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國民的集體戰爭狂熱 ——以《朝日新聞》為核心的考察（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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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樣一份“雅俗共賞”的報紙，在盧溝橋事變後的報道中，存在着斷章取義、掩蓋真相、煽動民眾情緒等問題。

鼓動日本人從事“銃後”援軍活動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媒體帶有煽動性的報道，讓日本人投入到“銃後支援” 的熱潮中，事變後不到一個月，日本全國出現各種援軍活動。東京市市長呼籲：“我等東京市民在時局重要時刻，應深刻認識形勢，不要輕舉妄動，採取斷然態度，必須發揚盡忠報國精神，特別是加強後方支援，徹底實行軍事救護，振奮忠勇士兵的精神，勤儉節約涵養國力。希望市民各位深刻體會政府方針，舉市一體，全力協助國是之貫徹，同時做好萬一準備，無遺憾地為帝國昌盛、東洋和平做出貢獻。”政府煽動與媒體報道相互配合，導致不明真相的民眾要求“膺懲”“暴支”，捍衞日本的“合法權益”。

日本孩童將零用錢捐獻出來支援戰爭

日本人開始給前線士兵寄慰問信、慰問袋，到神社祈禱武運長久，到醫院慰問傷病員。“從全國各地寄到陸軍省的激勵士兵的電報、慰問信、明信片如雪片飛來，在副官房長官桌子上堆積如山。當局深深感到銃後支援的厚意。”

慰問信是前線將士最重要的精神慰藉，在學校組織下，日本中小學生給侵華士兵寫慰問信，製作慰問袋，“品川府立第八女子高中學生們製作了2800 個慰問袋。第一節課全體學生給北支士兵寫慰問文，18 日是星期天，全體四五年級學生到校，製作了1900 個慰問袋，準備19 日分發給學生，將慰問文放入申請的慰問袋中”。“澱橋區府立第五女子高中1100 多名學生，為表赤誠，做了1900 個慰問袋。慰問袋裏裝了慄羊羹、水果蜜豆、鉛筆、慰問文、慰問畫等。每個慰問袋價值85 錢”。《朝日新聞》關於中小學生慰問信的報道，不僅引起全國中小學生的模仿，更為空前的“赤誠報國”熱推波助瀾，助長日軍的侵略氣焰。

在“舉國一致”“赤誠報國”的狂潮中，一向“相夫教子”的日本家庭婦女紛紛走上社會，以自己的方式實行“銃後支援”。1937 年7 月8 日，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參與了東京市民“嚴懲暴支”的百萬市民大遊行活動。日本愛國婦人會會長本野久子表示：“在重大時局時刻，愛國婦人會高興地加入舉國一致行列，舉全體會員之力，為航空報國貢獻力量。”大日本航空婦人會會長松平俊子表示：“現在戰爭中空軍非常重要，在北支事變不容樂觀的時刻，必須官民一致建設空軍。值此朝日新聞社倡導軍用機捐款事業之時，作為航空後援的航空婦人會將全力協助。”大日本聯合婦人會理事長、東京婦人會委員長、全國小學女教員聯合會副會長等，都表示支持“軍用機捐款運動”。各婦女團體還組織家庭主婦製作慰問袋、參拜神社、慰問軍人家屬、慰問傷兵等活動，“為祈願北支及駐滿士兵武運長久，愛國婦人會19 日上午10 點參拜明治神宮。在愛國婦人會本所鄰保館工作的220 名女工作人員，在館長帶領下，一同祈願武運長久”。“愛國婦人會螢雪分會有30 名會員，每天晚上10 點開始到街頭募捐，到29 日，共募集慰問金541 元58 錢，準備在8 月1 日前製作820 個慰問袋，獻給陸海軍省。”7 月31 日，《朝日新聞》報道了東京婦女走上街，縫製“千人針” 。有的婦人會還組織到醫院慰問傷員、探望士兵家屬，以解除侵華士兵的後顧之憂。

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宣傳畫

在瘋狂的侵華戰爭狂熱中，有日本青年學生請纓入伍，到華北前線去，“日本學生航空聯盟關東、關西兩支部操作部中取得二等操作員證書的14 名學生，向陸軍大臣提出‘北支事變從軍申請’，要求成為我國第一批空中義勇軍”。後備役軍人則要求到侵華前線，如“三重縣50 歲的後備海軍特務少尉名古長藏表示，現在正在電信科工作，雖然年紀大了，但是電信業務熟練，且無後顧之憂”。日本“人道會”發起“為華北軍馬募捐的活動”。他們認為，日本軍隊“出征”中國，不僅將士辛苦，軍馬也日夜奔波勞頓，需要更多的照顧和營養，需要專門捐款慰勞軍馬，有效發揮騎兵作戰威力。

總之，自盧溝橋事變到北平淪陷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朝日新聞》利用其第一大報刊的地位和影響，以最快的速度報道事變進展，引起民眾的關注。**大量歪曲事實和具有煽動性的報道，鼓動國民“銃後”“報國”，從精神和物質層面支持侵略戰爭。**通過對《朝日新聞》相關報道、評論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國內瘋狂“赤誠報國”的程度，並可由此認識侵華戰爭中日本媒體、民眾與戰爭的關係。

赤誠報國熱”引發的思考

《朝日新聞》從輿論上支持日本政府擴大戰爭的決策，助長了“舉國一致”戰爭狂熱的形成，對侵略戰爭負有重要責任。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的“赤誠報國熱”與近代以來日本政府向民眾灌輸的“神國”觀念、“忠君愛國”思想有密切關係。明治維新後，日本雖然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確立了君主立憲制，但是，日本的民主很不充分，天皇仍然被視為“現人神”，“忠君”是主流的社會意識形態。“神國”“忠君愛國”等封建意識形態不僅沒有受到批判，反而不斷強化。日本通過《大日本帝國憲法》《教育敕語》等，向國民灌輸日本是“神國”“國體優越”等觀念。為天皇“盡忠”是武士道的最高境界，也是對普通國民最高的道德要求。

日本婦女縫製“千人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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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武士道”構成了日本國民道德的兩大精神工具。**政府要求國民“效忠”天皇，踐行“臣民之道”，“國恩宏大，在‘天孫’ 開闢之國，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則沐浴天子之水，死則葬於天子之地，食之穀米、穿之衣物皆產於天子之土地”，甚至要求國民在吃飯、穿衣的時候都要想着天皇，時刻不忘為天皇盡忠。“忠君”“愛國”等觀念固化了日本國民的思想。在這種政治生態環境下，日本與他國交戰時，民眾往往特別關注“皇國”命運；而標榜“公正、客觀”的媒體，往往難以秉持原有的立場。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家紛紛轉變立場，放棄“民權”而伸張“國權”，轉向了極端民族主義。盧溝橋事變後，《朝日新聞》雖然未公開拋棄辦報宗旨，但是，報道中明顯地存在着片面、偏袒的傾向。這反映出戰爭環境下，日本媒體無法秉持公正立場。

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中，不同國家間相互交流、相互學習，也存在着矛盾、衝突和戰爭。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而媒體的價值就在於報道的真實、客觀。盧溝橋事變後，《朝日新聞》表面上看似乎在“客觀”報道事件及日本國內民眾的反應，實則具有明顯的價值判斷和輿論導向，如“北支事變爆發以來，國民愛國赤誠譜寫了無數的軍國美談、恤兵佳話，陸軍當局向陸軍省新聞班和相關媒體發出倡議，收集本次事變中出現的義士、烈婦、篤志者的事蹟，通過報紙、電台、雜誌等廣泛傳播”。如此大量刊載中國“挑釁”日本“合法”“特殊利益”的新聞，刊登日本各界以“國防捐款”、做慰問袋、神社祈願、縫“千人針”等形式支持侵華戰爭的消息，特別是關於中小學生、年邁老者捐款的報道，有很強的煽動性和“殺傷力”，一般人都要慷慨解囊，以表達“愛國”之情。

日本宣佈投降後，在皇宮前長跪不起的日****本民眾

盧溝橋事變後《朝日新聞》的報道及日本民眾的反應，引起我們對新聞媒介、日本民眾與戰爭關係的思考。戰爭期間，日本普通百姓只能通過報紙、收音機等媒體瞭解戰爭的相關信息。在日本媒體中，《朝日新聞》一貫以客觀、公正自居，自創刊以來深受日本知識分子及一般讀者的喜愛。但是，這樣一份在日本國內相對具有較強公信力的報紙，此時都長篇累牘地刊登關於日本侵華戰爭片面、不實的報道，其他報紙的情況就不難想象了。應該説，日本政府長期的“忠君”思想灌輸影響了民眾，而媒體自覺或不自覺地迎合政府的政策，愚弄民眾，這是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國民對戰爭狂熱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説，日本民眾既是戰爭的支持者，也是受害者。

戰後，中國政府一再強調發動侵略戰爭的是少數軍國主義分子，中日關係要“向前看”，希望中日兩國能夠超越歷史。但中國人的大度不能成為日本政府不反省、日本民眾不反思侵略戰爭責任的理由。日本民眾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主動還是盲從，他們所謂的“報國”都客觀上給侵華士兵以巨大精神支持，助長了侵略氣焰。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國內，除日本共產黨明確反對侵略戰爭外，其他勞農政黨紛紛“轉向”支持戰爭，連曾經的“左翼”知識分子也少有對日軍行動提出疑問的。尤其當日軍在中國戰場一路猛進時，日本國民幾乎一致支持戰爭，九一八事變後是如此，盧溝橋事變後也是如此。試想，如果沒有日本民眾的支持，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何以能持續多年？

九一八事變期間進軍中的日本部隊

當然，隨着戰爭長期化，日本國內物資緊缺，衣料、砂糖、火柴等基本生活用品供應困難，日本人開始厭戰，這與日軍勝利時的“愛國”狂熱是兩個階段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人對戰爭具有濃厚的“被害”意識，缺少對日本侵略“加害”責任的必要自省和反思，缺乏對戰爭性質的正確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無論是在每年戰敗紀念日的專題報道、電視節目，還是在遍及國內大大小小的戰爭紀念館中，無不以“和平”為標籤，強調日本人遭受的戰爭之苦、原子彈爆炸之痛，很少思考引發這場戰爭災難的原因，以及這場戰爭給其他國家造成的損害，日本政府有意淡化或者回避侵略戰爭性質，這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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