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宇：腦機接口與人工智能影像_風聞

內容摘要

近段時間以來，有關腦機接口技術這一重要人工智能技術突破的信息不絕於耳，雖有媒體誇大之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技術通過與話語、影像形成的雙向互動形塑着當代人的想象。一方面，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為如《神經漫遊者》等在人工智能技術及相關話語影響下產生的文藝作品注入了新的創意——本文作者王坤宇便基於大量電影文本（如《攻殼機動隊》、《阿麗塔：戰鬥天使》、《黑客帝國》、《我，機器人》等），從三個敍事維度進行分析，強調腦機接口所帶來的三個重要的創意潛力：人機互聯的身體奇觀、後人類新倫理語境以及賽博世界觀的影像化呈現。另一方面，作者雖然強調人工智能技術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建構所起到的重要性，但同時又強調，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的認知正是被影像、話語和技術共同型塑而成。這不僅拓展了人們的想象空間，也同時為人類思考當下處境提供契機。這些都是此類影像的價值，也是對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警醒。

本文原刊於《文藝論壇》2019年第5期，感謝作者王坤宇授權文藝批評轉載！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王坤宇

腦機接口與人工智能影像

近段時間以來，有關腦機接口技術（BCI，Brain Computer Interface）取得突破的消息不絕於耳，這引發了筆者的好奇。忙向長期致力於神經心理學研究的一位著名學者求證，她的回答很耐人尋味：夢想照進推文。繼而又連續強調“任重而道遠”。也許當前的媒介環境誇大了腦機接口技術的進步，但是在科幻小説和科幻電影中，這一概念和意象不斷復沓卻是不爭的事實。慣常開腦洞的埃隆·馬斯克甚至已經成立了一個名為Neuralink的公司，試圖將科幻電影中的人機互聯的情節變成現實。這不得不讓我們思考以下的幾個問題：第一，腦機接口技術到底是什麼？第二，敍事、影像何以熱衷於這一技術的呈現，二者之間具有何種關係？第三，科幻是否會照進現實，如果可能，意味着什麼？本文試圖在對腦機接口技術的探索和相關科幻文本的勾陳中回答這幾個問題。

從霍金的輪椅談起

著名物理學家、宇宙大爆炸學説的提出者史蒂芬·霍金患有漸凍症，他的後半生均在輪椅上度過。而他的輪椅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腦機接口的案例。

斯蒂芬·威廉·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1.8-2018.3.14）

霍金在1985年就失去了口語表達能力。一位電氣工程師為他設計了一個電腦程序，而後這個程序又被升級為記錄霍金語言的設備。它可以每分鐘“翻譯”出物理學家的15個詞彙，通過文字顯示出來。20年後，霍金的肢體全部僵化，戈登·摩爾為他設計了升級版的輪椅。通過霍金的面部肌肉的動作來和系統互動，生成備選的語詞，並進而用眼球控制紅外線發生器以選定具體的詞彙。六年後的2011年，霍金的眼球也不能動了，於是程序再次升級，具有了預測功能。但是霍金似乎與這一版本磨合地並不是很成功。

在霍金的案例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人腦與計算機之間的交互，或者抽象一點説是碳基與硅基之間的交互。為了更加具體地瞭解這個技術，我們首先應該對其內涵和外延稍作了解。腦機接口技術是一種涉及神經科學、信號檢測、信號處理、模式識別等多學科的交叉技術。[1]這種交互可以有三個不同的類型：人腦對程序的指令，程序對人腦的作用和二者之間的主體間性的作用。這一技術以腦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為基礎，通過對腦侵入、半侵入和非侵入式的電極介入來實現對神經信號的記錄、破譯，從而可以對殘障人士的輔助治療，並可以在軍事領域實現對人有機肢體的機械化加強等應用。侵入式腦機接口主要用於重建特殊感覺（例如視覺）以及癱瘓病人的運動功能。此類腦機接口通常直接植入到大腦的灰質，因而所獲取的神經信號的質量比較高。但其缺點是容易引發免疫反應和疤痕，進而導致信號質量的衰退甚至消失。非侵入式的神經成像術作為腦機之間的接口，記錄到的信號被用來加強肌肉植入物的功能恢復被試的部分運動能力。雖然這種非侵入式的裝置方便佩戴於人體，但是由於顱骨對信號的衰減作用和對神經元發出的電磁波的分散和模糊效應，記錄到信號的分辨率並不高。很難確定發出信號的腦區或者相關的單個神經元的放電。埃隆·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走得更遠，追求用一種叫做“neural lace”（神經織網）的技術，通過經靜脈傳輸在大腦皮層中植入一層人工智能內殼來將人類大腦與計算機連接起來而可以上傳或者下載思想。馬斯克的終極目標是徹底改變大腦和機器的溝通方式，讓人類與軟件能夠進一步融合而跟上人工智能（AI）的發展腳步。總體而言，腦機接口技術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使部分殘障人士重獲語言、視力和運動能力等，但是離人們預想的狀態還相差甚遠。其可能對人的加強工作也尚處在非常初級的試探階段。但是在藝術領域，通過對現有技術的點染和想象，已經將這種技術的可能性延伸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腦機接口題材的敍事潛力

有關腦機接口的電影有《攻殼行動隊》（Ghost In Shell）系列，《機械戰警》（Robocop）系列，《黑客帝國》(Matrix)系列等，最新的電影有《阿麗塔：戰鬥天使》(Alita: Battle Angel)，此外還有《環太平洋》等更加概念化的製作。如果我們向前推溯，這一題材電影都可以在威廉·吉布森的劃時代性科幻小説《神經漫遊者》中找到創意的基因。但是這種創意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腦機接口創意往往和人工智能電影的其他創意共同構成錯綜複雜的奇觀體系。在深入探討這一題材之前，我們首先要對其上一級種屬人工智能電影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神經漫遊者》  [美] 威廉·吉布森

（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人工智能電影是在人工智能技術以及相關話語影響下產生的一種科幻電影亞類型。以控制論、生化技術、數據的無界流動等作為整合影片的高概念。以人機關係、倫理蜕變、末日核爆、人機戰爭等作為敍事主題。以未來裝置、後人類身體、末世黑色美學等作為美學建構的基礎。這種亞類以其對未來人工智能世界的世情呈現區別於時空穿越、外星接觸等其他科幻亞類。是一個由想象力和技術話語聯袂合成的，有關人工智能和人類存在反思的符號體系世界。[2]

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存在一個遞歸的邏輯關係：腦機接口創意—人工智能亞類—科幻電影類型。腦機接口創意是人工智能電影最為重要的意象之一，為人工智能電影帶來三個方面的敍事空間：人機互聯的身體奇觀、後人類倫理衝突和新的賽博宇宙觀。

《阿麗塔：戰鬥天使（ Alita: Battle Angel）》

超越肉體身體的侷限是人類一直以來的衝動。麥克盧漢將自己的《理解媒介》的副標題定為“身體的延伸”。人類自從開始使用工具就不斷地通過具象（工具）和抽象的媒介（符號、技術）在延伸着自己的身體。從這個意義上講人獸（自然物）轉換、靈魂出竅等原始創意無不源自於人的這種衝動。我們可以發現人類的想象力很容易被其所處的科技階段所框定。例如《弗蘭科斯坦》中的科學怪人的身體事實上是一個將機械化思維類比人類身體，並輔之以電力來驅動這一人肉機械。而到了《大都會》對於拼接身體的想象則與大工業和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共振。腦機接口帶給人工智能電影的創意首當其衝地是對身體的加強，《阿麗塔：戰鬥天使》是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主人公阿麗塔一方面具有人類中美麗少女的外表，另一方面除了大腦之外又都是機械加強的存在。這一點和更早的機械戰警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機械戰警是一個男性的形象，而這部電影的主人公則是一個軟萌的少女形象。通過對人臉-機形的這種拼接，創造出奇特的身體景觀。而這種拼接還可以有很多其他元素的排列組合。例如醜陋男人的臉與強勁的機械身體，漂亮女性的臉與章魚似的機械臂等。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拼接還是皮相的、機械式的。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説，與科學怪人式的拼接具有很強的繼承關係。而這類電影敍事中的腦機接口事實上與科學怪人身體上的縫線的敍事功能是相似的，並沒有深入到人工智能概念的深層。

腦機接口創意的另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創生了一個人機互聯的後人類新倫理語境。後人類話題由來已久，從福柯在《詞與物》的結尾喊出了：“人是近期的發明，並且正接近其終點……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3]之後就不絕於耳。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是《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他認為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將被“算法”所取代。在人工智能電影方面，《攻殼行動隊》系列是一個典型。這部影片也仍然沿用着《大都會》式的人形設定，真人版電影女主角由好萊塢最當紅的性感影星斯嘉麗·約翰遜擔任。但是與其他類型的人工智能電影不同的是，“少佐”素子脖子上的接口不斷被特寫。除了充電接口之外還有數據接口。“素子”是一個擁有人類大腦和機械身軀的“義體人”。這枚大腦曾經隨着年齡的增長數次更換義體，並逐漸和義體之間完成了相互的馴化。影片的英文名（Ghost In Shell）具有很強隱喻意。Ghost（靈魂）代表着人文主義的價值傳統。而Shell（殼）則是後人類時代可以被替換的身體。這個隱喻暗示着以下的幾重倫理關係的重審：靈魂與身體、人與物、義體人與人類，義體人與義體人、人與數據等。這使得既有的人類倫理體系不再夠用。這多重關係為此類電影的敍事打開了繁複的空間。正如《攻殼行動隊》系列所塑造的那樣：政治與資本的張力、人性與物性之間的抉擇、數字與實體之間的轉換等令人目不暇接。

《攻殼機動隊》

《黑客帝國》

腦機接口的第三個重要的創意潛力是賽博世界觀的影像化呈現。典型的案例是《黑客帝國》系列。賽博空間（cyberspace）是一個已經被用爛了熟詞，但這個詞卻遠不止我們今天網絡空間這個簡單的含義。《黑客帝國》開創了一種數碼與肉身之間轉換的哲學。我們可以仿照“道成肉身”來將其設定為“碼成肉身”。而這個轉換的關鍵在於插入主人公尼歐和其團隊腦後的探針這一意象。影片並沒有詳細交代這種轉換功能是如何獲得的。而是着力地展示了賽博空間內部的博弈。而這種博弈包括三個方面的指涉，一是大腦的潛意識感知，二是賽博空間與現實之間的轉換，三是對於現實和存在的不可靠性的揭示。或者説，人類的生活也許是一種代碼化的生存，只是自己不自知罷了。尼歐第一次看到倉中的監視員盯着電腦屏幕上的代碼目不轉睛地觀看、並意識到那就是自己剛經歷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時，感到非常驚詫。但是對於這種狀態，監視員卻輕描淡寫地對他説：已經習慣了。對於那位監視員來説，這些代碼就是尼歐剛剛經歷的居室、電話亭、打鬥或者愛情。

換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這種以身體形式展現在屏幕上的形象和故事也正説明了接受者認知的侷限性。我們習慣於用身體想象和思考，電影也用身體來呈現抽象的數碼故事。後人類身體美學在人工智能電影中的呈現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後人類時代的影像的擬人形態。

技術、話語與影像的關係

伴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博興，有關人工智能的各種話語甚囂塵上。無論是有商業炒作之嫌的alphago、alphazero、alphafold, 沙特的索菲亞，小冰；還是各類人工智能的論壇、會議；以及各級行政部門出台的鼓勵發展人工智能的文件，都一再復沓着這一概念的炙手可熱。而對這一技術缺乏深刻認知的大眾（哲學家、文學家、劇本創作者、相關社科人文研究者、批評者、公眾等）正是在懵懵懂懂、半知半解的狀態中被拉扯進入了這一話語場域，開始面對人工智能的智力、人工智能美學、各行各業（法律、倫理、教育等）可能受到的衝擊等似是而非的問題。在這樣的語境中，人工智能電影大熱在情理之中。而與此呼應地，人工智能電影反映、點染着這一技術，直至在想象的層面上將其推向極致或不可能之域。面對着這一現象，我們需要釐清技術、話語和影像之間的關係。

人工智能技術是型塑當代社會的重要力量，作為一種工具理性和實踐技術，成為建構人類社會的剛性存在。人工智能電影作為一種典型的類型電影，也正是對這種社會熱點技術和話語的呼應。但這種呼應並非是被動的，而是一種多維度、多向度的延異。[4]這種延異構成了瑰麗多彩的人工智能電影的人物（怪物）形象和故事情節。人工智能電影對於接收者具有激發性、啓蒙性，其所塑造的形象，探討的倫理、哲學問題有可能成為思維的質料，從而回哺人工智能話語。

《我，機器人 （I, Robot）》

技術、話語和人工智能影像之間的關係體現為雙向互哺的特徵。人工智能技術是人工智能電影點染的原點，電影提供了一種對於技術和話語的可能性的影像符號化路演。人工智能電影中展現和想象的世界又大大地超越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的社會熱點話題處於二者之間，起到一個橋樑的作用。話語對技術做了放大處理，而影像則在話語的基礎上對於這一問題進行展現和表現。這類探討是否會對技術人員產生一定的啓示作用呢？這個問題已經被很多科學家的“夫子論道”所回答。愛因斯坦認為：“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動着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嚴格地説，想象力是科學研究中的實在因素。”[5]在2017年世界機器人大會8月24日的主論壇上，意大利比薩聖安娜大學生物機器人教授帕奧羅·達利歐（Paolo Dario）發表了《機器人夥伴：科幻如何變為現實》的主題演講。特別提出了《我，機器人》的例子，和愛因斯坦一樣，他也指出科幻電影裏包含很有價值的觀點，甚至是很現實的東西。[6]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技術、話語和電影之間體現出了雙向互動的關係，而電影主要提供了一種對於技術和話語的可能性的路演。這種路演朝向不同的人工智能發展的向度，甚至是人工智能理論話語的向度。因此其可能是對這種技術的較為科學的延展，也可能是以話語為出發點的虛妄的想象。從實際的情況來看，越是早期的人工智能電影越傾向於“異想天開”，而越是晚近的，則越傾向於以科學技術為其原點展開想象。

一定程度上，我們的認知正是被影像、話語和技術所共同形塑而成。而影像對於大眾文化的作用無論怎麼強調都不過分，正如美國佛蒙特大學阿德里安·伊瓦克耶夫在他的《運動影像的生態學：電影、情動、自然》中所説的那樣：“我們所生活和運動的世界是一個不斷激盪着視聽圖像質料之流的漩渦。照片、電影和電視節目、錄像和電腦遊戲——這些以及其他的運動影像和來自於國內外一系列的全球化工具生產出來的影像攪拌、混合。”[7]這種攪拌和混合正是當前人工智能話語和藝術所使用的人工智能觀念的主要特徵。

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類型電影根植於社會熱點，因此人工智能電影與媒體和社會中的人工智能話語一定程度上是由人們所關注的話題而生髮出來的“噱頭”。但光有噱頭難免淪為雜耍似的笑劇，這就需要在有了相關的話題之後還需要以情節、人物和美學建構來使得整個故事能夠具有一以貫之的敍事邏輯，這就是某種類似於“高概念”（High Concept）的鍛造過程，腦機接口就是其中之一。而人工智能電影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展示人工智能技術，也不可能毫無選擇地採納人工智能話語。人工智能電影事實上是徵用概念和話語，用來為故事服務。腦機接口正是一個人工智能電影下面一個典型的題材。

埃隆·馬斯克（Elon Musk）

腦機接口題材除了拓展了人們的想象空間之外，一個重要的價值在於為正在轉型中的人類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意象和空間——在這樣的時代人類應該如何自處？換言之，我們應以怎樣的方式成為後人類（post-human）。關於這個問題，致力於Neural lace（神經織網）研究的埃隆·馬斯克似乎給出了一種答案：人類與新技術筆立進化。惟其如此，人才能繼續保持其主體性，從而不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本文原載於《文藝論壇》2019年第5期

註釋：

[1] [印度] 拉傑什 P.N.拉奧 著，《腦機接口導論》，陳民鈾 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

[2] 目前，人工智能電影已經有了一定的研究熱度，但是全面地描述這一研究場域的論文還很少見。筆者在《人工智能電影概念：一個亟待釐清的元命題》（1.8萬字）中嘗試做了如上定義，僅供參考。本文將於近期發表於上海大學學報。

[3][法] 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出版社，2001。

[4] 本文使用這一德里達的術語，意在指出技術、話語和影像之間的混有時間維度的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

[5] Albert Einstein, On Cosmic Religion: With Other Opinions and Aphorisms, Covici-Friede, Inc., New York, 1931, p. 97.

[6] 筆者參加本次機器人大會的主論壇，現場聆聽了該演講，Paolo Dario是生物機器人領域專家。他認為互聯網之後，將是機器人時代，正如《我，機器人》片頭中的情景一樣。醫療機器人“達芬奇”現在已經在西方被大量應用，而陪護機器人也將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實。

[7] Adrian Ivakhiv，Ecologies of the Moving Image : Cinema, Affect, Nature, 2013,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