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中國沒有殖民地，社會主義改造是符合經濟邏輯的_風聞

江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我們不像英國這些早期的工業化國家，本來土地就比我們多，很多的殖民地可以緩解問題。自己的國家養不下來的人就到殖民地去，自己國家沒有的資源就到海外去獲取，我們當時是沒有這些條件的。所以總體來看，至少從經濟邏輯來講，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符合經濟邏輯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着是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還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抉擇。

建國之前，黨和中央領導人設想，要先進行一段15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就是實行混合經濟。政府和市場都發揮作用，公有制經濟和私營經濟都發揮作用，同時也對外開放，這比較類似於我們改革開放之後做的事。

但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後，只用了不到幾年的時間，就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我們實施了計劃經濟，實現了總體以公有制為主體，外交上，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我想從經濟發展本身的邏輯來講一下。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一個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啓動現代化建設、實現國家安全、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我們現在一講經濟增長，更多的是指GDP經濟總量的增長。實際上當時我們面臨着更緊迫的，4萬萬同胞要吃飽。同時我們還面臨着嚴峻的軍事威脅。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必須有基本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基礎。這三個目標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把資源更多的放到重工業上，就可能會影響人民的生活。在這種壓力下，我們新中國頭幾年的時間做出了第一個選擇，提前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重工業只佔20%多，當時大部分工業是輕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和食品加工。1949年我們人均工業品產量很低，當時人均石油可能只夠今天開幾公里的汽車，人均鋼產量只夠每人打一把菜刀。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時，天安門廣場前面的公共汽車都是沒有汽油燒的，燒的都是煤油，公共汽車上要馱着一個大袋子。

這些決策實際上並不是有一個頂層設計，也更不是僅僅的從模仿蘇聯或意識形態的角度，而是有一個本身的邏輯過程。這個邏輯過程的第一步是公私合營，公私合營的原因是當時民族的工商業遇到了困難。當時的民族工商業主要是紡織業和食品加工，它主要的原料是來自於農業部門。當時還沒有化纖，沒有這些工業化的原料。新中國成立後，全國的統一市場形成了，社會安定下來了，對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民族工商業很快就遇到了經營的困難。

上海1950年4月爆發了一場危機，史稱4月危機。中央派陳雲同志到上海處理這次危機。他經過分析發現，實際是因為我們沒有重工業基礎，輕工業發展起來也缺乏必要的原材料，所以就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開始的時候是通過國有經濟的力量，幫助民族工商業解決原料以及銷路問題，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個公私合營。

第二步，因為重工業基礎限制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知道，重工業主要的是解決能源、機器、原材料的問題。沒有這些，我們的輕工業發展不起來，農業也升級不了。我們當時的農業還是小農經濟，如果沒有重工業，也沒有辦法提供化肥、良種的改善，以及農業機械這些條件。加上我們軍事工業的需要，很快就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方針。蘇聯在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方面，給予了中國很大的支持，所以形成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格局。

重工業優先發展，緊接着又產生了第三個問題。重工業，我們知道它是初始的投資需求很高的。建工廠、建能源基地，都需要一筆很大的投資才能啓動重工業化的進程。那時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人均只有幾畝地，人均的佔有的糧食產量只有300多市斤。大家計算一下，如果只有300多市斤的糧食，相當於一天只有一斤，還不包括我們要吃的蔬菜水果禽蛋，僅能夠勉強餬口的水平。這種情況下重工業要優先發展，我們又必須從農村積累一些剩餘產品才能夠集中到重工業部門。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於是進行了農村的統購統銷和農業的合作化。就是消滅了農村的市場、市場機制，過去靠私人之間糧食的買賣，當時就被禁止了。由國家統一地去按照固定的價格，向農民進行收購，留夠農民的口糧，剩下的糧食都轉移到城市裏來支援工業化建設。這種機制實現了把有限的農村的剩餘，集中到城市和工業部門，啓動了工業化的進程。

有的學者認為，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還有國民黨的建設時期，也在努力地想啓動工業化。但因為沒有解決好，怎樣從農村比較公平又穩定的積累剩餘的問題，所以導致了現代化進程的中斷。我們通過政府的組織力量來解決了這個問題，從本身來看，它是破壞了農村的市場機制。確實城鄉之間存在的剪刀差，也對農民的生活有一些影響。但從整個當時發展的大環境來看，應該説這是退而求其次，是不得不採用的一種辦法。

第四個，因為我們要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重工業在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它沒有完整的市場機制的，比如能源、原材料。在它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沒有下游產業來通過市場購買的方式，消費這些重工業部門的產品。如果讓市場來配置資源，市場只會把資源配置到收益比較快、投資比較小的領域，相對來説更有競爭力。為了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重工業部門，我們就實行了計劃經濟。

照片上的就是運十，也是當年上海生產的，它是1970年立的項。當時就用計劃經濟的方式，把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各條戰線的優秀人才都集中起來，生產這種具有戰略性的產品。

第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把有限的剩餘產品都放到重工業部門去，大家吃飯怎麼辦？生活怎麼辦？當時配套的也有一個機制，你吃油條、豆腐、騎自行車、穿衣服都要靠票證。票證實際上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制度，當然對人民的生活也有影響。

上面這幾個制度，實際上互相之間是有聯繫的，他們共同的目標是在一個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更好地集中資源來實現現代化。當然這些制度如果分開來看，每一個制度好像都有問題。我想多吃幾個油條，沒有票我就買不到。農村我賣糧食，想賣貴一點，國家也不允許我賣。分開來看都有問題，但從一個系統看，作為起點低的一個發展中國家，你既要維持人民正常的生活，又要集中資源去實現現代化，又要保護國家的安全。這些制度組合應該説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式。

因為我們不像英國這些早期的工業化國家，本來土地就比我們多，很多的殖民地可以緩解問題。自己的國家養不下來的人就到殖民地去，自己國家沒有的資源就到海外去獲取，我們當時是沒有這些條件的。所以總體來看，至少從經濟邏輯來講，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符合經濟邏輯的。