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加速衰落，我們處於歷史變革前夜（二）_風聞

繼續接上一篇的話題，上一篇中我們談到了美國的軍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最近的新聞，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為了從敍利亞撤軍，不惜拋棄了此前一心一意跟隨他打擊ISIS的庫爾德人，可憐庫爾德人為了美國的一個支持建國的許諾，在付出1.1萬人的死亡代價後，成了一枚棄子。

在這裏，我不禁想到了《史記.淮陰侯列傳》上的一段描述：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在ISIS被徹底消滅後，美國當初許下的幫助庫爾德人建國的承諾自然無疾而終，而美國人，此時也要撤出了。只留下被放棄的庫爾德人孤獨的面對試圖對其除之而後快的土耳其。（這裏我就不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展開分析為什麼土耳其要對付庫爾德人了，大家看一下地圖大概就能判斷出來。）

而特朗普在回應質疑時，辯解稱：“他們在一場古老的衝突中為自己的土地而戰。”“我們已經耗費驚人巨資幫助庫爾德人，在軍火、武器、金錢、報酬方面。”“如同今天一篇寫得非常、非常有力的文章所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沒有幫助我們，舉例來説，諾曼底登陸戰時，他們沒幫我們。”

這種公然拋棄盟友的舉動展示在全世界的面前，很自然的，不但是在國外，就是在國內，特朗普總統也已招到眾多美國會民主黨乃至共和黨成員的質疑。

特朗普的堅定政治支持者、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在接受美國媒體阿克西奧斯採訪時，用他迄今為止最嚴厲的語言對特朗普從敍北部撤軍的舉動進行譴責，並稱“這是特朗普在總統任期內犯下的最大錯誤。”

另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來自懷俄明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利茲.切尼表示，撤軍的決定正在具有“令人厭惡和可預期”的後果。這位美國前副總統迪克.切尼的女兒在一份聲明中説：“除了引發新的‘伊斯蘭國’攻擊，這一決定還有助於美國的對手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為‘伊斯蘭國’的復興鋪平道路。”

10月9日，超過50名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向特朗普發表公開信，稱他在土耳其對敍庫武裝展開行動之前撤軍的決定使美國的盟友處於危險之中，危及美國在該地區的反恐努力，並將導致“當前和未來盟友質疑美國作為夥伴的可靠性”。美眾議長、民主黨人佩洛西要求特朗普收回撤軍決定，認為其威脅地區安全局勢，並將向美國的盟友發出“美國不再可靠”的信號。

當然，站在輿論和美國整體利益的角度，這些國會的紳士們的説法無疑都是正確的，然而對於目前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而言，他思考的則是更直接，更現實的問題，那就是——沒錢。

所以説，現在的畫風其實是這樣的：

“你會引發伊斯蘭國復興！”“我們沒錢。”

“你正在拋棄盟友！”“我們沒錢。”

“你會讓盟友覺得我們不可靠！”“我們沒錢。”

“你在損害美國的軟實力！”“我不聽，我不聽，我們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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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關於這個話題，我們暫時告一段落，這一篇文章，我重點想聊聊的是美國的身份認同和種族問題。

我這裏先問一個問題，誰是美國人？許多人都會説，這還用問嗎？有美國國籍的人就是美國人。

這個問題在已故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書《誰是美國人？》中，卻不是這麼簡單認為的。塞繆爾·亨廷頓從這個問題引出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就是“國民認同”，或者説“國民特性”。只有具備了某種文化上的特質，你才能從文化意義上算是某個羣體當中的一員。

那麼，這裏就有了一個答案：具有美國的國民認同的人，就是美國人。

或者，更進一步來説，就是認同“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一美國文明的根本特性，主要是認同以下核心理念：自由、平等、個人主義、代議制政府和私有財產制。

按照亨廷頓的説法，美國的社會始於1607年、1620年和1630年的頭幾批定居者羣體。那在這我們需要補充介紹一下美國曆史，説説這三個年份發生了什麼。

1607年，英國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塊殖民地，詹姆斯敦；

1620年，被美國人尊為祖先的英國清教徒，乘坐著名的“五月花號”，來到美洲，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

1630年，因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成功，吸引了英國上千的清教徒“大遷徙”來到美洲，建立了馬薩諸塞殖民地，不久後又建立了美國第一座城市：波士頓。

這些都是美國曆史早期重要的時間節點，美國的政體、語言、工作和生活模式以及許多的習俗都是這些最早的“定居者”制定的。而在這種社會形態已經比較成型之後，再來的人，才被稱為“移民”。

從這個角度出發，某些人將美國稱為“移民國家”或者“移民社會”。認為美國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斷接受美國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而形成的，這個看法並不完全正確。

應該説，那些早期的定居者，以及定居者的後代，才是現代美國的核心。

根據那些定居者開創的規範，我們來看看美國的國民認同，它被歸納總結出來，是在美國獨立之後不久。用美國曆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傑伊的話來概括，包含六點：分別是“有共同的祖先，講共同的語言，信仰同一宗教，遵從同樣的治理原則，習俗風尚非常接近，通過共同的戰鬥和努力，打完了漫長的戰爭，高尚地贏得了自由和獨立。”

亨廷頓進一步把這些總結為：基督教信仰、新教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工作道德、英語、英國式的法律、司法和限制政府權力的傳統，以及歐洲的文學、藝術、哲學和音樂傳統。

以上這些，都是17到18世紀的定居者開創的模式，可以説是美國最初的基因裏的東西。在這一基礎上，在18到19世紀，又出現了所謂的“美國信念”，原則是自由、平等、個人主義、代議制政府和私有財產制。

後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都是被同化到這一文化當中。所以説，美國的國民認同跟其他國家的國民認同，最大的區別就在這，它不是基於土地的，也不是基於種族的，而是基於這種“美國信念”。

但是，在現代，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首先，文化多元主義和多樣性的理論正在大行其道，在美國國內，許多聲音開始抬高人種身份、民族身份、性別身份，而貶低國民身份。

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的國民認同受到一系列運動的挑戰。這些運動的領導者們認為，美國不是一個共享同樣文化理念，並且融合在同一價值觀下的民族大家庭，而應是不同種族和羣體聚合的產物，保持着各自獨立的多樣性。他們指責此前流行的美國熔爐理念是種族中心主義，而此前的主流觀點認為，不同種族和觀念的人來到美國後，都應該如同熔爐一樣融為一爐。

多元主義者認為美國不應該是熔爐，而應該像一盤沙拉那樣，雖然各種蔬菜拌在一起，但彼此還是你是你我是我，保留各自的文化特質，這樣也會使得美國從單一的盎格魯-新教文化轉變為多元文化。

應該説，美國民主黨中的許多人是這種觀念的急先鋒，在克林頓任總統時，他就歡呼美國人從歐洲文化統治下得到了解放。而在此之後宗教多元化，同性戀平權等等話題中多越來越多的包含了多元文化的概念。

此外，越來越多的移民保持着雙重國籍、雙重國民身份和雙重忠誠。社會學家丹尼斯·朗在1989年就下結論説：“今天已沒有人再主張讓新的移民‘美國化’，那已是惡劣的老種族中心主義的過去。”

而這一點，是很多跨國公司和財團非常樂於見到的，也在其中推波助瀾，20世紀初，福特公司帶頭促進美國化，而到20世紀90年代，福特已相當明確地將自己界定為一家跨國公司，而不是美國公司。

這裏我們要提一下美國的白左們，事實上，在全球化的浪潮和多元文化衝擊下，越來越多的美國精英階層開始輕視國民身份，重視全球身份和跨國身份。

例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艾米·古特曼認為，讓學生“首先應做美國公民”的做法是“令人厭惡的”，她認為美國人的首要忠誠對象不應該是“美國或某個政治主權團體”，而應是“民主人道主義”。這種觀點，在美國部分左派精英人士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有聲音批評説，現如今的美國知識分子放棄了對國家和同胞承擔的義務，卻吹噓他們對全人類的認同。

所以，很多人批評美國一些人權和平權人士配合國內大V忽悠中國人，其實，人家是連自己人都一起忽悠的，而且很明顯的是，他們自己人被忽悠的更慘。

説起美國的種族問題，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黑人的平權運動，所以這裏我也展開一下這個話題，首先我想問一個問題，那就是什麼黑人？或者什麼是有色人種？這裏也許很多朋友會很奇怪，黑人就是電視上那些黑皮膚，祖籍非洲的人唄，這有什麼好問的？

那麼如果一個人的父母一方是白人，另一方是黑人。或者身體中有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黑人血統，那他算是白人還是黑人？也許有些人只能根據這個人的膚色看起來是否黑來判斷了吧？

那麼，什麼是美國真正意義上的黑人呢？

美國聯邦政府屬下機構美國人口調查局在官方的列表裏規定:凡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兒，不管他身體所含黑人血液的百分率多麼少，仍應屬於黑人。白人與黑人的混血兒和黑人一樣，沒有任何區別都屬於黑色人種。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兒也應屬於黑人。除非是印第安人的血統明顯地佔優勢,他才會被部落承認為印第安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社會對於有色人種的定義是非常嚴苛的。

這裏引用2017年的數據，美國黑人佔美國人口的比例達13.2%，而根據上面的“一滴血原則”，在未來，美國黑人通過自然生育的增長速度將遠遠超過白人的人口增長，此外，這裏需要提到的另一點便是，黑人的出生率同樣遠高於白人。

所以，有許多美國人驚恐的擔憂，未來的美國將是一個黑人國家。

然而，我要説的是，在此之前，美國也許先將成為一個拉美國家。直到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美國的拉美裔人口已經超過了黑人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族羣。

從空間上看，在美國南部，特別是靠近墨西哥和墨西哥灣的南方各州，比如得克薩斯州、路易斯安那州、新墨西哥州等地等地，白人在這些地區已經屬於少數族裔，佔據大頭的則是拉美裔。在西海岸，雖然美國白人佔據優勢，但優勢也越來越不明顯，因為每年的新亞洲移民都比較傾向於亞裔較多的西海岸各州。

由於居住集中，難以同化，在美國出現了很多拉丁化的城市和區域；他們的移民浪潮持續不斷，形成了鏈條式的搬遷，移民行為又一波比一波容易，持續越久越難以停下來，就像是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移民中，講西班牙語的墨西哥裔的移民居於多數，美國有變成雙語言、雙文化社會的趨勢。許多美國人對於墨西哥裔移民對美國造成的變化尤為擔憂，因為他們的祖國與美國相鄰，讓美墨邊界變得模糊，而這些移民依靠偷渡等手段正源源不斷的從邊境越近而來。

    在歷史上，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內華達、德克薩斯這些州，曾經是墨西哥的領土，由於這樣的歷史原因，這些墨西哥裔移民來到美國，反而有重返故土的感覺，甚至有人對美國提出了領土要求。其實，不僅墨西哥裔的移民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其他拉美裔的移民也帶來了類似的問題。而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邁阿密，這個城市已經被古巴人所支配。古巴裔在社會生活中佔據優勢，非拉美裔受到排斥，當地的政界和商界的主要人物都是古巴裔，人們常説邁阿密是“拉美首都”。非拉美裔白人成了少數派，他們受到歧視，有人感慨：“我的上帝呀，可嚐到少數民族的滋味了。”

這裏我簡單的説一下為何拉美偷渡移民是如此之多的原因，大家可以看看美國的所謂“後院”，及那些靠近美國的墨西哥、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危地馬拉、伯利茲等國家，這些國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貧窮，以及由於貧窮導致的販毒猖獗，社會制度接近崩潰。

以墨西哥為例，墨西哥普通人月收入100多美金，根本無法維持生活，普通人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去美國打工，要麼成為毒販。再看洪都拉斯，人均GDP只有中國人均GDP的四分之一，其中69%的人口活在貧困線以下，一天的收入不到15元人民幣，中產階級僅佔10.9%……

造成貧窮的罪魁禍首，其實還是美國，這些國家都被稱為“美國的後院”，事實上也是美國的貿易傾銷地和原料來源地。如墨西哥，在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因為無法抵抗美國機械化大農場生產的糧食的衝擊，農民們紛紛破產。美國農民生產一噸玉米的成本不到一百美元，而墨西哥農民的成本則超過250美元，根本無法競爭。

而在與此同時，墨西哥的兩家食品壟斷巨頭，在玉米原料下降之後，將墨西哥人主食玉米餅的價格漲價了五倍。

這直接導致了墨西哥的年輕人，為了活下去，除了偷渡，就只能加入販毒組織。看國際新聞的朋友應該知道，這些國家都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幾個國家之一，毒品戰爭，街頭槍戰，千人坑，這些新聞應該就是中國人對於這些國家的印象了。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畸形的文化，即老百姓對於毒販是支持的，因為毒販們能夠令他們活下去。還是以墨西哥為例，毒販們讓農民種植大麻，並且和農民談好收購價格，旱澇保收，你願意種大麻，不但發工資還管飯。

美國這種管殺不管埋的舉動，所導致的後果，就是偷渡，大規模的偷渡。成千上萬人不顧性命要逃到美國，一些國家甚至達到要舉國逃亡的地步。2018年10月，4000多名洪都拉斯難民拖兒帶女，在“步行了上千公里，穿越危地馬拉”後，浩浩蕩蕩地到達墨西哥邊境，墨西哥警方做出了一些無謂的反抗，扔了點催淚彈之後，發現完全控制不住現場，於是就放行了……

按照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在演講中的説法：“上個月，有2萬名移民兒童被非法帶入美國，與之前相比，數量急劇增加。這些孩子被惡毒的蛇頭和殘忍的幫派當做工具利用。穿越墨西哥的危險途中，三分之一的女性遭遇了性侵。在我們這套殘缺的系統下，婦女和兒童是最大的受害者。這就是南部邊境非法移民的悲慘現實。這就是我決心要結束的、折磨人性的惡性循環。”

隨着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此感到深切的憂慮，特朗普總統的邊境牆計劃就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他甚至説：“長城就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完成的！”

我個人認為，特朗普總統低估了廣大人民羣眾的創造力和對於幸福生活的渴望，拉美人民對於逃離那個地獄的追求，遠不是一堵邊境牆能解決的。當然，總統先生總是能有一些超常的腦洞，讓我們來看看報道：

今年3月的白宮會議中，特朗普在談及邊境移民管控問題時曾提出這樣的想法：除建造邊境牆外，還應該加挖一條水渠來加固，並在水渠中放滿蛇和鱷魚。他甚至還要求助手去估算如此操作的成本。不僅如此，特朗普還提出給邊境牆通電的想法。此外，他還提議在邊境牆頂部安裝能夠刺穿人皮肉的長釘。

他甚至提出建議稱，如果移民朝邊境安全人員投擲石塊時，安全人員可以開槍。當被告知這種行為非法後，特朗普暫時放棄了這一想法。不過，根據其助手的介紹，在後來的一次會議上，特朗普又想出了一個方法：安全人員可以朝移民的腿部開槍，以減緩他們的行進速度。這一想法很快也被否定。

“總統很沮喪，”曾擔任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的托馬斯·D·霍曼這樣形容當時的特朗普，“總統希望儘快解決這個問題”。

事實上，在我看來，想要解決拉美裔難民偷渡的問題，最徹底的解決方案是徹底改變這些地區的經濟結構，讓這些國家富起來，並且徹底解決他們國內的販毒問題，使得社會回到正軌，但是，這可能嗎？

其實，即便是美國能立即切斷拉美裔人口流入的問題，問題也已經有些晚了，因為從單純的生育率角度來説，拉美人的生意率甚至比黑人還要高，同樣要大大高於白人，所以從人口自然增長的角度來説，白人依舊不樂觀。

從2017年的嬰兒出生率統計我們可以看出，全國出生388萬嬰兒，其中有色人種199萬，白人189萬。全國白人新生兒比例為48%，美國正在加速成為一個有色人種國家。

有分析指出，美國有可能在2050年左右，完成族裔比例的徹底逆轉，成為一個以拉美裔為主體的民族結構。而這，將深刻的影響美國的政治走向和政治邏輯。

事實上，我上文所提到的種種思潮，正是在這種種族構成比例快速調整中潛移默化的發生的。

這裏我要説的是，並非我個人對於黑人或者拉美人有什麼偏見，而是歷史上以這些民族為主體的國家，至今沒有成功的案例，而從民族性的角度而言，我這種民族性中缺少剋制力、勤奮、家庭觀念，注重享樂的民族，並沒有太多的看好。

而在這一點上，作為一個擁有悠久傳統的國家，中國相對而言要做的更好。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比例的現實，形成了人口高度同質化的局面，這一方面為內部分歧，矛盾乃至動盪的低頻率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同樣的歷史和文化，有利於塑造身份認同。

秦漢以來形成的一中原為腹地的文明核心地帶，對中國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向心力以被反覆證明，即便當年中俄對峙時期，準噶爾依然致信康熙皇帝：“中華與我一道同軌”。

在軍閥割據混戰時期，獨立建國不僅不是選項，而是政治禁忌，雖然各路軍閥權利來源於槍桿子，但他們權利的合法性卻依賴於國家統一。

所以，我個人一直認為，國家與國家的競爭，不是短跑，而是馬拉松，考驗的是韌性，尤其是低潮期的韌性，這才是考驗一個國家文化優劣與否的關鍵。很多情況下，並不在於你在鼎盛的時候有多強，而在於你在低谷的時候能夠屹立不倒，並且涅槃重生。在這一點上，幾千年來，身邊的跑友換了一遍又一遍，唯獨我們還在奔跑，並且還在加速。

這裏就不多説中國方面的事了，美國的種族問題説到這裏就差不多了，控制一下字數，之後有空再寫美國的政治和同盟等方面的話題。另外提一下，我的個人公號就是張主編觀察，心血來潮會寫幾篇，多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