第發覺……”政府令指控的嫌疑人，均與陳順口供、“分銀單”無關，也沒有隻字提到黃福芝。

1926年1月14日，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過程中，應何香凝等強烈要求，廖案檢察委員陳公博做了《廖案檢察經過》的報告。報告稱：“至於案的關係人有朱卓文、梅光培、鄒殿邦之僕人、王森如、黃英、梁體、梁博、郭敏卿、黃基、譚作[卓]、趙士偉、林星。”（《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第306頁）所列舉的關係人13名，其中有9人很快查明與此案無關。在13人名單中，有黃福芝親信黃基的名字，卻將黃福芝放過。據陳順供詞，黃基負責招募殺手並從澳門趕來廣州現場指揮。陳公博引述陳順口供稱：“他原不認識那個廖仲愷，後來由黃來指示方認識開槍。”

到6月2日，陳公博在向法庭提出“論告”（公訴書）時，方才遮遮掩掩提到“此外之朱卓文、黃福芝，均為廖案主謀正凶，應呈請政府嚴飭所屬軍警，嚴限獲案懲辦”（“廖案昨日論告詳情”，1926年6月3日《廣州民國日報》）。為何國民政府在審理廖案、追緝兇犯過程中，將“主謀正凶”黃福芝輕輕放過？這涉及到汪精衞、蔣介石對廖案審判的利益考量。

黃福芝涉嫌暗殺鄧鏗

黃福芝為陳炯明手下的粵軍偵探長，廣東惠陽人。1918年，陳炯明率領新組建的粵軍開赴福建，此時，黃福芝擔任粵軍營長。1925年第二次東征前，陳炯明將黃福芝提拔為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長。

1922年3月21日，粵軍參謀長鄧鏗（鄧仲元）被暗殺，隨後發生孫中山、陳炯明決裂，影響現代史至巨。對此事真相，有兩派十分對立的意見，不少學者認為是孫派所為，但以原粵軍將領李潔之為代表的一派，堅稱是陳炯明族人陳覺民、陳達生主使，具體組織者為粵軍團長陳少鵬、粵軍偵探長黃福芝。李潔之文章，曾談到陳覺民在1928年被國民革命軍逮捕槍決，但後來有多人證明陳覺民未死而且當了漢奸，李潔之的説法遂遭到懷疑。筆者從《申報》找到1926年何應欽的電報，報告在陸豐捉獲陳炯明親信陳覺民，已執行槍決。（1926年10月7日、10月12日《申報》）李潔之只是寫錯了年份，其他內容看來仍屬可靠。至於後來出現了一個當漢奸的陳覺民，是何應欽當時殺錯人，還是另有同名者，不影響李潔之敍述的真實性。

1922年4月，陳炯明因反對孫中山北伐計劃而撤離廣州，退居惠州。據《申報》報道，孫中山於4月23日密令緝拿黃福芝，派偵探宋紹殷、曾飛雄等十多人到廣州麥欄街黃福芝的機關捕人，“聞黃福芝與刺殺鄧鏗案有關。”此次孫中山未能捉到黃福芝，但接下來仍多次派人搜捕黃福芝部下偵緝員。1923年，受黃福芝指派暗殺鄧鏗的殺手何仿周被捕，立即被下令槍斃。（1922年5月2日、6月4日，1923年4月8日《申報》）

廖案庭審無意中透露，孫中山親信曾派陳世、梁博等人在香港暗殺了陳炯明族弟陳達生。陳達生時任廣東公路處處長，李潔之認為即是暗殺鄧鏗主使人，於1922年7月16日在香港被暗殺。從廖案審訊口供中發現，被列入廖案兇手之一的梁博，也參與了此次行動，事後“曾得六百元分用。”（“廖案第三次審訊詳情（二）”，1926年3月9日《廣州民國日報》）陳達生被殺，應看作是孫派為鄧鏗報仇。從吳鐵城欲言又止的陳述來看，孫中山嫡系吳鐵城，可能參與組織了這次報復行動。

當時，廖案首席法官盧興原在法庭上問吳鐵城：“梁博系打死陳達生兇手之一，此消息何處得來？”吳鐵城答：“凡是本黨同志皆知此事，至消息如何得來，我不記憶。”對暗殺者來説這是一份功勞，在法庭上則不便“醜表功”。梁博被捕前，在吳鐵城手下偵緝員，而暗殺陳達生的主要槍手陳世，則經常出入公安局，在廖仲愷被殺那天還前往公安局，密報朱卓文行蹤。由此看來，孫中山一直認定鄧鏗是被陳炯明族人主使暗殺，並要求吳鐵城等親信伺機為鄧鏗報仇。陳世、梁博乃是受吳鐵城之命暗殺陳達生。

1926年7月13日，“梁博被宣判死刑時，極口呼冤，且大罵為吳鐵城所害，誓言雖死不服。”（《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至七月，第546頁）從庭訊報道的公安局簽到簿等資料看，吳鐵城完全有辦法證明廖仲愷被殺時，梁博不在現場。吳鐵城在汪、蔣高壓政策下，為求自保，犧牲了部下樑博。

汪、蔣為何放過黃福芝？

廖案的審理，實際上分為“政治審判”與“刑事審判”兩部分，刑事偵查與審判服從於政治審判。無端被列入疑犯的胡毅生、林直勉、趙士覲等，屬於胡漢民一派黨內元老，林樹巍、魏邦平為接近胡漢民的將領，梁鴻楷、張國楨、楊錦龍、梁士鋒、莫雄則是許崇智一派將領。“政治審判”的結果，是許崇智一派全軍覆沒，許崇智本人被驅逐出廣州，張國楨和他手下兩個旅長楊錦龍、梁士鋒槍斃，梁鴻楷等所部全部繳械；胡毅生等人，則隨着汪精衞、蔣介石需要拉攏胡漢民與西山會議派抗衡，或無罪釋放，或不予起訴。到1927年7月2日，國民政府下令“在廣州所下通緝令除朱卓文一人外一概取銷”（1927年7月 國民政府第十號訓令）。

廖案兩個“主謀正凶”，朱卓文長期遭到通緝，因逃亡而落入匪窟，九死一生；另一個“主謀正凶”黃福芝，卻從來沒有進入過國民政府的通緝名單。黃福芝為陳炯明親信，在當時的廣東政界、軍界盡人皆知。一旦將焦點集中在黃福芝身上，最終會將陰謀策劃者指向陳炯明，也就“干擾了鬥爭大方向”，無法對胡漢民、許崇智勢力下手。汪精衞為了排擠胡派以便在黨內取得最高地位，不惜與蔣介石做交易，幫助蔣介石擊垮許崇智所部粵軍，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梁鴻楷等粵軍將領。從七次庭訊報道中所披露的供詞、證據看，沒有許崇智部粵軍參與謀刺廖仲愷的一絲痕跡。

至於黃福芝背後，是誰發縱指示、出錢買兇，目前尚未找到確鑿的證據。當日陳炯明困守東江，勢力日蹙，不排除有刺殺廖仲愷以削弱國民政府的可能。與此同時，因省港大罷工形勢發展的需要，從1925年7月10日開始，廣州國民政府全面斷絕省港交通，對香港實施經濟封鎖，這一政策的主要執行人就是廖仲愷，香港商人因利益受損而買兇殺人的話，也在情理之中，而物色殺手的任務，則委託給陳炯明的干將黃福芝。

陳順等人是職業殺手，曾隸朱卓文部下。廖仲愷被刺當日，從陳順身上搜出一張當票，證明陳順此時手頭拮据，他正是被黃福芝用金錢收買而作案。孫中山在世時，為驅逐桂系、驅逐陳炯明，常用朱卓文、梅光培這些人收編民間武裝、土匪等組織“民軍”，給予委任狀，梅光培的“南路第一司令部”屬於這種不正規的“民軍”。朱卓文因被撤掉香山縣長職務，介紹老部下陳順、吳培到梅光培處當差。廣州國民政府初立，實行統一軍政、財政，梅光培的“南路第一司令部”行將撤銷。兇手陳順、吳培都是統一軍政、財政的受害者，對廖仲愷懷恨在心，一旦有人出錢收買，乃下手殺人，一切均順理成章。黃福芝這次收買朱卓文、梅光培部下殺廖仲愷，其計甚狡，既成功轉移視線，又引發了國民政府內訌。

在廖案正式開庭之前，汪精衞操縱中央政治委員會，下達了不準廖案人犯延聘律師的決定。（1926年2月23日《廣州民國日報》）此案若有律師出庭抗辯，按“疑罪惟輕”的法律原則，郭敏卿、梁博恐怕都罪不致死。

廖案審判委員會主席盧興原，廣東新會潮連鄉人，為澳門首富盧九第四子，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獲碩士學位，回國後在廣州、香港、上海執業律師，1923年被孫中山任命為檢察長，為當時聲望卓著的法律專業人士。在宣判前，審判委員會其他一些委員“極力主張將梅光培、郭敏卿等一律處死”，盧興原力持不可，指出“梅、郭等殺人罪狀，證據未確，並謂若政府尚要法律，當按法律判決，若政府不要法律，餘不敢冒此大不韙，蓋政府背後尚有輿論，得不可並輿論而亦不顧。又據盧氏對某要人表示，若依法判決，梅可無罪，郭雖失檢，縱有罪亦甚輕微。”（《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至七月，第546頁）

梅光培追隨孫中山多年，在黨內有強力奧援，最終繳納3萬元罰金後釋放。粵軍南路第一司令部參謀長郭敏卿，僅僅是給兇手陳順頒發手槍執照而被執行死刑，為廖案中被冤殺者之一。從呈堂證供來看，郭敏卿只是用人失察，沒有直接涉及廖案的證據。

汪、蔣為奪取黨政軍大權，將廖案偵查、審判用作排斥異己的工具，用政治審判取代刑事審判，粗暴踐踏法律，取消被告人聘請律師的權利，在國民政府初創時期已開創了惡例。不寧唯是，蔣介石利用廖案踢走黨的領袖胡漢民，利用“中山艦事件”驅逐汪精衞，破壞了孫中山“以黨治國”“以黨統軍”原則，實際變成“以軍統黨”“以軍統政”。1927年，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痛罵蔣介石為“新軍閥”，可謂十分準確。失去“黨統”以後，蔣政權的正當性必然屢屢遭到挑戰。此後，反蔣最力的國民黨將領，如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張發奎、馮玉祥、李宗仁等，無一不是大革命時期蔣的老部下、老搭檔。蔣政權早在1925-26年審訊廖案、處理中山艦事件時期，已經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何香凝一直“不明真相”

何香凝最想知道暗殺廖仲愷的主謀是誰，但她長期受汪精衞、蔣介石誤導，到晚年都被矇在鼓裏，這是她漫長革命生涯中最大的遺憾之一。

在廖仲愷遇刺的最初一兩年，何香凝按照汪、蔣定下的口徑，認定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為主謀，這些人除朱卓文外不久都無罪釋放或撤銷通緝。1927年3月，何香凝在國民黨中央一次會議上發言，稱從所謂林直勉親筆口供中瞭解到，“通謀刺殺廖先生者，有伍朝樞、吳鐵城、傅秉常、朱卓文、鄒海濱、胡毅生等，陳其瑗亦有參加。”（《雙清文集》下冊第62頁）林直勉出獄以後，已著文力證這一口供屬於偽造。這個名單，若説是反對廖仲愷親共政策，則比較合理；若説這些人都通謀刺殺廖仲愷，那真是天方夜譚。何香凝身處烈士家屬地位，急於追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這種指控在法律上未免站不住腳。把政治上“反廖”歪曲為行動上“刺廖”，是汪、蔣玩弄的鬼把戲，曾慶榴教授已有翔實論證。

到1928年，魏邦平攜子女遊歷日本，遇何香凝於俄國皇后號郵輪。據稱，何香凝當時當面對魏説：“當年認你涉嫌主謀，殊不應該，真該説‘對不起你’。”（魏秀玲《先府君魏公邦平行狀》，轉引自曾慶榴：《國民政府與廣州》第260頁）

何香凝外孫女李湄在《夢醒——母親廖夢醒百年祭》一書中説：“1950年夏天，我在北戴河養病，外婆正好去避暑，我們有很多時間聊天。我曾問過她：‘到底是誰殺害外公？’外婆答：‘黑手黨。’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黑手黨’這個名詞，因此印象很深。現在想來，可能是在整個刺殺活動中，國民黨出場表演的人已經夠多了，但幕後黑手還不清楚……”這個記載表明，何香凝至此依然不清楚真正的幕後“黑手”是誰，面對外孫女的追問，只能用“黑手黨”這種含混之詞來解嘲。何香凝一生中有許多講話、文章談到廖案，沒有一次提到過“主謀正凶”黃福芝。瞭解歷史真相之難，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