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英雄的故事如何講，《閃亮的名字》有一份新答卷_風聞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必須承認，在年輕人對美國超英如數家珍的同時，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英雄陷入了一個困頓的社會語境。

一方面，舊時代的英雄如“鐵人王進喜”、“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缺乏二次宣傳與新內涵挖掘，難以激發當代共鳴；另一方面，新時代的英雄如糖丸之父顧方舟、全軍英模林俊德、緝毒警察柯佔軍等，宣傳方式依舊老套，使英模作用被無形折損。

英雄沒問題，羣眾也沒問題，是“英雄和羣眾”之間的“精神紐帶”出了問題。換言之，英雄和時代精神常有常新，英雄故事和講述方式卻因循守舊，早就該來一次系統升級了。

**都在説“明星日常”，其實英雄也該有“英雄日常”。**如果你知道楊根思是“注孤生”的鋼鐵直男，陳望道上過反動政府的“黑名單”，江竹筠是一個複習三個月就考上川大的女學霸，還會覺得他們是教科書裏的“紙片人”嗎？

當英雄多面的人生已被時光模糊為蒼白的符號，《閃亮的名字》第二季重新打撈起這些曾熠熠生輝的珍珠。它追尋歷史足跡，描摹英雄日常，讓更多年輕人瞭解閃亮名字背後的真實故事。

作為一檔相當主旋律的文化紀實尋訪類節目，《閃亮的名字》第二季屢奪同時段收視冠軍，不得不説是有些令人意外的。而隨着其10月15日正式收官，《共產黨宣言》中文版首譯者陳望道的故事，不僅讓我們重新回到那星火燎原的起點，也促使我們再次思考：觀眾想看什麼樣的獻禮綜藝，觀眾期待什麼樣的中國英雄。

英雄的“現代加冕”

英雄是文學藝術的永恆主題，也是一個民族的神聖座標。兩代禁毒英雄林則徐與柯佔軍體現的，是不同年代的同一種堅持：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國家危難時，挺身而出扶大廈之將傾；國泰民安時，堅守本職潤物細無聲。林則徐曾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講的是捍衞國家利益的勇氣。柯佔軍也勸過母親：“危險也要去做，這個也怕危險，那個也怕危險，社會就要亂套了”，説的是抵禦黑暗的決心。

1842年，林則徐被遣戍新疆伊犁。在西安與家人告別時，做了題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七律二首，“苟利”佳句便出於此；2012年，柯佔軍吃完了在家中的最後一餐，急急忙忙便出門彙報工作。

形象的“多維展現”

黑格爾曾説:“每個英雄人物，都是許多性格特徵充滿生氣的總和。”然而，伴隨着社會格局變遷與消費主義浪潮湧入，對英雄的書寫卻走向了模式化，出現了千篇一律的“英雄危機”。

**作為對“犬儒盛行，英雄式微”的回應，《閃亮的名字》第二季在刻畫英雄的過程中，分別在敍事模式和人物形象上進行了創新。**英雄的強音更加清晰，英雄的形象以新的姿態生長，英雄的故事也以新的方式被講述。

敍事模式上，《閃亮的名字》對英雄故事進行了雙時空的建構。一方面，“尋訪紀實”呈現“當下時空”，“口述歷史”捕捉“故事細節”。比如梅汝文回憶父親梅暘春帶病工作時的土黃色面孔、楊德盛回憶楊根思囑咐他給家鄉的姑媽帶話、陳望道的女兒回憶父親病中修訂書稿。

從小角度切入的歷史敍述者，都是英雄事蹟的直接或間接見證人。他們獨特的身份為英雄故事的再現，提供了強烈的真實感和代入感。正如韋爾策在《社會記憶》中所説：“這種基於個人敍述的歷史，恰恰是能保持下去的唯一具體的歷史。”

柯佔軍母親在兒子遺像前説：“軍兒，你看多少人來看你，你都不吭聲，都不跟他們打一個招呼的”；陳望道晚年枯坐在椅子上，女兒問他是不是想母親了。陳望道説：“我以為我們不會分開很久，這都十幾年了”。《世上哪有樹纏藤》裏寫“哪個九十七歲死呀，奈何橋上等三年”。陳老神色黯然，擔心妻子泉下久等，伉儷情深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實力派演員以“影視化表演”演繹過去的時空。楊根思帶炸藥包衝鋒、陳望道在反動警察面前護住學生、梅暘春帶病視察工地、柯佔軍臨死拖住毒販，英雄的高光時刻被呈現在觀眾眼前，消弭了時空隔閡。

在此基礎上，節目還實現了兩個空間的勾連互動。尋訪者陳辰在第八集的末段，實現了與翻譯《共產黨宣言》的年輕陳望道的“同框”，英雄不再模糊，歷史伸手可觸。

人物形象上，《閃亮的名字》擺脱了“高大全”的刻板模式，實現了多維展示。具體人選，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文人風骨型，以陳望道、梅暘春為代表；二是軍旅豪邁型，以楊根思和巾幗英雄江竹筠為代表；三是職業精英型，以張魯新、林俊德、顧方舟為代表。

過去，有太多影視作品對英雄的“不完美”避而不談。而《閃亮的名字》卻用這些缺陷使英雄變得真實可感。楊根思的孤獨單調、陳望道對妻子的虧欠、江竹筠拋下幼兒的無奈，那一句“你説兩歲的孩子，會記得爸媽的樣子嗎”，是一個母親的心靈拷問。

如果説“雙時空”使英雄立體豐滿，那麼英雄形象從神到人的轉變，則是人格的復活與人性的張揚。在英雄敍事的框架下，《閃亮的名字》第二季還嵌套着愛情敍事、家庭敍事。這些故事匯合在一起，如涓流奔騰，迸發敍事張力，使英雄的形象更為豐滿，生命歷程趨於完整。

榜樣的“力量詢喚”

平淡無奇的生活裏，本我與他者，個體與集體，付出與收穫，每一次考量抉擇，都是一個誕生平凡英雄的高光時刻。在這個意義上，《閃亮的名字》更像是一本民族精神的圖譜。

英雄們作為先進力量的代表，體現了社會進步的內在需求，更反映了時代發展的特徵。楊根思的時代渴望和平與安寧、林俊德的時代呼喚強國與科技、張魯新的時代需要便捷與高效。

他們不斷的打破質疑，樹立民族自信，彰顯榜樣力量。外國不相信中國能在長江上修建現代大橋，梅暘春就用南京長江大橋“打臉”；反動派質疑共產黨人的信仰，江竹筠就用血染紅梅“回應”；為了實現對周總理的承諾，顧方舟和脊髓灰質炎“死磕”了四十餘年。

《閃亮的名字》是榜樣力量的一種詢喚。一方面，把握住了英雄的“動態內涵”，將“大寫”的家國英雄與“小寫”的職業英雄相結合；另一方面，傳播的價值觀回應了“社會需求”。既滿足“現實層面”的對公平、正義、安穩、有保障生活的需求，也激發“精神層面”的國家自豪和民族認同。

將《閃亮的名字》放進2019年“獻禮綜藝譜系”中來看，它最令人振奮的一點是：守正創新，直擊主題。在觀察類節目《我和我的祖國》採用了新形式短視頻，流量綜藝《遇見天壇》主推明星打工時，《閃亮的名字》沒有選擇與“主旋律”的遙相呼應，而是直面難題，啃下了英雄故事這塊“硬骨頭”。樸素、純粹、娓娓道來，卻又熾熱、濃烈、深情款款。

​用一句俗話，《閃亮的名字》真的很“剛”，這和東方衞視的“血性”一脈相承。兩季的成功濃縮了東方衞視“守正創新再出發”的決心，也和其他節目協同激發了“版面生態”。

除《閃亮的名字》外，宣講“四個自信”的《這就是中國》、聚焦精準扶貧的《我們在行動》、關注人間百態《人間世》等創新之作、拉近警民關係的《巡邏現場實錄2018》、具有鮮明標識度的“930公益文化節目播出帶”，都有着濃烈的紀實色彩、特色的原創模式和深刻的社會洞察。

事實上，從今年國慶檔電影票房的驚人成績也能看出，觀眾對新式主旋律內容的接受度、甚至是主動需求度正在迅速增長。而如何給主旋律注入新活力，或許並不是一味將時髦元素拿來勾兑，而是以“真”抓人，以“情”動人。

這世界雖然變化快，但人性永遠有些恆定的東西。曾經能打動人的，一直都能打動人。就比如，真正的英雄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