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封貢與寧夏之亂——明朝北部邊防戰略的轉折點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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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君子往往為了名譽不惜辭官，而不良言官總能以彈劾的方式達到驅除正派官員的目的。

寧夏之役是明朝萬曆年間的一次平叛戰爭，因其耗資巨大、用兵甚多、戰線牽扯較遠，故而與播州之役、朝鮮之役共同被稱作“萬曆三大徵”。這三次大規模戰爭均以明廷獲勝告終，但卻都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萬曆皇帝

在寧夏平叛之役爆發前，不妨先梳理一下明朝北方邊防防禦策略。

參與寧夏之役的監軍御史梅國楨將明廷的邊防狀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洪永到嘉靖時代，表現為“虜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刻削之苦”。第二階段為隆慶時代到萬曆十八年，“和議既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刻削之苦，無操練之勞”，也就是出錢少出力多。而萬曆十八年到二十年的第三階段，則為“外實修和，內欲兼戰”。

當事人的這番分析，可謂一針見血。而寧夏叛亂的大背景，就是所述的第二階段——“和議既成”。

隆慶年間，經過一番激烈的朝中爭辯後，明廷最終決心調整對外戰略，為即將到來的改革打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西線與中線上，明廷希望以封貢和議的方式達成和平，東線與遼東地區則主張增強兵力強勢出擊。

最終，經過高拱、張居正等閣臣的努力，明廷順利冊封韃靼部族首領俺答為“順義王”，捎帶剷除了大漢奸趙全，並允許明蒙互市，雙方展開邊境貿易。以往蒙古部落生產力低下且生產資料單一，如果不能互市就只能通過擄掠來獲取其他必需品。但隆慶初年以來，明軍在邊境用人得當，軍力逐漸增強，蒙古部落在擄掠的同時也損失慘重，譬如一代儒將王崇古就經常搗巢燒荒，這樣互相傷害的情勢顯然對蒙古更為不利。而和議一旦達成，明軍就能“外示羈鎖、內修戰備”，並且節省大量軍費到東線上。因此互市成了雙方樂見的結果。

張居正

**在封貢過程中，俺答的妻子三娘子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她不僅掌握兵權，而且戰略眼光超前，為封貢事業的推進貢獻良多。值得一提的是，俺答死後，其子黃太吉也想娶三娘子為妻（蒙古部落風俗），而三娘子不肯，在明總督鄭洛的撮合下，兩者才得以結合，並延續之前封貢政策。黃太吉死後，其子扯力克繼位，扯力克見三娘子年老，不願按照風俗取三娘子為妻，還是在鄭洛的勸説下，兩人得以成婚。封貢和議，就是在明廷與蒙古主和派官員的小心維護下延續的。蒙古方面約束部落，規定任何部落擅自去漢地擄掠則削弱其部落規模，蒙古人家擅自去漢地搗亂則處以重罰，而明廷則報以廣闊的互市環境，讓蒙古人獲取生活物資。

但隨着萬曆的朝堂進入後張居正時期，閣臣邊帥的大幅更迭使得嘉隆萬時代早期的政策難以為繼。前面提到的鄭洛，其本身是七大兵鎮的總督兼經略，但他以“職稱”太高太多，謙辭掉了“總督”的位置。不久，內閣竟然推薦主戰派魏學曾出任七鎮總督。

在一個地方同時設置總督與經略，本身就是職責交叉，要麼兩相沖突、要麼相互推諉。魏學曾並不是一個昏聵無能、只説不幹的官員，他之前督撫在明廷決議主戰的東線戰場，不僅整飭守備頗有成效，還多次擊敗蒙古察哈爾部，“數破敵，被賞賚”。但在這次處理韃靼、寧夏叛亂的事務中，他表現極差。可能由於之前在東線主戰場的經歷讓他對蒙古事務有了兩點感悟：只能打、打得過。所以，後來他將這種主戰情緒帶到了中線與西線邊塞。

但察哈爾部與韃靼部落其實有很大的區別，相較於察哈爾部，明廷與韃靼部落的封貢策略是成功且雙贏的。但魏學曾作為鷹派人物極為反對，他上書神宗皇帝，説封貢是“養成宋人之禍”，又將明韃關係比作宋與西夏，最後竟直斥鄭洛是當今的賈似道、秦檜！朝中鷹派言官聞言，也攻訐鄭洛：“今日奉書順義王、明日奉書順義王、今日致意三娘子、明日致意三娘子……豈經略（指鄭洛）之責專在求虜媚虜，而實事可為乎？”不在邊境之人，聽得這話還真有點被煽動起來。

三娘子

一向標杆恢復中華、鼎興大宋的明廷君臣最忌諱大宋外交政策，大明三百年無論朝廷處於強勢還是弱勢，都難與虜、夷議和，很大程度上就是緣於這個因素。秦檜、賈似道都被安排上了，這下主和派鄭洛哪裏能繼續幹下去，於是便上書辭官離開。這其實是明代政治最大的弊端——明代君子往往為了名譽不惜辭官，而不良言官總能以彈劾的方式達到驅除正派官員的目的。故而，“邪壓正”顯得異常簡單，後來南明弘光政權的幹臣如姜曰廣、高弘圖、史可法等人就是如此離開權力中樞，朝政便落入了阮大鋮、馬士英手中。

鄭洛離開後，魏學曾便開始了戰備計劃，這就到了梅國楨説的第三階段——“外實修和，內欲兼戰”。不過一開始，王崇古等人“修戰備”是為了保持邊境的軍事壓力，繼續推行封貢互市，但魏學曾則純粹是為了下一次戰爭的到來。當時河套地區部落首領明安率部互市，完畢後索要豐厚的賞賜。這種賞賜是非商業性的，數額很多，大有中華厚往薄來之意。估計這讓魏學曾聯想起了大宋的歲幣，頓時調集各路明軍奇襲之，將這位首領給陣斬了！

這次奉命參與奇襲的各路軍頭中，有一名叫哱拜的將領。他本是蒙古韃靼人，在內亂如日常的部落鬥爭中逃到了明邊軍中，明軍待他不薄，他最終以副總兵退休。

邊將退休其實是假退休，因為影響力依然在，這是明朝邊軍的制度性問題。

明軍中存在着一羣地位比士卒低、俸祿比士卒高的軍人，這便是各大將領的家丁。所謂家丁，就是隻聽將領指揮、跟隨將領身邊作戰的精鋭部隊。原本他們由將領私人豢養，但隨着數量越來越多，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他們逐漸由私人負擔轉變為國家負擔。這其實加大了明軍的軍費開支，且依舊是士兵與將領個人間的隸屬關係。

這樣的家丁團體有核心的效忠對象，更加團結，戰鬥力更強勁。哱拜的影響力就在這裏，他退休了，但人在邊疆，他的兩個兒子哱承恩、哱承寵，義子哱塞、哱雲、哱洪則繼續留在軍中，保持其家族的影響力。這實際上凸顯出明軍後期軍閥化、家族將門化的特點。

這次出征，哱拜看見西北一帶的明軍戰鬥力羸弱、軍備廢弛，覺得明軍“弱不經戰”，於是開始“跋扈無忌”。站在當時哱拜的角度看，他確實有為亂的資本：一方面，在魏學曾、葉夢熊等主戰派邊帥的“努力”下，明軍即將重新與草原勢力敵對廝殺，這意味着自己有了潛在的外援——他本身就是“虜將”，與蒙古人説得上話；另一方面，明廷的注意力依舊在遼東和東線，沒來得及加固西線防禦，自己對其他明軍有着足夠的優勢。

哱拜豢養家丁達三千之多，號稱“蒼頭軍”，為霸一方。他與兒子哱承恩多方招納，廣受叛降，勢力越來越大。寧夏官府為了防止哱拜為亂，晉升他為副總兵並讓他退休，但這種家族軍閥的模式，即使哱拜退休，影響力仍在。哱拜的“益加跋扈”招致了明廷的忌諱與不滿，後來的寧夏巡撫黨馨則開始處處掣肘他的行動：一方面嚴查軍紀，打了他兒子哱承恩二十軍棍以威懾其部署散漫的紀律；另一方面縮減哱拜所部的武裝與戰馬配備。征討河套蒙古時，哱拜本來打算出徵，但黨馨卻給他撥發乏馬，嚴格監察他部隊的不法行為。

趕巧的是，寧夏鎮此時冬衣沒能及時發放，糧餉也在拖欠（這其實是明軍的基本操作）。這時哱拜的親兵“蒼頭軍”來索要過冬的冬衣、糧餉，剛要發放，哱承恩召集部下説道：“吾等欲報宿怨，則何不假此起？有如異時繩我等以軍法，我等謂黨軍門裁削我廩食也。”於是趁機煽動部隊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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哱拜勢力在寧夏樹大根深，起兵毫不費力，大家仗着天高皇帝遠，不遠處就是河套蒙古騎兵，起事應當會很快成功。巡撫黨馨、副使石繼芳、衞指揮使李承恩、供應官陳漢相繼被殺害，總兵張維忠被劫持後自殺。哱拜開始自稱“哱王子”，以劉東暘為總兵，哱承恩、許朝（其舊部）為副總兵，部下土文秀、哱云為左右參將，部隊佔據寧夏城後向四周拓展，“河西望風披靡、河東全陝震動”。

哱拜算準了明廷與韃靼開戰在即，自己又遠離畿輔，並且此時播州楊應龍反狀初具，朝廷在多方掣肘的情況下必然會向自己妥協，允許自己“自署授官，世鎮寧夏”“不者，馳而南下，誰能御我。”奇妙的是，素來黨爭傾軋的明廷在這時難得一致，君臣上下決心討平哱拜。

魏學曾氣勢如虹準備開戰，沒料想“開門紅”竟出自自家內部的叛亂。他出兵進討哱拜時，官兵糧餉不濟，難以持續進攻，河套騎兵又屢屢侵襲明軍，使魏學曾多方困擾，難以平叛。

好在朝廷的增援很快到達。一代名臣梅國楨此時出任監軍御史，並推薦名將李如松為總兵，率領宣府、大同、山西（這是兵鎮、不是山西省）的精鋭部隊日夜兼程，前往增援；魏學曾的好友、同為主戰派的甘肅巡撫葉夢熊也請纓出戰，率兵奔赴寧夏。

但此時戰事焦灼，河套地區的蒙古部落也開始向寧夏增援，一旦他們與寧夏叛軍連接成片，就意味着一把刀子插入了明朝的肩膀。這是極為重要的戰略問題，對於魏學曾的作戰不利，萬曆帝不顧兵部大臣的反對，直接派錦衣衞將之逮捕審訊，換餘懋學督軍。

監軍御史梅國楨則提出“絕勾虜、攜脅從、用水攻”三策，他知道攻城緊迫，否則整個西北戰局都將被牽扯，因而他與葉夢熊決議，先在寧夏城四周建堤壩，再掘開黃河淹沒寧夏城。

此時，在明軍的圍堵之下，哱拜勢力已經毫無勝算。首先是糧草斷絕、城池塌陷，最先熬不住的必然是他們，但他們依舊不願投降，而是等待河套蒙古的增援。他們相信，雙方只要連接成片，明軍就將毫無辦法。

果然，河套部着力兔率部隊來援，李如松率麻貴、李如樟等人迎戰，取得大勝，將着力兔一直追殺到塞外直奔賀蘭山去。這就讓哱拜等人死了心，再沒人能救他了。

到了九月，浙江、西南等地軍隊相繼趕來，明軍發起總攻，突破外城，哱拜等人退守內城。突破外城時，梅國楨表現極為英勇，其神道碑銘載：“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醬中，籍次記功，傳呼止殺。”

此時，梅國楨又開始了離間計。他轉告哱承恩，説他守邊有功，可以殺了劉東暘、許朝贖罪，又告訴劉東暘、許朝，説他們只是脅從，如果能殺了哱拜就可以轉禍為福。

結果劉東暘、許朝果然殺了哱拜部將土文秀，但還沒來得及殺哱氏，就被哱承恩等人殺掉，叛軍隨即瓦解，全面投降。但投降後的哱拜勢力並未解除武裝，他的嫡系人馬依舊枕戈待變。李如松便率軍包圍了哱拜府邸，哱拜自焚而死，李家士卒上演了一出“火中取人頭”，將哱拜頭顱拿下，哱承恩等人則被擒拿。隨後在京師，哱承恩被凌遲，脅從等人也被處斬，寧夏之亂全面平定。

嚴格來説，寧夏之亂只是明邊庭眾多叛亂之一，之所以被列入“萬曆三大徵”，是因為其影響頗深、規模頗大。但仔細看來不難發現一個問題：**哱拜之所以能夠為亂，離不開明韃互市議和政策的破產，是明廷開始改變和議封貢的政策，才讓哱拜認為明廷的力量會被牽制，自己有了隱性外援。**其次，這次寧夏之亂後，明蒙互市封貢的情況不再出現，雖然此後，邊防中線與西線上明軍與蒙古未曾爆發大規模戰爭，但卻關閉了明廷外交解決蒙古問題的重要途徑。數十年後，塞外另一個部落興起，他們顯然更明白外交策略的重要性，在外交為主、戰爭為輔的政策下迅速取得了塞外蒙古部落的支配權，如此，一下子形成了對明廷的包夾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